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杭州，父亲是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画家，我家住在一个很多文艺院团集聚的大杂院。我没有走上父亲的绘画之路，但大杂院的艺术熏陶打开了我的另一扇窗。
　　小时候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被深深感染，样板戏也让我着迷。浙江歌舞团的朱良楷老师拿出一把柳琴给我玩，一边讲解还一边示范。我一见倾心，就弹拨得忘了时间。朱老师成了我音乐上的启蒙老师。
　　学了一阵子柳琴，朱老师说：“我可以教给你的都教完了，不如学琵琶吧。”琵琶的演奏技法繁多，我的手指细小， 多次弹破手指。母亲心疼我，父亲说：“为什么我给你取名‘蛮’，就是不希望你性格柔弱，而是要有一股子蛮劲。”父亲的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不学则已，学就要学出名堂！我暗暗发誓。
　　14岁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上海招生，父亲让我去试试。之前我在浙江艺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就怀抱琵琶只身来到上海。那天走到招生报名点，黑压压的人群把我吓住了。这还只是上海一个招生报名点，全国还有那么多地方呢。我在考场上弹奏了一曲《彝族舞曲》，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弹过这首曲子，所以一下子打动了主考老师。就这样，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很快，我就要迎接新的挑战。老师告诉我，我琵琶弹得很好， 但是他要我忘掉之前的，重新开始学。他要从技能、音色、力度、气息等方面系统地训练我，为此我好几次寒暑假都在北京度过。那时候，我想南方的家想得厉害，常常弹着琵琶，我就哭出来了。但是老师的教诲让我的琵琶演奏有了质的飞跃，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我顺利升入本科，师从著名琵琶教育家、演奏家刘德海教授。刘教授对演奏技术发展所做的各种尝试，扩大了我的眼界。之后，我又考上民乐系的研究生，师承“浦东派”嫡系传人林石城大师，系统学习琵琶的文武曲。武曲气势恢宏，文曲细腻委婉，一刚一柔，让我领悟到琵琶的别样境界。
　　1990年，我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自己本身也多次获得乐器演奏比赛的大奖。但我渴望更大的舞台，义无反顾地奔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并扎根于美国，开展我在西方的音乐生涯。
　　刚开始也不顺，一是语言不行，二是还有一种孤独感。但我有一门手艺——弹琵琶，毕竟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是不输于任何人的，只要给我机会，我能抓住机会让人看到我的才能。我一边学习英语，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让美国人喜欢琵琶。我选择了合作！合作时让人看到我的才能，我也学习别人的才能，我们是平起平坐的。
　　我跟当地音乐家合作，用中国音色的琵琶演绎异域曲目。两年不到，我精湛的弹奏技艺和琵琶的表现力就征服了西方听众。1998年，我与大提琴家马友友一起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邀进入白宫演奏，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受邀在白宫演奏的华人音乐家。
　　别人已经认可我是一位出色的琵琶演奏家，但是我觉得做得还不够。我想嘗试跨文化的音乐融合。马友友邀请我共同组建了“丝绸之路”音乐计划，我开始尝试创造不同民族的传统音乐表达形式。比如专辑《听见彩虹谣》，里面所有曲子都是以琵琶为主演奏，还用了其他民族的弹拨乐器，像吉他、尤克里里、曼陀铃、贝斯，以及一些打击乐器。这张专辑获得格莱美奖，虽然我已经获过几次了，但我更看重这张。格莱美奖历年获奖的世界音乐中，主要是非洲音乐、印度音乐、中亚音乐。在此之前，中国音乐从没有进入过。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突破。
　　我没有停止“玩”下去，而是把目光放回到自己的民族，我又思考什么是中国自己的传统音乐。我们带入西方的，如江南丝竹，多是国内学院派民乐，这些已经程式化了，真正民间的乡土音乐西方却很少接触到。
　　从2007年开始，我踏上了祖国西北的土地，去偏僻的乡间寻找那些濒临消失的民间音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老腔。老腔本是华阴当地张家家族皮影戏的唱腔，但当它从幕后被搬到台前，我还是被老腔本身的高亢悲凉震撼了。我带着老腔去美国，人们都说这是中国古老的乡土摇滚。
　　除了老腔，我还寻访过新疆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还把山西道教音乐、吹打乐，广西侗族大歌等都介绍到了美国。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别的民族没有的，这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含义吧。回国寻根，我带着琵琶，完成了一次传统文化洗礼。
　　几十年的琵琶生涯，一路走来，我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归了，但这中间的几次转折，都是靠着一股子蛮劲闯荡出来。童年学习的坚持，北京求学的孤独，异国闯荡的艰辛……苦过之后是甜蜜的，音乐表达的随心所欲，不同民族音乐交流的喜悦，寻找本土乡土音乐的欣喜，也同样伴随着我。我喜欢父亲给我起的“蛮”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克服的。
　　吴蛮，国际著名琵琶演奏家。她把琵琶介绍到西方，近年来又致力于将中国乡土音乐介绍到西方，曾7次获格莱美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