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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适与马叙伦在1920年代初的索薪运动中，围绕着罢教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体现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教育政治化和自身经济利益等问题上所发生的内部分化，而产生这种分化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教育背景、环境熏陶和实际生存境遇等因素在起作用。
[关键词]胡适，马叙伦，索薪运动，罢教，分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27－08
1920年代初，由于政府屡次拖欠教育经费，北京教育界以国立八校的教职员为主体发动了多次罢教索薪运动，索薪的教职员甚至与政府方面发生了流血冲突，即六三事件或称新华门事件。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马叙伦，自五四运动时期就成为北大教职员会的主席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的主席，所以在索薪运动中他也是教职员的领袖，在与政府交涉过程中代表教职员界发言。而当时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既是索薪运动的当事人，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也不小。但在扰攘一两年的索薪风潮中，胡适与马叙伦在是否以罢教为索薪手段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这种分歧并不是个别或偶然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背后都各有一群同道③，更因为这种分歧背后蕴涵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反映了当时从教者对自身社会身份及经济利益等问题存在不同的期待，而这些不同又与他们二人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化熏陶、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途径及客观生活境遇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胡马个人在索薪问题的分歧，实际上体现了20世纪初的一个深层社会现象，即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其内部存在着分化。
一、胡适与马叙伦在罢教问题上的分歧
马叙伦在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中，不仅坦承自己是当时北京教职员索薪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评价颇高：“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胡适虽然算不上是索薪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作为北京教育界的一员，在敦促北京政府按时发薪、保障教育经费的稳定拨付问题上，他与教育界同仁的意见一致。他对索薪运动的态度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
尽管基本立场一致，但胡马二人在索薪运动期间却发生过公开的意见分歧，胡适对以教职员罢教为手段来向政府索薪这一做法非常不认同。
1919年12月第一次索薪，在北大的教职员会上，马叙伦报告教职员会联合会做出以辞职罢课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决定，胡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反对罢课的直接理由是，不愿耽误已定的学生下周的补考，学生们因为上半年的五四运动耽误了考试，“若此次不举行补考，以后永无法补考，亦无法整理学校纪律了”。而且他还提出，马叙伦等教职员代表的权限只能是代表教职员对政府交涉薪酬问题，而不能代表全体教职员做出罢课的决定。马叙伦则立刻以辞去自己教职员代表的职务做反击，结果大会最终表决代表们有决定罢课的全权。其后，失意的胡适对罢教索薪运动基本持消极态度，就像他说的，“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了。所以，在1921年的新华门惨案发生后，胡适于日记中回顾了一年多的教潮，既批评马叙伦，又反省自己。“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即马叙伦)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而马叙伦在记述自己1936年最终离开北大的原因时，也几乎是毫不隐晦地指责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故意刁难自己，迫使自己离开。虽然他没提索薪运动时的往事，但显然二人之间的不融洽由来已久，与20年代初的矛盾不无关系。
胡适对罢教的不满在于，他认为马叙伦带领的教育界过于执著于饭碗问题了，以至于索薪目标夹杂了许多不应有的因素。
1921年二次索薪时，胡适记载：“二点，北大教职员在第一斋食堂开会，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这表明他认为索薪运动存在短浅之见、功利之风，甚至掺杂了某些个人目的在里面。虽然他没有明指马叙伦是“饭碗第一”或“恋权”，但作为当时北大教职员会主席、主导教职员意向的马叙伦恐怕难逃这种嫌疑。对轰动一时的“新华门事件”，胡适在自己日记中的评述也非常耐人寻味，“当教职员到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士兵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上述“岂肯放过”、“大概以为”这种语气，说明他似乎将这次流血悲剧归咎于马叙伦个人行为的不当。总之，对于这次马叙伦自我评价颇高的事件，胡适的看法却可能相反。
在政教之间的角逐中，胡适一直主张教育界可以适时适当的妥协，以比较合作的态度来换取政府履行它的教育职责，不要轻易罢课，自己破坏学校的正常秩序。新华门事件发生后，北京各校全体大罢课作为对国立入校索薪运动的呼应，而胡适这时则劝李大钊在各校联席会议提议：“致谢各校之响应，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如此议能行，效果定大于罢课。但不知他们有这点远见否。”在此后动荡不定的教潮中，胡适又屡次在教职员联席会等场合反对为经费问题罢教，或变相罢教。就是以有无这种“远见”来衡量，胡适对罢教索薪及马叙伦的评价越来越低。多年之后胡适还对索薪运动的另一当事人、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马叙伦好友的汤而和，连带着进行了一番责备。他称：“先生与夷初诸人造孽不浅。”“尔和之罪，似在索薪发现的罢课风潮。”“兰j时人只知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陈独秀之语)，不知全是汤而和先生之奇计也!”他用上了“造孽”“罪”“走上死路”等等这些词，批评的口气越来越重了。
胡马之间由索薪运动而起的矛盾一直延续到马叙伦在北大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促使马叙伦最终离开北大的内因。1935年华北危急、北平学界再次处于罢课风潮当中，在北大教授聚餐会讨论当时的对日外交问题时，胡马两人又发生了激烈争论。马叙伦不仅为罢课学生做辩护，而且主张北大教授们自己推举代表入京对政府陈述对日意见(20年代初马叙伦曾经是北大教职员组织的领导)；而胡适对学潮的态度也是一贯的，坚持学术救国，认为罢课无益，而且胡适派教授们提出由已经成为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个人代表的胡适兼代北大教授入京。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发泄了他对马叙伦积蓄多年的不满：“马叙伦发言最多，多没有意思，也全没有煽动力量。此人破坏了教育界多少 年，尚不知愧悔，妄想趁火打劫，可怜!”他将马叙伦的作为最终定义为“破坏”教育界和具有个人目的的“趁火打劫”，罪名可谓不小，反感之情也溢于言表。胡马二人这次交锋与1919年末二人首次交锋的结局正好相反，因为当时北大已经是胡适派的天下，聚餐会在他们操作下，不仅通过了被马叙伦视为“为政府张目”的对日外交意见，而且通过了由胡适代表北大教授入京的决议。马叙伦见争论无果，便愤然离席，说“要这么办，我就退出吧!”随后的1936年，作为文学院长的胡适以马叙伦任课太少为由把马叙伦排挤出了北大。
胡马二人在罢教问题上所形成的长期矛盾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反映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总体定位和个人期待是非常多元化的，而这种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又与当时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环境相关。
汤而和在受到胡适指责之后，对1919年首次罢教的原因进行了辩解，“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为安福系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北大，由为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但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留为教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此事并不能归咎夷初，因当时人心浮动已成习惯矣。”他解释了罢教之所以能形成事实的两个原因：首先是政治因素——围绕着“去蔡拥蔡”，教育界与政府之间发生权力之争，教育界要力保蔡元培在北大的地位，并排斥有安福系背景的教育总长傅岳纷；其次，汤而和所谓的“人心浮动已成习惯”很耐人寻味，似乎更能解释为什么罢教索薪会那么有群众基础，它的具体指向可能是经济性的。而在这两方面，胡适与汤马之间都存在深刻分歧。
二、索薪政治化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胡马两派对索薪运动的激进化和政治化持不同的态度。
胡适对经济性的“发现”之役偏离初衷，一变而为政治性的“去傅”运动不以为然：“八年年底罢课之事，先生(指汤而和)亦是为流言所误。当时蔡先生已归来坐镇，何畏一个傅岳棻?我们只要能好好的办学校，他们能动摇我们?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二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纲纪荡然，名誉扫地。此岂傅岳棻之过哉?汤而和先生与马夷初诸人不明大体之过也!”胡适对政教双方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只要好好办学，不授人以口实，傅岳棻或者说政府一方根本无力撼动北大和蔡元培的地位，教育界为了“去傅”而持续罢课是败坏教育纲纪、名誉的不识大体之举，是小题大做。而汤则认为“去傅”是必须的。
究竟胡、汤谁对形势的判断更客观一些呢?如果就一般常识而论，在民初纷纭复杂的北京政坛，久居北京、周旋于政学两届、以“策士”自居的汤而和可能比胡适更善于把握当时政教斗争的先机，而胡适对形势的估计可能过于天真了。但是。胡适貌似迟钝的政治嗅觉背后其实有他深沉的主观动机，因为从心底里他就不愿意将索薪运动扩大化，不愿将一个教育局部问题导向政治纠纷，所以他才有意将安福系收拾教育界的意图小而化之。这与他对教育事业的主观期待有密切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留学生，一般都怀有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他们对于中国教育和从教者的角色定位一般都是更偏于学术和文化特质。
胡适比较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7年的美国留学生涯，不仅使他经历了更正规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接受了更可靠的西学知识，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以说，留学使他更有条件直接对比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所以借助自己所掌握的现代学术知识，从思想文化上先为古老中国开创一个新局面，在回国之前就已成为他的自觉追求。他在1915年的留学日记中说：“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唯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其不能，人其舍诸?自今以往，当摒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而且，20年代初正是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掀动中国思想大潮的年代，这种文化气氛显然更有助于胡适自觉恪守学术救国的理念。而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所提供的平台又正是胡适实现学术救国理想的重要物质载体。在这种形势下，胡适自然会很珍惜北大这一平台的文化和教育的规约性，学校的动荡混乱是他不愿看到的。
在教育界同仁对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普遍感到绝望，来信建议胡适离开北大另谋出路时，当时正在南方的胡适是这样想的，“我们此时若再辞职，若再罢工，那就更不可收拾了。我主张暂时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十几天后在致另一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自己今后的打算：“一信说我们‘自处’的时期到了，我以为‘自处’之法不但是要邀二三十个同志出来编译书籍，如梦渔前函说的，还应该办一个自修大学，不可抛了教育事业。”可见，他对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形成了持久而且坚定的信仰。
与胡适相比，马叙伦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类型。胡适经历了一个现代学者比较平顺的求学和创业经历，具有较强的献身教育和学术的愿望和资本。而马叙伦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介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其个人志向和经历介乎政学之间，总体上属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志士类型。所以，虽然同为北大教授，二人却有着不同的个人志趣，与胡适倾向于将教育视为实现自己社会改造理想的载体不同，马叙伦更倾向于将教育直接当做社会改造的对象。
马叙伦比胡适大七岁，基本属于同一代知识分子，但他的求学时间比胡适要短得多，毕业年代要早十五年，其知识结构更偏于旧的方面。自五岁破蒙读书至十五岁，马叙伦一直受纯粹的旧式私塾教育，直到戊戌变法之后，他的家乡杭州才有了较新式的学校，十五岁的他进了这样一个学校，叫养正书塾(1901年改为杭州中学堂)，对于这个学校的性质和学业程度，马叙伦这样评价：“其实这种书院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体。”而且他在这个学校里也只待了两年。虽然在一年时间里他连连升级，但那主要是由于多年私塾教育使他的国文、历史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自述自己对算学、外语等“新学”(那时书塾里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是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1902年十七岁的马叙伦就结束了自己系统的求学生活，走上了社会，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也就是说他的正规学历也只是中学毕业，所以后来在他出长浙江一师时，就有人以此攻击他，说一个自己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资格担任一师校长。其实学历低还只 是表面，马叙伦作为中国现代教育起步阶段最早的毕业生，他所掌握的现代知识和所受的现代学术训练其实是很有限的，他在北大也主要教授国文和中国哲学，从知识结构上看，他在现代高等教育领域中注定比较边缘化，很难占据学术主流的位置。这种前景难免会影响他个人对教育的志趣和看法，至少很难造就他对以思想文化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深切信仰。
另外，从青年马叙伦成长的社会环境来看，20世纪初弥漫在江浙知识分子当中浓厚的革命氛围，也成为影响他个人志向的重要因素，使他更易于将教育纳入革命的政治洪流中，而不是将教育当做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来看。
据马叙伦讲，他十六岁在养正书塾读书时，就受历史老师陈黻宸的影响产生了革命思想，树立了打倒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的信念。而且马叙伦显然是个行动型的人物，思想的启蒙随之带来行为上的活跃，他不仅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成了思想趋新的小团体，而且最后他是在领导学生反抗学校保守势力的学潮中，被学校当局开除的，他也因此失去了已经内定的赴日留学的机会。其实就是他真的去了日本留学，也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因为他当时的志向就是，赴日本学陆军，回国以后千革命。而且许多研究也指出，晚清十年的学堂和游学日本为中国培育出的不是“为学之序”，而是激进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志士。
1912年是马叙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中国史研究前虽然他也以教书为业，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指向反清斗争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推翻满清好像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而1912年他应汤而和之邀人北京教育界，则是他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自觉人生选择。当时他认为推翻了清朝之后，革命的目的就达到了，以后建设民国的任务应交给学有专长的人去做，而他认为自己的“岗位”应是教书。但他选择教书还基于一个做隐士、做侠客的初衷，“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士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无论是做逸民或做侠客的理想，还是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热情，都是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这注定他难以与社会保持一段超然的距离，安心做一些纯文化和思辨性的工作，常常思出其位、参与政治。特别是他以侠客自期，就更不是一个现代学者应有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界定了，而更接近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状态。有研究表明自晚清以来革命志士多游侠心态，陈平原总结其精神气质为：“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南社、同盟会中的一些人如章太炎、黄兴等人都是典型。而马叙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与这个群体很接近，1910年就加入了南社，1919年加入了同盟会，更不用说还曾亲身参加过浙江推翻清室的革命。
究其一生，马叙伦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用一个学人的标准衡量，显然他的政治兴味过浓了。简单看一下马叙伦在1936年最后离开北大之前穿梭于政学两界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多次入学校教书看起来都是在政治失意后的被动选择，有点将学校作为自己最后退身之所的意思。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热血志士的精神基因：思想激进，有直接行动、颠覆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秩序的强烈愿望和冲动，所以领导教职员与军阀政府做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并将索薪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军阀的政治目标，对马叙伦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和责无旁贷的责任。而这种行为在胡适看来则未免偏激、任侠，是教育界的自毁行为。
这是当时革命志士与文化精英的差异。
三、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
如果说将索薪运动政治化，还是运动中少数核心人物的主观动机的话，汤而和的“教育界人心浮动已成习惯”这句话，则很有助于理解罢教何以会得到普通教职员的认同。
当时教育界为什么会出现习惯性的“人心浮动”呢?可能是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的社会参与热情高涨所致，但更可能是由于经济问题所引发的不安。可以看到，20年代初由教育经费短缺所引发的风潮已经不只是北京教育界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全国。任鸿隽曾说：“当时(1921年)北京教职员的罢课索薪风潮闹了大半年，影响及于各省，于是武昌、江西、安徽、陕西、四川各处，都有索薪风潮发生。”1923年2月的《新教育》杂志上登载了杨中明对1922年教育界风潮的研究，据作者不完全的统计，在当年发生的24起教职员风潮中，引起风潮的最主要原因都与索薪和教育经费短缺有关。所以，生计恐慌可能是引发“教育界人心浮动”的最基本动因。
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受制于经济基础，经济恐慌所造成的社会动员力是很强的，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也并不例外，促使北京广大普通教职员阶层在1920年代初走向持久罢课的原因恐怕并不复杂。任鸿隽说的坦白：“民国十年教育界的大恐慌，是经费缺乏到不能维护教员先生们的生活。”马叙伦在谈到两次索薪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时也都首先归结到经济问题，“‘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具有满不在意，只是做他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
对于当时欠薪状态下国立高校教职员的生活困境，冯友兰曾有这样的描述：“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往往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欠薪状态下薪俸待遇更低的中小学教职员的生活则更加困苦，“薪金本极微末，即按时发放，亦仅足敷衣食。稍一迟延，则将无以为生”。欠薪状态下，北京甚至发生过小学教员辞职去做工人的事情。
1920年代初的教职员群体是近代中国新兴城市工薪阶层中的一员，薪水是他们唯一的收入，他们对职业保障的依赖性是很强的。首先，由于他们所受的新式教育是以成为城市各行各业中的职业人为培养目标的，如果他们的职业得不到保障，他们已不可能像以前的读书人那样，可以回到乡村过一个士绅的体面生活。其次，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看起来地位很高，或是留学生，或任职于最高学府，但他们多出生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产业基础。以当时专门培养留美生、被社会视为比较贵族化的清华学堂为例，王造时就指出，清华生大多出身“中产家庭”或“小康家庭”，没有多少大富家庭的子女，这些人选择上清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着可以免费，“拿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免费，我 根本不会作出洋留学的梦，就是升大学也是难乎其难的”。像马叙伦虽然自称是官宦人家出身(他祖父是进士出身，做了二十年的京官)，但到他时已家道衰落，“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斗维持生活的”。所以，早年丧父，又是家里的长子的马叙伦只得在中学毕业还只有十几岁时，走向社会养家糊口。胡适也是靠官费才得以支撑在海外的学业的，而他出国留学之前，曾在上海做过短时间的中学教员，那时他的生活也相当艰难，甚至因为经济困难而一再推迟婚期，直到留学回国成为北大的名教授后，经济状况才有好转。所以，罢教索薪这种做法虽然值得商榷，但教职员们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职业保障是一种本能、常识，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权利意识的觉醒，无可厚非。
但在事实上，不仅胡适，当时还有许多舆论对于教职员罢教索薪是有所批评的：“索薪是一件事，上课又是一件事；不能为索薪而不上课，更不能以罢课作工具去达发薪的目的。”新华门事件后的几天，胡适与蒋梦麟曾经就当时教职员中的饭碗主义倾向作出如下评论：“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而且这也不只是他个人的态度，他的日记中就记载有：“仲甫(陈独秀)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扶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胡适也是政府欠薪的受害者，但他为什么会对“饭碗风潮”耿耿于怀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果单从经济利益角度讲，恐怕与他的职业境遇和经济条件稍好有关。
也许胡适也并不多么富，但有一点应该没有太大争议，这就是，从职业保障角度看，胡适作为欧美留学生和当时崭露头角的知识精英、文化权威，他的经济待遇、职业保障和就业前景无疑要好于普通教职员，其经济状况当位于教职员中的上层。因而，他对自己职业的期待可能比较长远，比较能够超越功利性的“饭碗主义”的局限；而多数饱受经济困扰的普通从教者，则难免会专注于现实利益，产生强烈的改变现实的愿望。
有人比较了民国大学教师的薪俸状况，指出“不同职称的大学教师之间薪俸级差颇巨，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教授、副教授的薪俸都相当于讲师及助教薪俸的数倍。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的教授薪俸几乎是助教、讲师薪俸的4～5倍”。显然，当时能够在大学中任高级职位的首先是那些学历占优势的留学生。至于广大的中小学教员，他们的薪俸待遇则更低，据俞子夷的调查，当时小学教员的薪俸所得实不足以自养。
在政府欠薪高峰时期的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中对自己的生活有这样一条记载：“这两天还书店债乙百二十元，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可以看出，他也在为无钱过节发愁，但在欠薪的状态下他照样赊账购书，而且他的经济来源不只依赖教书的薪水，所以从经济压力上来说，他至少不像冯友兰所说的那个“四大皆空”的教授和广大普通教职员那样窘迫。
其实，薪俸待遇的差异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以西方教育为蓝本的，所以留学生的职业前景无疑会更加广阔，比起他们来，那些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只能占据教育界的普通岗位。费孝通就曾指出20世纪上半期国内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之间这种身份差异，他说：“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声价十倍了。”而且这其中欧美留学生更有条件成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骨干，所以当时甚至在欧美留学生与留日生之间也存在身份差异。比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待遇方面就流传着：欧美留学生一等、留日生二等、国内大学生三等的说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名人的刘半农却要远赴法国留学，要读一个博士回来，原因即在于“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
再以胡适为例，在北京罢课索薪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也曾经与朋友们商议要自谋出路，而可供他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比如顾孟馀就曾经跟他商量：“约集北大十几个同志，筹一笔款，编著书籍”；而且说“这是一件容易办得到的事”。而这时，高梦旦也在努力拉胡适到商务印书馆来主办编译局，而胡适对此的反应是：“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显然这时，赚钱养家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所以在北大动荡不稳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推辞掉了商务的邀请。能够对钱表示出这样超然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多数普通教职员所能够企及的，有很多人还像冯友兰所说的教授那样，为多赚点薪水而四处兼课，无暇顾及其他。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带来了教育界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多少是与从教者的教育背景和学历层次有关系的。
那么马叙伦何以能够站到普通教职员的立场上去呢?除了前面所述他作为一个志士，有为民请命的思想冲动之外，在现实利益上他也与普通教职员有共同之处。虽然马叙伦当时在北大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但从职业保障角度上看，马叙伦作为一个任职于高等教育界的国内学堂毕业生，并且是以旧学为根基的学者，其职业前途注定不会太坦荡，这种职业危机意识也会促使他站在与他境遇类似的教育界基层群众一边，以哪怕是“过激”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这个层面说，胡适给他扣上饭碗派的帽子也并不十分冤枉。
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就此断定马叙伦是一个目光狭隘的利欲熏心之徒。首先，从索薪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教职员们并没有仅仅为生计而战，经济性的索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教育模式转型意义的教育独立运动。而且，对于教职员中的“饭碗”主义倾向也不应该简单地做道德评判，从社会视角来看，这不过是教育转型期，教育事业更加社会化、从教者的社会身份更加世俗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产物。
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正从贵族化的士大夫教育，转为向社会各个部门培养输送各种专门人才的社会化教育，从教者的身份也从具有政治特权、居四民之首的士大夫，转变为更加世俗化、平民化的专家或学者，也就是从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工作的职业人、工薪阶级。面对读书人社会地位下降这一现实，新型知识分子注定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心路历程，不同背景的人对这一身份转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在生计重压之下表现出某种过于功利性的反应也在所难免。但从宏观角度上看，教育界能够群体陛的捍卫自身的职业尊严和经济利益，体现了新兴知识分子对现代世俗化社会的一种被迫或主动的接受，表明他们对自身现代职业人的身份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处于形成阶段。与他们的前辈士人群体相比，新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在比传统农业社会复杂得多的社会环境当中，从而造成他们内部不同人或不同小群体之间，从思想意识到现实利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他们是一个更多元化和更松散的群体，缺乏传统人士那样的内部整合度。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许多问题、哪怕是事关他们共同利益的问题，也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反应。胡适与马叙伦的分歧，仅仅体现出当时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所发生的多层次和多维度分化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作者简介]姜朝晖，女，1968年生，德州学院历
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胡适，马叙伦，索薪运动，罢教，分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27－08
1920年代初，由于政府屡次拖欠教育经费，北京教育界以国立八校的教职员为主体发动了多次罢教索薪运动，索薪的教职员甚至与政府方面发生了流血冲突，即六三事件或称新华门事件。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马叙伦，自五四运动时期就成为北大教职员会的主席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的主席，所以在索薪运动中他也是教职员的领袖，在与政府交涉过程中代表教职员界发言。而当时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既是索薪运动的当事人，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也不小。但在扰攘一两年的索薪风潮中，胡适与马叙伦在是否以罢教为索薪手段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这种分歧并不是个别或偶然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背后都各有一群同道③，更因为这种分歧背后蕴涵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反映了当时从教者对自身社会身份及经济利益等问题存在不同的期待，而这些不同又与他们二人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化熏陶、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途径及客观生活境遇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胡马个人在索薪问题的分歧，实际上体现了20世纪初的一个深层社会现象，即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其内部存在着分化。
一、胡适与马叙伦在罢教问题上的分歧
马叙伦在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中，不仅坦承自己是当时北京教职员索薪运动的领导者，而且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评价颇高：“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胡适虽然算不上是索薪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作为北京教育界的一员，在敦促北京政府按时发薪、保障教育经费的稳定拨付问题上，他与教育界同仁的意见一致。他对索薪运动的态度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
尽管基本立场一致，但胡马二人在索薪运动期间却发生过公开的意见分歧，胡适对以教职员罢教为手段来向政府索薪这一做法非常不认同。
1919年12月第一次索薪，在北大的教职员会上，马叙伦报告教职员会联合会做出以辞职罢课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决定，胡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反对罢课的直接理由是，不愿耽误已定的学生下周的补考，学生们因为上半年的五四运动耽误了考试，“若此次不举行补考，以后永无法补考，亦无法整理学校纪律了”。而且他还提出，马叙伦等教职员代表的权限只能是代表教职员对政府交涉薪酬问题，而不能代表全体教职员做出罢课的决定。马叙伦则立刻以辞去自己教职员代表的职务做反击，结果大会最终表决代表们有决定罢课的全权。其后，失意的胡适对罢教索薪运动基本持消极态度，就像他说的，“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了。所以，在1921年的新华门惨案发生后，胡适于日记中回顾了一年多的教潮，既批评马叙伦，又反省自己。“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即马叙伦)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而马叙伦在记述自己1936年最终离开北大的原因时，也几乎是毫不隐晦地指责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故意刁难自己，迫使自己离开。虽然他没提索薪运动时的往事，但显然二人之间的不融洽由来已久，与20年代初的矛盾不无关系。
胡适对罢教的不满在于，他认为马叙伦带领的教育界过于执著于饭碗问题了，以至于索薪目标夹杂了许多不应有的因素。
1921年二次索薪时，胡适记载：“二点，北大教职员在第一斋食堂开会，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这表明他认为索薪运动存在短浅之见、功利之风，甚至掺杂了某些个人目的在里面。虽然他没有明指马叙伦是“饭碗第一”或“恋权”，但作为当时北大教职员会主席、主导教职员意向的马叙伦恐怕难逃这种嫌疑。对轰动一时的“新华门事件”，胡适在自己日记中的评述也非常耐人寻味，“当教职员到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士兵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上述“岂肯放过”、“大概以为”这种语气，说明他似乎将这次流血悲剧归咎于马叙伦个人行为的不当。总之，对于这次马叙伦自我评价颇高的事件，胡适的看法却可能相反。
在政教之间的角逐中，胡适一直主张教育界可以适时适当的妥协，以比较合作的态度来换取政府履行它的教育职责，不要轻易罢课，自己破坏学校的正常秩序。新华门事件发生后，北京各校全体大罢课作为对国立入校索薪运动的呼应，而胡适这时则劝李大钊在各校联席会议提议：“致谢各校之响应，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如此议能行，效果定大于罢课。但不知他们有这点远见否。”在此后动荡不定的教潮中，胡适又屡次在教职员联席会等场合反对为经费问题罢教，或变相罢教。就是以有无这种“远见”来衡量，胡适对罢教索薪及马叙伦的评价越来越低。多年之后胡适还对索薪运动的另一当事人、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马叙伦好友的汤而和，连带着进行了一番责备。他称：“先生与夷初诸人造孽不浅。”“尔和之罪，似在索薪发现的罢课风潮。”“兰j时人只知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陈独秀之语)，不知全是汤而和先生之奇计也!”他用上了“造孽”“罪”“走上死路”等等这些词，批评的口气越来越重了。
胡马之间由索薪运动而起的矛盾一直延续到马叙伦在北大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促使马叙伦最终离开北大的内因。1935年华北危急、北平学界再次处于罢课风潮当中，在北大教授聚餐会讨论当时的对日外交问题时，胡马两人又发生了激烈争论。马叙伦不仅为罢课学生做辩护，而且主张北大教授们自己推举代表入京对政府陈述对日意见(20年代初马叙伦曾经是北大教职员组织的领导)；而胡适对学潮的态度也是一贯的，坚持学术救国，认为罢课无益，而且胡适派教授们提出由已经成为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个人代表的胡适兼代北大教授入京。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发泄了他对马叙伦积蓄多年的不满：“马叙伦发言最多，多没有意思，也全没有煽动力量。此人破坏了教育界多少 年，尚不知愧悔，妄想趁火打劫，可怜!”他将马叙伦的作为最终定义为“破坏”教育界和具有个人目的的“趁火打劫”，罪名可谓不小，反感之情也溢于言表。胡马二人这次交锋与1919年末二人首次交锋的结局正好相反，因为当时北大已经是胡适派的天下，聚餐会在他们操作下，不仅通过了被马叙伦视为“为政府张目”的对日外交意见，而且通过了由胡适代表北大教授入京的决议。马叙伦见争论无果，便愤然离席，说“要这么办，我就退出吧!”随后的1936年，作为文学院长的胡适以马叙伦任课太少为由把马叙伦排挤出了北大。
胡马二人在罢教问题上所形成的长期矛盾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反映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总体定位和个人期待是非常多元化的，而这种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又与当时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环境相关。
汤而和在受到胡适指责之后，对1919年首次罢教的原因进行了辩解，“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为安福系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北大，由为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但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留为教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此事并不能归咎夷初，因当时人心浮动已成习惯矣。”他解释了罢教之所以能形成事实的两个原因：首先是政治因素——围绕着“去蔡拥蔡”，教育界与政府之间发生权力之争，教育界要力保蔡元培在北大的地位，并排斥有安福系背景的教育总长傅岳纷；其次，汤而和所谓的“人心浮动已成习惯”很耐人寻味，似乎更能解释为什么罢教索薪会那么有群众基础，它的具体指向可能是经济性的。而在这两方面，胡适与汤马之间都存在深刻分歧。
二、索薪政治化所导致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胡马两派对索薪运动的激进化和政治化持不同的态度。
胡适对经济性的“发现”之役偏离初衷，一变而为政治性的“去傅”运动不以为然：“八年年底罢课之事，先生(指汤而和)亦是为流言所误。当时蔡先生已归来坐镇，何畏一个傅岳棻?我们只要能好好的办学校，他们能动摇我们?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二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纲纪荡然，名誉扫地。此岂傅岳棻之过哉?汤而和先生与马夷初诸人不明大体之过也!”胡适对政教双方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只要好好办学，不授人以口实，傅岳棻或者说政府一方根本无力撼动北大和蔡元培的地位，教育界为了“去傅”而持续罢课是败坏教育纲纪、名誉的不识大体之举，是小题大做。而汤则认为“去傅”是必须的。
究竟胡、汤谁对形势的判断更客观一些呢?如果就一般常识而论，在民初纷纭复杂的北京政坛，久居北京、周旋于政学两届、以“策士”自居的汤而和可能比胡适更善于把握当时政教斗争的先机，而胡适对形势的估计可能过于天真了。但是。胡适貌似迟钝的政治嗅觉背后其实有他深沉的主观动机，因为从心底里他就不愿意将索薪运动扩大化，不愿将一个教育局部问题导向政治纠纷，所以他才有意将安福系收拾教育界的意图小而化之。这与他对教育事业的主观期待有密切联系，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留学生，一般都怀有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他们对于中国教育和从教者的角色定位一般都是更偏于学术和文化特质。
胡适比较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7年的美国留学生涯，不仅使他经历了更正规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接受了更可靠的西学知识，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可以说，留学使他更有条件直接对比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所以借助自己所掌握的现代学术知识，从思想文化上先为古老中国开创一个新局面，在回国之前就已成为他的自觉追求。他在1915年的留学日记中说：“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唯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其不能，人其舍诸?自今以往，当摒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而且，20年代初正是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掀动中国思想大潮的年代，这种文化气氛显然更有助于胡适自觉恪守学术救国的理念。而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所提供的平台又正是胡适实现学术救国理想的重要物质载体。在这种形势下，胡适自然会很珍惜北大这一平台的文化和教育的规约性，学校的动荡混乱是他不愿看到的。
在教育界同仁对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普遍感到绝望，来信建议胡适离开北大另谋出路时，当时正在南方的胡适是这样想的，“我们此时若再辞职，若再罢工，那就更不可收拾了。我主张暂时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十几天后在致另一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自己今后的打算：“一信说我们‘自处’的时期到了，我以为‘自处’之法不但是要邀二三十个同志出来编译书籍，如梦渔前函说的，还应该办一个自修大学，不可抛了教育事业。”可见，他对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形成了持久而且坚定的信仰。
与胡适相比，马叙伦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类型。胡适经历了一个现代学者比较平顺的求学和创业经历，具有较强的献身教育和学术的愿望和资本。而马叙伦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介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其个人志向和经历介乎政学之间，总体上属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志士类型。所以，虽然同为北大教授，二人却有着不同的个人志趣，与胡适倾向于将教育视为实现自己社会改造理想的载体不同，马叙伦更倾向于将教育直接当做社会改造的对象。
马叙伦比胡适大七岁，基本属于同一代知识分子，但他的求学时间比胡适要短得多，毕业年代要早十五年，其知识结构更偏于旧的方面。自五岁破蒙读书至十五岁，马叙伦一直受纯粹的旧式私塾教育，直到戊戌变法之后，他的家乡杭州才有了较新式的学校，十五岁的他进了这样一个学校，叫养正书塾(1901年改为杭州中学堂)，对于这个学校的性质和学业程度，马叙伦这样评价：“其实这种书院书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体。”而且他在这个学校里也只待了两年。虽然在一年时间里他连连升级，但那主要是由于多年私塾教育使他的国文、历史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自述自己对算学、外语等“新学”(那时书塾里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是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1902年十七岁的马叙伦就结束了自己系统的求学生活，走上了社会，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进学校。也就是说他的正规学历也只是中学毕业，所以后来在他出长浙江一师时，就有人以此攻击他，说一个自己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资格担任一师校长。其实学历低还只 是表面，马叙伦作为中国现代教育起步阶段最早的毕业生，他所掌握的现代知识和所受的现代学术训练其实是很有限的，他在北大也主要教授国文和中国哲学，从知识结构上看，他在现代高等教育领域中注定比较边缘化，很难占据学术主流的位置。这种前景难免会影响他个人对教育的志趣和看法，至少很难造就他对以思想文化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深切信仰。
另外，从青年马叙伦成长的社会环境来看，20世纪初弥漫在江浙知识分子当中浓厚的革命氛围，也成为影响他个人志向的重要因素，使他更易于将教育纳入革命的政治洪流中，而不是将教育当做一项独立的社会事业来看。
据马叙伦讲，他十六岁在养正书塾读书时，就受历史老师陈黻宸的影响产生了革命思想，树立了打倒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的信念。而且马叙伦显然是个行动型的人物，思想的启蒙随之带来行为上的活跃，他不仅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成了思想趋新的小团体，而且最后他是在领导学生反抗学校保守势力的学潮中，被学校当局开除的，他也因此失去了已经内定的赴日留学的机会。其实就是他真的去了日本留学，也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因为他当时的志向就是，赴日本学陆军，回国以后千革命。而且许多研究也指出，晚清十年的学堂和游学日本为中国培育出的不是“为学之序”，而是激进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志士。
1912年是马叙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中国史研究前虽然他也以教书为业，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指向反清斗争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推翻满清好像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而1912年他应汤而和之邀人北京教育界，则是他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自觉人生选择。当时他认为推翻了清朝之后，革命的目的就达到了，以后建设民国的任务应交给学有专长的人去做，而他认为自己的“岗位”应是教书。但他选择教书还基于一个做隐士、做侠客的初衷，“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士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无论是做逸民或做侠客的理想，还是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热情，都是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这注定他难以与社会保持一段超然的距离，安心做一些纯文化和思辨性的工作，常常思出其位、参与政治。特别是他以侠客自期，就更不是一个现代学者应有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界定了，而更接近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状态。有研究表明自晚清以来革命志士多游侠心态，陈平原总结其精神气质为：“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南社、同盟会中的一些人如章太炎、黄兴等人都是典型。而马叙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与这个群体很接近，1910年就加入了南社，1919年加入了同盟会，更不用说还曾亲身参加过浙江推翻清室的革命。
究其一生，马叙伦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用一个学人的标准衡量，显然他的政治兴味过浓了。简单看一下马叙伦在1936年最后离开北大之前穿梭于政学两界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多次入学校教书看起来都是在政治失意后的被动选择，有点将学校作为自己最后退身之所的意思。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热血志士的精神基因：思想激进，有直接行动、颠覆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秩序的强烈愿望和冲动，所以领导教职员与军阀政府做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并将索薪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军阀的政治目标，对马叙伦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和责无旁贷的责任。而这种行为在胡适看来则未免偏激、任侠，是教育界的自毁行为。
这是当时革命志士与文化精英的差异。
三、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
如果说将索薪运动政治化，还是运动中少数核心人物的主观动机的话，汤而和的“教育界人心浮动已成习惯”这句话，则很有助于理解罢教何以会得到普通教职员的认同。
当时教育界为什么会出现习惯性的“人心浮动”呢?可能是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的社会参与热情高涨所致，但更可能是由于经济问题所引发的不安。可以看到，20年代初由教育经费短缺所引发的风潮已经不只是北京教育界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全国。任鸿隽曾说：“当时(1921年)北京教职员的罢课索薪风潮闹了大半年，影响及于各省，于是武昌、江西、安徽、陕西、四川各处，都有索薪风潮发生。”1923年2月的《新教育》杂志上登载了杨中明对1922年教育界风潮的研究，据作者不完全的统计，在当年发生的24起教职员风潮中，引起风潮的最主要原因都与索薪和教育经费短缺有关。所以，生计恐慌可能是引发“教育界人心浮动”的最基本动因。
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受制于经济基础，经济恐慌所造成的社会动员力是很强的，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也并不例外，促使北京广大普通教职员阶层在1920年代初走向持久罢课的原因恐怕并不复杂。任鸿隽说的坦白：“民国十年教育界的大恐慌，是经费缺乏到不能维护教员先生们的生活。”马叙伦在谈到两次索薪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时也都首先归结到经济问题，“‘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具有满不在意，只是做他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
对于当时欠薪状态下国立高校教职员的生活困境，冯友兰曾有这样的描述：“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往往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欠薪状态下薪俸待遇更低的中小学教职员的生活则更加困苦，“薪金本极微末，即按时发放，亦仅足敷衣食。稍一迟延，则将无以为生”。欠薪状态下，北京甚至发生过小学教员辞职去做工人的事情。
1920年代初的教职员群体是近代中国新兴城市工薪阶层中的一员，薪水是他们唯一的收入，他们对职业保障的依赖性是很强的。首先，由于他们所受的新式教育是以成为城市各行各业中的职业人为培养目标的，如果他们的职业得不到保障，他们已不可能像以前的读书人那样，可以回到乡村过一个士绅的体面生活。其次，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看起来地位很高，或是留学生，或任职于最高学府，但他们多出生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产业基础。以当时专门培养留美生、被社会视为比较贵族化的清华学堂为例，王造时就指出，清华生大多出身“中产家庭”或“小康家庭”，没有多少大富家庭的子女，这些人选择上清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着可以免费，“拿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免费，我 根本不会作出洋留学的梦，就是升大学也是难乎其难的”。像马叙伦虽然自称是官宦人家出身(他祖父是进士出身，做了二十年的京官)，但到他时已家道衰落，“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斗维持生活的”。所以，早年丧父，又是家里的长子的马叙伦只得在中学毕业还只有十几岁时，走向社会养家糊口。胡适也是靠官费才得以支撑在海外的学业的，而他出国留学之前，曾在上海做过短时间的中学教员，那时他的生活也相当艰难，甚至因为经济困难而一再推迟婚期，直到留学回国成为北大的名教授后，经济状况才有好转。所以，罢教索薪这种做法虽然值得商榷，但教职员们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职业保障是一种本能、常识，是现代知识分子职业权利意识的觉醒，无可厚非。
但在事实上，不仅胡适，当时还有许多舆论对于教职员罢教索薪是有所批评的：“索薪是一件事，上课又是一件事；不能为索薪而不上课，更不能以罢课作工具去达发薪的目的。”新华门事件后的几天，胡适与蒋梦麟曾经就当时教职员中的饭碗主义倾向作出如下评论：“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而且这也不只是他个人的态度，他的日记中就记载有：“仲甫(陈独秀)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扶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胡适也是政府欠薪的受害者，但他为什么会对“饭碗风潮”耿耿于怀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果单从经济利益角度讲，恐怕与他的职业境遇和经济条件稍好有关。
也许胡适也并不多么富，但有一点应该没有太大争议，这就是，从职业保障角度看，胡适作为欧美留学生和当时崭露头角的知识精英、文化权威，他的经济待遇、职业保障和就业前景无疑要好于普通教职员，其经济状况当位于教职员中的上层。因而，他对自己职业的期待可能比较长远，比较能够超越功利性的“饭碗主义”的局限；而多数饱受经济困扰的普通从教者，则难免会专注于现实利益，产生强烈的改变现实的愿望。
有人比较了民国大学教师的薪俸状况，指出“不同职称的大学教师之间薪俸级差颇巨，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教授、副教授的薪俸都相当于讲师及助教薪俸的数倍。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的教授薪俸几乎是助教、讲师薪俸的4～5倍”。显然，当时能够在大学中任高级职位的首先是那些学历占优势的留学生。至于广大的中小学教员，他们的薪俸待遇则更低，据俞子夷的调查，当时小学教员的薪俸所得实不足以自养。
在政府欠薪高峰时期的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中对自己的生活有这样一条记载：“这两天还书店债乙百二十元，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可以看出，他也在为无钱过节发愁，但在欠薪的状态下他照样赊账购书，而且他的经济来源不只依赖教书的薪水，所以从经济压力上来说，他至少不像冯友兰所说的那个“四大皆空”的教授和广大普通教职员那样窘迫。
其实，薪俸待遇的差异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以西方教育为蓝本的，所以留学生的职业前景无疑会更加广阔，比起他们来，那些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只能占据教育界的普通岗位。费孝通就曾指出20世纪上半期国内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之间这种身份差异，他说：“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声价十倍了。”而且这其中欧美留学生更有条件成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骨干，所以当时甚至在欧美留学生与留日生之间也存在身份差异。比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待遇方面就流传着：欧美留学生一等、留日生二等、国内大学生三等的说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名人的刘半农却要远赴法国留学，要读一个博士回来，原因即在于“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
再以胡适为例，在北京罢课索薪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也曾经与朋友们商议要自谋出路，而可供他选择的余地是比较大的。比如顾孟馀就曾经跟他商量：“约集北大十几个同志，筹一笔款，编著书籍”；而且说“这是一件容易办得到的事”。而这时，高梦旦也在努力拉胡适到商务印书馆来主办编译局，而胡适对此的反应是：“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显然这时，赚钱养家对他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所以在北大动荡不稳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推辞掉了商务的邀请。能够对钱表示出这样超然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多数普通教职员所能够企及的，有很多人还像冯友兰所说的教授那样，为多赚点薪水而四处兼课，无暇顾及其他。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带来了教育界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多少是与从教者的教育背景和学历层次有关系的。
那么马叙伦何以能够站到普通教职员的立场上去呢?除了前面所述他作为一个志士，有为民请命的思想冲动之外，在现实利益上他也与普通教职员有共同之处。虽然马叙伦当时在北大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但从职业保障角度上看，马叙伦作为一个任职于高等教育界的国内学堂毕业生，并且是以旧学为根基的学者，其职业前途注定不会太坦荡，这种职业危机意识也会促使他站在与他境遇类似的教育界基层群众一边，以哪怕是“过激”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这个层面说，胡适给他扣上饭碗派的帽子也并不十分冤枉。
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就此断定马叙伦是一个目光狭隘的利欲熏心之徒。首先，从索薪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教职员们并没有仅仅为生计而战，经济性的索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教育模式转型意义的教育独立运动。而且，对于教职员中的“饭碗”主义倾向也不应该简单地做道德评判，从社会视角来看，这不过是教育转型期，教育事业更加社会化、从教者的社会身份更加世俗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产物。
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正从贵族化的士大夫教育，转为向社会各个部门培养输送各种专门人才的社会化教育，从教者的身份也从具有政治特权、居四民之首的士大夫，转变为更加世俗化、平民化的专家或学者，也就是从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工作的职业人、工薪阶级。面对读书人社会地位下降这一现实，新型知识分子注定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心路历程，不同背景的人对这一身份转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在生计重压之下表现出某种过于功利性的反应也在所难免。但从宏观角度上看，教育界能够群体陛的捍卫自身的职业尊严和经济利益，体现了新兴知识分子对现代世俗化社会的一种被迫或主动的接受，表明他们对自身现代职业人的身份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处于形成阶段。与他们的前辈士人群体相比，新知识分子成长和生活在比传统农业社会复杂得多的社会环境当中，从而造成他们内部不同人或不同小群体之间，从思想意识到现实利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他们是一个更多元化和更松散的群体，缺乏传统人士那样的内部整合度。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许多问题、哪怕是事关他们共同利益的问题，也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反应。胡适与马叙伦的分歧，仅仅体现出当时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所发生的多层次和多维度分化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作者简介]姜朝晖，女，1968年生，德州学院历
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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