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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观念的转变外，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要教育管理体制的理顺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从今年城镇的就业情况来看，大概需要安排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技校的学生以及初中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加起来近1400万人，所以就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011年两会上说。而他也强调，另一方面，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现在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时，自2011年春节以来，媒体却轮番地、铺天盖地地报道了“用工荒”，“招工难，低端、高端的劳动工都很难招，低端的缺量，高端的缺技能人才”。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性。
东方不亮西方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全球竞争力第一，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瑞士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瑞士的主要资产是教育，其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其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瑞士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青年失业率最低，这与瑞士历来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有关。目前，瑞士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90%至95%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就业。”
而另一份由国际组织给出的名为《中国职业能力开发政策》的测评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四大不足，即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关系不密切以及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
尽管大学生工作难找，“毕业即失业”，职场上高级技工炙手可热，良将难求，但面对如此明显的市场动向，学生和家长们在做抉择时却仍然熟视无睹。
“大家都去挤高考和大学的独木桥，那还有个大道在哪？”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大道就是职业教育，“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怪圈，主要还是社会观念和思维定式没有改变。”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一度认为学而优则仕，当工人没有出息，“上高中、重点本科扬眉吐气, 上高职、中职低人一等”，多年来一直是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重文凭、轻技能。“由于行业与岗位存在较大的薪酬差距，社会保障也因行业与岗位不同，劳动既存在价值观念上的高低贵贱，也存在经济待遇上的高低贵贱，导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学历、追求好的行业与岗位。”骆子石说。
现实的表现是，职业教育成了很多家长和学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也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最近他又接收了几个初三没上完的问题学生，“我一半的精力都用在去管那百分之几的学生。”职校的学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年轻群体，童华强的压力不是要他们升学，而是先转变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如果给我去读本科的高中学生，我们能培养出中国最优秀的职业技术人才。”
刘烨是河北秦皇岛人，十年前去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完成职业教育后，留在当地成为一名会计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教育在加拿大非常普遍，职业技术学校叫做college，大学称为university。“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职业技术学院，而大学只有两三所。其中一大部分加拿大人中学毕业后就直接选择去上college，只有少部分会去考取大学。”据数据统计,加拿大中学毕业生70%上大专,15%上大学,15%直接工作。
“只有你想不到的专业，没有它不涉及的专业。”刘烨说，加拿大职业教育种类多种多样，一般都是社会上比较需要的各种人才。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相比，加拿大中学生毕业后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观念认为，大学是搞学术研究的地方，不想深造的人是不会去读大学的。一般只有高端人才才会到大学里面学习，比如：高级工程师、IT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准备留在大学里面搞学术研究的人。”
而且，他们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很容易就可以把学分转到大学里面接着学习。“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先到技校学习两年，然后再工作两年，最后再回到大学接着深造。而这在国内现在还很难做到，职业教育就像孤岛。”刘烨说。
在加拿大，工作经验比较被看重，其次是文凭。如果工作经验很多，好多公司会忽略学历。“高学历的人才就要给高薪，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雇主是会选择合适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看重学历。”
“劳工神圣”遭遇“四低人才”
“我们保证有工作但是没文凭。”童华强说，现在的情况是，学生学了几年的技术，只是个技校文凭，“老百姓不认，找对象都不好找，还要千方百计上学去换个文凭。”否则，他们前面的路就被堵死了。
童华强苦笑着称职校的学生是“四低人才”：学历文凭低，工资待遇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他的学生作为职业院校的代表，被温家宝总理接见，这个学生就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花了很多钱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到企业以后，收入太低，还不如一个保安。另外就是工人未来的提升途径。”童华强说，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收入提高，学生和家长都会主动选择，不会是被迫无奈才来。”
也正因此，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把社会上长期以来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谋事”为耻的思想，称为“职业教育之礁”，提出了“劳工神圣”的主张。黄炎培说，劳力与劳心都是神圣的，“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号召青年认识到“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要人们认识到职业平等，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说，首先要将职业教育意识渗透在基础教育里，让学生有职业观点的养成。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提前规划未来职业选择。“不能等待被边缘，被分流，不成功了才进职业学校，主动的选择职业教育，空间很大，你想象不到的大。”
无师之痛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拥有200多所技工学校，400多所职业院校，却远远不能满足珠三角制造产业升级的需要。而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却支撑了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所以，业内人曾经感慨：广东“200 400”却敌不过新加坡“5 4”。
“一是课程，二是师资，基本上所有的职业院校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些年，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课程改革，吸收了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提供的很多意见。赵志群说，要想学会工作，学生只能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通过完成真实的工作任务才能实现，而纯粹校园环境中的学习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以前是教你设备怎么用，都学完了，给你个活，还是不会干。现在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从学习中就贯穿解决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按企业的工作流程来培养学生。”童华强说。此前就曾经出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上学会了修理发动机，到了企业，发动机坏了，却不知道怎么先把发动机摘下来。
真正实现课程改革的职业院校是少数，而当课程改革慢慢实现了，童华强发现老师却不行了。职业院校的教学往往需要的是既懂教学又能实操的“双师型”教师，“院校出来的老师，理论体系好，但是不会干活，从企业请的老师专业技能好，干活没问题，但教学综合素质又不行。”目前，职业院校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行业水平，从企业行业聘请能工巧匠任教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试想，在企业的工资若是当老师工资的好几倍，老师是来职业学校任教还是进入企业从工？”
而在采访中，一位民办职业院校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乱象丛生的招生大战，也给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公办学校依赖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招生，民办学校采用‘生钱交易’招生，招一年是一年，缺乏长久的招生机制。”
据该负责人介绍，基于提成式的招生模式，有些县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家，为争夺一个生源经常“同室操戈”，少则五六家，多则十余家，各职校登门做家长和学生的工作，提出一家比一家的优惠条件，甚至互相“攻讦”，使学生及家长无所适从。学校在设计专业时，也经常纠结于：是开设一个好招生的专业，还是开设一个好就业的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涉及5296名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有学生将企业实习描述为三部曲：一、实习之前：我想工作的激动与热情；二、实习之中：流水线使我像机器人；三、实习之后：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伤害。
剑指管理体制
“如果学生在实习岗位中没有学到足够的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技能，反而成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不仅给实习学生本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带来不利，而且也对推广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负面影响。” 赵志群说，尽管教育部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但是学生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企业以实习之名，将学生安排到流水生产线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在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介入非常深，甚至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企业代替学校行使了部分教学职能。“目前，国内的企业愿意投钱在设备、厂房、土地上，外资和合资企业在校企合作上做得好一些，他们会认为培养出来的员工未来带来的效益难以衡量。”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目前情况来看，职业教育还有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国家教育部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互不服气，各自为政，各成体系，搞得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与劳动部门也是矛盾重重，有的还相当尖锐。”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重建职业教育魅力的改革探讨》的研讨会上曾指出。
事实的确如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可以批建职业技术院校的部门可谓五花八门。有教育部门的，有劳动部门的，有行业的，有省一级的，有市一级的，也有县一级的，且政出多门，没有统一标准。这些职业技术院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办学情形各不相同，甚至给学生毕业后颁发的“证书”性质差之甚远。
有的职业院校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校名，有的学校更改后的校名尽量向规模大、声誉好的学校靠近，甚至校名间仅一字之差。学生和家长被搞得晕头转向，无从选择。无奈之下，为选择一所学校就读，先要问清校长、院长是谁，因为校长、院长不会重名，给学生平添不少麻烦。
更重要的是，由于批建和管理部门不同，同是职业院校享受的政策待遇也迥然不同。并且它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衔接，教育、就业与培训之间互相分离。
俞仲文建议，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创新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今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再不能仅仅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我国职教战线由于管理不顺而出现的种种问题。”★
“从今年城镇的就业情况来看，大概需要安排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技校的学生以及初中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加起来近1400万人，所以就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011年两会上说。而他也强调，另一方面，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现在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时，自2011年春节以来，媒体却轮番地、铺天盖地地报道了“用工荒”，“招工难，低端、高端的劳动工都很难招，低端的缺量，高端的缺技能人才”。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性。
东方不亮西方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全球竞争力第一，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瑞士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瑞士的主要资产是教育，其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其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瑞士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青年失业率最低，这与瑞士历来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有关。目前，瑞士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90%至95%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就业。”
而另一份由国际组织给出的名为《中国职业能力开发政策》的测评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四大不足，即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关系不密切以及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
尽管大学生工作难找，“毕业即失业”，职场上高级技工炙手可热，良将难求，但面对如此明显的市场动向，学生和家长们在做抉择时却仍然熟视无睹。
“大家都去挤高考和大学的独木桥，那还有个大道在哪？”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大道就是职业教育，“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怪圈，主要还是社会观念和思维定式没有改变。”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一度认为学而优则仕，当工人没有出息，“上高中、重点本科扬眉吐气, 上高职、中职低人一等”，多年来一直是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重文凭、轻技能。“由于行业与岗位存在较大的薪酬差距，社会保障也因行业与岗位不同，劳动既存在价值观念上的高低贵贱，也存在经济待遇上的高低贵贱，导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学历、追求好的行业与岗位。”骆子石说。
现实的表现是，职业教育成了很多家长和学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也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最近他又接收了几个初三没上完的问题学生，“我一半的精力都用在去管那百分之几的学生。”职校的学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年轻群体，童华强的压力不是要他们升学，而是先转变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如果给我去读本科的高中学生，我们能培养出中国最优秀的职业技术人才。”
刘烨是河北秦皇岛人，十年前去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完成职业教育后，留在当地成为一名会计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教育在加拿大非常普遍，职业技术学校叫做college，大学称为university。“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职业技术学院，而大学只有两三所。其中一大部分加拿大人中学毕业后就直接选择去上college，只有少部分会去考取大学。”据数据统计,加拿大中学毕业生70%上大专,15%上大学,15%直接工作。
“只有你想不到的专业，没有它不涉及的专业。”刘烨说，加拿大职业教育种类多种多样，一般都是社会上比较需要的各种人才。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相比，加拿大中学生毕业后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观念认为，大学是搞学术研究的地方，不想深造的人是不会去读大学的。一般只有高端人才才会到大学里面学习，比如：高级工程师、IT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准备留在大学里面搞学术研究的人。”
而且，他们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很容易就可以把学分转到大学里面接着学习。“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先到技校学习两年，然后再工作两年，最后再回到大学接着深造。而这在国内现在还很难做到，职业教育就像孤岛。”刘烨说。
在加拿大，工作经验比较被看重，其次是文凭。如果工作经验很多，好多公司会忽略学历。“高学历的人才就要给高薪，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雇主是会选择合适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看重学历。”
“劳工神圣”遭遇“四低人才”
“我们保证有工作但是没文凭。”童华强说，现在的情况是，学生学了几年的技术，只是个技校文凭，“老百姓不认，找对象都不好找，还要千方百计上学去换个文凭。”否则，他们前面的路就被堵死了。
童华强苦笑着称职校的学生是“四低人才”：学历文凭低，工资待遇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他的学生作为职业院校的代表，被温家宝总理接见，这个学生就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花了很多钱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到企业以后，收入太低，还不如一个保安。另外就是工人未来的提升途径。”童华强说，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收入提高，学生和家长都会主动选择，不会是被迫无奈才来。”
也正因此，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把社会上长期以来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谋事”为耻的思想，称为“职业教育之礁”，提出了“劳工神圣”的主张。黄炎培说，劳力与劳心都是神圣的，“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号召青年认识到“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要人们认识到职业平等，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说，首先要将职业教育意识渗透在基础教育里，让学生有职业观点的养成。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提前规划未来职业选择。“不能等待被边缘，被分流，不成功了才进职业学校，主动的选择职业教育，空间很大，你想象不到的大。”
无师之痛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拥有200多所技工学校，400多所职业院校，却远远不能满足珠三角制造产业升级的需要。而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却支撑了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所以，业内人曾经感慨：广东“200 400”却敌不过新加坡“5 4”。
“一是课程，二是师资，基本上所有的职业院校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些年，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课程改革，吸收了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提供的很多意见。赵志群说，要想学会工作，学生只能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通过完成真实的工作任务才能实现，而纯粹校园环境中的学习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以前是教你设备怎么用，都学完了，给你个活，还是不会干。现在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从学习中就贯穿解决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按企业的工作流程来培养学生。”童华强说。此前就曾经出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上学会了修理发动机，到了企业，发动机坏了，却不知道怎么先把发动机摘下来。
真正实现课程改革的职业院校是少数，而当课程改革慢慢实现了，童华强发现老师却不行了。职业院校的教学往往需要的是既懂教学又能实操的“双师型”教师，“院校出来的老师，理论体系好，但是不会干活，从企业请的老师专业技能好，干活没问题，但教学综合素质又不行。”目前，职业院校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行业水平，从企业行业聘请能工巧匠任教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试想，在企业的工资若是当老师工资的好几倍，老师是来职业学校任教还是进入企业从工？”
而在采访中，一位民办职业院校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乱象丛生的招生大战，也给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公办学校依赖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招生，民办学校采用‘生钱交易’招生，招一年是一年，缺乏长久的招生机制。”
据该负责人介绍，基于提成式的招生模式，有些县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家，为争夺一个生源经常“同室操戈”，少则五六家，多则十余家，各职校登门做家长和学生的工作，提出一家比一家的优惠条件，甚至互相“攻讦”，使学生及家长无所适从。学校在设计专业时，也经常纠结于：是开设一个好招生的专业，还是开设一个好就业的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涉及5296名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有学生将企业实习描述为三部曲：一、实习之前：我想工作的激动与热情；二、实习之中：流水线使我像机器人；三、实习之后：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伤害。
剑指管理体制
“如果学生在实习岗位中没有学到足够的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技能，反而成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不仅给实习学生本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带来不利，而且也对推广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负面影响。” 赵志群说，尽管教育部出台了一些相关文件，但是学生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企业以实习之名，将学生安排到流水生产线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在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介入非常深，甚至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企业代替学校行使了部分教学职能。“目前，国内的企业愿意投钱在设备、厂房、土地上，外资和合资企业在校企合作上做得好一些，他们会认为培养出来的员工未来带来的效益难以衡量。”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目前情况来看，职业教育还有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国家教育部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互不服气，各自为政，各成体系，搞得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与劳动部门也是矛盾重重，有的还相当尖锐。”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重建职业教育魅力的改革探讨》的研讨会上曾指出。
事实的确如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可以批建职业技术院校的部门可谓五花八门。有教育部门的，有劳动部门的，有行业的，有省一级的，有市一级的，也有县一级的，且政出多门，没有统一标准。这些职业技术院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办学情形各不相同，甚至给学生毕业后颁发的“证书”性质差之甚远。
有的职业院校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校名，有的学校更改后的校名尽量向规模大、声誉好的学校靠近，甚至校名间仅一字之差。学生和家长被搞得晕头转向，无从选择。无奈之下，为选择一所学校就读，先要问清校长、院长是谁，因为校长、院长不会重名，给学生平添不少麻烦。
更重要的是，由于批建和管理部门不同，同是职业院校享受的政策待遇也迥然不同。并且它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衔接，教育、就业与培训之间互相分离。
俞仲文建议，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创新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今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再不能仅仅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我国职教战线由于管理不顺而出现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