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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分析“70年劳动教育研究”学术成果，存在劳动教育概念理解偏颇、劳动教育文献研究不深的问题。基于重要教育文献，结合教育改革历史事件，回顾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探索学习、兴盛发展、调整偏离、恢复重建和深化创新五个阶段的时空转向，总结劳动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出劳动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即劳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现实之需，应始终坚持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之需，应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实践平台;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的时代之需，应不断完善劳动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
关键词 劳动教育;立德树人;实践平台;制度保障体系;历史进程;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0-0006-07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世界的本源，是人的本质的核心。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建国以来，伴随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劳动教育事业得以不斷完善和科学化。本研究旨在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成果，以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劳动教育发展的规律，为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有关“劳动教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呈现井喷上升趋势。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需要，学者们从不同学科领域不断探析劳动教育的新内涵、新价值、新阻碍和新路径，研究成果丰富。各地有关劳动教育的学术会议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如第四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涌现出大量劳动教育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2019年收录的973篇“劳动教育”的研究文献中搜集了10余篇有关“我国劳动教育70年”学术论文，其主题包括“70年劳动教育的演进”“70年劳动教育概念嬗变”“70年劳动教育思想和劳动课程变迁”“70年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等。综合观之，这些研究较为清晰地表述了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脉络，对“何为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价值何在”“如何实施劳动教育”等方面的把握较为准确。
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在劳动教育发展的历程划分上，存在断代不够科学的现象。部分学者关于劳动教育发展史的断代模糊不清，单纯地套用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将劳动教育历程分为“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四个阶段[1]。实际上，通过对教育文献梳理可以窥见劳动教育发展与这四个时期并非完全吻合。二是在劳动教育的政策解读上存在理解偏误的现象，有学者将“广泛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并便利其参加家庭劳动”“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实习实训”“职业技术教育”等内容解读为“劳动教育”[2]，有失偏颇。三是在教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存在着学术不严谨的问题，有学者将政务院1951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写成是1950年颁布，同时无中生有地认为改革学制中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应提倡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还有学者将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原则生硬地变成是“劳动教育教学的途径”[3]。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劳动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够，对建国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文献的研究不深，未能将劳动教育的空间转向与时间变迁紧密结合。
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重要政策文本和教育改革事件为蓝本，系统梳理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时空转向，总结劳动教育经历的探索学习、兴盛发展、调整偏离、恢复重建和深化创新五个阶段，方便研究者细致了解我国劳动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为拓展劳动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必要的历史图鉴。
二、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时空转向
（一）探索与学习：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教育被纳入全体公民的公德教育。1950年徐特立在《论公民公德》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劳动观点是要树立劳资两利的协商态度，遵守劳动纪律，以劳动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和义务，把劳动看作是高尚的、光荣的[4]。同年，钱俊瑞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指出，各级教育工作应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深入进行劳动纪律教育，鼓舞人民大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和热情，树立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正确观点与习惯[5]。1951年，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再次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要从国情出发，以“马恩列斯”有关全面发展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工艺教育，“着重培养体力与智力均衡发展的热爱劳动生产的新社会的自觉和积极的建设者”[6]。此时，我国教育还处于旧教育整顿和新教育改革阶段，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使青年一代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讲公德的成员，劳动教育并未作为独立的科目纳入新学制各级各类学校暂行规程和教学计划中。
1953年，我国全面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方针，教育工作初步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但由于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的办学质量不高、工作简单过粗、对全面教育认识不足等原因，存在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1954年，党中央、政务院和教育部曾一度提出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课程的必要性，认为劳动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林砺儒、习仲勋等人在总结我国学校教育工作的问题时强调，学校要做好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生产劳动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避免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同时，各地积极加强对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宣传，动员各级学校参加劳动生产和劳动学习，以提高群众的认识。1955年，教育部发布《小学教学计划及说明》，第一次明确将手工劳动纳入小学教学科目，规定各学年每周1课时，并指出手工劳动是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7]。 虽然，从1954年起众多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开设了劳动教育课程，但存在着课堂教学未与劳动教育结合、劳动思想理论教育过重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注意不足的问题。1956年起，党和国家在教学改革和教学方法上下功夫，不断强化劳动教育和学校各类课程、工矿企业、农村的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受部分青年学生从事劳动生产实际的影响，社会对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剥削阶级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劳动教育得以初步发展。
（二）兴盛与发展：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1957-1962年）
1957年初，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过去几年各地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劳动教育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8]。但由于低一级教育赶不上高一级教育发展需要，升学压力大、部门机构精简、就业机会减少等原因，部分地区和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有所疏忽。为此，教育部提出应将劳动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结合起来，及时做好学生的劳动宣传教育工作，并说明毕业不能升学，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是光荣的、有光明前途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分析国家就业和农村发展新形势时指出，為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问题，应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学习，这是解决学生毕业和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向[9]。而后，教育部在当年6、7月密集出台了下年度学校教学计划的相关通知，重点在农村及城郊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科，在普通初高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科。通过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初步明确了劳动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社会主义体力劳动者。
1958年，教育部规定从秋季起在初、高中和师范学校各级普遍开设生产劳动课，要求各科教学和课外活动都应注意结合教学内容适当进行劳动生产教育;大力提倡开办农业中学，在学生中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劳动教育制度，并指出农业中学和勤工俭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之一，是节省国家开支，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同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1958-1959年中学教学计划通知》，要求在初高中各年级将生产劳动教育设置为必修科目，取消“实习科”名称，更名为“生产劳动课”，取消14天农忙假，更改为“体力劳动”，规定了劳动时间、劳动内容和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同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教学质量问题，“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校要把劳动订到课程中”[10]，明确学生参加劳动的必要性、形式的适当性和提高劳动教学质量的可能性。同年8月，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1]等重要教育提议。同期，陆定一在《红旗》上发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劳动与教育结合界定为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唯一标准：“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12]这些论断为确立劳动教育在整个教育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促进劳动教育在我国的兴盛发展奠定了总体基调。
从1958年9月开始，整个教育改革随国民经济“大跃进”开展了3年的“教育革命”，以大中学校占用大量课时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和“三秋”运动为标志，劳动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因步伐过快引发劳动教育政治斗争的教育目的被严重夸大，出现劳动代替教学、师生劳动时间过多、教学质量明显下降等不合理现象，极大削弱了劳动教育的质量。
（三）调整与偏离：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三阶段（1963-1976年）
实际上，自1960年始张际春等人就劳动教育存在“左”的偏差提出质疑。张际春指出，当前的劳动教育与经济事业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部分，学校上课较少，大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生产，虽然劳动方面锻炼不少，但科学知识水平也相应降低。1963年3月，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解放以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指出1958年开始的教劳结合方针为确立马列主义教育方向和改变我国教育性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经验不足和思想上的片面性，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指示下，教育部拟定了大中小学校工作条例和若干重要规章，劳动教育方针和政策在学校工作中进一步具体化。如1963年《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劳动教育必须适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加强对一切中小学师生进行农业服务教育，农村中小学校要注重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教学，全日制中小学应设置生产知识和常识课程，进一步树立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是光荣事业的思想。
上述两个《条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校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有关劳动教育的目的、基本形式及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地位等方面与第二阶段基本相似，但划定了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的适当性要求、明确劳动不是惩罚学生的手段、不组织劳动竞赛等新规定，短期内从政策上扶正了劳动教育的方位。为配合学校工作条例的需要，教育部陆续发布教学计划草案，对劳动教育作出具体安排：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上，学校必须加强生产知识的衔接教学，小学毕业班开设生产常识课、初高中毕业班分别开设生产知识课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选修课，中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应掌握一定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中小学教学要求;在时间安排上，小学高年级每年半个月，初高中全年级每年1个月，农村全日制中小学可结合农事季节进行适当调整，城镇全日制中小学劳动课集中或分散安排，但必须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和各科教学时数。1964年1月，针对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毕业后需要参加农业劳动的现实，教育部提出了七年内加快城乡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点，以便有计划输送学生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同年3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劳动是社会主义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培养后代，要引导师生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斗争。 1963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论文章，认为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我国教育工作中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高度赞扬福州一中下乡参加劳动是一次“最生动的政治课”[13]。而后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习时间明显增多，劳动教育“左”的偏向仍然继续。文革期间劳动教育的本质被打破，其作用和意义被盲目扩大，甚至出现“唯劳动，读书无用”的极端倾向，劳动教育逐步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教劳结合的制度探索严重偏离主线。
（四）恢复与重建：劳动教育发展的第四阶段（1977-2011年）
为肃清“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教育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劳动教育工作却一度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进步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14]这一论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实质。1981年3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规定低年级可在课外安排一些自我服务性劳动;高年级每周安排劳动1课时，以公益性和简易生产劳动为主。同年4月颁发全日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说明了在中学开设“劳动技术课”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工农业生产、服务性、职业性劳动的基本技术，能够手脑并用从而获得全面发展。与文革期间相比，劳动教育的政治改造功能淡化，技术技能作用重新提升。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好劳动技术课，1982年10月，教育部重申劳育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劳育与德智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劳动技术教育应遵循的原则、内容要求、时间安排、考核指标、师资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均作出具体规定，劳动教育概念进一步廓清。为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1983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把勤工俭学与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结合起来，作为拓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形成了勤工俭学生产和劳动教育基地的有机体系。此后，全国积极开展劳动技术教育试验，积累了丰富经验。
然而，全国范围内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长期存在，劳动教育的设备、场地、经费和师资严重不足，开课学校减少过半，劳育仍然是五育中的薄弱环节。十三大以后，为克服劳动教育脱离实际，从而使教育工作转变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四有”人才上来，国家教委先后颁布劳动课教学大纲和器材配备目录，将劳动教育作为必修课归入全面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和考核体系，要求“根据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效果、掌握知识和技能情况评定成绩，计入学生成绩册，作为升级、升学和评定三好学生的依据之一”[15]。同时，不断规范勤工俭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接触群众了解社会的实践能力、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珍惜劳动成果的道德品质。为指导90年代和下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和发展，1993年2月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社会各方要积极为学校进行劳动教育提供场所和条件”[16]，“教劳结合”被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1994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劳动者素质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各级教育部门务必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从1997年开始，教育界大力提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質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被广泛提及。
进入21世纪，面对原基础教育课程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取消了劳动与技术教育课的独立分科，将其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职业能力”[17]。但由于没有指定具体的课程计划和大纲标准，一些学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劳动课程被弱化现象，劳动教育长期被当作非显性的教育工作来部署。“劳动教育地位弱化导致对劳动教育概念的片面理解卷土重来，劳动教育逐渐异化为惩罚的手段、技艺学习和休闲娱乐活动。”[18]虽然党和国家在各大教育文件中，仍赋予了劳动教育以崇高的意义，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分配制度的变革，带来了社会阶层和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变化”[19]，社会劳动价值观出现结构性异变，蔑视体力劳动、不劳而获、不诚实劳动等错误观念和行为成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深化与创新：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五阶段（2012-至今）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化与创新发展，并在多次会议和场合指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3年9月教育部颁布学校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指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各地各类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向工厂和田间地头，积极参加劳动体验活动”[20]。而后每年教育部均将劳动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重点加以落实，逐步改进实践育人的体制机制，规定组织学生在每学段至少参加1次学工学农生产体验劳动，农村学校普及适当形式的种植或养殖活动，切实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和成效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中。2014年6月，教育部党组发布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指出，为“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养成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为贴近学生的具体行动”[21]，应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创造、创新等实践教学活动，并规定相应的学时和学分。2015年4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每年5月的第二周），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规定职业学校要结合本校特点向中小学生及家长开放，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通过大国工匠、劳模、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进校园等活动，让中小学生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与魅力，发现职业乐趣，为未来职业启智启蒙。 2015年7月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被弱化，学生中出现轻视、不珍惜劳动成果等现象，“应切实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劳动兴趣、磨炼学生意志品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22]。同时，《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劳育在德、智、体、美、创新教育中的综合育人功能，在各学科教学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加强劳动观念和态度、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用3～5年时间，构建劳动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有利氛围。2017年9月，为进一步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为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综合实践、社会服务、信息技术、劳动技术、职业体验等活动推荐详细的主题说明。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是“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教育方针的高度突出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无疑为落实劳动教育吃了‘定心丸’”[23]。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24]。至此，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重要内容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不仅强调工具理性的需求，更强调学生主体自身通过劳动实践，培养劳动情感和劳动价值观，通过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凸显劳动体验性、成就感和满足感，彰显了劳育的价值理性需求。
三、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加强学生劳动教育“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促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5]。在过去70年的时空变迁中，劳动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学习到深化发展的过程，其时代内涵不断丰富、价值目标逐渐明确、实现手段和形式多样、评价和保障体系日趋健全，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育人模式。
（一）劳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现实之需，应始终坚持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
劳动者劳动的道德意义在于个人对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在劳动中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技艺的同时将个人经验传授于他人的自愿和自觉。“我们力求使孩子在自己的劳动中体验到、感觉到自己的荣誉、自尊，能为自己的成果而自豪。”[26]但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重劳心、轻劳力”的错误观念。传统儒家主张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倡导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代学子们的人生信条。从根本上看，无非是突出了德性之学与从政为官的密切关系，“德、学与仕”完全混于一体，而“劳”则沦落为下品之事。德育与劳育的分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劳动教育的消极态度。然而，勤劳始终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绵延中华五千年优秀历史文明成果均可以说是劳动者辛勤劳动创造的结晶。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经验，不难发现历届领导人均将劳动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展开。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实施的劳动教育，不仅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而且有利于学生树立对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感、认同感、使命感。新时代和未来的道德教育应始终明确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他们的劳动认识、劳动情感、劳动态度、劳动精神和劳动道德等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劳動人民和劳动成果的思想感情。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观点，使学生明白劳动光荣、劳动崇高、劳动伟大、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最终实现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益美、以劳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
（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之需，应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实践平台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7]。而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教育，因此马克思首先认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在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28]。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始终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为满足不同时期建设的需要，劳动教育在与时俱进的整个过程中其形式与内容也随之变化，既有成功的经验可参考，也有失败的教训可借鉴。
前两个发展阶段，劳动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手段，又包含了技能教育的内容。然而，在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将劳动教育简单放置于思想和政治改造领域，忽视了劳动实践育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劳动教育逐渐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合法性教育的方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劳动者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四阶段党和国家不断扶正劳动教育在实践育人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但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劳动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被不断弱化和边缘化，重“智”轻“劳”现象泛滥。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内涵呈现出新的特点，教劳结合既强调使劳动富有教育意义，又强调提升教育的活力[29]。当务之急，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拓展和创新劳动教育的实践平台，从而使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点，实现“劳动理念认知和劳动行为实践的集中统一”[30]。一方面，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主阵地，应将劳动教育与学生日常学习、勤工助学、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打造校内劳动育人实践平台，营造劳动育人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社会为劳动教育提供最大的实践资源。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起点，家庭、学校结合学生特色、当地生活实际和社会需求，引导学生广泛开展自我服务与家务劳动、社区服务与公益劳动、兴趣活动与创新创业、工农业生产劳动，是实现劳动教育深化和创新发展有力手段。只有通过校内和社会协调联动的实践平台，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实践培养方案，才能启发学生准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运用于现实生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领略劳动的幸福和美丽，从根本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价值旨归。 （三）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的时代之需，应不断完善劳动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
劳动是人类满足自我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作为社会的人所必须进行的活动，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首要前提。卢梭曾指出：“培养儿童既要有哲学家的头脑，也要有农夫的手脚，只有通过劳动，人的身心才能得到锻炼并且成为全面发展的人。”[31]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历来重视青少年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培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劳动教育更是被赋予了特别的寓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加强学生劳动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不同发展时期的劳动教育政策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体脑结合、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有效途径”[32]，都把劳动教育看做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在其演进的历史逻辑中焕发独具特色的生命价值与内涵[33]。
70年来，我国始终强调劳动教育的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重要意蕴，但受传统观念制约、社会环境变迁、教育方法不科学等因素影响，劳动教育的本真性和系统化功能往往被弱化，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认识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要么片面强调“劳力”的重要性而看不起“劳心”者，要么拼命追求智力教育，将知识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脱轨。为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青少年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在革新教育制度上下功夫。根据国家政策的总体要求，科学规划劳动教育的目标和教学计划，构建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体系，以体现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开拓劳动教育全方位育人的合作体系和大中小一体化衔接体系，以实现劳动教育的协同性和系统性;提供科学完备的劳动教育经费和设施设备体系，以确保劳动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劳动教育的多元评价体系，以助力劳动实践综合能力的考察。以此形成一整套劳动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推进新时代和未来劳动教育真正落实落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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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关键词 劳动教育;立德树人;实践平台;制度保障体系;历史进程;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10-0006-07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世界的本源，是人的本质的核心。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建国以来，伴随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劳动教育事业得以不斷完善和科学化。本研究旨在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成果，以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劳动教育发展的规律，为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有关“劳动教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呈现井喷上升趋势。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需要，学者们从不同学科领域不断探析劳动教育的新内涵、新价值、新阻碍和新路径，研究成果丰富。各地有关劳动教育的学术会议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如第四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涌现出大量劳动教育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2019年收录的973篇“劳动教育”的研究文献中搜集了10余篇有关“我国劳动教育70年”学术论文，其主题包括“70年劳动教育的演进”“70年劳动教育概念嬗变”“70年劳动教育思想和劳动课程变迁”“70年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等。综合观之，这些研究较为清晰地表述了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脉络，对“何为劳动教育”“劳动教育价值何在”“如何实施劳动教育”等方面的把握较为准确。
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在劳动教育发展的历程划分上，存在断代不够科学的现象。部分学者关于劳动教育发展史的断代模糊不清，单纯地套用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将劳动教育历程分为“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四个阶段[1]。实际上，通过对教育文献梳理可以窥见劳动教育发展与这四个时期并非完全吻合。二是在劳动教育的政策解读上存在理解偏误的现象，有学者将“广泛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并便利其参加家庭劳动”“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实习实训”“职业技术教育”等内容解读为“劳动教育”[2]，有失偏颇。三是在教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存在着学术不严谨的问题，有学者将政务院1951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写成是1950年颁布，同时无中生有地认为改革学制中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应提倡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还有学者将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原则生硬地变成是“劳动教育教学的途径”[3]。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劳动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够，对建国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文献的研究不深，未能将劳动教育的空间转向与时间变迁紧密结合。
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重要政策文本和教育改革事件为蓝本，系统梳理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时空转向，总结劳动教育经历的探索学习、兴盛发展、调整偏离、恢复重建和深化创新五个阶段，方便研究者细致了解我国劳动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为拓展劳动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必要的历史图鉴。
二、70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时空转向
（一）探索与学习：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劳动教育被纳入全体公民的公德教育。1950年徐特立在《论公民公德》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劳动观点是要树立劳资两利的协商态度，遵守劳动纪律，以劳动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和义务，把劳动看作是高尚的、光荣的[4]。同年，钱俊瑞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指出，各级教育工作应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深入进行劳动纪律教育，鼓舞人民大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和热情，树立尊重劳动和热爱劳动的正确观点与习惯[5]。1951年，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再次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要从国情出发，以“马恩列斯”有关全面发展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的工艺教育，“着重培养体力与智力均衡发展的热爱劳动生产的新社会的自觉和积极的建设者”[6]。此时，我国教育还处于旧教育整顿和新教育改革阶段，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使青年一代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讲公德的成员，劳动教育并未作为独立的科目纳入新学制各级各类学校暂行规程和教学计划中。
1953年，我国全面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方针，教育工作初步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但由于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的办学质量不高、工作简单过粗、对全面教育认识不足等原因，存在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1954年，党中央、政务院和教育部曾一度提出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课程的必要性，认为劳动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林砺儒、习仲勋等人在总结我国学校教育工作的问题时强调，学校要做好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生产劳动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避免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同时，各地积极加强对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宣传，动员各级学校参加劳动生产和劳动学习，以提高群众的认识。1955年，教育部发布《小学教学计划及说明》，第一次明确将手工劳动纳入小学教学科目，规定各学年每周1课时，并指出手工劳动是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7]。 虽然，从1954年起众多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开设了劳动教育课程，但存在着课堂教学未与劳动教育结合、劳动思想理论教育过重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注意不足的问题。1956年起，党和国家在教学改革和教学方法上下功夫，不断强化劳动教育和学校各类课程、工矿企业、农村的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受部分青年学生从事劳动生产实际的影响，社会对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剥削阶级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劳动教育得以初步发展。
（二）兴盛与发展：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1957-1962年）
1957年初，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过去几年各地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劳动教育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8]。但由于低一级教育赶不上高一级教育发展需要，升学压力大、部门机构精简、就业机会减少等原因，部分地区和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有所疏忽。为此，教育部提出应将劳动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结合起来，及时做好学生的劳动宣传教育工作，并说明毕业不能升学，从事各种生产劳动是光荣的、有光明前途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分析国家就业和农村发展新形势时指出，為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问题，应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学习，这是解决学生毕业和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向[9]。而后，教育部在当年6、7月密集出台了下年度学校教学计划的相关通知，重点在农村及城郊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科，在普通初高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科。通过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初步明确了劳动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社会主义体力劳动者。
1958年，教育部规定从秋季起在初、高中和师范学校各级普遍开设生产劳动课，要求各科教学和课外活动都应注意结合教学内容适当进行劳动生产教育;大力提倡开办农业中学，在学生中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劳动教育制度，并指出农业中学和勤工俭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形式之一，是节省国家开支，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同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1958-1959年中学教学计划通知》，要求在初高中各年级将生产劳动教育设置为必修科目，取消“实习科”名称，更名为“生产劳动课”，取消14天农忙假，更改为“体力劳动”，规定了劳动时间、劳动内容和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同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教学质量问题，“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校要把劳动订到课程中”[10]，明确学生参加劳动的必要性、形式的适当性和提高劳动教学质量的可能性。同年8月，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1]等重要教育提议。同期，陆定一在《红旗》上发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劳动与教育结合界定为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唯一标准：“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12]这些论断为确立劳动教育在整个教育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促进劳动教育在我国的兴盛发展奠定了总体基调。
从1958年9月开始，整个教育改革随国民经济“大跃进”开展了3年的“教育革命”，以大中学校占用大量课时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和“三秋”运动为标志，劳动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因步伐过快引发劳动教育政治斗争的教育目的被严重夸大，出现劳动代替教学、师生劳动时间过多、教学质量明显下降等不合理现象，极大削弱了劳动教育的质量。
（三）调整与偏离：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三阶段（1963-1976年）
实际上，自1960年始张际春等人就劳动教育存在“左”的偏差提出质疑。张际春指出，当前的劳动教育与经济事业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部分，学校上课较少，大部分时间用于劳动生产，虽然劳动方面锻炼不少，但科学知识水平也相应降低。1963年3月，中共中央在认真总结解放以来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指出1958年开始的教劳结合方针为确立马列主义教育方向和改变我国教育性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经验不足和思想上的片面性，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指示下，教育部拟定了大中小学校工作条例和若干重要规章，劳动教育方针和政策在学校工作中进一步具体化。如1963年《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劳动教育必须适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加强对一切中小学师生进行农业服务教育，农村中小学校要注重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教学，全日制中小学应设置生产知识和常识课程，进一步树立从事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是光荣事业的思想。
上述两个《条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校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有关劳动教育的目的、基本形式及其在思政教育中的地位等方面与第二阶段基本相似，但划定了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的适当性要求、明确劳动不是惩罚学生的手段、不组织劳动竞赛等新规定，短期内从政策上扶正了劳动教育的方位。为配合学校工作条例的需要，教育部陆续发布教学计划草案，对劳动教育作出具体安排：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上，学校必须加强生产知识的衔接教学，小学毕业班开设生产常识课、初高中毕业班分别开设生产知识课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选修课，中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应掌握一定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中小学教学要求;在时间安排上，小学高年级每年半个月，初高中全年级每年1个月，农村全日制中小学可结合农事季节进行适当调整，城镇全日制中小学劳动课集中或分散安排，但必须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和各科教学时数。1964年1月，针对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毕业后需要参加农业劳动的现实，教育部提出了七年内加快城乡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点，以便有计划输送学生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同年3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劳动是社会主义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培养后代，要引导师生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斗争。 1963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论文章，认为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我国教育工作中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高度赞扬福州一中下乡参加劳动是一次“最生动的政治课”[13]。而后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习时间明显增多，劳动教育“左”的偏向仍然继续。文革期间劳动教育的本质被打破，其作用和意义被盲目扩大，甚至出现“唯劳动，读书无用”的极端倾向，劳动教育逐步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教劳结合的制度探索严重偏离主线。
（四）恢复与重建：劳动教育发展的第四阶段（1977-2011年）
为肃清“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教育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劳动教育工作却一度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进步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14]这一论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实质。1981年3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规定低年级可在课外安排一些自我服务性劳动;高年级每周安排劳动1课时，以公益性和简易生产劳动为主。同年4月颁发全日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说明了在中学开设“劳动技术课”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工农业生产、服务性、职业性劳动的基本技术，能够手脑并用从而获得全面发展。与文革期间相比，劳动教育的政治改造功能淡化，技术技能作用重新提升。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好劳动技术课，1982年10月，教育部重申劳育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劳育与德智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劳动技术教育应遵循的原则、内容要求、时间安排、考核指标、师资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均作出具体规定，劳动教育概念进一步廓清。为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1983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例》，把勤工俭学与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结合起来，作为拓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形成了勤工俭学生产和劳动教育基地的有机体系。此后，全国积极开展劳动技术教育试验，积累了丰富经验。
然而，全国范围内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长期存在，劳动教育的设备、场地、经费和师资严重不足，开课学校减少过半，劳育仍然是五育中的薄弱环节。十三大以后，为克服劳动教育脱离实际，从而使教育工作转变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四有”人才上来，国家教委先后颁布劳动课教学大纲和器材配备目录，将劳动教育作为必修课归入全面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和考核体系，要求“根据学生的劳动态度、劳动效果、掌握知识和技能情况评定成绩，计入学生成绩册，作为升级、升学和评定三好学生的依据之一”[15]。同时，不断规范勤工俭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接触群众了解社会的实践能力、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珍惜劳动成果的道德品质。为指导90年代和下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和发展，1993年2月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社会各方要积极为学校进行劳动教育提供场所和条件”[16]，“教劳结合”被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1994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提高劳动者素质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各级教育部门务必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从1997年开始，教育界大力提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質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被广泛提及。
进入21世纪，面对原基础教育课程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取消了劳动与技术教育课的独立分科，将其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职业能力”[17]。但由于没有指定具体的课程计划和大纲标准，一些学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劳动课程被弱化现象，劳动教育长期被当作非显性的教育工作来部署。“劳动教育地位弱化导致对劳动教育概念的片面理解卷土重来，劳动教育逐渐异化为惩罚的手段、技艺学习和休闲娱乐活动。”[18]虽然党和国家在各大教育文件中，仍赋予了劳动教育以崇高的意义，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分配制度的变革，带来了社会阶层和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变化”[19]，社会劳动价值观出现结构性异变，蔑视体力劳动、不劳而获、不诚实劳动等错误观念和行为成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深化与创新：劳动教育发展的第五阶段（2012-至今）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化与创新发展，并在多次会议和场合指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3年9月教育部颁布学校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指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各地各类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向工厂和田间地头，积极参加劳动体验活动”[20]。而后每年教育部均将劳动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重点加以落实，逐步改进实践育人的体制机制，规定组织学生在每学段至少参加1次学工学农生产体验劳动，农村学校普及适当形式的种植或养殖活动，切实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和成效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中。2014年6月，教育部党组发布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指出，为“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养成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为贴近学生的具体行动”[21]，应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创造、创新等实践教学活动，并规定相应的学时和学分。2015年4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每年5月的第二周），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规定职业学校要结合本校特点向中小学生及家长开放，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通过大国工匠、劳模、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进校园等活动，让中小学生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特色与魅力，发现职业乐趣，为未来职业启智启蒙。 2015年7月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劳动教育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被弱化，学生中出现轻视、不珍惜劳动成果等现象，“应切实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劳动兴趣、磨炼学生意志品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22]。同时，《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劳育在德、智、体、美、创新教育中的综合育人功能，在各学科教学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加强劳动观念和态度、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用3～5年时间，构建劳动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有利氛围。2017年9月，为进一步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为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综合实践、社会服务、信息技术、劳动技术、职业体验等活动推荐详细的主题说明。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是“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教育方针的高度突出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无疑为落实劳动教育吃了‘定心丸’”[23]。
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24]。至此，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重要内容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这一时期劳动教育不仅强调工具理性的需求，更强调学生主体自身通过劳动实践，培养劳动情感和劳动价值观，通过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凸显劳动体验性、成就感和满足感，彰显了劳育的价值理性需求。
三、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加强学生劳动教育“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促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5]。在过去70年的时空变迁中，劳动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学习到深化发展的过程，其时代内涵不断丰富、价值目标逐渐明确、实现手段和形式多样、评价和保障体系日趋健全，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育人模式。
（一）劳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现实之需，应始终坚持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
劳动者劳动的道德意义在于个人对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在劳动中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技艺的同时将个人经验传授于他人的自愿和自觉。“我们力求使孩子在自己的劳动中体验到、感觉到自己的荣誉、自尊，能为自己的成果而自豪。”[26]但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重劳心、轻劳力”的错误观念。传统儒家主张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倡导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代学子们的人生信条。从根本上看，无非是突出了德性之学与从政为官的密切关系，“德、学与仕”完全混于一体，而“劳”则沦落为下品之事。德育与劳育的分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劳动教育的消极态度。然而，勤劳始终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绵延中华五千年优秀历史文明成果均可以说是劳动者辛勤劳动创造的结晶。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经验，不难发现历届领导人均将劳动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展开。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实施的劳动教育，不仅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而且有利于学生树立对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感、认同感、使命感。新时代和未来的道德教育应始终明确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他们的劳动认识、劳动情感、劳动态度、劳动精神和劳动道德等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劳動人民和劳动成果的思想感情。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观点，使学生明白劳动光荣、劳动崇高、劳动伟大、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最终实现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益美、以劳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
（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之需，应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实践平台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7]。而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教育，因此马克思首先认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在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28]。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始终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为满足不同时期建设的需要，劳动教育在与时俱进的整个过程中其形式与内容也随之变化，既有成功的经验可参考，也有失败的教训可借鉴。
前两个发展阶段，劳动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手段，又包含了技能教育的内容。然而，在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将劳动教育简单放置于思想和政治改造领域，忽视了劳动实践育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劳动教育逐渐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合法性教育的方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劳动者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四阶段党和国家不断扶正劳动教育在实践育人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但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劳动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被不断弱化和边缘化，重“智”轻“劳”现象泛滥。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内涵呈现出新的特点，教劳结合既强调使劳动富有教育意义，又强调提升教育的活力[29]。当务之急，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拓展和创新劳动教育的实践平台，从而使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点，实现“劳动理念认知和劳动行为实践的集中统一”[30]。一方面，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主阵地，应将劳动教育与学生日常学习、勤工助学、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打造校内劳动育人实践平台，营造劳动育人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社会为劳动教育提供最大的实践资源。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起点，家庭、学校结合学生特色、当地生活实际和社会需求，引导学生广泛开展自我服务与家务劳动、社区服务与公益劳动、兴趣活动与创新创业、工农业生产劳动，是实现劳动教育深化和创新发展有力手段。只有通过校内和社会协调联动的实践平台，构建科学合理的劳动实践培养方案，才能启发学生准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运用于现实生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领略劳动的幸福和美丽，从根本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价值旨归。 （三）劳动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的时代之需，应不断完善劳动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
劳动是人类满足自我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作为社会的人所必须进行的活动，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首要前提。卢梭曾指出：“培养儿童既要有哲学家的头脑，也要有农夫的手脚，只有通过劳动，人的身心才能得到锻炼并且成为全面发展的人。”[31]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历来重视青少年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培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劳动教育更是被赋予了特别的寓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加强学生劳动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不同发展时期的劳动教育政策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体脑结合、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有效途径”[32]，都把劳动教育看做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劳动者、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在其演进的历史逻辑中焕发独具特色的生命价值与内涵[33]。
70年来，我国始终强调劳动教育的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重要意蕴，但受传统观念制约、社会环境变迁、教育方法不科学等因素影响，劳动教育的本真性和系统化功能往往被弱化，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认识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要么片面强调“劳力”的重要性而看不起“劳心”者，要么拼命追求智力教育，将知识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脱轨。为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青少年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在革新教育制度上下功夫。根据国家政策的总体要求，科学规划劳动教育的目标和教学计划，构建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体系，以体现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开拓劳动教育全方位育人的合作体系和大中小一体化衔接体系，以实现劳动教育的协同性和系统性;提供科学完备的劳动教育经费和设施设备体系，以确保劳动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劳动教育的多元评价体系，以助力劳动实践综合能力的考察。以此形成一整套劳动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推进新时代和未来劳动教育真正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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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