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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我的高三透着一股涩涩的蜂蜜味道。
那是独属于外婆的特色菜——冰镇苦瓜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苦瓜洗净了，切片，裹上厚厚的蜂蜜，再塞进冰箱。等到中午放学的我跨进家门，这道冰冰脆脆又甜甜苦苦的菜就上桌了。
在那张散发着多重味道的餐桌，我和外婆的话题总是天马行空不着边界。我和她聊我的作家计划，聊成绩聊同学的八卦，她总是嫌弃地摆摆手，让我“赶紧吃了饭去睡午觉”。偶尔她会抽出新到的《文摘周报》，跟我推荐一番其中的文章，想了想又叮嘱，“作业写完了再看”。
算上那年，我和外婆已经整整相伴17年了。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把还是婴儿的我扔给了外婆和外公。那是1992年，身为高中教师的外婆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我成了她最后一个学生。
笔都拿不稳的年纪，我活动的空间被外婆束缚在了一张书桌上，我要练字，还要写日记。我不懂日记是什么，桌子那头的外婆就问我，想不想妈妈。
七八岁的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伤心事，我哇哇大哭。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北京，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外婆摸摸我的头说，给你妈妈写点东西吧。
有时候日记写一阵哭一阵，外婆就一把抱起我，搬到椅子上，指着密密麻麻的中国地图，告诉我，那里是北京，这里是四川。那距离可真远，她的手掌抻开了也无法抵拢。
好像在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用文字去面对离别和失去。
过早伤春悲秋的年纪里，我一撇一捺地写着自己心里的难受。外婆在一边看着我，从来都是笑，眼睛眯着，勾勒出一个弯弯的弧度，嘴角露出我们家族遗传的酒窝。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的人生里，苦難才是最浓重也最熟悉的底色。
“文革”时地主出身的外公遭到批斗，外婆听见了，大着肚子一个人冲到校园，她站在外公面前，像个护崽的老母鸡。谁骂外公，她就骂回去。生舅舅的时候，家里被抄了砸了，外公和她躲进了深山密林。每天喝泉水度日，偷偷摸摸地趁着黑夜跑去亲人那儿拿粮食。
没有产房也没有助产士，外婆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那是我最小的一个舅舅，她给舅舅取名一个“涌”。外婆说，那段日子让她忘不掉的总是那眼泉，咕咚咕咚，源源不断地涌出水来，像希望一样。
这个农民的女儿似乎很能从苦哈哈的日子里找到那么一丝甜意。就像在每一个缺失母爱的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裹上的那层厚厚的蜜。
小时候，她和外公都轮流替我背书包送我上学。为了把我的书桌塞满各式各样的童话书，她几乎快把学校图书馆的童话故事给搬空了。时至今日，我都快忘记那些故事的内容了，只记得无数个夜里，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我和外婆在灯泡投射的暖黄色灯光下，抱在一起，她给我讲那些故事，讲那些茄子番茄土豆，讲那些大海大湖大江。
印象里，她似乎从不帮我回避那些苦，但却会挖一勺浓浓的蜂蜜给我，教我学会自己和生活和解。
毕业那年，父母希望我留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只有外婆一个人最先站出来，让我去北京实习。外婆跟我说，人活一辈子，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后来北漂的日子，我在冬天睡过没有暖气的屋子，裹着三层衣服冻得直哆嗦；也吃过浑水煮的面，坐在垃圾堆里完成三天两夜的采访；还踏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在刚发过洪水散发恶臭的村落穿梭。
在冻得发抖的屋子里，我的手一遍遍划过手机屏幕，看着作者一栏自己的名字偷偷乐；在垃圾堆里结束采访时，我给编辑打去电话，噼里啪啦有点兴奋地讲述那个故事，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衣服好像已经臭了；在洪水村被蚊虫叮得满身是红包的时候，我甚至忍不住在朋友圈晒出来，写下“痛并快乐着”。
不知怎么的，这时候总是能想起她。
我看过外婆年轻时写的文章，记在泛黄的小笔记本上，字里行间有少女鲜活的苦恼。她想养家，去粮站和供销社工作，把家里厚厚的苦味一点点剔除，可又实在舍不得人生里刚出现的那一抹小小的甜。
站上三尺讲台，是她长期以来的愿望。
她在师范学院读书时厚着脸皮找好朋友蹭粮；大炼钢铁时她躲在后面“不专心”，想尽办法看书；每次放假，家境优越的好闺蜜总会接上她去自己家，做一顿白米粥，入口的细粮软软的甜甜的，配上肉和绿油油的青菜，油香四溢。那味道让她至今记得，“稀饭是甜的”。
只是后来，这些鲜活的情绪越来越少出现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了。她越来越像一个真的老人，周末逛街的时候，看见乞讨的人她会哆哆嗦嗦从钱包里掏钱；陪我在河边打扑克牌时，她老是记不住花色；炒菜的时候，有时候盐多了一大勺，有时候把一两面条煮成了三两面条。她还时不时把不知名的野菜加进去一起炒，好好的青菜被染成乌漆麻黑的颜色，总是挑战着我的味蕾和视觉神经。
那味道可真苦。
高一那年，家乡遇上了“5·12汶川大地震”，在摇摇晃晃的单人床上，我从午觉中惊醒，听到她用沙哑的声音吼叫着我的小名：“快跑啊，小石头，地震啊！”
外婆一直握着沙发，在左右摇晃的失重中努力保持着平衡，持续地喊着我。我从卧室冲出来，和她一起跑出院子。我在逐渐模糊的双眼里，看清了她的手，那双像磨砂玻璃一般的手，彻底没了血色，指甲发白发青。
褶皱完全占领了那双手，血液看起来像是已经被熬干。但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外公外调工作，那双手拉扯大了三个大学生。大舅舅沉稳、二舅舅内敛、小舅舅调皮，外婆苦恼孩子吃不饱饭，她就拿出扑克牌，教孩子们打牌、“算牌”，又悄悄跑去学校的阅览室“借”书，三个孩子，一个传完又传一个。
我是她带大的第四个大学生。跨越30多年，生活条件改善了，食物也变得多样了，唯一没变的，好像是外婆有些糟糕的厨艺。冰镇苦瓜算是她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了，高三那年几乎三天两头就得和这道“外婆家招牌菜”打个照面。那东西看起来很好做，可工作后的我无数次尝试，却怎么也做不出外婆饭桌上的那种味道。
我后来想，那道外婆的招牌菜也许只有她能掌握苦和甜的奥秘。80余年的人生让她清楚知道苦瓜的厚度如何，苦味又如何，又知道抹上多少蜂蜜最为适宜。
最后一次吃到冰镇苦瓜，是高考结束的那个中午。外婆眼睛红了，她说：“你是我这辈子教的最后一个学生。”
“毕业快乐。”她夹了一大筷子冰镇苦瓜给我。
我鼻头酸酸的，最后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外婆，毕业快乐！”
摘自搜狐教育
那是独属于外婆的特色菜——冰镇苦瓜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苦瓜洗净了，切片，裹上厚厚的蜂蜜，再塞进冰箱。等到中午放学的我跨进家门，这道冰冰脆脆又甜甜苦苦的菜就上桌了。
在那张散发着多重味道的餐桌，我和外婆的话题总是天马行空不着边界。我和她聊我的作家计划，聊成绩聊同学的八卦，她总是嫌弃地摆摆手，让我“赶紧吃了饭去睡午觉”。偶尔她会抽出新到的《文摘周报》，跟我推荐一番其中的文章，想了想又叮嘱，“作业写完了再看”。
算上那年，我和外婆已经整整相伴17年了。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把还是婴儿的我扔给了外婆和外公。那是1992年，身为高中教师的外婆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我成了她最后一个学生。
笔都拿不稳的年纪，我活动的空间被外婆束缚在了一张书桌上，我要练字，还要写日记。我不懂日记是什么，桌子那头的外婆就问我，想不想妈妈。
七八岁的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伤心事，我哇哇大哭。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北京，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外婆摸摸我的头说，给你妈妈写点东西吧。
有时候日记写一阵哭一阵，外婆就一把抱起我，搬到椅子上，指着密密麻麻的中国地图，告诉我，那里是北京，这里是四川。那距离可真远，她的手掌抻开了也无法抵拢。
好像在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用文字去面对离别和失去。
过早伤春悲秋的年纪里，我一撇一捺地写着自己心里的难受。外婆在一边看着我，从来都是笑，眼睛眯着，勾勒出一个弯弯的弧度，嘴角露出我们家族遗传的酒窝。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的人生里，苦難才是最浓重也最熟悉的底色。
“文革”时地主出身的外公遭到批斗，外婆听见了，大着肚子一个人冲到校园，她站在外公面前，像个护崽的老母鸡。谁骂外公，她就骂回去。生舅舅的时候，家里被抄了砸了，外公和她躲进了深山密林。每天喝泉水度日，偷偷摸摸地趁着黑夜跑去亲人那儿拿粮食。
没有产房也没有助产士，外婆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那是我最小的一个舅舅，她给舅舅取名一个“涌”。外婆说，那段日子让她忘不掉的总是那眼泉，咕咚咕咚，源源不断地涌出水来，像希望一样。
这个农民的女儿似乎很能从苦哈哈的日子里找到那么一丝甜意。就像在每一个缺失母爱的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裹上的那层厚厚的蜜。
小时候，她和外公都轮流替我背书包送我上学。为了把我的书桌塞满各式各样的童话书，她几乎快把学校图书馆的童话故事给搬空了。时至今日，我都快忘记那些故事的内容了，只记得无数个夜里，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我和外婆在灯泡投射的暖黄色灯光下，抱在一起，她给我讲那些故事，讲那些茄子番茄土豆，讲那些大海大湖大江。
印象里，她似乎从不帮我回避那些苦，但却会挖一勺浓浓的蜂蜜给我，教我学会自己和生活和解。
毕业那年，父母希望我留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只有外婆一个人最先站出来，让我去北京实习。外婆跟我说，人活一辈子，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后来北漂的日子，我在冬天睡过没有暖气的屋子，裹着三层衣服冻得直哆嗦；也吃过浑水煮的面，坐在垃圾堆里完成三天两夜的采访；还踏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在刚发过洪水散发恶臭的村落穿梭。
在冻得发抖的屋子里，我的手一遍遍划过手机屏幕，看着作者一栏自己的名字偷偷乐；在垃圾堆里结束采访时，我给编辑打去电话，噼里啪啦有点兴奋地讲述那个故事，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衣服好像已经臭了；在洪水村被蚊虫叮得满身是红包的时候，我甚至忍不住在朋友圈晒出来，写下“痛并快乐着”。
不知怎么的，这时候总是能想起她。
我看过外婆年轻时写的文章，记在泛黄的小笔记本上，字里行间有少女鲜活的苦恼。她想养家，去粮站和供销社工作，把家里厚厚的苦味一点点剔除，可又实在舍不得人生里刚出现的那一抹小小的甜。
站上三尺讲台，是她长期以来的愿望。
她在师范学院读书时厚着脸皮找好朋友蹭粮；大炼钢铁时她躲在后面“不专心”，想尽办法看书；每次放假，家境优越的好闺蜜总会接上她去自己家，做一顿白米粥，入口的细粮软软的甜甜的，配上肉和绿油油的青菜，油香四溢。那味道让她至今记得，“稀饭是甜的”。
只是后来，这些鲜活的情绪越来越少出现在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了。她越来越像一个真的老人，周末逛街的时候，看见乞讨的人她会哆哆嗦嗦从钱包里掏钱；陪我在河边打扑克牌时，她老是记不住花色；炒菜的时候，有时候盐多了一大勺，有时候把一两面条煮成了三两面条。她还时不时把不知名的野菜加进去一起炒，好好的青菜被染成乌漆麻黑的颜色，总是挑战着我的味蕾和视觉神经。
那味道可真苦。
高一那年，家乡遇上了“5·12汶川大地震”，在摇摇晃晃的单人床上，我从午觉中惊醒，听到她用沙哑的声音吼叫着我的小名：“快跑啊，小石头，地震啊！”
外婆一直握着沙发，在左右摇晃的失重中努力保持着平衡，持续地喊着我。我从卧室冲出来，和她一起跑出院子。我在逐渐模糊的双眼里，看清了她的手，那双像磨砂玻璃一般的手，彻底没了血色，指甲发白发青。
褶皱完全占领了那双手，血液看起来像是已经被熬干。但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外公外调工作，那双手拉扯大了三个大学生。大舅舅沉稳、二舅舅内敛、小舅舅调皮，外婆苦恼孩子吃不饱饭，她就拿出扑克牌，教孩子们打牌、“算牌”，又悄悄跑去学校的阅览室“借”书，三个孩子，一个传完又传一个。
我是她带大的第四个大学生。跨越30多年，生活条件改善了，食物也变得多样了，唯一没变的，好像是外婆有些糟糕的厨艺。冰镇苦瓜算是她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了，高三那年几乎三天两头就得和这道“外婆家招牌菜”打个照面。那东西看起来很好做，可工作后的我无数次尝试，却怎么也做不出外婆饭桌上的那种味道。
我后来想，那道外婆的招牌菜也许只有她能掌握苦和甜的奥秘。80余年的人生让她清楚知道苦瓜的厚度如何，苦味又如何，又知道抹上多少蜂蜜最为适宜。
最后一次吃到冰镇苦瓜，是高考结束的那个中午。外婆眼睛红了，她说：“你是我这辈子教的最后一个学生。”
“毕业快乐。”她夹了一大筷子冰镇苦瓜给我。
我鼻头酸酸的，最后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外婆，毕业快乐！”
摘自搜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