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先生送我一本他新出版的诗集《时空的跨越》。这本诗集收集了他从1990年3月起到友协担任副会长、会长的16年内写的365篇诗作，我浏览这本厚厚的诗集时，首先看到的是他多篇纪念已故父亲陈毅元帅和母亲张茜同志的诗作。他歌颂他父亲雪后青松的一生说，“元帅、诗人、外长，/每一个称号都令人神往，/然而最光荣的是作为战士，/始终忠于追求进步的理想。”“把解放的欢乐带给大家，/把牺牲的痛苦留给自己。”读了这些热情的诗篇，又引起了我对驰骋战场、戎马一生的陈毅元帅的深切怀念。
　　我认识陈老总，还是在1946年4月到苏北解放区不久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的时候。当然，见到他的机会很少。有时在傍晚行军时同司令部的队伍碰在一起，看到他骑在马上借着夕阳的余晖看书；也有时在下午或晚上赶上一二十多里的路，到司令部去听他作报告。大家都喜欢听他的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报告，连娃娃剧团演京剧时大家也要求他讲话。他笑着说，我是来看戏的，怎么叫我讲话了。不过还是讲了一二十分钟。可是，他认识我已是在他担任副总理兼外长以后了。
　　1961年5月中旬，陈毅率团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扩大会议。我当时是新华社记者，从撒哈拉以南的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斯坦利维尔到了日内瓦，向他报告在采访中了解的情况。他听完后说，国内正在研究这个情况，要我马上回北京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说完后，他问我过去在哪里工作过。我说，不论是在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时，还是解放后担任驻外记者时，都一直是他的部下。他大声笑起来，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僚主义。”他爽朗的笑声和乐观的性格，我至今难忘。
　　记得那天中午天气较热，我到他在日内瓦郊外的住所时，他刚从会场回来，正在会客室里脱了上衣让服务员擦去背上的汗水。我走到房门口时有些犹豫，他看到了我，大声叫住我说，进来吧，这里没有外交礼节。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就招呼我和副外长章汉夫等几位代表团的领导一起吃饭。那天他很高兴，说在上午的会上用美国人的话揭穿美国人胡说八道。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腊斯克在发言中大言不惭地谈中立主义，甚至说“中立不一定不结盟”。他随后在发言中引用了腊斯克的前辈杜勒斯攻击中立国家的话，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并指出，如果像腊斯克所说“中立不一定不结盟”，那才真正是不道德的中立。他根据会议的情况估计，美国人并不想达成协议，只是想拖延时间，选择机会中断会议。腊斯克已放出风声要回国去了，他也已请示国内随时准备回国了，代表团的工作将由章汉夫副外长负责，但会议也不会太久了。
　　三个多月后，我再次到斯坦利维尔采访后到了埃及的开罗，新华总社通知我回国参加将去拉美国家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当时，我国同拉美国家除了古巴外都没有外交关系，新华分社也只有刚刚建立的巴西分社，总社要我去看看在访问的国家里有没有建立分社的可能。在新闻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团长、广播局局长梅益带我们4个成员一起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去听取陈毅外长的指示。陈毅走进会客室坐下后，把我们早些天送去的出访报告放在桌子上笑着说，完全同意，散会。他这种风趣和幽默的语言和作风，常常受到我们外交外事工作同志和外国朋友的称赞和欢迎，感到有人情味，很亲切。我们当然都不愿意散会，请他谈谈当前的国际形势。他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像是挑了两大筐鸡蛋，而且继续把鸡蛋装进筐子里去，因此走也走不稳，碰也碰不得，说不定有一天脚一滑，摔了一交，鸡蛋也碎了一大堆。他说得很生动形象，引起了一阵阵笑声。他还告诫我们，外交无小事，到国外访问时，也要像挑了鸡蛋似的，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能马虎大意。做外交工作要多读书。知识面要广，这样到了场面上才能得心应手，不出洋相。他还谦虚地说，他做外交外事工作也不熟悉，时时要向周恩来总理请教，凡重大的事和没有把握的事都要请示。他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又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同意散会了吧。
　　我最后一次看到陈毅外长是在1965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参加招待会的近300名记者中，有很多外国记者。当时外国驻京记者很少，很多还是第一次到北京。陈毅走进会场，先是一片寂静，接着就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一些西方记者在报道中描写当时的感受说，陈毅威严豪迈的元帅气度立刻把全场的人征服了，人人都聚精会神地等着他开口说话。他从容地坐下来，眼睛看了一下全场的记者，就开始讲话。他说了不多几句开场白后，就要大家提问题，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有个美国记者问到美国在越南南方增兵，动用新式武器，外长阁下是否感到美国的力量还没有用完？陈毅回答说：“越南人民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有人相信，当然也有人不相信。你说的这话也有道理，可是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力量也没有用完，为什么你只看到美国的力量而看不到越南和世界人民的力量呢？”他镇定自若地答复了记者提出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难回答和最有挑衅性的问题，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在，我读到了陈昊苏的这些精彩的诗篇，好像又看到他父亲的元帅气度和坚强性格；我又好像听到陈毅在“文革”中自己身处逆境中，却仗义直言，拍案而起，痛斥造反派：你们贴大字报，骂朱总司令是“大军阀”，将把人民解放军置于何地；又好像听到他在病床上听林彪叛逃坠机身亡时，大叫一声说“拿酒来”。他本来是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工作、作更多贡献的，可是他在1972年1月6日逝世时只有71岁，实在是太早，太令人惋惜了。（作者系外交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