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突然播出一条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如触电般地跳了起来。1991年1月4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两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杀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装着的不是贺年卡而是一枚礼卡，上书三个字：谢谢你。邮戳是1990年12月29日。
　　和三毛相识，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为三毛的才学所倾倒，也为她浪迹天涯的动人故事所迷恋。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撒哈拉故事》的文章，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章后来托三毛在中国内地的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带给了她。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来信，里面还夹了一枚她签名的个人照。三毛在信中说，她是第一次读到大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联系。未了，她还写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开始。
　　当时，三毛的书在中国内地已呈“洛阳纸贵”之势，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但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多是盗版，三毛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到。当年5月，三毛给我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我作为她在中国内地的代理人，与各出版社进行交涉。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中国几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况。结果，询问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黄毛当回事。我着急，三毛却写信劝我“不急，不急”。
　　仲夏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只听到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弟弟，我快死了。”细问是谁，回答说：“是我，三毛，是三姐呀！”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电话，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三毛那一口台湾国语，带着很重很尖的童音，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当时台湾与大陆要通电话，很不容易，弄不好会被当成“国特”。
　　我以为她病了，但是三毛告诉我，她正在闭门造车，为写《我的宝贝》已经七天七夜只喝水与吃饼干，没有碰过米饭。“好可怜的女人。”我当时心里这么想。
　　我的孩子出生后，三毛为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面旗帜。三毛还特地在台湾定做了一把金锁送给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进入1988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处于缓和状态，我极力鼓励三毛回大陆探亲。三毛开始时还心有顾虑，担心会不会被大陆拘留，因为她的爷爷是“地主”。我把三毛的这—顾虑转告给了国家有关部门，部门领导说：“欢迎她回来，一切接待与安全，均由我们负责。”我把这话传给三毛后，三毛说：“我不需要大陆接待，能让我自由地走就行。”
　　过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计划在4月份回大陆，名义是给爷爷扫墓。交代我办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陆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实在舟山老家的扫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争取叫出版社付稿费。
　　在三毛接近来大陆的日子里，单位领导说：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于是，我不用上班，到处出差，落实接待。
　　1989年4月份，三毛从香港抵达上海，然后先去看了张乐平先生，因为张老画了漫画《三毛流浪记》，让原名叫“陈平”的三毛有了自己的可爱笔名。接下来，三毛去了苏州，游历了当时大陆人还不知道的“周庄”，还蹲在油菜花的田野里哭了一顿。
　　三毛的爷爷是舟山人，从小在上海做生意，有一点钱，还在家乡小沙办了小学。后来因为成了“地主”，在50年代，作为清算对象，遗体还被挖出来暴晒数天。其实，三毛爷爷的坟墓已经找不到了，当地的亲戚在大概的位置，赶在三毛到来之前重新修建了一座空坟。
　　去小沙之前，三毛嘱咐我准备两样东西，其一是一个小盒子，准备装一点爷爷坟头的土。另外准备一个瓶子，装一瓶老家的井水，带给在台湾的爸爸妈妈。
　　好在老房子还在，祖宗祠堂也在，让这一次祭祖的活动搞得很体面。当时，我特地请浙江龙泉宝剑厂为三毛打制了一把宝剑，据说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先生的那一把是姊妹剑。
　　三毛在来大陆之前，把自己的所有病历单全部寄给了我，委托我安排在杭州为她治病。我找到了当时担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社会服务部部长的著名内科医生林抗生先生。林先生看了病历，说三毛是百病皆有。于是他组织了杭州最有名的医生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在花家山宾馆为她诊断治疗。三毛自己拉下衣领，露出脖子上周围红紅点点，说：“我患有淋巴癌，一直没有治好。”
　　三毛在大陆几次旅行，我大都陪着她走。她身体其实极差，有时一天要昏倒好几次，在拉萨的那一次，差一点走了。
　　（摘自《燕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