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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防御突发性传染病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严峻考验。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国际都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上下倾其全力，将确诊病例定格在8例，死亡2例，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考卷。
经历了那场暴风雨般的考验，在抗击SARS获胜之余，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医务界并没有偃旗息鼓、高枕无忧，而是倾听医学专家和民众的意见，考虑如何为大上海筑起防御突发疫情的壁垒。经过周密的多学科专家咨询、论证，最后确定2004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一号工程为在金山山阳建造一座与大都市相匹配的集传染病临床医疗、防疫、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2006年12月4日后改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一号工程确定后，立即设计、动工。4月的一天，我接到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的电话，她说“你是位传染病科的专家，又从事医院管理多年，你知道不知道市里的一号工程？”她接着直言问我，“你愿意不愿意挑起筹建一号工程的重担？”面对领导的信任，我没时间仔细考虑，就直率地回答“愿意啊，只是能力有限，但我会尽力。”殷书记在电话里吩咐我，“要保证传染病医院几百位职工在年内顺利搬往金山，保证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我知道在2003年4月19日和4月23日正当SARS在上海流行时，殷一璀副书记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两次去市传染病医院（简称“传总”）视察、慰问，深知那儿的压力大，医疗条件艰苦，我推测市里后来才决心将传总整体制迁至金山，建立一座崭新的现代化、与国际大都市防御传染病相匹配的公共卫生中心。一次简短的电话结束了，第二天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去市政府主管医疗工作的杨晓渡副市长办公室报到，听取杨市长交待我具体任务与要求，我领会了一号工程必须“从专业角度保质保量”高标准严要求。
当年我接受这特殊任务时，正身兼华山医院党委书记、传染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我抓紧安排好相关日常工作，立即与我科副主任、黨支部书记卢洪洲一起赶往市一号工程工地。
一号工程地块在金山区山阳漕廊公路旁的一片农田中，占地500亩。我们第一次到那里已见建筑公司在平整田地，门急诊、辅助检查楼，部分病区楼正在砌砖筑墙，看得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速度。在工地临时工棚内，我们见到了市政府薛沛建副秘书长、市申康公司（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前身）陈建平主任、市传染病医院常务副院长徐伟民等参加筹建的各路同事，大家为了建设一号工程聚到一起。我们一起观看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后，统一步伐：年底前必须竣工，举行“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揭牌仪式。
通过几天在工地上观察，我看到工程已按建筑专家设计方案认真抓紧施工，心里更清楚市领导交待自己的责任主要是从专业的角度确保中心在传染病领域具有实实在在的医、防、研、教优良条件与实力，即面临包括SARS等新发传染病肆虐时，一定能从容挑起全市应对疫情的重任。这对我来说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责任重大，必须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地完成重任。
我读医科时，传染病临床实习主要是在传总轮转的，在那里接触了不少季节性的传染病，如白喉、肝炎、破伤风、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膜炎等，为我打下了良好的临床基础。上医毕业时，母校推荐我报考了研究生，在发录取通知单的前夕却遇上了文革。我随医疗队去了贵州少数民族偏僻山区，想不到在封闭的山沟里每年有麻疹、水痘、百日咳、疟疾、钩端螺旋体病和各种寄生虫病轮番传播流行，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提高了诊治水平。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我再度报考研究生回到母校深造，成为著名传染病、临床抗生素权威戴自英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华山医院工作。当我去传总会诊时，总怀着特殊的情怀，里里外外兜兜看看，遇到带教过我的老师更是激动万分。特别是2003年抵御SARS时，我作为市专家组成员进驻传总，在十分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与同行同道日夜救治重危病例，虽然交出了“专家组一到，不再死一个患者”的成绩单，但对传总的传染病医疗抢救条件过于简陋留下遗憾。一次我在会诊时头顶上居然滴下几滴管道的漏水，副院长陈良忙着叫人修理，我开玩笑地说，“待领导来视察时，请他们看看。”
站在一号工程工地上，我感慨万分，党和国家不惜代价正决心为上海筑起一道防御突发疫情的强大壁垒，为保障广大群众的健康，为医疗防疫事业办件硕大实事。
从此我和卢洪洲教授俩每天奔波120余公里往返于市中心与金山山阳间。卢洪洲年轻，在工地头顶骄阳、脚踩污泥关注建筑质量，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设计改进意见，非常辛苦，有时赶不及回家休息，不得不呆在山阳。
复旦大学非常重视中心的建设。王生洪校长向市里表示全力以赴支持一号工程，安排王卫平副校长为中心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我为组员兼任筹建办公室主任，并有意将公共卫生中心打造成医学院的教学基地。王校长交待我，争取中心挂牌时，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中心同时揭牌。我们有复旦大学、医学院作为强大后盾，至少就可以加强筹建工作中医疗和科研二块的分量。这样医疗组除了卢洪洲、徐伟民副院长和我以外，还可调用附属医院任何化验、影像、重症抢救等部门的同行专家前来协助参谋。为了完善传染病防治要求，减少不同传播途径的病种在院内交叉感染，设计时已按肝炎、艾滋病、呼吸道传染病等病种分类各有独立的住院病房，且彼此间留有足够的绿化隔离带。但这却增加了医护人员的不便，因此，立即修改设计方案，增加了连廊可遮阳避雨。全院白天增置中巴交通车，定时、定点循环接送工作人员，安排专用电平车接送患者，急用时可呼叫派车。原设计中遗漏纱窗，而郊区多蚊，立即修改方案所有窗户添加可装卸纱窗。至关重要的在重症抢救方面配备了一层全市尚缺的负压监护病房，委托著名的同济大学专家设计、安装，经反复调试终于成功，填补了上海医务界急诊抢救的空白，也抹去了抵御SARS时的遗憾。中心所有的医疗装备经专家论证全部按三甲医院高标准配备，市政府大力支持，全单批准。安装时附属医院派对口专家技师到中心来把关调试。传染病防治所特需的废物、废水处理系统十分严格，太平间、病理解剖室的要求特殊，全部按高标准设计施工到位。科研组由闻玉梅院士手下的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生物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医学院院长袁正宏教授负责制订整栋科研楼的设置清单，包括P3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内的病原体培养鉴定、分子生物学测定等全套设备，均满足各种传染病防治、病原体研究的需要。该组的胡芸文副研究员全身心投入科研楼布局的各种具体事宜，为提升中心开展科研水平上一流奠定了全套物质条件。
经历了那场暴风雨般的考验，在抗击SARS获胜之余，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医务界并没有偃旗息鼓、高枕无忧，而是倾听医学专家和民众的意见，考虑如何为大上海筑起防御突发疫情的壁垒。经过周密的多学科专家咨询、论证，最后确定2004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一号工程为在金山山阳建造一座与大都市相匹配的集传染病临床医疗、防疫、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2006年12月4日后改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一号工程确定后，立即设计、动工。4月的一天，我接到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的电话，她说“你是位传染病科的专家，又从事医院管理多年，你知道不知道市里的一号工程？”她接着直言问我，“你愿意不愿意挑起筹建一号工程的重担？”面对领导的信任，我没时间仔细考虑，就直率地回答“愿意啊，只是能力有限，但我会尽力。”殷书记在电话里吩咐我，“要保证传染病医院几百位职工在年内顺利搬往金山，保证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我知道在2003年4月19日和4月23日正当SARS在上海流行时，殷一璀副书记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两次去市传染病医院（简称“传总”）视察、慰问，深知那儿的压力大，医疗条件艰苦，我推测市里后来才决心将传总整体制迁至金山，建立一座崭新的现代化、与国际大都市防御传染病相匹配的公共卫生中心。一次简短的电话结束了，第二天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去市政府主管医疗工作的杨晓渡副市长办公室报到，听取杨市长交待我具体任务与要求，我领会了一号工程必须“从专业角度保质保量”高标准严要求。
当年我接受这特殊任务时，正身兼华山医院党委书记、传染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我抓紧安排好相关日常工作，立即与我科副主任、黨支部书记卢洪洲一起赶往市一号工程工地。
一号工程地块在金山区山阳漕廊公路旁的一片农田中，占地500亩。我们第一次到那里已见建筑公司在平整田地，门急诊、辅助检查楼，部分病区楼正在砌砖筑墙，看得出改革开放中的上海速度。在工地临时工棚内，我们见到了市政府薛沛建副秘书长、市申康公司（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前身）陈建平主任、市传染病医院常务副院长徐伟民等参加筹建的各路同事，大家为了建设一号工程聚到一起。我们一起观看工地，了解施工进度后，统一步伐：年底前必须竣工，举行“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揭牌仪式。
通过几天在工地上观察，我看到工程已按建筑专家设计方案认真抓紧施工，心里更清楚市领导交待自己的责任主要是从专业的角度确保中心在传染病领域具有实实在在的医、防、研、教优良条件与实力，即面临包括SARS等新发传染病肆虐时，一定能从容挑起全市应对疫情的重任。这对我来说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责任重大，必须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地完成重任。
我读医科时，传染病临床实习主要是在传总轮转的，在那里接触了不少季节性的传染病，如白喉、肝炎、破伤风、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膜炎等，为我打下了良好的临床基础。上医毕业时，母校推荐我报考了研究生，在发录取通知单的前夕却遇上了文革。我随医疗队去了贵州少数民族偏僻山区，想不到在封闭的山沟里每年有麻疹、水痘、百日咳、疟疾、钩端螺旋体病和各种寄生虫病轮番传播流行，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提高了诊治水平。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我再度报考研究生回到母校深造，成为著名传染病、临床抗生素权威戴自英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华山医院工作。当我去传总会诊时，总怀着特殊的情怀，里里外外兜兜看看，遇到带教过我的老师更是激动万分。特别是2003年抵御SARS时，我作为市专家组成员进驻传总，在十分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与同行同道日夜救治重危病例，虽然交出了“专家组一到，不再死一个患者”的成绩单，但对传总的传染病医疗抢救条件过于简陋留下遗憾。一次我在会诊时头顶上居然滴下几滴管道的漏水，副院长陈良忙着叫人修理，我开玩笑地说，“待领导来视察时，请他们看看。”
站在一号工程工地上，我感慨万分，党和国家不惜代价正决心为上海筑起一道防御突发疫情的强大壁垒，为保障广大群众的健康，为医疗防疫事业办件硕大实事。
从此我和卢洪洲教授俩每天奔波120余公里往返于市中心与金山山阳间。卢洪洲年轻，在工地头顶骄阳、脚踩污泥关注建筑质量，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设计改进意见，非常辛苦，有时赶不及回家休息，不得不呆在山阳。
复旦大学非常重视中心的建设。王生洪校长向市里表示全力以赴支持一号工程，安排王卫平副校长为中心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我为组员兼任筹建办公室主任，并有意将公共卫生中心打造成医学院的教学基地。王校长交待我，争取中心挂牌时，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中心同时揭牌。我们有复旦大学、医学院作为强大后盾，至少就可以加强筹建工作中医疗和科研二块的分量。这样医疗组除了卢洪洲、徐伟民副院长和我以外，还可调用附属医院任何化验、影像、重症抢救等部门的同行专家前来协助参谋。为了完善传染病防治要求，减少不同传播途径的病种在院内交叉感染，设计时已按肝炎、艾滋病、呼吸道传染病等病种分类各有独立的住院病房，且彼此间留有足够的绿化隔离带。但这却增加了医护人员的不便，因此，立即修改设计方案，增加了连廊可遮阳避雨。全院白天增置中巴交通车，定时、定点循环接送工作人员，安排专用电平车接送患者，急用时可呼叫派车。原设计中遗漏纱窗，而郊区多蚊，立即修改方案所有窗户添加可装卸纱窗。至关重要的在重症抢救方面配备了一层全市尚缺的负压监护病房，委托著名的同济大学专家设计、安装，经反复调试终于成功，填补了上海医务界急诊抢救的空白，也抹去了抵御SARS时的遗憾。中心所有的医疗装备经专家论证全部按三甲医院高标准配备，市政府大力支持，全单批准。安装时附属医院派对口专家技师到中心来把关调试。传染病防治所特需的废物、废水处理系统十分严格，太平间、病理解剖室的要求特殊，全部按高标准设计施工到位。科研组由闻玉梅院士手下的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生物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医学院院长袁正宏教授负责制订整栋科研楼的设置清单，包括P3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内的病原体培养鉴定、分子生物学测定等全套设备，均满足各种传染病防治、病原体研究的需要。该组的胡芸文副研究员全身心投入科研楼布局的各种具体事宜，为提升中心开展科研水平上一流奠定了全套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