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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如今，他已然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我永远不会自称“我是中国通”，更不会承认“我是中国精”。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仅此而已，但却足够。
★我做人的第一原则是与众不同，我必须是精英！
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取到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发言、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了无数反对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他仿佛一个忍者一般总是给人感觉精力旺盛，马不停蹄地奔跑。现在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媒体红人，其言论受到年轻一代的广泛关注。他就是——加藤嘉一。前不久，他带着新书《中国的逻辑》再次闯入我们的视线。
没有童年的童年
记：我发现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总自嘲是“贫二代”，小时候真的很苦？
加藤：19岁以前，我家里特别艰难，可以说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五十多次。我13岁就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 ，我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可以说我没有童年和少年，从来没享受过青春。
记：尽管你这样自嘲，可从你的身上看不出一点儿软弱的因子，这是不是和你从前的长跑生涯有关？
加藤：我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时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虽然离开专业训练已经好几年了，但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不管以后的路怎样，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跑道上。
记：放弃长跑，不觉得遗憾吗？
加藤：13岁开始长跑，14岁时，我800米的实力是全日本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这宣告我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我知道自己不能在长跑里面拿第一了，所以当时我就想，不如放弃吧，就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我觉得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是对自己的现状、环境有深刻的认识；二是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如何做……当认识到自己无法做到最好的时候，就算是很喜欢，也应该想别的路径让自己不可被替代。你看，我未来的目标是从政，但是从政我也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去学校讲课，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记：来中国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期是让你觉得最难、快要坚持不下去的？你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加藤：没有最难，每天都是一样的，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如果要说最困难的，那应该说现在最难，因为在自己还需要吸收许多丰厚的知识、游走环球的阶段下，我经常没法抽出时间，而是被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没。我是不太会拒绝的人，既然那里有市场，就好好地去做，这是我的性格。这一性格与我长远的走向之间正在发生着尖锐的摩擦。我现在很想沉淀下来，好好看书，好好游走。我恐怕需要在自己的良心与需求之间寻求更加实事求是的平衡。
求学北大的得与失
记：当初，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到北大求学？
加藤：当时，由于英语成绩不错，有过去联合国工作的念头。不过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英语可不行。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我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除此之外，促使我来中国的原因不仅因为自己对中国很感兴趣，还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节约在东京大学的学费，就来到了中国。
记：你在北大的求学史似乎带着很多传奇的色彩，在“非典”那一年来到北大，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到现在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各大主流媒体开设专栏，这一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加藤：我刚来中国时根本没有想过我要用中文写作，给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在电视台做时政评论。我只是跟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我始终认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的是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有关系，它正在往包容、开放、多元的方向变化着，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走到今天，我的努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需求。
记：在北大学习期间，你也打过工，听说你身边的一些同学还很不理解？
加藤：在东大时，我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我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在我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我不是“日本韩寒”
记：不久前，你刚刚发文“东京电力该国有化”，你指出了东电搞混数据、对于福岛勇士待遇不足等等辛辣问题，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日本韩寒”之名随之风生水起，你喜欢这个称呼么？你是否看韩寒或者中国其他杂文作家的博客？你觉得你和他们的异同是什么？
加藤：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日本韩寒”，也不接受这种评价，但媒体或公众有说话的自由。我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关注韩寒是从了解当今中国舆论，尤其年轻人价值观和生存环境的角度。他的博文我也经常拜读，他既锋利又客气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同龄人的心，也满足了当今中国意见市场的空白。中国有像韩寒这样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记：前不久，有关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的新闻很多，抛开一些带有情绪化的评论，单看这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两三岁看新闻联播，六七岁读《人民日报》，对于他这种自发的对政治的喜好，你有什么看法？
加藤：我认为这是中国家长缺乏安全感的体现，今天的家长很逼迫孩子。在幼儿园的阶段，才三四岁，就逼着他学英语、学钢琴，这样孩子非常被动，然后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怎么做人？怎么培养社会意识？怎么培养公民意识？如果不培养这些，你的数学能力、计算能力有多牛都不行。
记：和日本的年轻人对比，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加藤：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人，不管是沟通能力、语言能力、知识水平都是值得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当然中国的年轻人也有应该向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年轻人很自立，从高中大学就开始经营自己，不靠父母，不着急买房，很冷静。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年轻人所出的问题不是做事的层面，而是做人的层面。我以为问题出在价值观上，年轻人没有信仰。今天的中国，站在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于功利和实用，盲目地去骂什么，反动心态、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蒙昧主义全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泡沫。
记：在来北京留学之前和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的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加藤：对中国和中国人越去了解和剖析，我就越不了解。这种神秘性，我来中国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和中国人，对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存在，才会让我产生动力去观察。中国社会实在太复杂，有些基本走向和发展目标，我是很清楚地看到了。但还有太多太多解释不清楚的或观察不清楚的，没关系，慢慢来。我已经把中国观察与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了。我来中国前后发生变化的还是她的多样性。中国是非常多样化的社会，人、气候、价值观、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发展前途等等，我来中国之前以为中国很统一，什么都统一，后来发现我错了，中国是充满多样化的社会。总之，中国和中国人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让我更努力地去了解他们。
记：这些年来，写日本的书在中国都很受欢迎，很多人想知道，写中国的书在日本也受欢迎吗？普通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印象？据说普通日本年轻人不怎么关心政治，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应该并非来自官方。就像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印象来自ACG（电玩游戏）和IDOL（明星崇拜）一样。
加藤：这些年来，写中国的书在日本很受关注，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何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人文关系、社会关系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我感觉，在日本的图书市场，写中国的书在北京奥运前后是高峰，那段时间日本人都特别关心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高峰，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一历史性事件再次引发日本人对中国关注。我相信，中国人关注日本和日本人关注中国的局面至少持续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记：加藤，你说你以后要从政，你又说把观察中国作为一辈子的事情，你从政之后会不会只有在国际场合才能见到你，而专栏、媒体活动就少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加藤：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我都会观察中国。我希望自己还是保持独立的风格。比如我的名片就是四个字“加藤嘉一”，我这个名片永远不会变化。人是社会动物，你受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可避免，但是我会尽量地保持独立的风格、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我没有过多地想，但是我一定会把观察中国和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
★我永远不会自称“我是中国通”，更不会承认“我是中国精”。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仅此而已，但却足够。
★我做人的第一原则是与众不同，我必须是精英！
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取到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发言、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了无数反对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他仿佛一个忍者一般总是给人感觉精力旺盛，马不停蹄地奔跑。现在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媒体红人，其言论受到年轻一代的广泛关注。他就是——加藤嘉一。前不久，他带着新书《中国的逻辑》再次闯入我们的视线。
没有童年的童年
记：我发现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总自嘲是“贫二代”，小时候真的很苦？
加藤：19岁以前，我家里特别艰难，可以说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五十多次。我13岁就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 ，我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可以说我没有童年和少年，从来没享受过青春。
记：尽管你这样自嘲，可从你的身上看不出一点儿软弱的因子，这是不是和你从前的长跑生涯有关？
加藤：我从小喜欢跑步，尤其喜欢长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还拿到过日本国家队800米长跑的第二名。如果不是高中二年级时放弃专业训练，现在有可能是一个长跑运动员。虽然离开专业训练已经好几年了，但每天的10公里长跑是必修课，无论多忙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长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项体力运动，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来中国改变了我的生活，不管以后的路怎样，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潜能。像跑步一样，我不会停下，不会放慢速度，我愿意始终奔跑在人生的马拉松跑道上。
记：放弃长跑，不觉得遗憾吗？
加藤：13岁开始长跑，14岁时，我800米的实力是全日本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这宣告我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我知道自己不能在长跑里面拿第一了，所以当时我就想，不如放弃吧，就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我觉得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是对自己的现状、环境有深刻的认识；二是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如何做……当认识到自己无法做到最好的时候，就算是很喜欢，也应该想别的路径让自己不可被替代。你看，我未来的目标是从政，但是从政我也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去学校讲课，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记：来中国到现在有没有一个时期是让你觉得最难、快要坚持不下去的？你会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加藤：没有最难，每天都是一样的，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如果要说最困难的，那应该说现在最难，因为在自己还需要吸收许多丰厚的知识、游走环球的阶段下，我经常没法抽出时间，而是被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没。我是不太会拒绝的人，既然那里有市场，就好好地去做，这是我的性格。这一性格与我长远的走向之间正在发生着尖锐的摩擦。我现在很想沉淀下来，好好看书，好好游走。我恐怕需要在自己的良心与需求之间寻求更加实事求是的平衡。
求学北大的得与失
记：当初，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到北大求学？
加藤：当时，由于英语成绩不错，有过去联合国工作的念头。不过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英语可不行。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我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除此之外，促使我来中国的原因不仅因为自己对中国很感兴趣，还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不好，为了节约在东京大学的学费，就来到了中国。
记：你在北大的求学史似乎带着很多传奇的色彩，在“非典”那一年来到北大，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到现在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在各大主流媒体开设专栏，这一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加藤：我刚来中国时根本没有想过我要用中文写作，给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在电视台做时政评论。我只是跟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我始终认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的是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有关系，它正在往包容、开放、多元的方向变化着，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走到今天，我的努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需求。
记：在北大学习期间，你也打过工，听说你身边的一些同学还很不理解？
加藤：在东大时，我身边99%的同学都有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所以来到中国后我依然习惯性地选择去北大门口的麦当劳打工。在我看来，麦当劳、肯德基是最适合锻炼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的地方。在那里你要跟所有挑剔的、宽容的客户打交道，还必须态度良好，因为你跟他讲逻辑、玩语言游戏是没用的，客人不会国为你是大学生就宠你惯你原谅你，这样你就能慢慢学会控制情绪，这是在其他实习场合学不到的。
我不是“日本韩寒”
记：不久前，你刚刚发文“东京电力该国有化”，你指出了东电搞混数据、对于福岛勇士待遇不足等等辛辣问题，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日本韩寒”之名随之风生水起，你喜欢这个称呼么？你是否看韩寒或者中国其他杂文作家的博客？你觉得你和他们的异同是什么？
加藤：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日本韩寒”，也不接受这种评价，但媒体或公众有说话的自由。我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关注韩寒是从了解当今中国舆论，尤其年轻人价值观和生存环境的角度。他的博文我也经常拜读，他既锋利又客气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同龄人的心，也满足了当今中国意见市场的空白。中国有像韩寒这样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记：前不久，有关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的新闻很多，抛开一些带有情绪化的评论，单看这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两三岁看新闻联播，六七岁读《人民日报》，对于他这种自发的对政治的喜好，你有什么看法？
加藤：我认为这是中国家长缺乏安全感的体现，今天的家长很逼迫孩子。在幼儿园的阶段，才三四岁，就逼着他学英语、学钢琴，这样孩子非常被动，然后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怎么做人？怎么培养社会意识？怎么培养公民意识？如果不培养这些，你的数学能力、计算能力有多牛都不行。
记：和日本的年轻人对比，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加藤：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人，不管是沟通能力、语言能力、知识水平都是值得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当然中国的年轻人也有应该向日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年轻人很自立，从高中大学就开始经营自己，不靠父母，不着急买房，很冷静。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年轻人所出的问题不是做事的层面，而是做人的层面。我以为问题出在价值观上，年轻人没有信仰。今天的中国，站在年轻人的立场看，现在是泡沫时代，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泡沫，学历、岗位、金钱这些精神泡沫。生活实际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于功利和实用，盲目地去骂什么，反动心态、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蒙昧主义全都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泡沫。
记：在来北京留学之前和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的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加藤：对中国和中国人越去了解和剖析，我就越不了解。这种神秘性，我来中国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和中国人，对我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存在，才会让我产生动力去观察。中国社会实在太复杂，有些基本走向和发展目标，我是很清楚地看到了。但还有太多太多解释不清楚的或观察不清楚的，没关系，慢慢来。我已经把中国观察与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了。我来中国前后发生变化的还是她的多样性。中国是非常多样化的社会，人、气候、价值观、文化、风俗习惯、地理环境、发展前途等等，我来中国之前以为中国很统一，什么都统一，后来发现我错了，中国是充满多样化的社会。总之，中国和中国人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让我更努力地去了解他们。
记：这些年来，写日本的书在中国都很受欢迎，很多人想知道，写中国的书在日本也受欢迎吗？普通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印象？据说普通日本年轻人不怎么关心政治，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应该并非来自官方。就像很多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印象来自ACG（电玩游戏）和IDOL（明星崇拜）一样。
加藤：这些年来，写中国的书在日本很受关注，正是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何况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人文关系、社会关系已经走向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我感觉，在日本的图书市场，写中国的书在北京奥运前后是高峰，那段时间日本人都特别关心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高峰，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这一历史性事件再次引发日本人对中国关注。我相信，中国人关注日本和日本人关注中国的局面至少持续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记：加藤，你说你以后要从政，你又说把观察中国作为一辈子的事情，你从政之后会不会只有在国际场合才能见到你，而专栏、媒体活动就少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加藤：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我都会观察中国。我希望自己还是保持独立的风格。比如我的名片就是四个字“加藤嘉一”，我这个名片永远不会变化。人是社会动物，你受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可避免，但是我会尽量地保持独立的风格、中立的姿态去参与这个社会。我没有过多地想，但是我一定会把观察中国和中文表达当做一辈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