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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两年、艰险无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的周恩来，领导红军出生入死一路艰辛走来，而且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对长征印象弥深，眷念不忘，深情回顾。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长征中曾经重病垂危、九死一生，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长征的意义及长征精神、长征中的战友情深的切身透彻体会。
《长征组歌》是他晚年病中最爱听的歌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充满了感情。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做过第5次手术后就再也没能下病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于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数不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此时他虽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神态自若，唯一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工作了。在这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会时不时重现长征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哼唱《长征组歌》尤其是经典歌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其时，恰逢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在复出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冲破江青一伙的阻挠，在 10 月中旬重新演出了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宾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首《过雪山草地》，高度概括和颂扬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它是周恩来非常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每当听到或自己唱起这首心爱的曲子时，他就仿佛回到了长征那段峥嵘岁月。这些歌曲和长征往事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掉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
《长征组歌》共十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他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长征组歌》是周总理在病中最爱听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选刊》1977年第30期上记载：“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复排公演。”当时，战友文工团正在北京展览馆连演40多场《长征组歌》。周总理闻知后，瘦弱的脸上现出一丝喜色，怀恋的心潮难以平静，便对邓颖超说想要看、听一次。她忍着悲戚的泪水立即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一天，战友文工团演出接近尾声时，文工团的领导传达了这一紧急通知，演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空空的剧场面对摄像机，拿出最佳状态，含着泪全力以赴地认真演唱并录制了《长征组歌》这场给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演出，满足了周总理一个最后观看的愿望。周总理每次疼痛难忍时，邓颖超就会为他播放这些歌曲，他眼里总会闪出湿漉漉的波光，神精中流露出静谧安详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十多次亲临指导《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一直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
早在1965年，《长征组歌》刚刚推出时周恩来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一直以来就有创作讴歌红军长征的想法。1964 年，适逢全军各部队正在准备庆祝红军长征 30 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萧华约稿，这时他得了严重肝炎不得不住杭州治病疗养。但治病这段时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会。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全景式的长征。从 9 月到 11 月他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创作。由于带病终日伏案工作直至深夜还吟哦不绝，过分用心专注和流泪伤感而情绪激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转氨酶就提高了4次，体重减轻了好几斤。不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歌》谱曲。1965 年 5 月，战友文工团开始正式排练《长征组歌》。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总理观看了排练，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提了重要意见。为激励演员演好这部组歌，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
就在当晚，忙完整天工作后他还兴致勃勃地给远在杭州的萧华打去了电话，热诚地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周总理曾多次抽空去观看《长征组歌》的彩排并精心指导。他一段一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了自己的品评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或一节曲调的激抒配搭，就连置景也不放过；《长征组歌》首演后，他还号召全军上下学唱。他最喜欢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第七曲《到吴起镇》。他还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时，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这儿不能快，红军是不走不行，又不愿意走，所以后边送行的时候要悲悲切切。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根据他的意见，曲作者把第一曲《告别》改成了叙离情、道别绪，难舍难分，来回反复的挥泪惜别曲，其中“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被谱写成具有拖腔和江西采茶调特色的旋律；而且要求走起来脚步非常沉重，以体现那份悲壮。文工团创作中还修改了萧华的部分词句，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故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总理看后赞赏说：“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有一次看完排练，周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他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对那几位曲作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曲作者们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周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战友文工团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周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曲作者李遇秋等建议再改一改。出国前，周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6 月至 9 月，周总理带《长征组歌》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了几十场，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位罗马尼亚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感慨地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更大的效果则是增进了国际文化交流。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还亲自指挥演职人员与使馆的同志们一起高唱《长征组歌》，周恩来最喜爱的那段“过雪山草地”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
周恩来还专请著名男高音独唱演员贾世骏一句一句地教唱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周总理说：“我就是要学得地道一点。”当时领唱这首歌的贾世骏后来曾深情回忆说：“《过雪山草地》唱的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年，有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牺牲……周总理生前特别喜欢这首歌，他不仅听过多遍，还特地要我教他唱。有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他一见到我就让我过去，说：‘你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总理因为白天接见红卫兵，说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我就说：‘总理，您不是已经会唱了吗？’他说：‘再教我唱一唱，纠正纠正。’于是，我一边打着节拍，他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听总理唱完，我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啊！’他笑道：‘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当时陈毅、谭震林等也在场，我放声唱了起来。唱完后，总理亲自给我端上来一杯热茶。”
周总理日理万机，他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大都是利用工作间隙。一天傍晚，他刚陪外宾从沪回京，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到京西宾馆观看《长征组歌》的演出。当文工团的同志问总理为啥这样急急赶来时，他说：“谁知道你们这次演后何时再演呢？只要你们在北京演出《长征组歌》，我就抽空前来欣赏，争取场场都不错过。”1965年8月24日晚，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周总理突然出现在剧场，当时已座无虚席，他就悄悄坐在剧场最后一排警卫席上。群众发现后，全体起立鼓掌，剧场中间一排观众还主动给总理和随行人员让座。周总理婉言谢绝。当文工团的同志说明前面有一个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时，他才勉强答应去，但仍坚持让警卫坐在最后排，并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补买了入场票。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指挥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他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在场者会心地都笑起来，现场气氛更显融洽。
周总理不但关心《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而且还十分关心爱护编创人员和演员：他经常问演员累不累，休息得好不好。1965 年炎热的 7 月，《长征组歌》进入紧张排练阶段时，他又亲临现场。当时战友文工团住在北京市平安里一号，排练场非常简陋，一无沙发可坐，二无冷气设备，大家就地给他搬了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电扇放到他身边。他看到指挥唐江累得满头大汗，便亲手把电扇挪到唐江身后并说：“他比我更需要电扇。”同时建议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词作者萧华在1967 年骤起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长征组歌》被诬蔑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萧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总理挺身而出，鼎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萧华。1967 年 3月 3日晚，他亲自出席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六千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慷慨激愤地指出：“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备受周恩来喜爱的《长征组歌》（除了“文革”期间被禁演多年，直到1975年复排公演）一直常演不衰，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作品。通过它的传播，红军长征已经深深烙在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上。
精心指导大型歌舞《东方红》中的长征
长征及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是周恩来精心指导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中要反映的重点历史事件。从中也体现了他对长征伟大精神和历史意义的重视及对长征岁月的永志不忘。
1964 年国庆前两个月，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搞一台再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 28 年艰苦卓绝光辉历程的大型歌舞，为建国 15 周年献礼。有关人员迅速组班后便开始创作了。他要求《东方红》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主张：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在创作过程中，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句歌词到每段解说，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时间太紧，创作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他强调，要很好地反映党的奋斗历史，创作人员就需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为此，他常常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不止一次地给他们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创作人员努力把遵义会议作为一个重场来表现，并安排了一场《十送红军》的歌来表现苏区人民送别红军的深情厚谊。舞台上群众与红军穿插行进，依依惜别，十分动人。而对于遵义会议，由于大家对它的意义理解不深，又认为表现一个会议很难搞，因而就没去设法把它突出出来。
周恩来看后不满意，立即找导演提出意见：“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匆匆走上万里长征的艰苦路程，不是有计划的转移，现在这场《十送红军》虽然排得好，但和当时的情景不符合。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突出遵义会议扭转错误路线、确立毛主席正确领导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贡献，要重编。”他还进一步强调：“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就把遵义会议的会场搬到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也可以，只要把这次会议伟大的历史意义说清楚，我就通过。” 周恩来的决心和构想促使创作人员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探索创新。起初在遵义会议的场景前面加了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表现渴望毛主席复出领导革命的迫切心情。
周恩来看后马上给予肯定，满意地笑着说：“这个设想很好嘛。”同时也指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也可以增加革命群众，因为是遵义县城，还可以增加城市贫民。他说：“按照生活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关系革命前途的会议，更不可能知道这次会议将要作出何等重要的决议。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样来处理，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朗诵词里曾有一句“错误路线把革命引向绝路”，周恩来亲笔把 “绝路”改成“歧路”。他温和地笑着说：“如果走上‘绝路’，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了。”在处理时乐濛写的歌曲《遵义城头霞光闪》的结尾时，编舞者根据朗诵词提供的意境，将舞蹈处理成为一艘破浪前进的航船。美工运用幻灯技术，把天幕上的遵义会议大楼一下子变成飞扬的红旗，旗上是毛主席像，旗下是胜利前行的革命航船，场面壮观，情绪高昂。周恩来看后连声赞叹：“这艘航船设想得好！效果很不错！”后来正式演出时每当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月2日，《东方红》如期演出。此后连续上演14 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许多参与者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歌舞，“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难怪陈毅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
在推进长征胜利中起了重要作用
长征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周恩来在长征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肩负着十分繁重的责任，做了许多重要工作：长征前夕，他为红军长征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准备，在人员去留与组团安排如成立干部休养连等方面，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干部；长征初期，他又在危险重重、敌兵围追堵截下指挥红军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他尤其是在长征中后期即遵义会议中及其后发挥了特殊作用。
周恩来是惟一一位连任“三人团”与“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重要人物。同时，他在党内军内还身兼数项其他重要领导职务，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他只分管战略转移实施。他与他俩存在某些分歧，他俩既不给予他充分信任，可又不能不用他。这种微妙的情况，也决定了周恩来的政治倾向对于解决党内重大分歧所具有的特殊分量。
中央红军虽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也付出极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初始的 8.6 万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这样，周恩来实际上担负着部队的指挥重任，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党内高层开始对苏区的失败进行反思。此时敌人已在红军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重兵企图“围剿”。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同博古、李德展开激烈争论。在讨论行动方向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并终被采纳。
在西进贵州中，党内的争论仍一路不休。周恩来决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一番。1934 年12月18日，他主持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和李德谈话时厉言反驳，怒拍桌子，最后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坚决采纳了毛泽东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此举是战略方向转变的开始，为使中央红军迈出转危为安的第一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1 日在瓮安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这次会议实际上改变了李德对军事个人包办的状况。15 日至17 日，又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参加者、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博古把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国民党军队多呀，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这么一套……接着就是周总理作军事副报告。他作了比较合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整整讲了一上午，承认错误。他这样一下子毛主席的思想占了绝对多数。结果你看，遵义会议把博古摆在一边去了……证明周恩来确实检讨得不错，大家很服他，再就是他在党内一直是很重要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威望……”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决定取消原有“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开会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党中央的领导构成和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周恩来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对此，毛泽东于 1935年1月底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遵义会议情况时说过“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陈士榘后来也提到了遵义会议情形：“（遵义会议的）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站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博古报告的态度，对毛泽东的发言怎么看法，会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人们都在掂量着周恩来讲话的分量和影响，那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尤其对周恩来的坦率、诚恳、严以解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高风亮节更加钦佩和赞赏。”
周恩来的作用表现在：一是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的失败、李德拒不认错、博古也未能彻底认错的情况下，他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二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全力推举其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三是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所有这些，有利于遵义会议正确解决组织上、军事上的紧迫问题。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会前一概都不知，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毫无思想准备。会后他对会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开会改组中央、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会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任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捐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3月，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权需适当集中的现实，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中央很快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小组”。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得到了具体落实。
之后，周恩来既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又是战略战役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可以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从此，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兵团之间，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以后又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还决策指挥了粉碎敌人“围剿”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战前，周恩来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战场地形，并亲自制定作战部署和布置战役打响后的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打响后，他与毛泽东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此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周、毛又乘胜追击，指挥了东征和西征，使陕北根据地在发展中得到巩固。毛泽东亲自率军东渡黄河，抗击日本侵略军；周恩来则负责后方工作，为东征胜利及回师做了许多细致的策应工作。不久后他又协助毛泽东筹划了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了在陕甘的胜利会师。
长征身染重病期间尤感战友情深
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由于昼夜行军打仗，还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起初他还硬撑着带病坚持工作。1月28日到达毛儿盖以后，他的身体极度疲劳，加之缺粮，只能吃野菜和青棵，病情进一步加重，于 8月7日最终病倒，发起高烧。此后两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昏迷不醒。医生最初将他的病当作疟疾来治，但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这时军医王斌、李治确诊他患了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
然而，长征路上条件极差，没有可用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排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与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
组织上决定将本不与周恩来同行的邓颖超接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妻子的悉心看护，以及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几天后周恩来烧慢慢退了，就这样带病走过了草地。
在茫茫长征路上生病而险些送命的这段经历，在周恩来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到病重无法独立行军的周恩来，彭德怀决定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组织担架队抬他走出草地。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决定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以便腾出人手，组成担架队；陈赓则自告奋勇要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不甘落后，挺身而出坚持要参加担架队，坚决表示要亲自抬周恩来走出草地。
这样，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不畏路途艰险，克服缺衣少粮无盐的困难，咬紧牙关一步一挪地抬着周恩来艰难前行。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同志们冻馁交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遍地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有被泥潭吞没的危险，心中十分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同志们抬着他。
但是，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已身不由己，只好无奈地摇头认输了。
就这样，同志们克服了千难万险，硬把他抬出了险象环生的草地。长途跋涉中，杨立三磨破了双肩，脖子一歪就钻心地痛，但这条硬汉子硬是一声不吭坚持下来，结果一走出草地他也病倒了。周恩来深为感动，将这段情谊终身铭刻于心。因此，上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1978 年 11月，杨尚昆接受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才睡。这时天已快亮，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他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近一年后的 1936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保安，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又重点谈到了疾病对长征战士的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在途经四川、贵州和西康的路上，与国民党作战的损失要少一些，最严重的损失是由于疲劳、疾病、饥饿等所造成。”
上述这段话，不但是周恩来的亲身体会，也是他耳闻目睹的事实。在那人迹罕至、异常艰苦的长征中，英勇无比的红军往往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是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残酷封锁夺去了生命。
（责编 孟红）
《长征组歌》是他晚年病中最爱听的歌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充满了感情。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做过第5次手术后就再也没能下病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于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数不清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此时他虽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神态自若，唯一遗憾的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工作了。在这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会时不时重现长征的情景，并情不自禁哼唱《长征组歌》尤其是经典歌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其时，恰逢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在复出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冲破江青一伙的阻挠，在 10 月中旬重新演出了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宾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首《过雪山草地》，高度概括和颂扬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它是周恩来非常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每当听到或自己唱起这首心爱的曲子时，他就仿佛回到了长征那段峥嵘岁月。这些歌曲和长征往事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掉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
《长征组歌》共十个唱段，从第一曲《告别》到终曲《大会师》，他都能熟练、准确地唱下来。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长征组歌》是周总理在病中最爱听最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选刊》1977年第30期上记载：“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复排公演。”当时，战友文工团正在北京展览馆连演40多场《长征组歌》。周总理闻知后，瘦弱的脸上现出一丝喜色，怀恋的心潮难以平静，便对邓颖超说想要看、听一次。她忍着悲戚的泪水立即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一天，战友文工团演出接近尾声时，文工团的领导传达了这一紧急通知，演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空空的剧场面对摄像机，拿出最佳状态，含着泪全力以赴地认真演唱并录制了《长征组歌》这场给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演出，满足了周总理一个最后观看的愿望。周总理每次疼痛难忍时，邓颖超就会为他播放这些歌曲，他眼里总会闪出湿漉漉的波光，神精中流露出静谧安详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十多次亲临指导《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一直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
早在1965年，《长征组歌》刚刚推出时周恩来就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一直以来就有创作讴歌红军长征的想法。1964 年，适逢全军各部队正在准备庆祝红军长征 30 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萧华约稿，这时他得了严重肝炎不得不住杭州治病疗养。但治病这段时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会。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在舞台上展示一个全景式的长征。从 9 月到 11 月他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创作。由于带病终日伏案工作直至深夜还吟哦不绝，过分用心专注和流泪伤感而情绪激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转氨酶就提高了4次，体重减轻了好几斤。不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为《长征组歌》谱曲。1965 年 5 月，战友文工团开始正式排练《长征组歌》。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总理观看了排练，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部作品，并提了重要意见。为激励演员演好这部组歌，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
就在当晚，忙完整天工作后他还兴致勃勃地给远在杭州的萧华打去了电话，热诚地说：“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周总理曾多次抽空去观看《长征组歌》的彩排并精心指导。他一段一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了自己的品评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或一节曲调的激抒配搭，就连置景也不放过；《长征组歌》首演后，他还号召全军上下学唱。他最喜欢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第七曲《到吴起镇》。他还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当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控制下，红军是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撤离苏区时，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地依依惜别。”“这儿不能快，红军是不走不行，又不愿意走，所以后边送行的时候要悲悲切切。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根据他的意见，曲作者把第一曲《告别》改成了叙离情、道别绪，难舍难分，来回反复的挥泪惜别曲，其中“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被谱写成具有拖腔和江西采茶调特色的旋律；而且要求走起来脚步非常沉重，以体现那份悲壮。文工团创作中还修改了萧华的部分词句，其中《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原诗是“主席用兵妙如神”，因“妙”字不好发音演唱，故改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周总理看后赞赏说：“这是《长征组歌》中的神来之笔。”
有一次看完排练，周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他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对那几位曲作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曲作者们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周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战友文工团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周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曲作者李遇秋等建议再改一改。出国前，周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6 月至 9 月，周总理带《长征组歌》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了几十场，每到一个地方演出，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位罗马尼亚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感慨地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更大的效果则是增进了国际文化交流。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还亲自指挥演职人员与使馆的同志们一起高唱《长征组歌》，周恩来最喜爱的那段“过雪山草地”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
周恩来还专请著名男高音独唱演员贾世骏一句一句地教唱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周总理说：“我就是要学得地道一点。”当时领唱这首歌的贾世骏后来曾深情回忆说：“《过雪山草地》唱的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年，有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牺牲……周总理生前特别喜欢这首歌，他不仅听过多遍，还特地要我教他唱。有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他一见到我就让我过去，说：‘你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总理因为白天接见红卫兵，说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我就说：‘总理，您不是已经会唱了吗？’他说：‘再教我唱一唱，纠正纠正。’于是，我一边打着节拍，他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听总理唱完，我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啊！’他笑道：‘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当时陈毅、谭震林等也在场，我放声唱了起来。唱完后，总理亲自给我端上来一杯热茶。”
周总理日理万机，他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大都是利用工作间隙。一天傍晚，他刚陪外宾从沪回京，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到京西宾馆观看《长征组歌》的演出。当文工团的同志问总理为啥这样急急赶来时，他说：“谁知道你们这次演后何时再演呢？只要你们在北京演出《长征组歌》，我就抽空前来欣赏，争取场场都不错过。”1965年8月24日晚，战友文工团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周总理突然出现在剧场，当时已座无虚席，他就悄悄坐在剧场最后一排警卫席上。群众发现后，全体起立鼓掌，剧场中间一排观众还主动给总理和随行人员让座。周总理婉言谢绝。当文工团的同志说明前面有一个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时，他才勉强答应去，但仍坚持让警卫坐在最后排，并特意转身提醒秘书补买了入场票。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看着指挥唐江被汗水浸透的上衣，他风趣地说：“都大会湿（师）了！”在场者会心地都笑起来，现场气氛更显融洽。
周总理不但关心《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而且还十分关心爱护编创人员和演员：他经常问演员累不累，休息得好不好。1965 年炎热的 7 月，《长征组歌》进入紧张排练阶段时，他又亲临现场。当时战友文工团住在北京市平安里一号，排练场非常简陋，一无沙发可坐，二无冷气设备，大家就地给他搬了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电扇放到他身边。他看到指挥唐江累得满头大汗，便亲手把电扇挪到唐江身后并说：“他比我更需要电扇。”同时建议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词作者萧华在1967 年骤起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长征组歌》被诬蔑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萧华本人树碑立传。周总理挺身而出，鼎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萧华。1967 年 3月 3日晚，他亲自出席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六千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慷慨激愤地指出：“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唱呢……”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备受周恩来喜爱的《长征组歌》（除了“文革”期间被禁演多年，直到1975年复排公演）一直常演不衰，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作品。通过它的传播，红军长征已经深深烙在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上。
精心指导大型歌舞《东方红》中的长征
长征及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是周恩来精心指导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中要反映的重点历史事件。从中也体现了他对长征伟大精神和历史意义的重视及对长征岁月的永志不忘。
1964 年国庆前两个月，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召集有关部门研究搞一台再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 28 年艰苦卓绝光辉历程的大型歌舞，为建国 15 周年献礼。有关人员迅速组班后便开始创作了。他要求《东方红》要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主张：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在创作过程中，从总体构想到具体内容，从每句歌词到每段解说，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时间太紧，创作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也常常陪伴他们到深夜。他强调，要很好地反映党的奋斗历史，创作人员就需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为此，他常常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不止一次地给他们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正确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创作人员努力把遵义会议作为一个重场来表现，并安排了一场《十送红军》的歌来表现苏区人民送别红军的深情厚谊。舞台上群众与红军穿插行进，依依惜别，十分动人。而对于遵义会议，由于大家对它的意义理解不深，又认为表现一个会议很难搞，因而就没去设法把它突出出来。
周恩来看后不满意，立即找导演提出意见：“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匆匆走上万里长征的艰苦路程，不是有计划的转移，现在这场《十送红军》虽然排得好，但和当时的情景不符合。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突出遵义会议扭转错误路线、确立毛主席正确领导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贡献，要重编。”他还进一步强调：“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办法来，就把遵义会议的会场搬到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也可以，只要把这次会议伟大的历史意义说清楚，我就通过。” 周恩来的决心和构想促使创作人员更加放心大胆地去探索创新。起初在遵义会议的场景前面加了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表现渴望毛主席复出领导革命的迫切心情。
周恩来看后马上给予肯定，满意地笑着说：“这个设想很好嘛。”同时也指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也可以增加革命群众，因为是遵义县城，还可以增加城市贫民。他说：“按照生活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关系革命前途的会议，更不可能知道这次会议将要作出何等重要的决议。但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样来处理，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朗诵词里曾有一句“错误路线把革命引向绝路”，周恩来亲笔把 “绝路”改成“歧路”。他温和地笑着说：“如果走上‘绝路’，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了。”在处理时乐濛写的歌曲《遵义城头霞光闪》的结尾时，编舞者根据朗诵词提供的意境，将舞蹈处理成为一艘破浪前进的航船。美工运用幻灯技术，把天幕上的遵义会议大楼一下子变成飞扬的红旗，旗上是毛主席像，旗下是胜利前行的革命航船，场面壮观，情绪高昂。周恩来看后连声赞叹：“这艘航船设想得好！效果很不错！”后来正式演出时每当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月2日，《东方红》如期演出。此后连续上演14 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许多参与者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样一台大型歌舞，“没有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很难完成的”。难怪陈毅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
在推进长征胜利中起了重要作用
长征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周恩来在长征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肩负着十分繁重的责任，做了许多重要工作：长征前夕，他为红军长征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准备，在人员去留与组团安排如成立干部休养连等方面，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干部；长征初期，他又在危险重重、敌兵围追堵截下指挥红军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他尤其是在长征中后期即遵义会议中及其后发挥了特殊作用。
周恩来是惟一一位连任“三人团”与“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重要人物。同时，他在党内军内还身兼数项其他重要领导职务，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他只分管战略转移实施。他与他俩存在某些分歧，他俩既不给予他充分信任，可又不能不用他。这种微妙的情况，也决定了周恩来的政治倾向对于解决党内重大分歧所具有的特殊分量。
中央红军虽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也付出极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初始的 8.6 万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这样，周恩来实际上担负着部队的指挥重任，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党内高层开始对苏区的失败进行反思。此时敌人已在红军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重兵企图“围剿”。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同博古、李德展开激烈争论。在讨论行动方向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并终被采纳。
在西进贵州中，党内的争论仍一路不休。周恩来决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一番。1934 年12月18日，他主持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和李德谈话时厉言反驳，怒拍桌子，最后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坚决采纳了毛泽东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此举是战略方向转变的开始，为使中央红军迈出转危为安的第一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1 日在瓮安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这次会议实际上改变了李德对军事个人包办的状况。15 日至17 日，又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参加者、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博古把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国民党军队多呀，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这么一套……接着就是周总理作军事副报告。他作了比较合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整整讲了一上午，承认错误。他这样一下子毛主席的思想占了绝对多数。结果你看，遵义会议把博古摆在一边去了……证明周恩来确实检讨得不错，大家很服他，再就是他在党内一直是很重要的领导人，有一定的威望……”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决定取消原有“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常委开会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党中央的领导构成和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周恩来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对此，毛泽东于 1935年1月底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遵义会议情况时说过“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陈士榘后来也提到了遵义会议情形：“（遵义会议的）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站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博古报告的态度，对毛泽东的发言怎么看法，会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人们都在掂量着周恩来讲话的分量和影响，那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尤其对周恩来的坦率、诚恳、严以解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高风亮节更加钦佩和赞赏。”
周恩来的作用表现在：一是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的失败、李德拒不认错、博古也未能彻底认错的情况下，他从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二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全力推举其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三是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所有这些，有利于遵义会议正确解决组织上、军事上的紧迫问题。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会前一概都不知，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毫无思想准备。会后他对会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开会改组中央、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会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任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捐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3月，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指挥权需适当集中的现实，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中央很快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小组”。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得到了具体落实。
之后，周恩来既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又是战略战役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可以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从此，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兵团之间，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以后又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还决策指挥了粉碎敌人“围剿”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战前，周恩来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战场地形，并亲自制定作战部署和布置战役打响后的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打响后，他与毛泽东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此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周、毛又乘胜追击，指挥了东征和西征，使陕北根据地在发展中得到巩固。毛泽东亲自率军东渡黄河，抗击日本侵略军；周恩来则负责后方工作，为东征胜利及回师做了许多细致的策应工作。不久后他又协助毛泽东筹划了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了在陕甘的胜利会师。
长征身染重病期间尤感战友情深
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由于昼夜行军打仗，还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起初他还硬撑着带病坚持工作。1月28日到达毛儿盖以后，他的身体极度疲劳，加之缺粮，只能吃野菜和青棵，病情进一步加重，于 8月7日最终病倒，发起高烧。此后两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昏迷不醒。医生最初将他的病当作疟疾来治，但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这时军医王斌、李治确诊他患了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
然而，长征路上条件极差，没有可用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排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与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
组织上决定将本不与周恩来同行的邓颖超接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妻子的悉心看护，以及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几天后周恩来烧慢慢退了，就这样带病走过了草地。
在茫茫长征路上生病而险些送命的这段经历，在周恩来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看到病重无法独立行军的周恩来，彭德怀决定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组织担架队抬他走出草地。红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决定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以便腾出人手，组成担架队；陈赓则自告奋勇要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不甘落后，挺身而出坚持要参加担架队，坚决表示要亲自抬周恩来走出草地。
这样，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不畏路途艰险，克服缺衣少粮无盐的困难，咬紧牙关一步一挪地抬着周恩来艰难前行。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同志们冻馁交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遍地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有被泥潭吞没的危险，心中十分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同志们抬着他。
但是，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已身不由己，只好无奈地摇头认输了。
就这样，同志们克服了千难万险，硬把他抬出了险象环生的草地。长途跋涉中，杨立三磨破了双肩，脖子一歪就钻心地痛，但这条硬汉子硬是一声不吭坚持下来，结果一走出草地他也病倒了。周恩来深为感动，将这段情谊终身铭刻于心。因此，上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1978 年 11月，杨尚昆接受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才睡。这时天已快亮，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他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近一年后的 1936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保安，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又重点谈到了疾病对长征战士的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在途经四川、贵州和西康的路上，与国民党作战的损失要少一些，最严重的损失是由于疲劳、疾病、饥饿等所造成。”
上述这段话，不但是周恩来的亲身体会，也是他耳闻目睹的事实。在那人迹罕至、异常艰苦的长征中，英勇无比的红军往往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是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残酷封锁夺去了生命。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