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老孟头
老孟头是一位老师。是我所在的矿区子弟学校的老师。是从工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
老孟头那时候其实还挺年轻，顶多只能算是个中年人，为什么我们叫他“老孟头”？谁也说不上来，最先叫出这个称呼的也不知是何人。但大家暗地里都这么称呼他。
那时候，煤矿还是文化的沙漠，识文断字的人很少。只要有一把力气，都可以下井挖煤，没有谁在意你有没有文化。
老孟头在老家上过五年学，后因家里日子过得窘迫，学没上成，却迎来了煤矿在村子里招工的好机遇。吃不饱穿不暖的老孟头毅然决然的报了名。坐着一辆敞篷大卡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颠簸，来到了矿山，开始下井挖煤，吃上了国家饭。虽然苦些、脏些，但一个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吃饭和穿衣没有任何问题。
煤矿那一年招了好多工人，有男有女。她们不愿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愿意出外闯一闯，就报名当上了煤矿工人。这些当上煤矿工人的女人，大多是性情刚烈、脾气倔强、不服管教的女人，也就是农村那种“野女人”。她们来到矿山，成了矿区一道风景，靓丽倒谈不上。因为她们都穿着清一色的工作服，戴着黑色的矿帽，被漠风一吹，煤尘纷纷扬扬地落在了身上，不说话，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
矿区本是一块荒僻之地，突然间人声鼎沸，热闹起来。矿上招来的这些工人，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的口音，由互不相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单位的人，慢慢地就亲热起来。他们中间有胆子大一点儿的男女，悄悄地搞起了对象。慢慢地，一些长得还算可以、脑瓜子灵活的男人，学着样子，开始饿虎扑食般地去追求这些女人了，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慢慢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家庭。这样，就有了操两种口音、吃两种口味饭、行两种风俗的一家子。
当然，两口子过日子，总会有碟儿大碗儿小的事情，两种口音互相对骂，一方骂得翻江倒海，另一方却不知道骂的是什么，反正是骂架，听懂与听不懂没有关系，关键是泄愤，你来我去，不分上下，闹得鸡飞狗跳墙，街坊邻居就互相劝架，今天你到我家劝架，明天我到你家劝架。远亲不如近邻，一来二去，邻居也熟络了，谁家有事，隔门喊一声就行。
当然，有的还会动手，男的把婆娘打得鼻青脸肿，婆娘把男人抠得花里胡哨。第二天，问女的，脸咋了？碰墙上了;问男的，脸上怎么有花印子了？唉，倒霉得很，喝醉酒让树枝划了。大家明明知道什么原因，还要明知故问。回答者明知是撒不过去的谎，还是照撒不误。
两口子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和，第二天照样手挽着手上班，不出几天工夫，新婚的媳妇肚子就挺起来了。
“你的枪真好，一打一个准儿。”
“你的地真肥，种子一种下就发芽了。”互相调侃，却不生气。
矿区开发建设不到一年，面貌是变化了一些，但变化大的是人，每天夜里，总有婴儿呱呱地哭闹，新栽的树身上，总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符贴在上面。矿区人口一下子多了，主要是孩子多了，给这片风沙之地带来了热闹，带来了希望。
也就三五年工夫，孩子们长大了，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这时矿区的领导才意识到需要建一所学校了。选址、设计、建造，不出半年，一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学校有了，还得有老师。老师哪里去找，有人提议从工人中间找。这样，老孟头因为上过五年学，被第一批选拔为学校的教师，脱离了苦海，再也不用下井，再也不用每班下来，烧一盆子热水擦洗浑身都是黑煤的身体。
老孟头当上了老师，似乎高人一等了，专门请裁缝做了一套笔挺的中山装，每天把头发用水淋湿，梳得苍蝇都趴不住。在工人面前挺着个腰板，晃来晃去。至于教课的事情，大家都是抹黑转，谁也不会，不会慢慢学，边学边教，边教边学。
拼音老孟头知道一些，算术老张知道一些，绘画老王会捣鼓两下，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多人都会，体育就是玩儿，这个大家都会，这样互学互补，一来二去，大家什么都知道一些了，教孩子还是能够应付的。
老孟头先是教语文。教了一段时间，学校又安排他教数学。学校是有目的的，为了让大家全面发展，必须什么课都得代一段时间，要把有限的几个老师的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没几年，老孟头把学校所开设的课程都讲遍了，成了学校的骨干，每年都胸前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奖品就是一张奖状，老孟头高兴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把奖状小心翼翼地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张又一张。老孟头成了矿区的名人，家长心目中的好老师。
起初，学校的学生少，三四个老师，什么都教。慢慢地，矿上建设初具规模，陆陆续续又从外地招了不少工人。工人多了，结婚生孩子的也多了。有人结婚，就有人生孩子，一来二去，学校里的孩子就多了，仅靠那几个老师显然应付不过来，于是，学校的校长给矿上打报告，又从工人里招老师。于是乎，能认识自己名字的，知道一百以内数字的下井工人纷纷报名。本来打算招四个老师，结果报名的超过三十个，怎么办？领导自有办法，谁和领导沾亲带故，谁逢年过节往领导家里跑的勤，谁就可以当老师。平时不烧香的，识的字再多，也是白搭。
学校老师多了，学生多了，矿上决定增加管理人员，这样，老孟头众望所归地被提拔为副校长。老孟头心里那个乐啊，一个土里刨吃的农民，能吃上国家饭就是积了大德的，又被选拔当老师，更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下，还当了官儿，用他自己的话说，祖坟冒青烟呢。老孟头当天就在街道的饭馆里摆了几桌，邀请大家美美地撮了一顿。
随着工人越来越多，矿区唯一的一条街道上，有人开了饭馆、商店、歌厅，杂七杂八，摆在一条街上，一家挨着一家。饭馆里常常有人喝的酩酊大醉，有倒在饭馆门口的，有沉睡在门口的长椅子上的，也有被几个人搀扶着往家里送的，当然，也有还算清醒的，搖摇晃晃地往家里晃，甚至对着一棵小树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好像是遇到了知己。有的甚至站在马路中间，掏出家什就撒尿，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这么几家子饭馆，每天热闹非凡，更多的是今天张家结婚，明天是李家的孩子满月，热闹得很。 当了副校长的老孟头，喜欢上了喝茶，喜欢端个茶杯，吸溜吸溜的，好像他的嗓子眼儿里有一团火，需要用水去浇灭。他先是拿着一个罐头瓶子当茶杯，矮矮的，胖胖的那种玻璃瓶，瓶子里沉淀着一大半的茶叶。上课时，把茶杯放在讲台上，讲一会儿课就抿一口，讲一会儿就抿一口，老孟头喝茶每一口都喝的很少，所以一杯茶可以喝半天儿。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也把自己的茶杯摆在面前，显眼得很。讲话的时候，也是边讲边喝，杯不离手。后来，老孟头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茶杯换成一个苗条的、细长的玻璃杯，老孟头喝茶似乎更加神奇了，领导的架势摆得很正。
有一年，学校又招了一批老师，其中有一个年岁比老孟头稍小一点儿的女老师，打扮得很时髦，把头发梢烫了个卷儿，在脖子后面，像翻卷的波浪。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如风摆杨柳。穿着一双高跟鞋，在水泥地板上敲出很有节奏的响声，老远就听得到。老孟头觉得自己是教学能手，是副校长，有事没事到人家办公室兼宿舍去唠嗑，美其名曰培养年轻人更快成长。这事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得很。只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有那回事似的。但后来这事闹大了，捅到了矿上。事情是这样的，起先，他们之间偶尔有点儿火星子，但没有燃起来，大家都相安无事。但那一次，火星子蹿了起来，燃成了大火，烧得整个学校都沸腾了。
那天晚上，老孟头喝大了，晕晕乎乎地回家，那双腿却不听自己的使唤，竟然走到了那个女老师的家门口，使劲的敲门，结果人家老公推开门，把他给狠狠地揍了一顿。其实他们之间的事情，这个老公多少听到了一些，碍于没有把柄，心里窝火却没有办法，现在你送上门来了，人家能饶得过你吗？不揍你才怪呢！而且揍得很严重。第二天，这事一下子传遍了校园，进而将火烧到了矿上，矿上不处理也说不过去，没几天就免去了他的副校长职务。
被免职的老孟头心情很差。一场大病不起，几乎再也不上班，回家养病去了。过了一年，老孟头申请提前退休。大家打开他的办公室，发现那个苗条的茶杯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茶杯里堆积的半杯子茶叶已经发霉，有一股恶臭的味道。
事情过去几年了，老孟头的故事还偶尔被人们提起，但大家显然没有了以前那样的好奇了，觉得不过是一件风流韵事，没有什么值得好奇的。
我那个老实巴交的书记
人和人相知、相交，有时候并不是刻意的，偶尔的一次碰见，有时候就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他的名字，脑海里都会闪现出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虽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大事，但也让你记忆犹新。
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位上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像一杯茶水，清淡却沁人心脾，和这样的人交谈、共事，可以不设防，推心置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需顾忌太多，不需要察言观色，不需要预先设置好对话的主题。我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至今我还记得我们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他就是我们学校的书记。
我们学校的书记是个老实巴交的单身男人。
矿区所说的单身，并不是指没有结婚，而是指没有把老婆带到矿区生活而两地分居的男人。
那天，我背着行李去报到，踏进学校大门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书记。他瘦高个儿，消瘦清癯的脸，看上去有些沧桑，一身浅灰色极为宽大的中山装，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摆来摆去，很是滑稽。他头发有些花白，理着板寸，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当时，他正在校门口的一个牌板前阅读报纸。看见我后就上前搭话：“你找谁？”
“我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大学生？”
他似乎有些狐疑，但很快帮我取下行李，连说了两个“欢迎”，就把我往校长办公室领。这个学校很大，一共有三栋楼，两栋比较高，都是六层，分布在马路的两边，中间稍偏一点儿的一栋较小，只有三层。这三栋楼的布局呈“∩”形，从马路望过去，是一个四百米跑道的操场，操场的四周长满了高大的国槐，郁郁苍苍的。校长办公室就在那栋小一点儿的办公楼上，其它两栋就是教学楼了。
他帮我提着行李，边走边聊。他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他是这个学校的书记，并简单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这个学校一共有六十几位老师，只有校長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其他老师都是从煤矿工人中选拔出来的，你一来，学校就有两个大学生了，这个学校就有前途了。他说这话时我心里一惊，暗暗地想：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不会高，煤矿工人怎么能教好孩子呢？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你要好好干，前途无量。”
我心里想，一个教书匠、孩子王，能有什么前途，到最后还不是和你一样吗？当初填报志愿时，父亲坚决让我报考师范院校，说老师工作稳定，受人尊敬，从那时起，我就对自己的前途设定好了，就像上高中时我的那些老师一样，一辈子兢兢业业做个孩子王罢了。
把我领进校长办公室后，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就悄悄地退了出去。这个校长真的很年轻，个子稍高，身体略胖，白白的圆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校长热情地和我谈了半个小时，给我详细介绍了矿上和学校的基本情况后，叫来办事员，把我领到分配的办公室。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很巧，我的办公室和书记的办公室是对门。他笑眯眯地说，咱们是邻居了。说着进来就帮我打扫办公室。别看他年岁不小了，干活却很麻利，一会儿帮我擦窗子，一会儿帮我铺床、扫地、擦拭桌子，不大一会儿，就帮我收拾的妥妥当当的，一看就是平时干过活儿的人。
他告诉我，他这个支部书记没有任何权力，学校里的事情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他很少管事，也不介意，再有三四年就退休了，一退休就回老家务农去，家里还有几亩地，安享晚年，没有必要和年轻人计较。从他的话语里，我能分析出，他多多少少对校长有点儿意见和抱怨。但我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对官场上的事情一点儿不懂，所以很少插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晚饭是在他那里吃的。记得他做的是拉条子，一盘韭菜炒鸡蛋。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他饭做得好，反正我吃了满满一盘子，感觉没有饱，还想再吃一点儿。但他只做了两盘子面，一大盘子我吃，他只吃了稍小的一盘子，再想吃已经没有面了。他也没有问我饱了没有。就给我盛了半盘子面汤。 晚饭后，他叫我去看电视。学校的电视室就在我们办公室的隔壁，比我们的办公室稍大一点儿。一张课桌上摆着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地上放着几把小凳子和两张长条椅，长条椅的腿还用铁丝捆着，椅面子上还缺了几根木条，可见是足够的简陋了。电视室是给单身职工准备的，有家的职工下班后都各自回家了，这个电视室就是单身职工下班后休闲的去处。学校处于矿区的西北角，位于家属区，从学校到矿大院，也就三四百米。家属区沿着井字形的马路两边分布，都是六七十年代盖的五层小楼，外墙也没有粉刷。双职工和带家的职工回家后，偌大的校园就剩下我们几个单身职工了。
我们进电视室不大一会儿，单身职工陆陆续续都进来了，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纪和书记差不多。每进来一个人，书记都会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就站起来和他们握手。一个晚上，我就把学校的单身老师都认识了。
美国有一句谚语：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就从那一天起，我和书记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那年招工招到矿上下井，干了两年不愿意干了，回老家种地去了，姑娘考上大学，在西安成了家。儿子在老家开了一家砖厂，和媳妇忙里忙外，无暇顾及孩子，老婆在家看孙子。他每年寒暑假才能回趟家。
我以前没有做过饭，参加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做饭。老杜书记是我做饭的第一个老师，他带我选好了锅碗瓢盆等日常炊具，手把手教我和面、拉条子、炒菜。在居家过日子方面，我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会。一次，我用冷水下面，被老杜看见了，美美地奚落了我一顿，说我对做饭是白痴，必须等水开了才能下面。就这样，他像慈爱的父亲一样，教我学会生活。
有一次学校进行公开课比赛，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感觉自己讲的很不错，在评课过程中，却有好多老师指出了我的不少缺点，我心里极不舒服，也很不服气，心想，你们这些大老粗懂个什么？最后轮到他点评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说我的好话，结果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在课堂上的不足，而且还不少，这就令我非常恼火，认为别人不给面子可以，连你老杜也不给我面子，实在不像话。会后，我气呼呼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和他理论，进门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牢骚，他始终笑嘻嘻的，没有一点儿计较我的恼火。等我发火完了，杵在那里生闷气不说话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火发完了吗？发完了就吃饭，气大伤身，何必呢？”之后，我坐在他的床边上继续生气，他漫不经心地做饭，饭做好后，给我盛了一盘子说：“小伙子，对我有意见可以，千万不能对饭有意见。”我听到他这话，噗哧地笑了。他看我笑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把筷子递给我，又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饭肯定比你女朋友做的好吃。”这时候我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三下五除二把一盘子拉条子吃得一干二净。过了两天，他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还年轻，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批评的对不对，你都要学会接受，对的你吸收，不对的你就当耳边风。在社会上混，必须把自己的棱角磨平，学会圆滑，学会处事，有什么事情先不要急着发火，要善于冷静处理问题，学校很复杂，能够进学校当老师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背景，你稍不注意，就会得罪人，对你将来不好。”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逊志斋集》有言：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如仇人。老杜的這些话，对我真的很有用，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每当遇到不顺，我都会想起他说给我的这些话。真是“朋友的一拳，胜过敌人的一吻”。
有一年，他的老婆从老家过来，给他带来了不少特产，老杜把我叫到跟前说，见面一人一半儿，就把老婆带的东西毫不吝啬地给我分了一半儿。更有意思的是一袋子苹果，他为了分均匀，竟然用秤称了斤数，然后平分给我，让我觉得既不好意思又可笑，哪有这样给别人送东西的人？老杜看出了我的小心思，笑眯眯地说：“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我想：这哪是交易，明明是白吃白拿。
第二天一早，碰见他，我就开玩笑：“昨晚下井了吗？”
“哪像你们年轻人？我们老了，没有那想法了。”
“不要骗人了，看你没精打采的，昨晚肯定干了好几次。”
即便开这样的玩笑，老杜也不生我的气。
我到矿区谈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杜书记给我介绍的，是他老乡的姑娘。他的这个老乡是和他一块儿坐着敞篷汽车，冒着严寒，从老家来到矿区下井的，而且住同一个宿舍，后来，他调到学校，提了干，而老乡继续下井。那一年在井下受了重伤，矿上照顾，将他的老婆孩子安排了“农转非”，全家从老家搬迁到矿上。这个姑娘在矿瓦斯泵站上班，人其实很不错的。
第一次老杜带我去他们家，主人特别热情，给我们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餐饭，后来，我和那个姑娘交往了一段时间，老杜几乎天天问，见那姑娘了吗？去她们家了吗？让我抓紧，我不知道这个“抓紧”是怎样个抓法。老杜也经常给他老乡两口子说我的好话，说我能力多么多么的强，人多么多么的好。其实，谈到最后，我总觉得她不适合我，具体哪里不适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在一起无话可说，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老杜为这件事，还批评我“眼界不要太高，找对象，关键是过日子，不要只图长相。其实，这个姑娘长相也不是太差的。
老杜对我的帮助确实不少。一次学校评先进，老杜极力为我争取。老杜的理由很充分，说我有知识，工作能力强，而且工作积极主动，所带班级在集团公司所有学校统考中，成绩排名第二，是建校以来最好的……但有人反对，说应该把机会让给年长的，年轻人后面机会多得很，似乎也有道理，最后，在老杜的极力争取下，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评上了先进。在“暖”先进那天，老杜却因为身体不舒服，未能参加我的饭局，我觉得很是过意不去，给他送了一箱牛奶，但每天，他都拿出两袋，我俩一人一袋，就是这么一个老实的人，被我遇到了，我从内心非常感激这个老实的书记。
后来，老杜退休了，我也离开了学校。他退休回家后，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每年来矿上检查身体，都会来我家一趟，每次都给我带些老家的特产。老杜知道我喜欢吃苹果，每次都少不了我的一袋子苹果。前几天，他儿子打来电话，说老杜最近身体特别的不好，我寻思着找机会去看他一趟，作为朋友这是应该的。
惠永臣：甘肃镇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第三届“诗歌八骏”成员，鲁迅文学院甘肃班学员，煤矿工人。出版诗集《时光里的阴影》《春风引》，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国作家》《飞天》《解放军文艺》《青年作家》《草堂》等报刊。曾获甘肃省第五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
老孟头是一位老师。是我所在的矿区子弟学校的老师。是从工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
老孟头那时候其实还挺年轻，顶多只能算是个中年人，为什么我们叫他“老孟头”？谁也说不上来，最先叫出这个称呼的也不知是何人。但大家暗地里都这么称呼他。
那时候，煤矿还是文化的沙漠，识文断字的人很少。只要有一把力气，都可以下井挖煤，没有谁在意你有没有文化。
老孟头在老家上过五年学，后因家里日子过得窘迫，学没上成，却迎来了煤矿在村子里招工的好机遇。吃不饱穿不暖的老孟头毅然决然的报了名。坐着一辆敞篷大卡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颠簸，来到了矿山，开始下井挖煤，吃上了国家饭。虽然苦些、脏些，但一个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吃饭和穿衣没有任何问题。
煤矿那一年招了好多工人，有男有女。她们不愿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愿意出外闯一闯，就报名当上了煤矿工人。这些当上煤矿工人的女人，大多是性情刚烈、脾气倔强、不服管教的女人，也就是农村那种“野女人”。她们来到矿山，成了矿区一道风景，靓丽倒谈不上。因为她们都穿着清一色的工作服，戴着黑色的矿帽，被漠风一吹，煤尘纷纷扬扬地落在了身上，不说话，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
矿区本是一块荒僻之地，突然间人声鼎沸，热闹起来。矿上招来的这些工人，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的口音，由互不相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单位的人，慢慢地就亲热起来。他们中间有胆子大一点儿的男女，悄悄地搞起了对象。慢慢地，一些长得还算可以、脑瓜子灵活的男人，学着样子，开始饿虎扑食般地去追求这些女人了，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慢慢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家庭。这样，就有了操两种口音、吃两种口味饭、行两种风俗的一家子。
当然，两口子过日子，总会有碟儿大碗儿小的事情，两种口音互相对骂，一方骂得翻江倒海，另一方却不知道骂的是什么，反正是骂架，听懂与听不懂没有关系，关键是泄愤，你来我去，不分上下，闹得鸡飞狗跳墙，街坊邻居就互相劝架，今天你到我家劝架，明天我到你家劝架。远亲不如近邻，一来二去，邻居也熟络了，谁家有事，隔门喊一声就行。
当然，有的还会动手，男的把婆娘打得鼻青脸肿，婆娘把男人抠得花里胡哨。第二天，问女的，脸咋了？碰墙上了;问男的，脸上怎么有花印子了？唉，倒霉得很，喝醉酒让树枝划了。大家明明知道什么原因，还要明知故问。回答者明知是撒不过去的谎，还是照撒不误。
两口子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和，第二天照样手挽着手上班，不出几天工夫，新婚的媳妇肚子就挺起来了。
“你的枪真好，一打一个准儿。”
“你的地真肥，种子一种下就发芽了。”互相调侃，却不生气。
矿区开发建设不到一年，面貌是变化了一些，但变化大的是人，每天夜里，总有婴儿呱呱地哭闹，新栽的树身上，总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符贴在上面。矿区人口一下子多了，主要是孩子多了，给这片风沙之地带来了热闹，带来了希望。
也就三五年工夫，孩子们长大了，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这时矿区的领导才意识到需要建一所学校了。选址、设计、建造，不出半年，一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学校有了，还得有老师。老师哪里去找，有人提议从工人中间找。这样，老孟头因为上过五年学，被第一批选拔为学校的教师，脱离了苦海，再也不用下井，再也不用每班下来，烧一盆子热水擦洗浑身都是黑煤的身体。
老孟头当上了老师，似乎高人一等了，专门请裁缝做了一套笔挺的中山装，每天把头发用水淋湿，梳得苍蝇都趴不住。在工人面前挺着个腰板，晃来晃去。至于教课的事情，大家都是抹黑转，谁也不会，不会慢慢学，边学边教，边教边学。
拼音老孟头知道一些，算术老张知道一些，绘画老王会捣鼓两下，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多人都会，体育就是玩儿，这个大家都会，这样互学互补，一来二去，大家什么都知道一些了，教孩子还是能够应付的。
老孟头先是教语文。教了一段时间，学校又安排他教数学。学校是有目的的，为了让大家全面发展，必须什么课都得代一段时间，要把有限的几个老师的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没几年，老孟头把学校所开设的课程都讲遍了，成了学校的骨干，每年都胸前戴着大红花上台领奖。奖品就是一张奖状，老孟头高兴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把奖状小心翼翼地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一张又一张。老孟头成了矿区的名人，家长心目中的好老师。
起初，学校的学生少，三四个老师，什么都教。慢慢地，矿上建设初具规模，陆陆续续又从外地招了不少工人。工人多了，结婚生孩子的也多了。有人结婚，就有人生孩子，一来二去，学校里的孩子就多了，仅靠那几个老师显然应付不过来，于是，学校的校长给矿上打报告，又从工人里招老师。于是乎，能认识自己名字的，知道一百以内数字的下井工人纷纷报名。本来打算招四个老师，结果报名的超过三十个，怎么办？领导自有办法，谁和领导沾亲带故，谁逢年过节往领导家里跑的勤，谁就可以当老师。平时不烧香的，识的字再多，也是白搭。
学校老师多了，学生多了，矿上决定增加管理人员，这样，老孟头众望所归地被提拔为副校长。老孟头心里那个乐啊，一个土里刨吃的农民，能吃上国家饭就是积了大德的，又被选拔当老师，更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下，还当了官儿，用他自己的话说，祖坟冒青烟呢。老孟头当天就在街道的饭馆里摆了几桌，邀请大家美美地撮了一顿。
随着工人越来越多，矿区唯一的一条街道上，有人开了饭馆、商店、歌厅，杂七杂八，摆在一条街上，一家挨着一家。饭馆里常常有人喝的酩酊大醉，有倒在饭馆门口的，有沉睡在门口的长椅子上的，也有被几个人搀扶着往家里送的，当然，也有还算清醒的，搖摇晃晃地往家里晃，甚至对着一棵小树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好像是遇到了知己。有的甚至站在马路中间，掏出家什就撒尿，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这么几家子饭馆，每天热闹非凡，更多的是今天张家结婚，明天是李家的孩子满月，热闹得很。 当了副校长的老孟头，喜欢上了喝茶，喜欢端个茶杯，吸溜吸溜的，好像他的嗓子眼儿里有一团火，需要用水去浇灭。他先是拿着一个罐头瓶子当茶杯，矮矮的，胖胖的那种玻璃瓶，瓶子里沉淀着一大半的茶叶。上课时，把茶杯放在讲台上，讲一会儿课就抿一口，讲一会儿就抿一口，老孟头喝茶每一口都喝的很少，所以一杯茶可以喝半天儿。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也把自己的茶杯摆在面前，显眼得很。讲话的时候，也是边讲边喝，杯不离手。后来，老孟头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茶杯换成一个苗条的、细长的玻璃杯，老孟头喝茶似乎更加神奇了，领导的架势摆得很正。
有一年，学校又招了一批老师，其中有一个年岁比老孟头稍小一点儿的女老师，打扮得很时髦，把头发梢烫了个卷儿，在脖子后面，像翻卷的波浪。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如风摆杨柳。穿着一双高跟鞋，在水泥地板上敲出很有节奏的响声，老远就听得到。老孟头觉得自己是教学能手，是副校长，有事没事到人家办公室兼宿舍去唠嗑，美其名曰培养年轻人更快成长。这事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得很。只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有那回事似的。但后来这事闹大了，捅到了矿上。事情是这样的，起先，他们之间偶尔有点儿火星子，但没有燃起来，大家都相安无事。但那一次，火星子蹿了起来，燃成了大火，烧得整个学校都沸腾了。
那天晚上，老孟头喝大了，晕晕乎乎地回家，那双腿却不听自己的使唤，竟然走到了那个女老师的家门口，使劲的敲门，结果人家老公推开门，把他给狠狠地揍了一顿。其实他们之间的事情，这个老公多少听到了一些，碍于没有把柄，心里窝火却没有办法，现在你送上门来了，人家能饶得过你吗？不揍你才怪呢！而且揍得很严重。第二天，这事一下子传遍了校园，进而将火烧到了矿上，矿上不处理也说不过去，没几天就免去了他的副校长职务。
被免职的老孟头心情很差。一场大病不起，几乎再也不上班，回家养病去了。过了一年，老孟头申请提前退休。大家打开他的办公室，发现那个苗条的茶杯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茶杯里堆积的半杯子茶叶已经发霉，有一股恶臭的味道。
事情过去几年了，老孟头的故事还偶尔被人们提起，但大家显然没有了以前那样的好奇了，觉得不过是一件风流韵事，没有什么值得好奇的。
我那个老实巴交的书记
人和人相知、相交，有时候并不是刻意的，偶尔的一次碰见，有时候就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起他的名字，脑海里都会闪现出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虽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大事，但也让你记忆犹新。
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位上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像一杯茶水，清淡却沁人心脾，和这样的人交谈、共事，可以不设防，推心置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需顾忌太多，不需要察言观色，不需要预先设置好对话的主题。我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至今我还记得我们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他就是我们学校的书记。
我们学校的书记是个老实巴交的单身男人。
矿区所说的单身，并不是指没有结婚，而是指没有把老婆带到矿区生活而两地分居的男人。
那天，我背着行李去报到，踏进学校大门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书记。他瘦高个儿，消瘦清癯的脸，看上去有些沧桑，一身浅灰色极为宽大的中山装，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摆来摆去，很是滑稽。他头发有些花白，理着板寸，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当时，他正在校门口的一个牌板前阅读报纸。看见我后就上前搭话：“你找谁？”
“我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大学生？”
他似乎有些狐疑，但很快帮我取下行李，连说了两个“欢迎”，就把我往校长办公室领。这个学校很大，一共有三栋楼，两栋比较高，都是六层，分布在马路的两边，中间稍偏一点儿的一栋较小，只有三层。这三栋楼的布局呈“∩”形，从马路望过去，是一个四百米跑道的操场，操场的四周长满了高大的国槐，郁郁苍苍的。校长办公室就在那栋小一点儿的办公楼上，其它两栋就是教学楼了。
他帮我提着行李，边走边聊。他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他是这个学校的书记，并简单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这个学校一共有六十几位老师，只有校長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其他老师都是从煤矿工人中选拔出来的，你一来，学校就有两个大学生了，这个学校就有前途了。他说这话时我心里一惊，暗暗地想：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不会高，煤矿工人怎么能教好孩子呢？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你要好好干，前途无量。”
我心里想，一个教书匠、孩子王，能有什么前途，到最后还不是和你一样吗？当初填报志愿时，父亲坚决让我报考师范院校，说老师工作稳定，受人尊敬，从那时起，我就对自己的前途设定好了，就像上高中时我的那些老师一样，一辈子兢兢业业做个孩子王罢了。
把我领进校长办公室后，他只说了一句：“这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就悄悄地退了出去。这个校长真的很年轻，个子稍高，身体略胖，白白的圆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校长热情地和我谈了半个小时，给我详细介绍了矿上和学校的基本情况后，叫来办事员，把我领到分配的办公室。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很巧，我的办公室和书记的办公室是对门。他笑眯眯地说，咱们是邻居了。说着进来就帮我打扫办公室。别看他年岁不小了，干活却很麻利，一会儿帮我擦窗子，一会儿帮我铺床、扫地、擦拭桌子，不大一会儿，就帮我收拾的妥妥当当的，一看就是平时干过活儿的人。
他告诉我，他这个支部书记没有任何权力，学校里的事情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他很少管事，也不介意，再有三四年就退休了，一退休就回老家务农去，家里还有几亩地，安享晚年，没有必要和年轻人计较。从他的话语里，我能分析出，他多多少少对校长有点儿意见和抱怨。但我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对官场上的事情一点儿不懂，所以很少插话，都是他一个人在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
晚饭是在他那里吃的。记得他做的是拉条子，一盘韭菜炒鸡蛋。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他饭做得好，反正我吃了满满一盘子，感觉没有饱，还想再吃一点儿。但他只做了两盘子面，一大盘子我吃，他只吃了稍小的一盘子，再想吃已经没有面了。他也没有问我饱了没有。就给我盛了半盘子面汤。 晚饭后，他叫我去看电视。学校的电视室就在我们办公室的隔壁，比我们的办公室稍大一点儿。一张课桌上摆着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地上放着几把小凳子和两张长条椅，长条椅的腿还用铁丝捆着，椅面子上还缺了几根木条，可见是足够的简陋了。电视室是给单身职工准备的，有家的职工下班后都各自回家了，这个电视室就是单身职工下班后休闲的去处。学校处于矿区的西北角，位于家属区，从学校到矿大院，也就三四百米。家属区沿着井字形的马路两边分布，都是六七十年代盖的五层小楼，外墙也没有粉刷。双职工和带家的职工回家后，偌大的校园就剩下我们几个单身职工了。
我们进电视室不大一会儿，单身职工陆陆续续都进来了，有五六个人，他们的年纪和书记差不多。每进来一个人，书记都会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就站起来和他们握手。一个晚上，我就把学校的单身老师都认识了。
美国有一句谚语：真正的友情，是一株成长缓慢的植物。就从那一天起，我和书记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那年招工招到矿上下井，干了两年不愿意干了，回老家种地去了，姑娘考上大学，在西安成了家。儿子在老家开了一家砖厂，和媳妇忙里忙外，无暇顾及孩子，老婆在家看孙子。他每年寒暑假才能回趟家。
我以前没有做过饭，参加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会做饭。老杜书记是我做饭的第一个老师，他带我选好了锅碗瓢盆等日常炊具，手把手教我和面、拉条子、炒菜。在居家过日子方面，我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会。一次，我用冷水下面，被老杜看见了，美美地奚落了我一顿，说我对做饭是白痴，必须等水开了才能下面。就这样，他像慈爱的父亲一样，教我学会生活。
有一次学校进行公开课比赛，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感觉自己讲的很不错，在评课过程中，却有好多老师指出了我的不少缺点，我心里极不舒服，也很不服气，心想，你们这些大老粗懂个什么？最后轮到他点评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说我的好话，结果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我在课堂上的不足，而且还不少，这就令我非常恼火，认为别人不给面子可以，连你老杜也不给我面子，实在不像话。会后，我气呼呼地走进他的办公室和他理论，进门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牢骚，他始终笑嘻嘻的，没有一点儿计较我的恼火。等我发火完了，杵在那里生闷气不说话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火发完了吗？发完了就吃饭，气大伤身，何必呢？”之后，我坐在他的床边上继续生气，他漫不经心地做饭，饭做好后，给我盛了一盘子说：“小伙子，对我有意见可以，千万不能对饭有意见。”我听到他这话，噗哧地笑了。他看我笑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把筷子递给我，又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饭肯定比你女朋友做的好吃。”这时候我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三下五除二把一盘子拉条子吃得一干二净。过了两天，他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还年轻，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批评的对不对，你都要学会接受，对的你吸收，不对的你就当耳边风。在社会上混，必须把自己的棱角磨平，学会圆滑，学会处事，有什么事情先不要急着发火，要善于冷静处理问题，学校很复杂，能够进学校当老师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背景，你稍不注意，就会得罪人，对你将来不好。”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逊志斋集》有言：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转眼如仇人。老杜的這些话，对我真的很有用，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每当遇到不顺，我都会想起他说给我的这些话。真是“朋友的一拳，胜过敌人的一吻”。
有一年，他的老婆从老家过来，给他带来了不少特产，老杜把我叫到跟前说，见面一人一半儿，就把老婆带的东西毫不吝啬地给我分了一半儿。更有意思的是一袋子苹果，他为了分均匀，竟然用秤称了斤数，然后平分给我，让我觉得既不好意思又可笑，哪有这样给别人送东西的人？老杜看出了我的小心思，笑眯眯地说：“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我想：这哪是交易，明明是白吃白拿。
第二天一早，碰见他，我就开玩笑：“昨晚下井了吗？”
“哪像你们年轻人？我们老了，没有那想法了。”
“不要骗人了，看你没精打采的，昨晚肯定干了好几次。”
即便开这样的玩笑，老杜也不生我的气。
我到矿区谈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杜书记给我介绍的，是他老乡的姑娘。他的这个老乡是和他一块儿坐着敞篷汽车，冒着严寒，从老家来到矿区下井的，而且住同一个宿舍，后来，他调到学校，提了干，而老乡继续下井。那一年在井下受了重伤，矿上照顾，将他的老婆孩子安排了“农转非”，全家从老家搬迁到矿上。这个姑娘在矿瓦斯泵站上班，人其实很不错的。
第一次老杜带我去他们家，主人特别热情，给我们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餐饭，后来，我和那个姑娘交往了一段时间，老杜几乎天天问，见那姑娘了吗？去她们家了吗？让我抓紧，我不知道这个“抓紧”是怎样个抓法。老杜也经常给他老乡两口子说我的好话，说我能力多么多么的强，人多么多么的好。其实，谈到最后，我总觉得她不适合我，具体哪里不适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在一起无话可说，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老杜为这件事，还批评我“眼界不要太高，找对象，关键是过日子，不要只图长相。其实，这个姑娘长相也不是太差的。
老杜对我的帮助确实不少。一次学校评先进，老杜极力为我争取。老杜的理由很充分，说我有知识，工作能力强，而且工作积极主动，所带班级在集团公司所有学校统考中，成绩排名第二，是建校以来最好的……但有人反对，说应该把机会让给年长的，年轻人后面机会多得很，似乎也有道理，最后，在老杜的极力争取下，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评上了先进。在“暖”先进那天，老杜却因为身体不舒服，未能参加我的饭局，我觉得很是过意不去，给他送了一箱牛奶，但每天，他都拿出两袋，我俩一人一袋，就是这么一个老实的人，被我遇到了，我从内心非常感激这个老实的书记。
后来，老杜退休了，我也离开了学校。他退休回家后，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每年来矿上检查身体，都会来我家一趟，每次都给我带些老家的特产。老杜知道我喜欢吃苹果，每次都少不了我的一袋子苹果。前几天，他儿子打来电话，说老杜最近身体特别的不好，我寻思着找机会去看他一趟，作为朋友这是应该的。
惠永臣：甘肃镇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第三届“诗歌八骏”成员，鲁迅文学院甘肃班学员，煤矿工人。出版诗集《时光里的阴影》《春风引》，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国作家》《飞天》《解放军文艺》《青年作家》《草堂》等报刊。曾获甘肃省第五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