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
　　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5月22日,西征红军出发不久,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商讨红军去陕南行军路线,要求张学良迅速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发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
　　5月下旬,中共中央得到两广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同时张国焘所立“第二中央”出现“松动”,遂决定暂时中止出兵陕南计划,但未中止请求张学良援助子弹一事。29日,周恩来电告刘鼎转告张学良此事,强调:弹药仍甚需要,望商张学良设法拨给,并在甘泉、肤施道上或其以北地点交付为盼。同期,红军总部两位联络员(小刘、小赵)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代处长,到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信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两人扮成一二九师的军官,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由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能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物资,再用一二九师的3部大卡车于夜间分批经洛川运回苏区。
　　6月1日,6万发子弹如约送到延安。王以哲电告周恩来:子弹6万发已至肤施,待弟到肤施后再电取法。对此,周恩来致电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6月初,两广事变起,中共中央看到了加速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必要。事变后,张学良积极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主动派出代表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探试苏联的态度,担心与红军谋变后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
　　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形势所迫,使中共与张学良把举事的关键均集中在苏联方面的后勤保障上。但事事难料,两广事变不久即被蒋介石平息,此事便不了了之。
　　红军会师大西北之际,冬衣严重缺少,张学良伸出了援手
　　就在红军与东北军建立起军事统战关系,从张学良处获取给养接济之际,中共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谈判逐渐升级。共产国际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8月上旬,潘汉年从莫斯科辗转来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对统战工作的方针。此后,中共决定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苏维埃、红军的问题。8月12日,潘汉年受中央委派,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就在中共筹划与南京谈判的整体方案之际,红军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给养困难,即冬衣问题。还在8月中旬,在冬季来临前,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决定“加做三万五千套,连同红一方面军共七万套冬衣”,以备过冬。基于此,中共中央托路过西安的潘汉年向张学良借款筹衣。
　　从8月19日始,潘汉年与张学良连续会晤。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经费5万元,并请解决部分冬衣。对借款一事,张学良“立刻应许”,表示可多借些;对冬衣一事,张请潘问明数量。事后,潘汉年电告中央:对于我们借钱,他仍立刻应许,已交5万元,我暂时放在刘鼎处存着,其余的需要通过上海外国银行拨付,免令人怀疑。但他声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数万定可由此地付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放弃“抗日反蒋”方针,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9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刘鼎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转给张学良。张对此极为赞成。
　　为重新规划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的草案。10月初,《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脱稿。草案强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同时,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军饷、军需、军械等配发要求,甚至连兵员的补充都被列入国民政府的“义务”范围。《草案》脱稿后,为交蒋介石处,中共中央又想到了张学良。
　　同时,因给养已相当困难,在“现款用尽”的情况下,红军仅解决冬衣“三万套衣料,五千床被单”等,所差甚远。为此,中共中央再次想到向张学良借款,为红二、四方面军做冬衣。
　　于是,中共整体谈判方案的协调及冬衣的解决,均求助于张学良。
　　10月初,叶剑英、潘汉年等人赴会张学良。5日,张学良与叶、潘面谈。叶详细介绍了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张学良十分高兴,表示今后会积极劝蒋抗日。叶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希望经张交给蒋介石。同时,叶剑英直言红军经费紧张,冬衣解决困难,共产国际不能应急,希望借款30万元。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解决5万元,多无希望。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途中,请红军半路去“取”,不便送入。关于钱款问题,张学良在知道潘汉年将于14日赶到上海时又表示:钱款问题,可到沪再商。
　　在潘、叶、张会谈的同时,因张学良的借款尚未到位,中共中央仅解决了红一方面军的衣服,二、四方面军的冬衣还是问题。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二、四方面军均缺冬衣,兄等处通融准备一部发给各军”。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我们早已注意棉衣问题。原拟为二、四方面军共制3万套,但因财政困难只能办成8000套。望即查告各需棉衣若干,以便尽力设法解决”。显然,因此时张学良已答应借款给中共,并接济冬衣,中共中央多少有了底数,显得沉稳多了。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向三送回张学良借给的5万元。此后,按商定计划分批送回部分冬衣,并布鞋5000双。对此,张学良回忆: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时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10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将军交给我一个提包,说里面是4万钱(“中交币”),是给共产党的,叫我交刘鼎同志。我立即到刘鼎同志所住房间将提包交与刘鼎同志。我记得当时张学良将军说是4万(元),后来叶剑英同志说是10万(元)。四、十音似,当时我没有打开提包复数,直接交给刘鼎同志。这笔款由刘鼎同志交叶剑英同志带回陕北。据刘鼎回忆:他(张学良)曾对我们说,“我可以拿出一批钱给你们”。以后确实送给我们钱、物。1936年冬,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在西安、咸阳给红军做御寒冬衣。
　　在此前后,王以哲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高原还穿草鞋和单衣时,立即动员西安军需被服厂赶做棉衣、棉鞋和皮帽子,以六十七军急需为名,秘密运送给红军。红军战士穿上暖和的棉衣,都说东北军此举是雪中送炭。此事,刘向三后来回忆:1936年秋末冬初,为了给苏区红军筹集军服,我们争取了西安同合军服厂经理王静(镜)寰为我们工作。王是六十七军退役军官。他除了包做六十七军军服外,还做些工作服之类的衣服。因为王政(王以哲的上尉副官)的号叫王震寰,一般人认为他俩有亲属关系,其实不然。我们常到他的工厂或服装店里闲谈,吃喝很随便,宛如一家人。由王政经手,从同合军服厂取过两次服装,每次都是用多辆大卡车送往苏区的。事后才知道,这些货都是由六十七军留守处结的账。
　　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进剿”红军。张学良屡次对中共慷慨解囊,雪中送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不利,东北军战前、战中暗助红军大战山城堡
　　在张学良、王以哲帮助红军筹备冬衣之际,安定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唯恐红军会师大西北,便亲赴西安部署“进剿”,客观上打乱了中共与张学良于8月份共同协商的以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军援为目的的宁夏战役计划。一时间,面对三个方面军会师后近8万人的部队,中共更感到补给困难,特别是冬衣极为缺乏。迫于给养困难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中共曾一度想放弃陕北,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也曾想派周恩来亲赴西安,与蒋介石会谈解决国共抗日问题。但因蒋介石决心“剿共”,此事不了了之。
　　张学良因蒋介石的到来倍感棘手。迫于形势,张学良更加关注是否能够获取苏联军援及数量问题。10月20日,他驾机赴太原会晤阎锡山,想约阎一起见蒋介石谈停战抗日事,未果而归。阎锡山对共产国际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和晋军,以及联合作战情况下红军能否接受指挥存有疑问。
　　11月5日,叶剑英感到西安形势日益紧张,按中央指示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借给红军10万银圆,并写信询问中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特别是询问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对张学良的慷慨,叶剑英相当感激: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叶剑英携款赶到保安城外时,前来接应的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叶见到他颇有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配合军事上的步步紧逼,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的谈判中寸步不让。面对国民党军事上的咄咄逼人和谈判中的苛刻,中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1个整编旅又2个团,显示了顽强的战斗力。战前,王以哲知道红军弹药缺乏,令军械处长范长庚给红军送去70万发步枪子弹和数千支步枪。战中,王以哲尽将胡部作战电文转告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这些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斗争不能解决给养之难。其间,中共不得不再向张学良借款5万元(此数额另说为10万元),继续用于解决冬衣的问题,“预计款于12月可到位”。关于此时的借款,据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记述:此前,中共已经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此数额的由来未见佐证和出处)。但因寒衣仍没有解决,加上粮食、弹药、药品等消耗,致中共经费相当紧张。此间,中共不断向共产国际催款,共产国际想尽办法,筹集35万美元,通过美国分两批汇款20万美元给上海的宋庆龄转中共中央,并准备直接援助中共80万美元。但第一批汇款至12月上旬才到陕北,第二批要等到第二年3月。此际,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向张学良借款10万元以救急。
　　尽管有张学良的屡次慷慨解囊,但不足以解决给养困难。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借款30万元,以10万元请代购弹药,20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期约次年3月。信中,毛泽东允以“备轻机关枪一百挺”“敬以奉赠”杨部。显然,张学良的不断慷慨相助反令中共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中共想起杨虎城是非常自然的。然而,正当毛泽东等待杨虎城的消息时,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爆发了。“因为西安事变很快爆发,此信不知是否送到。”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公开接济红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举世震惊。为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共派红十五军团等南下,向东北军靠拢。12月15日,张学良派粮秣处长张政枋偕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当天中午,张、孙赶到耀县,以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慰送红军。这是国共斗争10余年来,红军首次公开接受国民党军的慰劳品,尽管只是局部的象征性的行为,但它预示了一个新局面即将开始。
　　12月16日上午,张政枋向张学良汇报慰问情况。张学良了解到红军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消化不良,缺少医药等物品,当即表示,把在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的药品预先送给红军一部分,以度时艰。张政枋奉命联络各方,通过张学良的卫队团转送红军。同时,张学良命军需处赶制3万套棉衣,限期完成送给红军。军需处将此任务交给时在西安的原西北“剿总”被服厂(驻郑州)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令其在西安利用民办工厂督办。在种种困难之下,杨佩珩经过努力,终于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了任务,成品陆续交红军西安办事处接收。
　　12月17日,周恩来偕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应邀赶赴肤施机场,张学良派刘鼎乘自己的专机满载援助红军的子弹在肤施机场迎候。当日下午4点多,周恩来抵达西安。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不断调集西北的紧张局势,周恩来于17日与张学良长谈至深夜,商定:东北军、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12月18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议定,以西线为后方,调整三方战略部署。19日,张学良根据18日晚议定的方案,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行动部署。同日,张学良派人用汽车运送子弹、鞋子等弹药军需物资抵达西峰、庆阳等。毛泽东将这一消息告知红军前总,令红军一部迅速南下接取。
　　12月2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会晤中进一步协商了西线打击胡宗南、马步芳等部的方案。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即西路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逼迫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答应于军援助子弹。商后,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询问红四方面军能否达到张学良的要求。中央军委立即电询西路军。23日12时,徐向前、陈昌浩回电否定了单独向兰州进军的可能,称“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收电后,毛泽东等电示周恩来,再次核商西路军的行动: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
　　24日,周恩来以万万火急之电告毛泽东,要求西路军主力即向兰州进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当日子夜,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转告西路军的困难及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的希望。毛泽东还提出,请于学忠部派4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西路军,并准备棉大衣1.5万件,鞋袜各1.8万件,子弹袋1.5万套,补充子弹15万发。同时,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西安有款1800万,能支持10个月。从整个战略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至30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8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增、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25日,西路军复电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东进任务。同时提出“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当日子夜,周恩来鉴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势及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回宁,遂电告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西路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而张学良所答应之对西路军的接济和于学忠部西进配合西路军事,也须“候张回商后定”。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结束了东北军有意与西路军配合作战、提供给养的插曲。这一插曲也在客观上说明了西路军失败的一些原因,即中央全局战略因西安事变等不断调整,影响了西路军既定战略的实施。
　　东线方面,12月21日,周、张、杨商定对付国民党中央军采取“诱敌深入”计划。红军的部署是抵咸阳、兴平等地,配合作战。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可在咸阳补给红军子弹、被服等。当日,周恩来即派彭加伦等人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保障红军和苏区的物资供应和运输通畅。同时,电告毛泽东:诱敌深入计划,张、杨坚持主张,但决定关键在红军,请以我军到达咸阳、兴平时电告,子弹、被服亦可在咸阳补充。毛泽东遂电令彭德怀和任弼时,要求野战军迅速南下,在咸阳领取被服、子弹。同时电复周恩来:红军正向南疾进,20天内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加入。
　　红军开始筹划通过西北军政会统筹给养,蒋介石同意对红军可经张学良接济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23日,周恩来经征求张学良、杨虎城意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红军拟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联军情况下,红军应作的一些准备,明确“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红军的经费补给问题上看到了公开通过西北军政机构予以解决的可能。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但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在他看来,抗日联军并不仅仅是西北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成立西北抗日联军完全可以看做是成立全国抗日联军前的一个阶段。考虑到将来最终还是要与蒋介石解决两党、两军关系问题,才提出加入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一事只在内部宣布,不对外宣布。这是毛泽东将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高度体现。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宋子文进行首轮谈判。其间,周恩来提出由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西北联军,张学良领导,实行抗日准备,训练补充,南京负责接济。宋子文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此事。谈判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如蒋介石答应中共条件后的放蒋问题和红军的接济数额等问题,提议可按西北红军主力20万人计,照国民党军同等待遇,每月需180万元,同时其他地区红军另计。显然,对扣蒋情况下的谈判,周恩来相当乐观,“20万人”实际远远超出红军实数。考虑到涉及“款”及“兵力”问题,周恩来予以夸大既是必需,也是自信的表现。
　　24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联红抗日,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危难”之中,蒋介石不得不正面答应解决接济红军的问题;同时,他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指令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后红军再改番号,予以公开。
　　同日上午,周、张、杨与宋美龄、宋子文在第三轮谈判后达成协议,强调:苏维埃、红军仍旧。宋美龄、宋子文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下午,周恩来又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当晚,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蒋对周作出一系列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由两宋和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等谈判时,回避成立西北联军的问题,转告蒋同意“经张手接济”红军。接济的物资及经费,只要周与张学良商量多少,就给多少。并“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在生命与给养面前,蒋显然为顾及前者而不得不允诺后者。当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同日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送野战军的鞋袜、子弹带正在购办中。
　　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西安已有5万元向庆阳运送。要求彭、任所部,一切购买,不打土豪。不难看出,这5万元当出自张学良部。中共中央也因看到了给养解决的希望而放弃打土豪,以顺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几天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蒋所答应的通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事成为泡影。但西北“三位一体”局面并没有就此而止。“王以哲和何柱国像张将军在陕时一样,以粮饷、弹药供给红军,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中说:“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红军“野战所需粮食,向庆阳、合水、西峰镇东北军粮食站领取,不必给钱,款项不足,尚可筹送”。
　　继之不久,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中共越过西安方面,经与蒋介石指定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接洽,商定南京方面按月接济红军。其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逐渐答应蒋介石的善后方案,分别另调他处。
　　至此,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告以结束。这里,有一个需叙述的插曲。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部粮秣处长张政枋找到西安北城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面见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请帮忙开具张学良在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接济红军用的经费共计67万多元的票证,以作报销凭证。
　　张政枋回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个别开支用费很多,其中接济红军,给周恩来2万元也在数内。因第二经理处处长闻湘瓤是蒋系人物,专门管制财政,限制张学良的政治活动经费,所以张学良这些政治活动开支的现款,都是从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前后共支67万多元。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为此,张政枋曾当面请示于学忠设法解决,但被否决,不给报销。
　　经叶剑英等一个多小时的研究,答应: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来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不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遂开了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张政枋拿到这个条子后,顺利地了结了这件事。
　　叶剑英等承认张学良给予红军相当的接济,但对67万元这一数额持保留态度。要知道,张学良接济红军有三个特点:多线联络,无固定途径和渠道;高度保密,知情人少;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票证,甚至以“假战”的方式接济红军。如此,纵然是执行者对内情也知之甚少。因此,统计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数额实在困难,恐连张学良自己都无法算清。因此,叶剑英等人更不可能完全知情。但不管67万元准确与否,叶终是开具了票据,既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对张学良接济红军予以肯定,同时也是对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时隔60多年后,解放军总后勤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记述:“从1936年下半年起,张学良等人开始拨给红军一些弹药、被服和经费。”且不论所述时间存在疑问、史实过于简单,仅就此表述,算是官方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接济红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