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次严厉的责备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愿。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她百看不厌。她喜欢这部电影，喜欢瓦尔瓦拉，喜欢当老师。
“文革”时，陈云受到冲击，妻子于若木独自一人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上初中的弟弟留在了北京。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毕业后又在校参加“文革”中一些所谓活动。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1968年，同学们陆继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同样面临寻找自己的路。好不容易她才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于是只好表示遗憾，不敢接受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后来，陈伟华几经努力才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走一回运，分到条件稍好一些的平原地区。当教师本是陈伟华从小的愿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自己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
此时的陈云不仅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还要尽长辈之责，引导子女们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颜色剥落，白花花的。
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陈伟华教的是“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着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陈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地搓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家人大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可以说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加之自己又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于是陈伟华想家了。
有一天，不是周末，陈伟华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一趟家。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可是，她没有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严峻而惊异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父亲责问，并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回去。”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陈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陈伟华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滚下了脸庞。
晚上，父亲与陈伟华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家里你就放心，明天就回去，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陈伟华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伟华返回了学校。当她再度踏进那个小村庄时，她开始为自己一时的退缩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干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走访，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时间长了，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爸爸的读书建议与女儿的两个核桃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蹲点”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
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女儿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
另外，为了使陈伟华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她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还告诉陈伟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尽管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却更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这封信使陈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时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很少给自己什么表扬。
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1971年4月，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
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父亲在南昌一共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第二年4月，陈云离开了南昌，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
由于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他又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1973年8月7日，陈云又从北京的家中给陈伟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参加由父亲发起的家庭读书会。首先学习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个人先自学，然后每星期天上午用3个小时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接到信后，陈伟华非常高兴，按父亲的要求认真阅读了《实践论》。
陈伟华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深入的思考与理解，他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20世纪70年代，陈云的手关节出现毛病。主治医生建议，除加强治疗之外，平时若能多注意有重点地增加手指关节等部位的活动，会有助于尽快恢复健康。
当时正在怀柔担任乡村教师的陈伟华，得知此事后，心中很着急。后来突然想到，这里不是盛产素有“京郊一枝花”之称的核桃吗？而且个大壳硬，平时把它们握在手里搓，可以起保健作用。陈伟华于是请怀柔的老乡帮着拣些核桃。又从一大堆核桃中精心挑选出最中意的两颗，利用回家的机会给父亲捎了回去。
陈云一见就喜欢上了，立即握在手里转起来。这时，陈云感到十分欣慰，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听着那清脆的碰击声，随着转动越来越纯熟，陈云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好，好，正适合。”陈云这一搓，从此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一对核桃成为他的心爱之物。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都少不了攥在手里活动。
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陈云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普通核桃，陪着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三不准”
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陈云从女儿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还是教书好。”陈云对陈伟华说。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当教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业的，也找到了乐趣”，“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陈伟华几乎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她和学生相处很融洽，有几个经常和她联系的，已经成了朋友。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学生身上，她看到了自身价值的实现。
陈云生前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经被广为传颂。这“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陈云经常教育子女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陈伟华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支援，从不找父亲出面为自己解决什么，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陈伟华便会忆及自己的父亲，想起童年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陈伟华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对父亲很“陌生”。大些了，陈伟华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子女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陈伟华咯咯地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地笑了。
父亲离开家人已经近20个年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陈伟华的脸上。
尽管全国人民视陈云为“开国元勋”之一，但是陈云在自己的子女心底永远是位慈父、严师，永远是那么朴实、可亲、可爱。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愿。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她百看不厌。她喜欢这部电影，喜欢瓦尔瓦拉，喜欢当老师。
“文革”时，陈云受到冲击，妻子于若木独自一人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陈伟华和上初中的弟弟留在了北京。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毕业后又在校参加“文革”中一些所谓活动。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1968年，同学们陆继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同样面临寻找自己的路。好不容易她才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于是只好表示遗憾，不敢接受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
后来，陈伟华几经努力才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走一回运，分到条件稍好一些的平原地区。当教师本是陈伟华从小的愿望，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自己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
此时的陈云不仅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还要尽长辈之责，引导子女们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颜色剥落，白花花的。
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陈伟华教的是“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着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陈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地搓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家人大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可以说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加之自己又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于是陈伟华想家了。
有一天，不是周末，陈伟华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一趟家。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可是，她没有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严峻而惊异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父亲责问，并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回去。”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陈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陈伟华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滚下了脸庞。
晚上，父亲与陈伟华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家里你就放心，明天就回去，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陈伟华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伟华返回了学校。当她再度踏进那个小村庄时，她开始为自己一时的退缩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干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走访，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时间长了，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爸爸的读书建议与女儿的两个核桃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陈伟华给远在南昌“蹲点”的父亲写了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二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
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女儿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
另外，为了使陈伟华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她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还告诉陈伟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女儿，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尽管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却更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这封信使陈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时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很少给自己什么表扬。
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1971年4月，陈伟华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陈伟华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
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父亲在南昌一共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除了每天去工厂参加班组会以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第二年4月，陈云离开了南昌，回到了北京。不久，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
由于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他又给自己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1973年8月7日，陈云又从北京的家中给陈伟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参加由父亲发起的家庭读书会。首先学习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个人先自学，然后每星期天上午用3个小时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 接到信后，陈伟华非常高兴，按父亲的要求认真阅读了《实践论》。
陈伟华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深入的思考与理解，他才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可以说，父亲的3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种精神。
20世纪70年代，陈云的手关节出现毛病。主治医生建议，除加强治疗之外，平时若能多注意有重点地增加手指关节等部位的活动，会有助于尽快恢复健康。
当时正在怀柔担任乡村教师的陈伟华，得知此事后，心中很着急。后来突然想到，这里不是盛产素有“京郊一枝花”之称的核桃吗？而且个大壳硬，平时把它们握在手里搓，可以起保健作用。陈伟华于是请怀柔的老乡帮着拣些核桃。又从一大堆核桃中精心挑选出最中意的两颗，利用回家的机会给父亲捎了回去。
陈云一见就喜欢上了，立即握在手里转起来。这时，陈云感到十分欣慰，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人了。听着那清脆的碰击声，随着转动越来越纯熟，陈云高兴地笑了起来，连声说：“好，好，正适合。”陈云这一搓，从此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一对核桃成为他的心爱之物。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都少不了攥在手里活动。
天长日久，核桃被磨得锃亮，陈云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这两只被磨得油光锃亮的普通核桃，陪着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父亲的“三不准”
1982年，陈伟华大学毕业。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陈云从女儿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还是教书好。”陈云对陈伟华说。
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陈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女儿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当教师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职业的，也找到了乐趣”，“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陈伟华几乎记得每一个教过的学生，她和学生相处很融洽，有几个经常和她联系的，已经成了朋友。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学生身上，她看到了自身价值的实现。
陈云生前给家人订下的“三不准”曾经被广为传颂。这“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家人在这方面也予以很好的配合与支持。陈云经常教育子女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陈伟华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支援，从不找父亲出面为自己解决什么，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陈伟华便会忆及自己的父亲，想起童年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陈伟华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对父亲很“陌生”。大些了，陈伟华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子女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陈伟华咯咯地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地笑了。
父亲离开家人已经近20个年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陈伟华的脸上。
尽管全国人民视陈云为“开国元勋”之一，但是陈云在自己的子女心底永远是位慈父、严师，永远是那么朴实、可亲、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