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杰弗里·亚历山大在新世纪之交提出的强文化范式（strong program）尤为引人注目，推动了文化与社会结构脱钩，阐明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区分了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的社会学，其中文化社会学（culture sociology）即强范式，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即弱范式（weak program）。首先，强范式认可文化自主性，文化不再是软性的，不再是结构不起眼的配角，而是一个能够在塑造人的行为、制度建构中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总是被情感和意义包围，文化就是为我们提供情感和意义的基本结构。其次，强范式不在仅仅把文化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化视角研究社会现象，建立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第三，强文化范式采用格尔茨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而不是浅描（thin description）作为研究方法。意义除了被描对象本身的具体形态外，还被镶嵌在实践语境和社会话语中。第四，文化社会学强调文本重构，将其看作文化结构的创造，并相信只有意义的内在模式被重建后，社会科学才能从分析路径步入具体的自主自主。
　　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可以简述为：社会是复杂的，人（人性）也是复杂的；人需要叙事，需要神话，需要文化；这种叙述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人的这种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种必不可少，而且无法逃避；这些文化（叙事，神话）是有结构的，不是随意的，人只能在这些结构中行动，表现自己；文化的结构是二元的，总是表现出神圣/世俗，进步/倒退，善/恶，这样的区分，但是这一结构外还存在常规；我们的生活不断被这些文化结构建构，形成生活的意义；生活意义推动着人的行动，其中不可或缺的原因就是人共享意义，至少是部分的共享；文化的结构不仅仅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可能会让人与社会陷入危险，要想避免不利的影响，需要对社会中文化研究，这就是文化社会学的使命。
　　对生育意义的现有研究主要是功能主义或理性选择思路。从文化的角度看，生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嗣的绵延，实现“儿女双全”后者“多子多福”的理想；从效用的角度看，“养儿防老”的观念在逐步发生变化，现代社会必须必须考虑昂贵的育儿成本，而且现代社会的育儿的经济回报越来越少，尽管感情的回报依然存在（泽利泽）。研究孩子本身对于父母的意义似乎至今没有见到。从日常的话语来说，孩子是父母的孩子，父母有义务抚养教育孩子。这种义务（责任）到底是如何建构的？下面，本文结合访谈资料，揭示其中的道理。
　　对于怀孕，很多人谈到他们只是自然而然的怀孕，事实上有不少人谈到他们的怀孕是意外的，因此而结婚。实际上这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生育的“合法性”这一维度，即道德上社会总是把生育与结婚捆绑在一起，婚姻内的生育才是正常的，未婚生育的孩子和母亲都背负着巨大的污名，尽管实际上的法律在一步步地“松绑”。在意义这一维度上，对于很多人而言，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完整，甚至是不成功、不幸的，有了孩子的婚姻才能成为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例如，很多人把“有老人，有孩子，衣食无忧……”作为自己理想的美好生活，尽管现代传宗接代的观念在逐渐淡化。
　　另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绝大数人对于怀孕是有着明确的意识，并不像访谈中所说的“自然而然”，除了各方面实际条件外，他们大都知道怀孕和以后的养育孩子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或者随意就能推卸责任的事情，尽管大多数人对于未来的困难可能估计不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明白生育是一件大事情，他们需要负责，甚至可能給他们带来很多痛苦。相应的，在意义的维度，他们会把孩子以后的建构成一个美好的代表，他/她是未来的希望，这种建构来源于社会，使得这一重大事件成为有意义的，很难想象一个觉得孩子是未来的负担或者麻烦的母亲能安心够等待生产，尽管大多数人在孩子出生以后会被育儿中的琐事弄得焦头烂额。
　　当一个人孕了之后，影响一个家庭要不要孩子的因素包括法律政策，女性的身体状况，女性的年龄，家庭经济条件，有无人照料（比如夫妻双方老人），主观的意愿等等。从那些意外怀孕的访谈者的口中，可以得到对于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的建构。因为意外怀孕不是有计划的，那么就需在要或者不要孩子之间做出选择。很多受访者表示孩子是上天赐予的，是一种缘分，作为一种生命，堕胎就是“谋害一条生命。”因此当让一对夫妻决定是否留下自己怀孕中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即将诞生的新的生命就成为神圣的，不再仅仅是自己的了。抛弃了孩子（即堕胎）就是对于生命的亵渎，是不道德的、残忍的、不负责任的，这种意义让父母怀有无比的勇气去迎接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不管是巨大的经济压力，还是再次面临没有尽头的艰辛的照料，甚至冒着违法的风险，都是值得了。
　　即便真的面必须堕胎，也不能归咎于孩子。不管是国家政策过于严苛，或者父母贪图享乐，或者现实条件不允许，但神圣生命的这一建构几乎很少能撼动。很少的情况，比如孩子是婚外情所致的时候，孩子可能被父亲建构成不祥的，但抛弃了孩子之后，很多人还是会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即神圣生命的意义一直笼罩着我们的心灵。还有一个证明，就是很多女性在生产之后，身体会留下很多不适，像腰疼，体虚等。不管何种后遗症，在归因的时候，几乎没有发现把责任归咎于孩子，更多的是错在自己或者医生等。
　　在真正进入养育这一阶段之后，即孩子诞生之后，大多数人会把这一漫长的过程建构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伟大的使命，与这一神圣使命相对的生活话语就是“责任”，父母会认真小心照料孩子，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孩子，孩子因此会享受到所有父母或者社会认为“好”的事物。神圣使命的这一个阶段通常会持续到孩子成年之后，或者持续到孩子结婚。至于对孩子的孩子（孙辈）的照顾，不管是祖辈还是父母自己，都会把责任归为父母，只要父母还存在，不管祖辈的付出了多少照料，可以从祖辈在孩子犯错误后对孩子的惩罚中表现的谨慎证明，祖辈始终有一种孩子不是自己的焦虑。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父母会尽其所能。例如，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会把孩子的户口放在祖辈家中，但这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放弃神圣使命。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模范，父母会对自己的言行做出调整，让自己变得更加文明。有的父母甚至说要给孩子积德。父母会看大量的资料，挑选安全的奶粉、尿不湿。再教育的过程中，很多父母会采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比如说在孩子面前父母保持一致，尽管对于何种为好不同的父母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好”却是大多数父母共同追求的价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企业）在生育投入如此至少的当代，为什么家庭却不惜代价去投入，实际上也就造成了国家把自己应承担生育的责任转移到了家庭中。
　　父母在照料中的牺牲通常是巨大的，不管是自由的时间还是精力的付出，例如很多父母会说都是为了孩子，而且大多数父母不认为孩子影响了自己事业上的晋升，甚至会出现孩子的诞生激发了自己工作的斗志。很多人把家庭作为自己生活的意义所在，就与神圣的育儿使命有关，而空巢家庭的之所以作为问题就是因为这一神圣使命的结束导致了生活意义的消失带了的焦虑。
　　孩子生病最能反映这种神圣使命的意义。生病意味着对生命的威胁，孩子的死亡会说明父母严重不称职，说明父母对于自己神圣使命的亵渎。因此，父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通常比其他人生病会更加焦虑，有的家长称：“反正小孩让家长最揪心的就是生病”。孩子是脆弱的，因此家长会格外小心，有的家長甚至不敢去碰自己孩子。
　　另外，神圣使命的期限让父母在养育的过程中会提前准备孩子的独立。这在孩子读书的路上，接送孩子是保证孩子安全的一道屏障，而让孩子独立则需要冒着一定风险，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父母甚至意识到了自己可以对孩子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因此有必要让她们学会面对未来的社会中的风险。
　　简言之，父母在生育之前一般会把孩子建构成一个美好的象征。孩子的生命的神圣的，因此父母会有时候会不惜代价去生孩子，等孩子出生以后，又会笔记代价去投入，因此，生育的责任基本由家庭尤其是女性承担。不过父母很早就意识到孩子终究要独立，这与抚养孩子中形成的亲密形成了强大的张力。日常生活中，这种价值是潜藏的，只有在特殊的仪式和临时的状况下，这种价值观才会被拿出来反复强调，并指导实践。同时，这种文化价值观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被共同体所分享。在计划生育时期，尽管发生了大量的强制引产，但是，计生干部也在通过对政策的变通使用给群众创造生育二孩的机会，事实上形成一种共谋，而这种共谋的文化基础即孩子生命的神圣性，因此对于已经出生的孩子，一般只会采取罚款的方式，而不是制度性的杀婴。制度性摧毁一个民族的现象发生在德国法西斯时期，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屠杀，这种屠杀有一个前提，就是犹太人已经被建构成一个劣等的民族。
　　【参考文献】
　　[1] （美）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周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 玛利亚·基法拉斯：《为爱辛劳：有关单身母亲的阶层与文化反思》，见（美）雅各布斯，（美）汉拉恩编：《文化社会学指南》刘桂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宋健（1991—），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师范大学，300387，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