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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的“超政治性”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性格之一。在汉字文本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日本文学虽很少涉及政治性或政治、社会等批判因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方丈记》作为隐逸文学思想实现日本化的标志性作品，贯穿其始终的佛教的无常思想与隐逸思想一直是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其细节描写中不乏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性因素”的体现。本文拟从《方丈记》记述的“灾厄”中的细节描写出发，分析其在揭示无常观之余所隐含的作者鸭长明虽身在乡野，但心系朝廷，关注时事，不失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性因素”。
关键词： 方丈记 日本文学 政治性因素
一、引言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铃木修次先生曾这样说：“日本人一直生活在过于超政治性的土壤之中。”①文学的“超政治性”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性格之一。对此，铃木先生认为：日本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明显的“超政治性”，这一文学性格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的。即使在现代日本，把政治带入文学之中也被视为低俗。然而，作为社会发展产物的文学，完全彻底超脱现实是不可能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烙印，日本文学是在汉字文本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中，中国文学所具备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等批判因素虽然很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
“日本中世隐士文学鼻祖”鸭长明的代表作《方丈记》因其贯穿始终的无常思想与大和民族纤细感性的内心世界高度契合，而引发日本人的长久共鸣，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对《方丈记》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把关注点放在对其佛家无常观和隐逸思想等“超政治性”的研究上，很少有人提及其中的政治、社会批判内容，即作品中的“政治性因素”。但客观存在的东西即使无人意识到，无人指出，也仍然是存在的。本文拟从《方丈记》中记述的“灾厄”中的细节描写出发，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作者鸭长明虽身在乡野，但心系朝廷，关注时事，不失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性因素”。
二、《方丈记》及其作者鸭长明
鸭长明（1155-1216），平安末期的日本歌人、歌论家、随笔家，同时是琵琶演奏能手，出生于京都「下鴨神社（しもがもじんじゃ）」的神职家庭。20岁丧父，家道中落，官运不顺，青年时代经历了火灾、旋风、大地震、连年饥荒和福原迁都，深感“天变地异”的人世无常，决心舍弃官禄，开始悟道，50岁出家，移居至“大小仅方丈，高不足七尺”的草庵。
《方丈记》成书于1212年，是鸭长明隐遁在日野山中感悟人生的随笔，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一起被誉为日本古代“三大随笔”。《方丈记》的出现标志着隐逸文学思想实现了日本化，此书被列入日本初高中学生的必修书目之中，同时被日本著名作家丸谷才一、评论家三浦雅士和共立女子大学教授鹿岛茂三位学者评为“最想留给千年后的日本人的100件美物”之一，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方丈记》在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对日本的深厚影响。
全书三十七段，从结构来看，分为序章、早年人生经历、隐居生活和老来悟道四个部分。前半部分述说了世事与人世的无常，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生动写实地描述了日本平安末期悲惨的“五大灾厄”：火灾、旋风、迁都、饥荒、大地震，借社会的苦难揭示出人世无常、生存不易的道理。后半部分由社会现实转向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由自叙身世写到了隐居日野山，以静雅的笔墨记述了方丈之庵中的闲寂生活，在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烦恼后，为能否安于清贫而自我深省，高度评价了闲适的隐居生活。
三、《方丈记》的“政治性因素”分析
《方丈记》全书以下面这段文字拉开序幕，用泡沫和露水比喻生命的脆弱和无常，道出了支撑这部随笔命题的无常观。
ゆく河のながれは絶えずして、しかも、もとの水にあらず。よどみに浮かぶうたかた
は，かつ消え、かつむすびて、久しくとどまりたるためしなし。世の中にある人と栖と、またかくのごとし。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但所流已非原先之水。河面淤塞处泛浮泡沫，此消彼起、骤现骤灭，从未久滞长存。世上之人与居所，皆如是。
作者开篇用流水、水泡的无常演变突出无常观的主题，紧接着就以富有感情的写实手法记述了四十多年来自己亲身体验、目睹的大自然灾害及社会动荡的种种惨状：1177年的「安元」大火使京都的朱雀街、太极殿、民部省等都化为灰烬；1180年的「治承」旋风使京都的很多房屋只剩下断垣残壁柱；1181～1182年的「養和」大饥荒及恶疾的流行使得京都里饿殍满地、饥民成群；1180年统治者独断专行，决定迁都「福原」，造成“古京已荒芜，新都尚未成”的困扰局面；1185年的「元歴」大地震造成山崩地裂、海水倒灌、房屋倒塌的巨大灾害。
通过以上这些天变地异的描述，引出作者对“处世不安”和“人生无常”的深刻思考，进而得出 “针对大自然的赐予，无论是好还是坏，作为渺小的人类，唯有默默承受一途”这一结论，这也是充斥《方丈记》全书终始的悲悯与敬畏间杂的格调。
虽然对于这五大灾害的描述是作者从隐者的视角出发，感叹人世的无常，对绪论中提出的无常观进行论述的，但在细节的描写中能看出作者并非一味地消极，言语中仍显示出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及对统治者的批判。
1.「安元」
在描述安元大火一段时有这样一句细节描写：「七珍万宝、さながら灰燼となりにき。」（七珍万宝俱化灰烬。）这句虽描写的是大火后惨境，但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公卿贵族的奢靡生活，之后作者评述道：「人のいとなみ、みな愚かなるなかに、さしも危ふき京中の家をつくるとて、財を費し、心を悩ます事は、すぐれてあぢきなくぞ侍る。」（人之营生，皆入于愚中。京都如此危境，却耗尽资材、煞费苦心建屋盖楼，当真无谓至极。）这样的评述既有作者对因大火而付诸一炬的万千房屋资材的惋惜之情，又有对京都的公卿贵族不惜花费巨资建屋盖楼等恣意浪费行为的批判之意。 2.「福原」迁都
在描写迁都时统治者的丑态时这样写道：「官、位に思ひをかけ、主君のを頼むほどの人は、一日なりとも、とく移ろはむとはげみ、時を失ひ、世に余されて、期する所なき者は、憂へながらとまりをり。」（期望升官及仕途得意者，沐主君深恩，自然竭力争取早迁新都；而失意落魄、心无所望者，只能唉声叹气，滞留旧京。）将统治者的丑态暴露无遗，对统治者独断专行，突然强行迁都的恶政暴举进行了批判。之后作者又感叹道：「伝へ聞く、いにしへのかしこき御世には、憐みを以て国を治めたまふ。」（传闻上古圣人在位，以仁爱治国，天下大治。）并引中国古代尧帝「殿に茅ふきて、その軒をだに整へず」（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及日本古代仁德天皇「煙のともしきを見たまふ時は、限りある貢物をさへ許されき」（见民炊烟转疏，即命减免课税）以仁爱治国的历史，把迁都所象征的胡作非为的“现代”与过去的圣天子时代进行对比，「今の世のありさま、昔になぞらへて知りぬべし」（今昔对比，优劣立分）。作者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如实地描写了家园被毁、田地荒芜的惨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贵族、武士阶级无视大众苦难的罪恶行为。言语间足可见作者对统治者强行迁都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恶政的鞭笞与批判，展现了作者作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养和饥饉
《养和饥馑》如实地再现了发生在养和年间（1181—1182）的大灾荒所造成的凄惨境况：「たまたま易ふるものは、金をかろくし、粟を重くす。乞食道の邊におほく、うれへ悲しむ聲耳にみてり。」（偶尔有以粮易财宝的，但财宝价值低廉，粮食出奇的昂贵。路上尽是乞食者，忧悲之声充盈于耳。）朴实无华的描写，真实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自然灾害的惨状，更揭示了朝廷不闻不问、毫不关心人民疾苦的丑恶嘴脸。它既表现了作者对于可怜穷苦百姓的怜悯，又宣泄了作者心中对朝廷的不满。
四、原因分析
人是社会的个体，必须生活在现世社会之中，因而逃脱不了时代所留下的烙印。日本的中世（1192-1603）是一个战乱频仍和天灾迭起的时代，贵族阶级逐渐淡出特权阶层，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鸭长明经历了日本皇室与外戚政权争权夺利，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相互征伐的混战时期，求安定于宗教，心向空门，对混乱至极的政治社会感到失望，这样的时代背景对人们身体、生活及精神上的伤害在《方丈记》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样的文学作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审视，都不能忽略其包含的“政治性因素”。
五、结语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人是社会的个体，因为必须生活在现世社会之中，所以逃脱不了时代所留下的烙印，社会的大环境不可能不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天生的敏感，使他们比常人更能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变化。
注释：
①铃木修次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出版，P16.
参考文献：
[1]臼井己见.方丈记·徒然草·一言芳谈集[M].东京：筑波书房，1973.
[2]鸭长明，等.王新禧，译.徒然草·方丈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3]宿久高.日本中世文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4]谢立群.徒然草与中国隐逸思想[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故公司，2007.
[5]赵海涛.浅论鸭长明的隐者境界[J].河北：大众文艺，2009（22）.
[6]宿久高.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 摭议[J].吉林：日本学论坛，2001（3）.
[7]谢立群.从《徒然草》看兼好的隐遁观[J].北京：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6）.
关键词： 方丈记 日本文学 政治性因素
一、引言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铃木修次先生曾这样说：“日本人一直生活在过于超政治性的土壤之中。”①文学的“超政治性”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性格之一。对此，铃木先生认为：日本文学的传统之一就是明显的“超政治性”，这一文学性格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的。即使在现代日本，把政治带入文学之中也被视为低俗。然而，作为社会发展产物的文学，完全彻底超脱现实是不可能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烙印，日本文学是在汉字文本和中国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中，中国文学所具备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等批判因素虽然很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
“日本中世隐士文学鼻祖”鸭长明的代表作《方丈记》因其贯穿始终的无常思想与大和民族纤细感性的内心世界高度契合，而引发日本人的长久共鸣，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对《方丈记》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把关注点放在对其佛家无常观和隐逸思想等“超政治性”的研究上，很少有人提及其中的政治、社会批判内容，即作品中的“政治性因素”。但客观存在的东西即使无人意识到，无人指出，也仍然是存在的。本文拟从《方丈记》中记述的“灾厄”中的细节描写出发，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作者鸭长明虽身在乡野，但心系朝廷，关注时事，不失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政治性因素”。
二、《方丈记》及其作者鸭长明
鸭长明（1155-1216），平安末期的日本歌人、歌论家、随笔家，同时是琵琶演奏能手，出生于京都「下鴨神社（しもがもじんじゃ）」的神职家庭。20岁丧父，家道中落，官运不顺，青年时代经历了火灾、旋风、大地震、连年饥荒和福原迁都，深感“天变地异”的人世无常，决心舍弃官禄，开始悟道，50岁出家，移居至“大小仅方丈，高不足七尺”的草庵。
《方丈记》成书于1212年，是鸭长明隐遁在日野山中感悟人生的随笔，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一起被誉为日本古代“三大随笔”。《方丈记》的出现标志着隐逸文学思想实现了日本化，此书被列入日本初高中学生的必修书目之中，同时被日本著名作家丸谷才一、评论家三浦雅士和共立女子大学教授鹿岛茂三位学者评为“最想留给千年后的日本人的100件美物”之一，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方丈记》在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对日本的深厚影响。
全书三十七段，从结构来看，分为序章、早年人生经历、隐居生活和老来悟道四个部分。前半部分述说了世事与人世的无常，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生动写实地描述了日本平安末期悲惨的“五大灾厄”：火灾、旋风、迁都、饥荒、大地震，借社会的苦难揭示出人世无常、生存不易的道理。后半部分由社会现实转向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由自叙身世写到了隐居日野山，以静雅的笔墨记述了方丈之庵中的闲寂生活，在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烦恼后，为能否安于清贫而自我深省，高度评价了闲适的隐居生活。
三、《方丈记》的“政治性因素”分析
《方丈记》全书以下面这段文字拉开序幕，用泡沫和露水比喻生命的脆弱和无常，道出了支撑这部随笔命题的无常观。
ゆく河のながれは絶えずして、しかも、もとの水にあらず。よどみに浮かぶうたかた
は，かつ消え、かつむすびて、久しくとどまりたるためしなし。世の中にある人と栖と、またかくのごとし。
浩浩河水，奔流不绝，但所流已非原先之水。河面淤塞处泛浮泡沫，此消彼起、骤现骤灭，从未久滞长存。世上之人与居所，皆如是。
作者开篇用流水、水泡的无常演变突出无常观的主题，紧接着就以富有感情的写实手法记述了四十多年来自己亲身体验、目睹的大自然灾害及社会动荡的种种惨状：1177年的「安元」大火使京都的朱雀街、太极殿、民部省等都化为灰烬；1180年的「治承」旋风使京都的很多房屋只剩下断垣残壁柱；1181～1182年的「養和」大饥荒及恶疾的流行使得京都里饿殍满地、饥民成群；1180年统治者独断专行，决定迁都「福原」，造成“古京已荒芜，新都尚未成”的困扰局面；1185年的「元歴」大地震造成山崩地裂、海水倒灌、房屋倒塌的巨大灾害。
通过以上这些天变地异的描述，引出作者对“处世不安”和“人生无常”的深刻思考，进而得出 “针对大自然的赐予，无论是好还是坏，作为渺小的人类，唯有默默承受一途”这一结论，这也是充斥《方丈记》全书终始的悲悯与敬畏间杂的格调。
虽然对于这五大灾害的描述是作者从隐者的视角出发，感叹人世的无常，对绪论中提出的无常观进行论述的，但在细节的描写中能看出作者并非一味地消极，言语中仍显示出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及对统治者的批判。
1.「安元」
在描述安元大火一段时有这样一句细节描写：「七珍万宝、さながら灰燼となりにき。」（七珍万宝俱化灰烬。）这句虽描写的是大火后惨境，但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公卿贵族的奢靡生活，之后作者评述道：「人のいとなみ、みな愚かなるなかに、さしも危ふき京中の家をつくるとて、財を費し、心を悩ます事は、すぐれてあぢきなくぞ侍る。」（人之营生，皆入于愚中。京都如此危境，却耗尽资材、煞费苦心建屋盖楼，当真无谓至极。）这样的评述既有作者对因大火而付诸一炬的万千房屋资材的惋惜之情，又有对京都的公卿贵族不惜花费巨资建屋盖楼等恣意浪费行为的批判之意。 2.「福原」迁都
在描写迁都时统治者的丑态时这样写道：「官、位に思ひをかけ、主君のを頼むほどの人は、一日なりとも、とく移ろはむとはげみ、時を失ひ、世に余されて、期する所なき者は、憂へながらとまりをり。」（期望升官及仕途得意者，沐主君深恩，自然竭力争取早迁新都；而失意落魄、心无所望者，只能唉声叹气，滞留旧京。）将统治者的丑态暴露无遗，对统治者独断专行，突然强行迁都的恶政暴举进行了批判。之后作者又感叹道：「伝へ聞く、いにしへのかしこき御世には、憐みを以て国を治めたまふ。」（传闻上古圣人在位，以仁爱治国，天下大治。）并引中国古代尧帝「殿に茅ふきて、その軒をだに整へず」（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及日本古代仁德天皇「煙のともしきを見たまふ時は、限りある貢物をさへ許されき」（见民炊烟转疏，即命减免课税）以仁爱治国的历史，把迁都所象征的胡作非为的“现代”与过去的圣天子时代进行对比，「今の世のありさま、昔になぞらへて知りぬべし」（今昔对比，优劣立分）。作者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如实地描写了家园被毁、田地荒芜的惨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贵族、武士阶级无视大众苦难的罪恶行为。言语间足可见作者对统治者强行迁都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恶政的鞭笞与批判，展现了作者作为社会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养和饥饉
《养和饥馑》如实地再现了发生在养和年间（1181—1182）的大灾荒所造成的凄惨境况：「たまたま易ふるものは、金をかろくし、粟を重くす。乞食道の邊におほく、うれへ悲しむ聲耳にみてり。」（偶尔有以粮易财宝的，但财宝价值低廉，粮食出奇的昂贵。路上尽是乞食者，忧悲之声充盈于耳。）朴实无华的描写，真实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自然灾害的惨状，更揭示了朝廷不闻不问、毫不关心人民疾苦的丑恶嘴脸。它既表现了作者对于可怜穷苦百姓的怜悯，又宣泄了作者心中对朝廷的不满。
四、原因分析
人是社会的个体，必须生活在现世社会之中，因而逃脱不了时代所留下的烙印。日本的中世（1192-1603）是一个战乱频仍和天灾迭起的时代，贵族阶级逐渐淡出特权阶层，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鸭长明经历了日本皇室与外戚政权争权夺利，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相互征伐的混战时期，求安定于宗教，心向空门，对混乱至极的政治社会感到失望，这样的时代背景对人们身体、生活及精神上的伤害在《方丈记》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样的文学作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审视，都不能忽略其包含的“政治性因素”。
五、结语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人是社会的个体，因为必须生活在现世社会之中，所以逃脱不了时代所留下的烙印，社会的大环境不可能不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天生的敏感，使他们比常人更能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变化。
注释：
①铃木修次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出版，P16.
参考文献：
[1]臼井己见.方丈记·徒然草·一言芳谈集[M].东京：筑波书房，1973.
[2]鸭长明，等.王新禧，译.徒然草·方丈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3]宿久高.日本中世文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4]谢立群.徒然草与中国隐逸思想[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故公司，2007.
[5]赵海涛.浅论鸭长明的隐者境界[J].河北：大众文艺，2009（22）.
[6]宿久高.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 摭议[J].吉林：日本学论坛，2001（3）.
[7]谢立群.从《徒然草》看兼好的隐遁观[J].北京：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