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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是一次劳资之间相互妥协的合作，其在初期虽取得一些成效，但终究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走向了破灭。
关键词 魏玛德国 斯廷内斯—列金协议 劳资妥协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Hands Can't Grip Together
——The Reasons and the Demise of Weimar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WANG Do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Abstract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in Weimar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labor and employers, although some success at beginning, in the complex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oward the burst in the end.
Key words Weimar;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Compromise between labor and employers
伴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劳资问题”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似乎自从雇佣关系出现，劳方与资方的手也从未真正的握到过一起。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初期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是一次劳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彼此合作的尝试。这种劳资合作模式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终究在魏玛德国那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走向了破灭。
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意志，大踏步的迈向现代化，而相伴随的，则是工人与企业主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第二帝国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亦未能解决劳资矛盾。相反，劳资冲突借着工会发展的东风愈演愈烈。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为劳资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提供了契机。早在1914年8月，自由工会执委会就提出，应该将工会组织同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名誉在民族的生存斗争中结合起来。主席卡尔·列金( Carl Legien)更是将工会中出现的反战宣言一律斥责为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对行动，是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进攻。企业主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他们并不愿放弃“企业主人”的地位，但这一情况随着1917~1918年战争形势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1918年10月，钢铁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约翰·莱歇特 ( Johann Reichert) 指出：在国家和政府权力摇摇欲坠和政局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企业界来说，只有在工人团体方面才能找到强有力的同盟者，而这个同盟者就是工会。就这样，一方面，工会希望战后继续保持在1916年的《为祖国志愿服务法》中取得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企业主团体则希望尽可能避免战后复员引发的紧张局势与混乱局面，从而尽快恢复德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劳资双方越走越近，终于在1918年的11月15日签订了由德国企业主协会联合会领袖胡戈· 斯廷内斯 ( Hugo Stinnes)和自由工会主席卡尔·列金的名字命名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在协议中，企业主方面承认了工会组织，并且做出了实施集体工作合同，八小时工作制，五十人以上的工厂都应成立工人委员会等承诺，旨在“共同解决有关德国工商业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立法事务和行政事务”的中央工作组（Central Working Group）也应时而成。
协议制定之后，一度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工会协助下，企业主采取了一系列的例如安排轮班制、减少工作时间、解雇妇女劳工等措施，以腾出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来安排600万复员军人和250万军工企业转业工人。而到1919年初，德国的工会成员失业率开始下降，到年底只有2.9%，远低于1907~1913年间的平均失业率，等到1920年4月时，工会会员失业率更是下降到了1.9%，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却增加到了1913年的3~4.5倍。似乎战争的严冬过后，春天真的就在身边了，但不久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残酷严冬里稍纵即逝的片刻温暖。
1920年12月，劳方代表——自由工会主席卡尔·列金去世，继承者特奥多尔·莱帕特 ( Theodor Leipart) 在工会内的威信则远远比不上其前任。与此同时，左翼会员与青年会员的比例在公会中大大增加，这些激进的下属和无力掌控激进下属的主席一起，使得谈判桌前的劳方耐心大不如前。同样是这一年，来自克虏伯公司的库尔特·佐尔格 ( Kurt Sorge)当选为了德国工业家联合会的主席，这样，本就利润小、负担大的重工业利益集团使得谈判桌两端的火药味进一步加剧。而到了1921年，莱帕特已经无奈的承认“我感到现在, 这张桌子已经空了”。在此后的1922年与1923年中，在德国南部的五金行业与鲁尔矿区也出现了部分明显超过八小时的工作日。1924年1月，职员工会与职员自由联合会宣布退出了中央工作组，几天后，自由工会也同样宣布退出。3月，斯廷内斯—列金协议之中成立的领导机构——中央工作组正式终结了其寿命。在此后的几年中，德意志劳资之间越来越难协调，1926年之后更是一直处于一种较高的失业率当中。1927-1928年中失业率一直保持在6%以上，此后的1929年，伴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失业率上升到了8.5%，1930年更是飞升到了14%。而这场“几乎完全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陷入崩溃”的经济危机，也给本就龙蛇混杂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冲击。1930年3月，赫尔曼· 穆勒(Hermann M€黮ler)的大联合内阁垮台后，兴登堡总统（Paul von Hindenburg）在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指派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布吕宁（Heinrich Br€黱ing）组织内阁，右派保守—独裁主义统治集团开始浮出水面。这些前帝国精英们充分利用这次危机实施了一揽子破坏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的措施，他们削弱工会的权利、废除一些有效的劳资协定、降低工人工资等等。在随后的岁月中，劳资双方再难如斯廷内斯和列金那样平静的坐在谈判桌的两端了，曾经的诺言也无从寻觅，魏玛共和国也在劳资双方坚决不肯让步的困境中开始走向了独裁。
斯廷内斯—列金协议下这种劳资合作模式的破灭令人遗憾，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彼此让步妥协的合作模式本就是建立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上的。不断的通胀使企业主们可以从中汲取价值，也就使他们对于个人的让步有了足够的余地。但这种通胀不可能一直延续，当1924年这种“通胀魔术”终结后，分配余地立即萎缩，履行这个协议的基础也便开始渐渐破碎；再者，该协议在劳资两个利益团体内部都存在着争议。在工会内部，革命派掌控的五金工会在1919年底就退出了中央工作组，并不断在工会大会上尖锐批判该模式。另外一边，资方内部的批评声音更多。中小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大企业的安排，他们无法承受8小时工作制、工资上涨、短期工与失业者救济等安排。1920年5月，雇主协会联合会大会就曾猛烈攻击这种合作模式。不少资本家表示，他们希望恢复“自由的谈判”而不是“自由的集体谈判”；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劳资之间有着某种永难真正调和的矛盾冲突，双方只能寻求一种彼此互相接受的平衡，而幻想着解决所有争议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注定难以为续，或许，那两只手真的永远都难以真正的握到一起吧。
参考文献
[1] 孟钟捷.1918-1924年阶级合作的模式尝试与一战后德国劳资关系的起伏[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 孟钟捷.劳资利益团体合作与一战结束前后的德国社会[J].世界历史,2006(1).
[3]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 埃德尔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 魏玛德国 斯廷内斯—列金协议 劳资妥协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Hands Can't Grip Together
——The Reasons and the Demise of Weimar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WANG Do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Abstract The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in Weimar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labor and employers, although some success at beginning, in the complex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oward the burst in the end.
Key words Weimar; Stinnes-Legien Agreement; Compromise between labor and employers
伴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劳资问题”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似乎自从雇佣关系出现，劳方与资方的手也从未真正的握到过一起。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初期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是一次劳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彼此合作的尝试。这种劳资合作模式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终究在魏玛德国那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走向了破灭。
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意志，大踏步的迈向现代化，而相伴随的，则是工人与企业主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第二帝国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亦未能解决劳资矛盾。相反，劳资冲突借着工会发展的东风愈演愈烈。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为劳资双方坐到谈判桌前提供了契机。早在1914年8月，自由工会执委会就提出，应该将工会组织同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名誉在民族的生存斗争中结合起来。主席卡尔·列金( Carl Legien)更是将工会中出现的反战宣言一律斥责为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对行动，是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进攻。企业主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他们并不愿放弃“企业主人”的地位，但这一情况随着1917~1918年战争形势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1918年10月，钢铁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约翰·莱歇特 ( Johann Reichert) 指出：在国家和政府权力摇摇欲坠和政局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企业界来说，只有在工人团体方面才能找到强有力的同盟者，而这个同盟者就是工会。就这样，一方面，工会希望战后继续保持在1916年的《为祖国志愿服务法》中取得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企业主团体则希望尽可能避免战后复员引发的紧张局势与混乱局面，从而尽快恢复德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劳资双方越走越近，终于在1918年的11月15日签订了由德国企业主协会联合会领袖胡戈· 斯廷内斯 ( Hugo Stinnes)和自由工会主席卡尔·列金的名字命名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在协议中，企业主方面承认了工会组织，并且做出了实施集体工作合同，八小时工作制，五十人以上的工厂都应成立工人委员会等承诺，旨在“共同解决有关德国工商业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立法事务和行政事务”的中央工作组（Central Working Group）也应时而成。
协议制定之后，一度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工会协助下，企业主采取了一系列的例如安排轮班制、减少工作时间、解雇妇女劳工等措施，以腾出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来安排600万复员军人和250万军工企业转业工人。而到1919年初，德国的工会成员失业率开始下降，到年底只有2.9%，远低于1907~1913年间的平均失业率，等到1920年4月时，工会会员失业率更是下降到了1.9%，与此同时，工人的工资却增加到了1913年的3~4.5倍。似乎战争的严冬过后，春天真的就在身边了，但不久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残酷严冬里稍纵即逝的片刻温暖。
1920年12月，劳方代表——自由工会主席卡尔·列金去世，继承者特奥多尔·莱帕特 ( Theodor Leipart) 在工会内的威信则远远比不上其前任。与此同时，左翼会员与青年会员的比例在公会中大大增加，这些激进的下属和无力掌控激进下属的主席一起，使得谈判桌前的劳方耐心大不如前。同样是这一年，来自克虏伯公司的库尔特·佐尔格 ( Kurt Sorge)当选为了德国工业家联合会的主席，这样，本就利润小、负担大的重工业利益集团使得谈判桌两端的火药味进一步加剧。而到了1921年，莱帕特已经无奈的承认“我感到现在, 这张桌子已经空了”。在此后的1922年与1923年中，在德国南部的五金行业与鲁尔矿区也出现了部分明显超过八小时的工作日。1924年1月，职员工会与职员自由联合会宣布退出了中央工作组，几天后，自由工会也同样宣布退出。3月，斯廷内斯—列金协议之中成立的领导机构——中央工作组正式终结了其寿命。在此后的几年中，德意志劳资之间越来越难协调，1926年之后更是一直处于一种较高的失业率当中。1927-1928年中失业率一直保持在6%以上，此后的1929年，伴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失业率上升到了8.5%，1930年更是飞升到了14%。而这场“几乎完全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陷入崩溃”的经济危机，也给本就龙蛇混杂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冲击。1930年3月，赫尔曼· 穆勒(Hermann M€黮ler)的大联合内阁垮台后，兴登堡总统（Paul von Hindenburg）在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指派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布吕宁（Heinrich Br€黱ing）组织内阁，右派保守—独裁主义统治集团开始浮出水面。这些前帝国精英们充分利用这次危机实施了一揽子破坏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的措施，他们削弱工会的权利、废除一些有效的劳资协定、降低工人工资等等。在随后的岁月中，劳资双方再难如斯廷内斯和列金那样平静的坐在谈判桌的两端了，曾经的诺言也无从寻觅，魏玛共和国也在劳资双方坚决不肯让步的困境中开始走向了独裁。
斯廷内斯—列金协议下这种劳资合作模式的破灭令人遗憾，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彼此让步妥协的合作模式本就是建立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上的。不断的通胀使企业主们可以从中汲取价值，也就使他们对于个人的让步有了足够的余地。但这种通胀不可能一直延续，当1924年这种“通胀魔术”终结后，分配余地立即萎缩，履行这个协议的基础也便开始渐渐破碎；再者，该协议在劳资两个利益团体内部都存在着争议。在工会内部，革命派掌控的五金工会在1919年底就退出了中央工作组，并不断在工会大会上尖锐批判该模式。另外一边，资方内部的批评声音更多。中小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大企业的安排，他们无法承受8小时工作制、工资上涨、短期工与失业者救济等安排。1920年5月，雇主协会联合会大会就曾猛烈攻击这种合作模式。不少资本家表示，他们希望恢复“自由的谈判”而不是“自由的集体谈判”；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劳资之间有着某种永难真正调和的矛盾冲突，双方只能寻求一种彼此互相接受的平衡，而幻想着解决所有争议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注定难以为续，或许，那两只手真的永远都难以真正的握到一起吧。
参考文献
[1] 孟钟捷.1918-1924年阶级合作的模式尝试与一战后德国劳资关系的起伏[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 孟钟捷.劳资利益团体合作与一战结束前后的德国社会[J].世界历史,2006(1).
[3]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 埃德尔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