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大山深处的农民,40年来,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断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
他先后撰写书稿20余部达500余万字,出版专著2部,多次登上大学讲坛,新华社曾通电全国,称他为“走进理论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郭兴邦｡
郭兴邦,64岁,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
他潜心钻研经济学40余年,出版过2本专著,登过大学讲坛,他被新华社誉为“农民经济学家”;
他40余年艰辛探索,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经济学,今天依然家徒四壁,但他从未放弃梦想,有人称他为“乞丐学者”｡
近日,他怀揣着对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一腔热血,来到了郑州,为组建首个农民自办的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而多方奔走……
“大锅饭”时期的惶惑
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张床､一张桌,是郭兴邦在郑州新的“办公室”,每天除了坚持写作外,郭兴邦都要为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处奔走｡他告诉记者,“我想成立研究所,通过在家乡的实践证明我的经济理论的可行性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郭兴邦,家住焦作市孟州市城关镇寺村｡简朴的衣着､浑浊的方言,未脱的“土气”,一切都在昭示着他40余年来在经济学研究上艰难的求索之路｡
1958年,正是大刮共产风的“大跃进”时期,14岁的郭兴邦考入初中,国内高涨的共产主义情怀感染了这位少年,他和同学一起积极投身“大跃进”的洪流中,他写诗歌､编相声,歌颂三面红旗｡然而,一年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困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艰难,郭兴邦也被迫辍学｡
坎坷､曲折､艰难的生活促使他踏上了一条让他付出毕生精力去投身的事业——研究经济学,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之路｡
为了买到一本《资本论》,他去小煤窑推煤车挣钱,一车600~1000斤,推五六里地的路程,为了挣到买稿纸的钱,他在三伏天带病去拉电线杆,只为了得到3元钱的补贴费｡那一年,他还买到了《马克思选集》……
金子开始闪光
1976年,洛阳孟津县张庄大队的支书徐建中知道了郭兴邦的事迹后,非常感动,特地把郭兴邦的户口迁到了张庄大队,并在同年9月,聘郭兴邦为张庄学校的民办中学教师｡
他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除了可以订阅杂志､报纸外,他还经常利用周末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找大学教授讨教经济学知识,往往是周五夜里坐火车去郑州或者开封,白天向教授请教,周日夜间再坐火车赶回洛阳｡有一次,天下了雪,从洛阳到孟津天色已晚,没有汽车｡为了不误第二天上课,他顶着夜色踏雪20多公里赶了回去｡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对工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写出第一份手稿——《工资问题讨论初稿》｡这篇稿件虽然只有几千字,但他激动得彻夜不眠｡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郭兴邦读马列､研究经济学的事不理解｡对于种种风言风语,他都置之不理,只是努力学习､努力教学｡有时为了管好学生,自习课时他坐在学生中间写论文｡第一年期末考试时,第一､二､三名都出在了他任教的二班｡
为了省钱,他不敢用煤,经常拾柴做饭｡他的衣着很简单,家里的用具很少,他常常坐在门槛上､小凳子上或斜倚在床上,拿个文件夹放在腿上写作｡他已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一书,稿子就是这样完成的｡
1982年7月,郭兴邦为了专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辞去了民办教师工作｡1983年7月,郭兴邦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五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与会专家知晓他的经历后,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简报采用了他的论文,题目是《大包干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
2002年6月,郭兴邦怀着著书立学的梦想来到北京｡为了和更多的经济学家交流,他和其他3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公寓里,每月依靠朋友支持的三四百元维持生活｡一呆就是六年｡
2008年,郭兴邦在北京寻梦六年后归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的老家新安县寺村有一个因工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叫郭安民,在郭兴邦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残疾人曾拿钱对他进行过帮助｡郭安民说:“不管郭兴邦今后的前途是好是坏,他的精神足以令我佩服和感动,能够帮助这样的人是我的幸运!”
郭兴邦出书之后,新闻界多有报导｡一些新闻记者不但报道他,还尽可能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洛阳电视台､《河南日报》､中央电视台7频道的记者都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郭兴邦每每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说:“正是无数人一把一把土的铺垫,才给我垫起了一条通往科学顶峰的道路……”
登上大学讲坛
1992年和1993年,郭興邦先后出版了我国唯一的一部从经济形态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两本经济学专著｡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两本书发行量都不是很大,但依然得到了学界人士的一致好评｡郑州大学教授宋光华这样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新说》:“几乎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种理论观点都与众不同,因为作者是试图在纠正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基础上,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目标｡”
西北大学教授何炼成则写到这本专著:“特点是一个新字:内容新,观点新,论证新,范畴新,方法新……”
随后,新华社以《走进理论研究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郭兴邦》为题,报道了郭兴邦和他的著作｡
2001年10月,郭兴邦开始登上讲坛,为洛阳市图书馆做学术报告《公有制向何处去》,为焦作市委党校全校教师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
2002年6月,郭兴邦到了北京,《中国改革》杂志几个编辑知道他后,特地请他为他们讲理论｡如意人生文化交流中心知道他后,特地安排他做《公有制向何处去》的讲演｡农业大学何慧丽老师知道他后,非常重视这位农民理论家,特地举荐他为农大学生做报告,他的报告赢来热烈的掌声｡北京大学红旗在线编辑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论文｡
2008年5月底,郭兴邦回到了河南郑州｡6月14日,他参加了河南省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第十八次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他为把自己的理论研究转变成社会实践成果,切切实实得为三农服务,决定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农民发展研读交流学校”,举办“县域农村经济发展论坛”｡
郭兴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心十足地说:“我到了大学,大学教师称我为‘农民经济学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农民’,我理解农村｡现在,我已经思索和研究‘大农经济’几年,我希望通过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更好地用理论为我国发展服务,用实践为我国农村发展作贡献｡”
“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一旦成立,将会为河南的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助推作用｡我的学术成果可先在个别县市试用,然后逐步向全省推广。待时机成熟，‘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将一举变更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院’。”
他先后撰写书稿20余部达500余万字,出版专著2部,多次登上大学讲坛,新华社曾通电全国,称他为“走进理论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郭兴邦｡
郭兴邦,64岁,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
他潜心钻研经济学40余年,出版过2本专著,登过大学讲坛,他被新华社誉为“农民经济学家”;
他40余年艰辛探索,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经济学,今天依然家徒四壁,但他从未放弃梦想,有人称他为“乞丐学者”｡
近日,他怀揣着对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一腔热血,来到了郑州,为组建首个农民自办的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而多方奔走……
“大锅饭”时期的惶惑
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张床､一张桌,是郭兴邦在郑州新的“办公室”,每天除了坚持写作外,郭兴邦都要为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处奔走｡他告诉记者,“我想成立研究所,通过在家乡的实践证明我的经济理论的可行性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
郭兴邦,家住焦作市孟州市城关镇寺村｡简朴的衣着､浑浊的方言,未脱的“土气”,一切都在昭示着他40余年来在经济学研究上艰难的求索之路｡
1958年,正是大刮共产风的“大跃进”时期,14岁的郭兴邦考入初中,国内高涨的共产主义情怀感染了这位少年,他和同学一起积极投身“大跃进”的洪流中,他写诗歌､编相声,歌颂三面红旗｡然而,一年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困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艰难,郭兴邦也被迫辍学｡
坎坷､曲折､艰难的生活促使他踏上了一条让他付出毕生精力去投身的事业——研究经济学,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之路｡
为了买到一本《资本论》,他去小煤窑推煤车挣钱,一车600~1000斤,推五六里地的路程,为了挣到买稿纸的钱,他在三伏天带病去拉电线杆,只为了得到3元钱的补贴费｡那一年,他还买到了《马克思选集》……
金子开始闪光
1976年,洛阳孟津县张庄大队的支书徐建中知道了郭兴邦的事迹后,非常感动,特地把郭兴邦的户口迁到了张庄大队,并在同年9月,聘郭兴邦为张庄学校的民办中学教师｡
他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除了可以订阅杂志､报纸外,他还经常利用周末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找大学教授讨教经济学知识,往往是周五夜里坐火车去郑州或者开封,白天向教授请教,周日夜间再坐火车赶回洛阳｡有一次,天下了雪,从洛阳到孟津天色已晚,没有汽车｡为了不误第二天上课,他顶着夜色踏雪20多公里赶了回去｡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研究成果｡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对工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写出第一份手稿——《工资问题讨论初稿》｡这篇稿件虽然只有几千字,但他激动得彻夜不眠｡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郭兴邦读马列､研究经济学的事不理解｡对于种种风言风语,他都置之不理,只是努力学习､努力教学｡有时为了管好学生,自习课时他坐在学生中间写论文｡第一年期末考试时,第一､二､三名都出在了他任教的二班｡
为了省钱,他不敢用煤,经常拾柴做饭｡他的衣着很简单,家里的用具很少,他常常坐在门槛上､小凳子上或斜倚在床上,拿个文件夹放在腿上写作｡他已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一书,稿子就是这样完成的｡
1982年7月,郭兴邦为了专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辞去了民办教师工作｡1983年7月,郭兴邦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五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与会专家知晓他的经历后,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简报采用了他的论文,题目是《大包干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
2002年6月,郭兴邦怀着著书立学的梦想来到北京｡为了和更多的经济学家交流,他和其他3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公寓里,每月依靠朋友支持的三四百元维持生活｡一呆就是六年｡
2008年,郭兴邦在北京寻梦六年后归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的老家新安县寺村有一个因工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叫郭安民,在郭兴邦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残疾人曾拿钱对他进行过帮助｡郭安民说:“不管郭兴邦今后的前途是好是坏,他的精神足以令我佩服和感动,能够帮助这样的人是我的幸运!”
郭兴邦出书之后,新闻界多有报导｡一些新闻记者不但报道他,还尽可能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洛阳电视台､《河南日报》､中央电视台7频道的记者都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郭兴邦每每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说:“正是无数人一把一把土的铺垫,才给我垫起了一条通往科学顶峰的道路……”
登上大学讲坛
1992年和1993年,郭興邦先后出版了我国唯一的一部从经济形态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两本经济学专著｡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两本书发行量都不是很大,但依然得到了学界人士的一致好评｡郑州大学教授宋光华这样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新说》:“几乎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种理论观点都与众不同,因为作者是试图在纠正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的基础上,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目标｡”
西北大学教授何炼成则写到这本专著:“特点是一个新字:内容新,观点新,论证新,范畴新,方法新……”
随后,新华社以《走进理论研究殿堂的农民经济学家——郭兴邦》为题,报道了郭兴邦和他的著作｡
2001年10月,郭兴邦开始登上讲坛,为洛阳市图书馆做学术报告《公有制向何处去》,为焦作市委党校全校教师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
2002年6月,郭兴邦到了北京,《中国改革》杂志几个编辑知道他后,特地请他为他们讲理论｡如意人生文化交流中心知道他后,特地安排他做《公有制向何处去》的讲演｡农业大学何慧丽老师知道他后,非常重视这位农民理论家,特地举荐他为农大学生做报告,他的报告赢来热烈的掌声｡北京大学红旗在线编辑在网上发表了他的论文｡
2008年5月底,郭兴邦回到了河南郑州｡6月14日,他参加了河南省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第十八次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他为把自己的理论研究转变成社会实践成果,切切实实得为三农服务,决定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农民发展研读交流学校”,举办“县域农村经济发展论坛”｡
郭兴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心十足地说:“我到了大学,大学教师称我为‘农民经济学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农民’,我理解农村｡现在,我已经思索和研究‘大农经济’几年,我希望通过筹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更好地用理论为我国发展服务,用实践为我国农村发展作贡献｡”
“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一旦成立,将会为河南的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助推作用｡我的学术成果可先在个别县市试用,然后逐步向全省推广。待时机成熟，‘中原农村发展研究所’将一举变更为‘中原农村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