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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提高黨的执政能力是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和促进党的执政安全的前提和基础。新形势下，风险社会俨然成为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的防控和治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风险社会下，分析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源及其特征，厘清党的执政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风险社会；党的执政；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17）06-0125-04
风险社会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至今，一直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遭受风险社会多方面的挑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1]。认清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面临社会风险、党内风险和生态风险等方面的挑战，探析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风险社会特性复杂，从不同的领域、视角分析能发现不同的特点。纵观风险社会的产生根源、危害范围及治理难度等环节，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多样性。经济全球化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孕育着不同类型的风险，同一领域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特性的风险。整个社会，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风险在时空的交织中呈现多变性和多样性。在自然界中，除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变暖、温室效应等也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在社会领域中，伴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各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由此产生众多次生风险，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失业比重增大等。
第二，扩散性。传统社会的风险波及的范围和危害程度限于某个区域，产生的影响和破坏是有限的。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自由迅速，区域性的风险得以在全球范围蔓延，全球性的风险也更易于向某个区域渗透。例如，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影响范围广泛，SARS、禽流感等在全球各国引起恐慌。
第三，隐匿性。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风险的孕育和发展无法直接感知，因此也造成风险社会的突发性特征。加之受信息全球化的影响，风险的传递具有“蝴蝶效应”，同时也是潜在的、不易被感知的，即使远离风险源头，最终还是难以幸免。突发的风险往往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失控性。由于风险发生种类的多样性、风险发生的扩散性、风险发生的隐匿性和突发性，导致风险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不可控制。在对感知到的风险进行控制和治理时，又将产生新的风险，且更加难以控制，人类社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根据上述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看，风险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常态特质，具有可控和不可控2种发展趋势，对风险社会的防控和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必须着力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风险社会的防控和治理，为党的执政创造良好的环境。
2 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困境
2.1 社会风险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安全稳定，可为党提供良好的执政环境，反之，社会动荡不安，便会对党的执政带来威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临不同社会风险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和社会治安持续恶化3个方面，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第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行为不规范、管理方式落后及法律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促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人手中，导致利益分配在城乡、区域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化日益呈现“马太效应”。加之底层弱势群体所占资源有限，表达利益渠道不畅，使群众处于焦虑之中。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便会出现集体游行、群体性事件等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第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为表达不满或维护自身利益聚集起来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安全。自1993年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并逐年增加，参与人数也大幅增长。“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报告，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我国共有714起袭警事件，平均每18小时发生一起”。[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直接反映部分社会群众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不满和抵触。究其直接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满群体存在、政府应对能力不足、环境污染等；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法律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
第三，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式依旧严峻，各类犯罪事件居高不下，特别是近年来校园霸凌现象问题突出，严重危害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据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统计，2014—2016年审结涉拐犯罪2 300多起，性侵类犯罪6.7万多起，2015—2016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量呈上升趋势，2016年较之2015年同比上升51.47%。”[3]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教育不足导致人民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不够等。社会治安问题持续恶化，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
2.2 党内风险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风险是党面临的最直接的风险。当下，“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和“八大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严重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第一，思想上党员干部信念缺失。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目前，党内存在部分党员干部信念不坚定的问题。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也从未中断。西方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对资本主义渗透的抵制力较差，世界观受到扭曲，很容易动摇信念，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心存怀疑。 第二，组织上队伍建设存在偏差。纪律严明、干部队伍素质高，是优秀政党的重要表现。首先，部分党组织精神懈怠、组织松散、纪律不严，以至于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党组织缺少与群众的沟通，甚至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对党的方针、政策落实不理想。其次，部分领导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水平低下，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不够全面，部分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4]。再次，部分党组织在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上也存在偏差。
第三，作风上不良之风俨然猖獗。党内不正之风严重侵蚀党的肌肤、损害党的尊严。当前，部分党员干部仍受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侵蚀，脱离群众，重大决策前不与群众讨论，办事独断专行；一些党组织宛软涣散，不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活动，作风不良，且一些党组织甚至不重视作风建设，严重损害党群和干群关系，严重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第四，反腐倡廉上斗争形式严峻。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频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腐败现象进行了大力惩治，但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仍未根除，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加大反腐力度。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部分干部大官大贪，小官巨贪；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不满，对腐败官员的不信任感十分强烈。我国的反腐倡廉不可一蹴而就，必须标本兼治，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制度上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党在长期的实践中虽初步建立了制度体系，为党的各方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实用性有待加强。例如，党内监督体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无视党规党纪，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危害党的形象。一些制度的运作和执行力度不足，加之部分党组织对监督的缺失导致一些方针、政策不能全面落实。
2.3 生态风险危及党的执政环境
生态领域的风险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是人类社会无法规避的风险，良好的生态能为党的执政提供更好的环境，反之生态破坏会导致党的执政环境恶化。当前，生态危机主要是由环境污染、自然破坏、气象灾害、资源枯竭等引发的。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加大，“自在自然”逐渐向“人在自然”转变，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加剧了生态危机。我国历来自然灾害多发，且呈现受灾面积广、经济损失严重的特征。1998年长江抗洪，2007年淮河蓄洪、2008年汶川地震及南方雪灾，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至今令人心有余悸。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办报告：“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95.6万人次受灾，32人死亡，39人因灾住院救治，1.6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6 800余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5]。“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大多不是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灾害而是源于科学技术的种种副作用。”[6]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人类的实践能力不斷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不断加剧，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且成为不可忽视的风险，严重危及党的执政环境。
3 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对策
3.1 加强风险社会管理，健全党的执政机制
当前，我国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应对风险，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完全适应新风险的变化特征，往往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近年来我国在应对地震、干旱、洪涝等重大风险时，虽取得成功，但也暴露出风险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漏洞，如群众风险意识薄弱，自我防范能力差；政府对突发事件应对准备不足，行动迟缓；法律法规不够细化，操作性较差等。研究风险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防范和治理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因此必须积极吸收国内外风险治理的经验教训，加强风险社会管理。一是要完善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促进社会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提高政府应急能力，在风险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和处理，提高行政效率。三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并用强有力的手段保障其运行，最大限度地减轻风险的影响。四是建立多元化公共治理机制，促使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民参与治理相结合，实现复合治理。通过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管理，健全党的执政机制。
3.2 突破单一治理模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命运共同体下，只有突破国家单一治理模式，推进全球合作治理，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风险。一是加强国际政治合作。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秉承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国际沟通，努力促成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建立有序的合作秩序；努力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政治摩擦，促成邻国友好合作往来。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能够提高我国抵御和治理风险的能力。目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加大我国面对社会风险的压力。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努力消除贸易壁垒，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经贸合作交流正常化。三是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合力打击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新格局。突破单一的国家治理模式，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以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3.3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优化党的执政环境
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为党的执政提供更好的改革环境，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矛盾突出。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防范风险社会的必要途径。一是加强生态价值理念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形成共识，自觉树立保护自然的意识。利用新闻媒体为载体传播生态教育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应法规提高惩戒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促使志愿服务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二是强化生态伦理道德建设。通过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促使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为绿色发展提供内在动力；构建伦理道德建设新格局，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建设体系。三是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企业要大力开发绿色产品，促进资源和人员的合理配置，提高绿色生产能力；同时，政府要加强监管，提高生态税收，规范绿色市场；提倡树立绿色消费观，倡导全民节约，绿色出行。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优化党的执政环境。
参 考 文 献
[1]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
（5）：208.
[2]法制网舆情中心.2015—2016年袭警现象报告：每18小时发生一起袭警事件[N].http：//chuansong.me/n/15604
19852165，2016-07-19.
[3]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EB/OL].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
qing-33631.html.2016-12-2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3.
[5]新华社.我国一季度各类自然灾害致195.6万人次受灾[N].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4/14/c_112081
3945.htm，2017-04-14.
[6]许志晋，毛宝铭.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7（10）.
[7]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责任编辑：高海明]
【关键词】风险社会；党的执政；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17）06-0125-04
风险社会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至今，一直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遭受风险社会多方面的挑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1]。认清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面临社会风险、党内风险和生态风险等方面的挑战，探析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
风险社会特性复杂，从不同的领域、视角分析能发现不同的特点。纵观风险社会的产生根源、危害范围及治理难度等环节，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多样性。经济全球化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孕育着不同类型的风险，同一领域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特性的风险。整个社会，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风险在时空的交织中呈现多变性和多样性。在自然界中，除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变暖、温室效应等也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在社会领域中，伴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各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由此产生众多次生风险，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失业比重增大等。
第二，扩散性。传统社会的风险波及的范围和危害程度限于某个区域，产生的影响和破坏是有限的。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自由迅速，区域性的风险得以在全球范围蔓延，全球性的风险也更易于向某个区域渗透。例如，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影响范围广泛，SARS、禽流感等在全球各国引起恐慌。
第三，隐匿性。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风险的孕育和发展无法直接感知，因此也造成风险社会的突发性特征。加之受信息全球化的影响，风险的传递具有“蝴蝶效应”，同时也是潜在的、不易被感知的，即使远离风险源头，最终还是难以幸免。突发的风险往往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第四，失控性。由于风险发生种类的多样性、风险发生的扩散性、风险发生的隐匿性和突发性，导致风险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不可控制。在对感知到的风险进行控制和治理时，又将产生新的风险，且更加难以控制，人类社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根据上述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看，风险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常态特质，具有可控和不可控2种发展趋势，对风险社会的防控和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必须着力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风险社会的防控和治理，为党的执政创造良好的环境。
2 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困境
2.1 社会风险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社会和谐稳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安全稳定，可为党提供良好的执政环境，反之，社会动荡不安，便会对党的执政带来威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临不同社会风险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和社会治安持续恶化3个方面，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第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行为不规范、管理方式落后及法律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促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人手中，导致利益分配在城乡、区域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化日益呈现“马太效应”。加之底层弱势群体所占资源有限，表达利益渠道不畅，使群众处于焦虑之中。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便会出现集体游行、群体性事件等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第二，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为表达不满或维护自身利益聚集起来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安全。自1993年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并逐年增加，参与人数也大幅增长。“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报告，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我国共有714起袭警事件，平均每18小时发生一起”。[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直接反映部分社会群众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不满和抵触。究其直接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满群体存在、政府应对能力不足、环境污染等；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法律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
第三，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式依旧严峻，各类犯罪事件居高不下，特别是近年来校园霸凌现象问题突出，严重危害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据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统计，2014—2016年审结涉拐犯罪2 300多起，性侵类犯罪6.7万多起，2015—2016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量呈上升趋势，2016年较之2015年同比上升51.47%。”[3]社会治安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教育不足导致人民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不够等。社会治安问题持续恶化，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
2.2 党内风险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风险是党面临的最直接的风险。当下，“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和“八大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严重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第一，思想上党员干部信念缺失。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目前，党内存在部分党员干部信念不坚定的问题。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也从未中断。西方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对资本主义渗透的抵制力较差，世界观受到扭曲，很容易动摇信念，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心存怀疑。 第二，组织上队伍建设存在偏差。纪律严明、干部队伍素质高，是优秀政党的重要表现。首先，部分党组织精神懈怠、组织松散、纪律不严，以至于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党组织缺少与群众的沟通，甚至严重脱离群众，以致对党的方针、政策落实不理想。其次，部分领导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水平低下，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不够全面，部分党员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4]。再次，部分党组织在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上也存在偏差。
第三，作风上不良之风俨然猖獗。党内不正之风严重侵蚀党的肌肤、损害党的尊严。当前，部分党员干部仍受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侵蚀，脱离群众，重大决策前不与群众讨论，办事独断专行；一些党组织宛软涣散，不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活动，作风不良，且一些党组织甚至不重视作风建设，严重损害党群和干群关系，严重消耗党的执政资源。
第四，反腐倡廉上斗争形式严峻。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频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腐败现象进行了大力惩治，但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仍未根除，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加大反腐力度。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部分干部大官大贪，小官巨贪；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不满，对腐败官员的不信任感十分强烈。我国的反腐倡廉不可一蹴而就，必须标本兼治，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制度上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党在长期的实践中虽初步建立了制度体系，为党的各方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实用性有待加强。例如，党内监督体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无视党规党纪，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危害党的形象。一些制度的运作和执行力度不足，加之部分党组织对监督的缺失导致一些方针、政策不能全面落实。
2.3 生态风险危及党的执政环境
生态领域的风险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是人类社会无法规避的风险，良好的生态能为党的执政提供更好的环境，反之生态破坏会导致党的执政环境恶化。当前，生态危机主要是由环境污染、自然破坏、气象灾害、资源枯竭等引发的。工业革命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加大，“自在自然”逐渐向“人在自然”转变，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加剧了生态危机。我国历来自然灾害多发，且呈现受灾面积广、经济损失严重的特征。1998年长江抗洪，2007年淮河蓄洪、2008年汶川地震及南方雪灾，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至今令人心有余悸。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办报告：“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95.6万人次受灾，32人死亡，39人因灾住院救治，1.6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6 800余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5]。“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大多不是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灾害而是源于科学技术的种种副作用。”[6]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人类的实践能力不斷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不断加剧，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且成为不可忽视的风险，严重危及党的执政环境。
3 风险社会下党的执政对策
3.1 加强风险社会管理，健全党的执政机制
当前，我国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应对风险，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完全适应新风险的变化特征，往往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近年来我国在应对地震、干旱、洪涝等重大风险时，虽取得成功，但也暴露出风险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漏洞，如群众风险意识薄弱，自我防范能力差；政府对突发事件应对准备不足，行动迟缓；法律法规不够细化，操作性较差等。研究风险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防范和治理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因此必须积极吸收国内外风险治理的经验教训，加强风险社会管理。一是要完善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促进社会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提高政府应急能力，在风险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和处理，提高行政效率。三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并用强有力的手段保障其运行，最大限度地减轻风险的影响。四是建立多元化公共治理机制，促使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民参与治理相结合，实现复合治理。通过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管理，健全党的执政机制。
3.2 突破单一治理模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命运共同体下，只有突破国家单一治理模式，推进全球合作治理，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风险。一是加强国际政治合作。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秉承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国际沟通，努力促成国际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建立有序的合作秩序；努力消除与周边国家的政治摩擦，促成邻国友好合作往来。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能够提高我国抵御和治理风险的能力。目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加大我国面对社会风险的压力。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努力消除贸易壁垒，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经贸合作交流正常化。三是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合力打击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新格局。突破单一的国家治理模式，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以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3.3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优化党的执政环境
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为党的执政提供更好的改革环境，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矛盾突出。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防范风险社会的必要途径。一是加强生态价值理念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引导人们形成共识，自觉树立保护自然的意识。利用新闻媒体为载体传播生态教育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应法规提高惩戒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促使志愿服务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二是强化生态伦理道德建设。通过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建设，促使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提高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为绿色发展提供内在动力；构建伦理道德建设新格局，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建设体系。三是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企业要大力开发绿色产品，促进资源和人员的合理配置，提高绿色生产能力；同时，政府要加强监管，提高生态税收，规范绿色市场；提倡树立绿色消费观，倡导全民节约，绿色出行。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优化党的执政环境。
参 考 文 献
[1]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
（5）：208.
[2]法制网舆情中心.2015—2016年袭警现象报告：每18小时发生一起袭警事件[N].http：//chuansong.me/n/15604
19852165，2016-07-19.
[3]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EB/OL].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
qing-33631.html.2016-12-22.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3.
[5]新华社.我国一季度各类自然灾害致195.6万人次受灾[N].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4/14/c_112081
3945.htm，2017-04-14.
[6]许志晋，毛宝铭.论风险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7（10）.
[7]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责任编辑：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