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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职能日趋复杂，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角色期待也产生了不同的定位，大学校长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角色集于一身的人：领导者，注重目标和影响激励；教育家，能够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思想或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建立学校与外界社会的良好关系；学者，在相关专业领城事有相当的权威性。
[关键词]大学棱长；角色；大学发展
[中圈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1-0099-03
角色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是对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表现的期望，在一个组织中，各种职务或职位都伴随着人们对其行为的期待，这种期待规定着角色。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大学校长的角色就是人们对校长职务行为的期待。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职能日趋复杂，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角色期待也产生了不同的定位。大学校长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角色集于一身的人：领导者，注重目标和影响激励；教育家，能够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思想或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建立学校与外界社会的良好关系；学者，在相关专业领域享有相当的权威性。
一、作为领导者的大学校长
诺丁汉大学校长科林·坎普贝尔指出：“我想英国校长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以前，校长职位主要是留给杰出的学者的，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最终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十分复杂，校长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大学校长主要是要做三件事情：首先他要制定发展战略。大学并没有一个适用所有学校的战略。但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形成自己的战略。第二，大学要持续地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校长要成为道义上的领导人，要清楚地表明大学应该坚持和必须反对的价值观念。第三，大学校长要实施管理”。
大学校长究竟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学界似乎有这样的争议。其实，“领导”和“管理”两个概念有相通的一面。“管理”是“领导”的上位概念，领导则是管理的高级状态。从语义上讲，领导乃引导、引领、率领之义。从功能上看，领导是精神教练，重在示范，指引方向，用愿景、目标吸引人、激励人。而管理则是用“鞭子”似的制度对人的约束和程序式的强化。美国学者平卡斯说：管理者和领导者是截然不同的，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好。而领导则是做对的事……管理规定人怎么做，领导则让人领悟为什么这样做。管理常把错综复杂的事物程序化，常用模式就是上传下达式的公文或会议，而领导则是循着动态、变化的事物从中寻找目标和方向，使人们更好地、主动地应答挑战。管理通常督促人们往既定的方向走，并寻求一种相对的稳定。而领导则给人_种动力和归属感并在愿景的制高点上探讨革新。也正因为如此，领导讲人力资源，坚持人性化、激发信任，且领导者目光远大、总让人看到希望，而管理者很难独辟蹊径，重在依赖控制，注重原则，死盯结果，重视眼前。
由上分析，将校长定位“领导”角色，更加符合大学的特点和校长的身份。任何一所大学，大学精神都是一面旗帜。在有些大学，校园弥漫着厌倦和怨恨的氛围，因此。每所学校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领导行为来更新自己，来换回自身的目标和所提出的发展愿望。大学校长应当对学校教师、学生和职员进行情感激励，使他们从不求上进的颓势中警醒过来。校长应当拿出学校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有价值的发展目标，以激励人们不甘平庸。领导是校长工作中富有诗意的部分，它能使学校师生潜心于对高尚的学术和艺术的探索。追求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深切的关注。领导是—种无形的能力，它能触及人的灵魂深处，使人行动起来。如果大学校长想使学术视野变得更为神圣，激励涣散的教职员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追求卓越，用信念和热情维护大学的发展，使其免受未知的和不良的破坏，那么，它必须实施有效的领导，不管是静悄悄的，还是热情似火的。正如费兹·赫兹伯格所说：“领导有方，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事业就能向前发展；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有愿景、热情和才华的人，需要有原则和意志坚强的人……当然，也需要资金。但是，如果你只有资金而没有愿景，那么，你只能在挥霍钱财。”
在大学这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中，校长的领导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更多的要求一种领导的姿态，因此，校长的领导权力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個好的校长能产生—种无形的“力”，这种力是—种自信力、创新力、凝聚力。是希望、是财富。
二、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
纵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一些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但是某一学科学有专长的专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是具有独立见解的卓越的教育家；他们不但系统地研究教育理论及其相关理论，而且注重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并逐渐形成新的理论，成为一代教育大师。
作为教育家的重要条件，大学校长必须研究大学和大学教育，而这种研究则构成了他们形成教育理念的学术背景。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是关于“大学”的学术理念，即研究大学、研究大学教育而形成的并能指导大学发展和管理的大学之概念和大学教育之认识。是否具有这样—种理念。是区别大学校长与其他人及优秀校长与平庸校长的重要依据。
凡杰出校长无不有自觉研究大学教育之学术背景。蔡元培先生被推崇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贡献最大也是最恒久的教育家，其贡献的大和久并不在于他治北大时间之长短，而全在于他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大学教育理念并身体力行之，从而不仅使北大成为真正的大学，而且其理念的力量至今都对中国大学构成影响。蔡元培校长一生致力于大学教育改革，推广新的大学理念并非凭空而生的，这与他于北大校长任前在德国著名学府莱比锡大学潜心求学三年，并深受德国大学崇尚学问、追求真理之风气影响有极大关联。其间他专门研读过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翻译过巴留岑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并通过对莱比锝大学的考察，思考和研究过德国学术型大学的制度和理念。因此，蔡元培关于大学的理念是在研究德国大学的学术背景上形成的。没有或不重视对大学本身进行学术研究的校长是很难创造性地领导好大学，并促进其改革发展的。
教育家有三种类型：一是教育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有系统的和见解独到的教育方面的理论专著，对指导教育发展、改革的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教育实践家，他们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在办好大学或宏观管理上有突出的业绩，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三是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既有理论专著又有突出业绩。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无论大学校长成为哪种类型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理念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教育实践获取的。大 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现实教育世界或其教育实践进入思维并被加工改造的精神产物——教育认识。这种教育认识或是通过教学、科研专业的实践取得的，或是通过教育管理的实践取得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邓小平同志较早就提出高等学校领导人“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这样的要求。所谓“懂得教育”，他应具有大学工作的经历；所谓“有管理学校的专长”，即他有管理大学的经验。让一名毫无或缺乏大学教育和大学管理经验的人施政于大学，这所大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停滞或充其量维持运行状态。因此，各国大学在大学校长的遴选和任用制度上，都十分强调和重视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教育实践背景，而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大学校长才能够尽快形成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教育理念，以便很陕进入理性指导大学发展的角色。
三、作为大学与社会协调者的大学校长
在人们眼中，中世纪的大学如同一个饱读经书的孤僻修士，远离世俗的尘埃，在凡人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里踯躅独行。近代的大学更像是一个对自然、社会和数字抽象世界秩序之完美如痴如醉的精神贵族，成日沉迷于自得其乐的高级智力“游戏”之中，而很少过问或干脆不屑于世俗的繁冗和琐碎。惟独现代大学，无论是精英型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大众型的公立大学，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密切已经达到须臾不可分的程度，有人甚至断言：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社区的服务站”。在现代社会，社会期待大学承担什么角色?大学又如何认定自身的角色?如何才能做到积极主动融入社会之中，去为社会发展服务，叉要保持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这是每一位大学校长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不是政治组织，热衷于各种政治活动(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必然以丧失自己独立立场为代价。因而失去学术团体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同样，大学是知识机构，不是经济工具，它尽管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功用价值，但对真理、对知识的忠诚是第一位的。环境既是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它又是威胁大学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全顺应环境的要求，必然以泯灭组织内在的基本特质为代价，如此所谓的“大学”不过是一个抽离了灵魂的“空壳”。拒斥环境的要求，一味地陶醉于自我封闭的“象牙塔”中。大学就必然会失去维持其生存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大学面对环境时难以回避的“两难”抉择。斯坦福大学被誉为丑业化时代美国大学的新贵和后起之秀，其校长卡斯帕尔在北大百年校庆做主题发言时曾说道：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取决于四大重要因素。第一是大学的根本承诺：“建设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的‘卓越性尖端’，而不是训练工程师和商业管理人员”。第二是尽管有无数诱惑存在，但斯坦福大学始终坚守洪堡的大学理念，把教学和研究结合看作其核心任务。第三是大学制定学术计划的自由。第四是保持与实业界间的开放性，与之建立伙伴关系，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干扰而是对自身的丰富化”。第五是在设置研究方向及在研究中向各种机遇保持开放的能力。但开放并不意味着要将大学变成“听命于商业产品发展的或者政府的工业政策”。
从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中，卡斯帕尔得出的“非秘诀”的诀窍却是，大学只有在驻守自己的理想的前提之下，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与环境间“保持边界上的多孔道交流”，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体现自己的价值。由此。我们获得的启发是：面对环境的挑战，大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并非无可选择。相反，现实和理想间是可以沟通的。斯坦福并不拒绝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甚至卡斯帕爾认为，“假如不是二战以后政府的财政支持，斯坦福大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同样。“硅谷”也为斯坦福带来巨大的效益。由此可见，人类世界不能没有大学，但一所没有_定的自主地位、完全依附于环境的大学，它也只不过是有大学之名而无大学之实，如此，它的存在也同样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大学是为了社会持续繁荣、长远发展和人类的终极利益而存在的，它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特定的机构，它存在于特定的时代但关注的却是未来。
四、作为学者的大学校长
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崇敬、最拥戴的是那些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的专家、学者。作为教师的代言人，校长应该是一位博学、宽容、成熟的学者，应是某—方面的专家，或在某一专业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由此赢得学术团体中同事的尊敬和爱戴，也才能使学校师生员工心悦诚服，以增加校长领导活动的成效。正如卡斯帕尔教授指出的那样：“我坚信，在考虑大学校长的学术资格时，非常时髦地强调管理方面的商业技能倾向是错误的。因为在一种结构性的无政府状态中，你所以能完成工作，是由于你具备说服力，你被看成教师中的一分子，你既能够教书最好还能进行研究。”
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校长无不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国外大学自不必说，就拿国内著名大学来说，情况大致如此。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及生物工程领域有精深的造诣；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教授，是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在核能技术领域造诣精深；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在精密机械工程专业方面有精深造诣，长期从事精密跟踪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大型天线系统结构设计及计算力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大学校长绝大部分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翁史烈是造船技术方面的专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是化学专家；浙江大学前校长路甬祥在工程科学方面造诣精深；南京大学前校长曲钦岳是物理学家，在高能天体物理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在八九十年代快速发展，走在全国高校前列，与这些大学校长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价一个学校，先评价它的校长”。在高教界，人们把大学看作是卓越的学校领导者的缩影。甚至有人主张：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大学，“我们的未来寄托在自信果敢的大学校长身上”。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关键词]大学棱长；角色；大学发展
[中圈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1-0099-03
角色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是对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表现的期望，在一个组织中，各种职务或职位都伴随着人们对其行为的期待，这种期待规定着角色。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大学校长的角色就是人们对校长职务行为的期待。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职能日趋复杂，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角色期待也产生了不同的定位。大学校长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种角色集于一身的人：领导者，注重目标和影响激励；教育家，能够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教育思想或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建立学校与外界社会的良好关系；学者，在相关专业领域享有相当的权威性。
一、作为领导者的大学校长
诺丁汉大学校长科林·坎普贝尔指出：“我想英国校长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以前，校长职位主要是留给杰出的学者的，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最终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十分复杂，校长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大学校长主要是要做三件事情：首先他要制定发展战略。大学并没有一个适用所有学校的战略。但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形成自己的战略。第二，大学要持续地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校长要成为道义上的领导人，要清楚地表明大学应该坚持和必须反对的价值观念。第三，大学校长要实施管理”。
大学校长究竟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学界似乎有这样的争议。其实，“领导”和“管理”两个概念有相通的一面。“管理”是“领导”的上位概念，领导则是管理的高级状态。从语义上讲，领导乃引导、引领、率领之义。从功能上看，领导是精神教练，重在示范，指引方向，用愿景、目标吸引人、激励人。而管理则是用“鞭子”似的制度对人的约束和程序式的强化。美国学者平卡斯说：管理者和领导者是截然不同的，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好。而领导则是做对的事……管理规定人怎么做，领导则让人领悟为什么这样做。管理常把错综复杂的事物程序化，常用模式就是上传下达式的公文或会议，而领导则是循着动态、变化的事物从中寻找目标和方向，使人们更好地、主动地应答挑战。管理通常督促人们往既定的方向走，并寻求一种相对的稳定。而领导则给人_种动力和归属感并在愿景的制高点上探讨革新。也正因为如此，领导讲人力资源，坚持人性化、激发信任，且领导者目光远大、总让人看到希望，而管理者很难独辟蹊径，重在依赖控制，注重原则，死盯结果，重视眼前。
由上分析，将校长定位“领导”角色，更加符合大学的特点和校长的身份。任何一所大学，大学精神都是一面旗帜。在有些大学，校园弥漫着厌倦和怨恨的氛围，因此。每所学校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领导行为来更新自己，来换回自身的目标和所提出的发展愿望。大学校长应当对学校教师、学生和职员进行情感激励，使他们从不求上进的颓势中警醒过来。校长应当拿出学校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有价值的发展目标，以激励人们不甘平庸。领导是校长工作中富有诗意的部分，它能使学校师生潜心于对高尚的学术和艺术的探索。追求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深切的关注。领导是—种无形的能力，它能触及人的灵魂深处，使人行动起来。如果大学校长想使学术视野变得更为神圣，激励涣散的教职员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追求卓越，用信念和热情维护大学的发展，使其免受未知的和不良的破坏，那么，它必须实施有效的领导，不管是静悄悄的，还是热情似火的。正如费兹·赫兹伯格所说：“领导有方，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事业就能向前发展；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我们需要有愿景、热情和才华的人，需要有原则和意志坚强的人……当然，也需要资金。但是，如果你只有资金而没有愿景，那么，你只能在挥霍钱财。”
在大学这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中，校长的领导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更多的要求一种领导的姿态，因此，校长的领导权力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個好的校长能产生—种无形的“力”，这种力是—种自信力、创新力、凝聚力。是希望、是财富。
二、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
纵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一些优秀的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但是某一学科学有专长的专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是具有独立见解的卓越的教育家；他们不但系统地研究教育理论及其相关理论，而且注重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并逐渐形成新的理论，成为一代教育大师。
作为教育家的重要条件，大学校长必须研究大学和大学教育，而这种研究则构成了他们形成教育理念的学术背景。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是关于“大学”的学术理念，即研究大学、研究大学教育而形成的并能指导大学发展和管理的大学之概念和大学教育之认识。是否具有这样—种理念。是区别大学校长与其他人及优秀校长与平庸校长的重要依据。
凡杰出校长无不有自觉研究大学教育之学术背景。蔡元培先生被推崇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贡献最大也是最恒久的教育家，其贡献的大和久并不在于他治北大时间之长短，而全在于他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大学教育理念并身体力行之，从而不仅使北大成为真正的大学，而且其理念的力量至今都对中国大学构成影响。蔡元培校长一生致力于大学教育改革，推广新的大学理念并非凭空而生的，这与他于北大校长任前在德国著名学府莱比锡大学潜心求学三年，并深受德国大学崇尚学问、追求真理之风气影响有极大关联。其间他专门研读过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翻译过巴留岑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并通过对莱比锝大学的考察，思考和研究过德国学术型大学的制度和理念。因此，蔡元培关于大学的理念是在研究德国大学的学术背景上形成的。没有或不重视对大学本身进行学术研究的校长是很难创造性地领导好大学，并促进其改革发展的。
教育家有三种类型：一是教育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有系统的和见解独到的教育方面的理论专著，对指导教育发展、改革的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教育实践家，他们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在办好大学或宏观管理上有突出的业绩，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三是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既有理论专著又有突出业绩。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无论大学校长成为哪种类型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理念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教育实践获取的。大 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现实教育世界或其教育实践进入思维并被加工改造的精神产物——教育认识。这种教育认识或是通过教学、科研专业的实践取得的，或是通过教育管理的实践取得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邓小平同志较早就提出高等学校领导人“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这样的要求。所谓“懂得教育”，他应具有大学工作的经历；所谓“有管理学校的专长”，即他有管理大学的经验。让一名毫无或缺乏大学教育和大学管理经验的人施政于大学，这所大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停滞或充其量维持运行状态。因此，各国大学在大学校长的遴选和任用制度上，都十分强调和重视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教育实践背景，而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大学校长才能够尽快形成或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教育理念，以便很陕进入理性指导大学发展的角色。
三、作为大学与社会协调者的大学校长
在人们眼中，中世纪的大学如同一个饱读经书的孤僻修士，远离世俗的尘埃，在凡人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里踯躅独行。近代的大学更像是一个对自然、社会和数字抽象世界秩序之完美如痴如醉的精神贵族，成日沉迷于自得其乐的高级智力“游戏”之中，而很少过问或干脆不屑于世俗的繁冗和琐碎。惟独现代大学，无论是精英型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大众型的公立大学，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密切已经达到须臾不可分的程度，有人甚至断言：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社区的服务站”。在现代社会，社会期待大学承担什么角色?大学又如何认定自身的角色?如何才能做到积极主动融入社会之中，去为社会发展服务，叉要保持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这是每一位大学校长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不是政治组织，热衷于各种政治活动(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必然以丧失自己独立立场为代价。因而失去学术团体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同样，大学是知识机构，不是经济工具，它尽管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功用价值，但对真理、对知识的忠诚是第一位的。环境既是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它又是威胁大学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全顺应环境的要求，必然以泯灭组织内在的基本特质为代价，如此所谓的“大学”不过是一个抽离了灵魂的“空壳”。拒斥环境的要求，一味地陶醉于自我封闭的“象牙塔”中。大学就必然会失去维持其生存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大学面对环境时难以回避的“两难”抉择。斯坦福大学被誉为丑业化时代美国大学的新贵和后起之秀，其校长卡斯帕尔在北大百年校庆做主题发言时曾说道：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取决于四大重要因素。第一是大学的根本承诺：“建设在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学术的‘卓越性尖端’，而不是训练工程师和商业管理人员”。第二是尽管有无数诱惑存在，但斯坦福大学始终坚守洪堡的大学理念，把教学和研究结合看作其核心任务。第三是大学制定学术计划的自由。第四是保持与实业界间的开放性，与之建立伙伴关系，但是，“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干扰而是对自身的丰富化”。第五是在设置研究方向及在研究中向各种机遇保持开放的能力。但开放并不意味着要将大学变成“听命于商业产品发展的或者政府的工业政策”。
从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中，卡斯帕尔得出的“非秘诀”的诀窍却是，大学只有在驻守自己的理想的前提之下，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和理解，与环境间“保持边界上的多孔道交流”，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体现自己的价值。由此。我们获得的启发是：面对环境的挑战，大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并非无可选择。相反，现实和理想间是可以沟通的。斯坦福并不拒绝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甚至卡斯帕爾认为，“假如不是二战以后政府的财政支持，斯坦福大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同样。“硅谷”也为斯坦福带来巨大的效益。由此可见，人类世界不能没有大学，但一所没有_定的自主地位、完全依附于环境的大学，它也只不过是有大学之名而无大学之实，如此，它的存在也同样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大学是为了社会持续繁荣、长远发展和人类的终极利益而存在的，它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特定的机构，它存在于特定的时代但关注的却是未来。
四、作为学者的大学校长
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崇敬、最拥戴的是那些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的专家、学者。作为教师的代言人，校长应该是一位博学、宽容、成熟的学者，应是某—方面的专家，或在某一专业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由此赢得学术团体中同事的尊敬和爱戴，也才能使学校师生员工心悦诚服，以增加校长领导活动的成效。正如卡斯帕尔教授指出的那样：“我坚信，在考虑大学校长的学术资格时，非常时髦地强调管理方面的商业技能倾向是错误的。因为在一种结构性的无政府状态中，你所以能完成工作，是由于你具备说服力，你被看成教师中的一分子，你既能够教书最好还能进行研究。”
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校长无不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国外大学自不必说，就拿国内著名大学来说，情况大致如此。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及生物工程领域有精深的造诣；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教授，是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在核能技术领域造诣精深；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在精密机械工程专业方面有精深造诣，长期从事精密跟踪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大型天线系统结构设计及计算力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大学校长绝大部分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翁史烈是造船技术方面的专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是化学专家；浙江大学前校长路甬祥在工程科学方面造诣精深；南京大学前校长曲钦岳是物理学家，在高能天体物理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在八九十年代快速发展，走在全国高校前列，与这些大学校长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价一个学校，先评价它的校长”。在高教界，人们把大学看作是卓越的学校领导者的缩影。甚至有人主张：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大学，“我们的未来寄托在自信果敢的大学校长身上”。
[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