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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中国（成都）王光祈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9月29—30日举行。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围绕会议议题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会呈现出跨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趋势，史料学、文献学、艺术学、图像学、传播学、经济学、美育等学科多维度地融合到“王学研究”中。研究方法上多元化和前沿化研究趋势很好地诠释了该领域学术前沿动态，体现出王光祈学术研究在业内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王光祈学术研讨会;跨学科研究;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史料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36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2.005
术研究，既需心存敬畏又需持之以恒。作为一位跨学科的文化学者，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音乐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四川音乐学院曾先后7次举办全国性的王光祈学术研讨会，“王光祈学术研究”成为了川音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品牌。2019年9月29—30日，四川音乐学院与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再度联合，举办“2019中国（成都）王光祈学术研讨会”。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川音建校80周年之际，川音推动内涵建设和教学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也是将“王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的重要举措，旨在展示近年来该领域研究新成果、进一步传承和推动王光祈学术研究。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资深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本科生参会，围绕王光祈社会音乐思想、研究方法论和文献资料等议题，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评述。 其中，对王光祈学术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王光祈比较音乐学方法研究及其运用，跨学科研究与王光祈音乐、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性价值等主题发言引人注目，很好地诠释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
相比于21世纪所举办的前3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呈现出新的特点：跨界、跨学科和综合性研究趋势明显，史料学、文献学、艺术学、图像学、传播学、经济学、美育等学科多维度融合，把研究推向新的起点;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视域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立体地纵深拓展;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一批青年学者、研究生的加盟为“王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气象。配合本次研讨会，主办方还举办了首届“光祈”杯全国高校艺术学科学生论文比赛，有来自全国15所高校的49篇论文参赛，涉及领域广泛，既有王光祈研究，也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美术、设计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的发言、讨论及论文虽显稚嫩，但却昭示着王光祈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后继有人。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深刻、精彩的发言和评议人的评议则体现出本次学术活动在业内所产生的影响力深远而广泛，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深化与多元：王光祈音乐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究
作为中国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一生中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音乐学领域，其音乐史、音乐理论特别是比较音乐学著述对中国音乐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次研讨会有10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集中在王光祈音乐理论、音乐思想、研究方法的讨论，他们分享了各自富有创新性、探索性的学术成果。
民族音乐学资深专家、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伍国栋先生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角度进行了王光祈研究。王耀华教授题为《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言将注意力放在继王光祈之后的一批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者上，如曹本冶、项阳、杜亚雄、伍国栋等，认为他们无论是重视音乐本体研究还是强调与音樂相关的人类行为研究，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各流派、群体、个体都应该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做出应有的贡献，相互间以交流、欣赏、学习、互补共赢的情怀和努力来促进音乐学的前行。”王耀华教授对王光祈这位“亚洲比较音乐学第一人”的高度评价和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发展的梳理具有指导性意义。
伍国栋研究员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王光祈》发言中主要谈了3个方面：比较音乐学先驱的民族音乐学理念早期显现，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学理，王光祈在东方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伍研究员从师承关系入手，阐述了王光祈从物理声学、律学对民族音乐学学理进行的建构。他高度评价王光祈的三分体系法使得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音域有了归属。王光祈先生深厚的历史学背景使其音乐学研究兼顾宏观与微观，因此成为中国音乐史学家与民族音乐学先驱。王耀华教授与伍国栋先生的发言代表着老一辈民族音乐学者对王光祈在民族音乐学中无可替代地位的充分肯定。
就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学者们在前几次研讨会中进行了热议，集中肯定了其为中国音乐研究带来的变革，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没有得到运用。本次研讨会上，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倍雷教授第一次把文献学方法与比较音乐学方法联系在一起，作为王光祈音乐史与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李教授在其会议论文《历史、文献与比较：王光祈音乐学方法》中提出，王光祈音乐学的研究并不是孤立地运用一种方法，而是将文献学、比较音乐学的两种方法及理论自然交织在一起，体现了出“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跨视域的学术能力。李倍雷教授关注到王光祈音乐学研究中一个未曾被关注的重要细节——王光祈称为“转弯之处”的中国音乐史中音律“演变”的节点。他认为，“转弯之处”是中国古代音律变迁与演进的重要节点，王光祈的音乐史观就是从“转弯之处”来发现与探讨中国音乐的核心精神，该方法与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大历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处。李倍雷还提出了在王光祈音乐研究中思索未解的一些学术难题：《吕氏春秋》中“伶伦于大夏之西取竹”是否是指中国音乐受到西域影响？七音调乐制是否有受到希腊的影响？李倍雷教授基于深厚的比较艺术学功底，对王光祈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观点和阐释，为同行研究者拓展了思路;以“转弯之处”来阐释中国音乐发展轨迹，可谓另辟蹊径，从细微之处的研究超越了前人。3位学者的发言反映出国内学者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及研究方法的持续性关注。 “范式”是美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王光祈写成并出版了最早一部《中国音乐史》及相关乐律学著述，这些是否成为后来《中国音乐史》《乐律学》的“范式”呢？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吕畅副教授从“范式”这个角度出发，结合王光祈的治学理念、理论框架、核心课题，对王光祈的乐律学著述“范式”问题给予了肯定，并对当今乐律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在《范式：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对乐律学学科发展的影响》的发言中，吕老师认为，王光祈乐律学研究理念有着开拓性的学术意义，其实证主义方法成为乐律学学科基本的研究范式。遗憾的是，他认为今天中国乐律学的发展受其他学科尤其是数学的制约，正走向死胡同。那么，社会审美倾向与审美本体是否也是制约该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呢？乐律学研究之路如何在“范式”与“路径”之间找到一条发展之路？事实上这是今天学者们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吕畅研究的“范式”问题，四川音乐学院赵崇华教授更多的是研究王光祈所构建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现代性转型的学术“路径”问题。在题为《“西学东渐”与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探析》的发言中，赵崇华教授从“西学东渐”这一中国近代社会特点出发，对王光祈音乐理论、音乐观、音乐思想和其特有的音乐文化进行了阐释。她认为，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整体的高度重视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是王光祈为传统音乐现代转型奠定的一块基石，也形成了王光祈特有的“音乐文化”现象。王光祈不遗余力地推广比较音乐学，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创立开辟了一条“路径”。赵教授的研究论文把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看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学发展的脉络和路径，虽在学理渊源、学理构建、研究对象上有待更多论证，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音乐学的古典音乐—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现代转型的尝试，代表着在音乐史、艺术史研究中重视现代转型研究方向的倾向，从而使得王光祈研究更有价值。
同样探讨“西学东渐”的还有来自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的研究员许文敏教授（华裔学者）。在题为《王光祈——东学西渐的德国人先驱》发言中，通过东亚研究院所保存的王光祈在德期间档案资料，许先生重点阐释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他认为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王光祈从社会政治活动转而进行音乐研究，进而从音乐入手，寻求东西方文明融合和民族复兴的努力，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楷模——传播中华文化“东学西渐”。来自海外研究者的发言再次表明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得到了公认。
四川音乐学院邹承瑞、甘绍成两位教授继续关注王光祈著述的研究，再次聚焦王光祈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邹承瑞教授的发言集中探讨了王光祈毕生致力研究的“伟大国乐”这一具有民族特性与民族感情的音乐，认为王光祈提出的“国乐”观，其审美性、音乐思维和中国音乐的技法问题与萧友梅提出的“中华乐派”主张是相同的 —— 讲究天人合一的审美观，追求大象无形的最高意境。音乐学系博导甘绍成教授将王光祈的音乐观概括为多个“观”：音乐认识观、音乐民族观、音乐创作观、音乐实践观等。他认为，作为音乐学家、音乐传播者、音乐实践者和音乐思想家的王光祈，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思考与启迪。二位川音教授持续的研究与关注表明了“王学”研究仍然有着相当大的阐释空间。
准确把握王光祈在历史中的贡献与不足是让王学研究进入到国际学术层面之关键所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满新颖教授在《对王光祈的纪念与反思》发言中提出了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王光祈的思维观念形成究竟受了谁的影响，二是王光祈的改良观念对于当时音乐学界、艺术学界、美学界究竟影响如何。本次研讨会上满新颖与宫宏宇等几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一点：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与王光祈相关联的人，即以王光祈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到老师、同学、朋友，以及对他们周围的人的研究，这是将“王学”研究深入下去的很好路径。
二、史料和文献：深化挖掘与现代阐释
本次研討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当属王光祈档案和史料的挖掘。“王学”研究起点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才起步），加上王光祈后期一直侨居德国，故而对史料档案的寻找和收集一直困扰着学者们。
在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年愈八旬的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欧乐思先生展示了王光祈留德期间的一些珍贵资料。欧乐思先生凭着学术敏感，从1968年起开始收集和整理王光祈留德期间资料。这些照片、访谈、档案成为现在进一步研究王光祈的珍贵资料。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宫宏宇教授就是这批资料的受益学者之一。宫先生从事王光祈研究20多年，这次他带来了海外王光祈资料收集的信息和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资料收集方面，他介绍了德国波恩收藏的有关王光祈的30多张卡片和10张原版照片。这批由东亚研究院黄淑娟博士整理、翻译的资料、档案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王光祈在德国生活的资料、照片，第二类是王光祈当时出书目录的卡片和资料。据介绍，这批珍贵的资料即将由东亚研究院出版。在相关资料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据埃世红（音）回忆，王光祈葬礼上有一位女士因悲伤过度想要跳入墓坑里，被大家全力阻止了，而这位女士并非是与王光祈有过恋爱史的吴虞的女儿吴若英。这与世人过去所知道的王光祈在德国没有比较亲近的女朋友不一致。资料中还有一部分是王光祈去世后他的德国友人对他的回忆，显示出当时与之交往的均为知识人士，“往来无白丁”。这些资料对研究王光祈其人其事大有裨益。宫先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从王光祈当时的社交圈入手，通过查找、研究圈内人，重新了解王光祈，重构王光祈在德期间的留学与工作以及他的知识环境，研究王光祈的知识结构，探讨王光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徐元勇先生在点评时对宫先生长期以来卓有成效的文献资料挖掘和研究给予了积极肯定和评价。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同样也关注了“史料”的挖掘和研究。他透过“有趣”的史料，给青年学者提供了研究王光祈的一些新路径与新思考。他在《智者、趣者、学者王光祈逸闻轶事》的发言中指出，王光祈既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有趣的”学者;只有充分占有真实的一手资料，才有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他鼓励青年学者去寻找王学研究新的史料来源，以史料为依据，以辩证法为手段，掌握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来进行王光祈研究和传统音乐研究，构建文化自信。伍国栋研究员在点评时说：“材料当家是所有搞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做音乐史研究更是如此。 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杨赛的研究论文《中国音乐史学与史料——兼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学》仍然把焦点集中于史料的挖掘与研究。中国音乐史料的记录与中国文学史、史学史相比，还处于学术的弱势，王光祈在写作《中国音乐史》时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杨赛认为，王光祈并不是完全从文献学这个角度来书写中国音乐的历史，而是提出了“希望整理更为详尽的中国音乐史料”以达到更精而详的音乐史的构想，因此现在是必须要认真对待、回应王光祈早年所提出的整理音乐史料学构思的时候了。他所谈到的目前音乐史料学研究主要存在的“浅、隔、断、旧、窄”问题，可谓切中肯綮。
对于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白云涛研究员认为，后人基于史料的研究实际是一种对先人的历史认识进行再认识的研究过程，其客观性要打折扣。在题为《关于历史与王光祈历史人物研究》的主旨发言中，他以王光祈人物研究为基点，重点阐释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本身，第二个是书写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历史”都是基于史家的阐述，是前人所书写的，这就存在是否能客观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逝去的历史已无法还原，既然我们研究的是“书写”的历史，研究本身就要符合国家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学是意识形态，讲历史就要讲政治，要从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中洞察现在，启迪未来。
学者们结合王光祈研究对史料学、历史学、乐学等学科提出的新见解表明“王学”研究已经跨越了学科研究界域，史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现代性阐释二元并存的研究动态。
三、价值审思：关于王光祈的政治、社会活动和军事、外交思想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开始，王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领域：音乐与时政。王光祈在“五四”时期主要参与的两项社会活动——“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团”——使得他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因而近两次研讨会对其政治思想、社会活动相关内容的研讨方面显得很活跃。学者们将眼光从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料领域转移到王光祈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上，探究其政治社会思想的背因及其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近代史中的王光祈》。作为来自近现代史研究权威机构的教授和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他首先指出，王光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今天的研究力度还不够，“这次会议还应该邀请更多的政治、社会学者参与”。“五四”时期，王光祈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积极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的活动之于今日的中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王光祈有着爱国情怀，积极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但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呢？柳建辉提出了如下研究思路：是否应当分别从王光祈与毛泽东、李大钊的交往中去考察王光祈的政治思考和政治选择？是否应该用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王光祈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主张与政治活动的不同？王光祈不主张暴力革命是否导致他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分道扬镳”而走向音乐救国？尽管王光祈的政治理想存在缺憾，但柳教授认为王光祈改造社会的“宏大志趣”和创建一个“天下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值得学者们去探究。
同样讨论这个论题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廷湘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王光祈和他的时代》。陈廷湘教授认为，人物研究要注意时代背景和还原人物原型，研究王光祈与他的时代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着眼。从狭义讲，这个时代指的是五四运动;从广义说，这个时代指的是中国现代转型。陈教授认为，在大的时代探讨一个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将其还原到原型来探讨。遗憾的是，王光祈后来又回归到纯粹的思想启蒙——留德以后走上以学术和音乐来改造中国、音乐救国之路，放弃了“少年中国”这样的大众运动，回归到精英的“音乐”小众运动。陈教授实际上代表了史学界的一种观点：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革需要思想启蒙和实践行动相结合，必須知行合一。“五四”时期的王光祈创办中国少年学会和工读互助运动，就是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二者的统一，故而其意义非同一般。
如果说陈廷湘教授是从“知行合一”角度去研究单个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淑真教授和她的博士孙润南则是以一个群体——近代知识分子为主体讨论王光祈及其“少年中国”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周淑真教授就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最早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一个政治团体——‘少年中国’里”这个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研究。本次研讨会上，在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性》的参会论文中，周教授认为，近代社会的历史逻辑就是“徘徊”——历史逻辑与个人命运选择之间的徘徊，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交替的徘徊。王光祈体现着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徘徊和纠结的“过渡性”——行为逻辑与社会改革的纠结，个人际遇与时代变迁的交织。孙润南博士认为这就是王光祈政治主张中“最具魅力”之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导陈先初教授在《评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想象及“少年中国运动”》中，对“少中”进而“少中运动”的内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进行了评述。他认为，王光祈“社会活动”所带有的改良主义色彩使“少年中国”只能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带有空想性质的主观想象，其思想价值比起“五四”时期的主流社会改造思潮来要逊色得多。
上述几位学者的关注点和研究点是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王光祈以及王光祈的社会活动给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启示。王光祈强调社会改革，希望政治改良，但最后“社会的真正改革”还是回到了政治解决。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教授将王光祈研究从时政、社会活动拓展到中日战争。她以《试论王光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为题，通过对王光祈《东北问题和国际形势》 《战机尚未成熟》 《国防丛书》等文著的研究，认为王光祈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世界战争形势作出了大胆且较为准确的预测。洪小夏阐释了王光祈作出预测的背景和原因，对王光祈的预测进行了评价。虽然历史事实在时间与进程上与王光祈的预测有所出入，但从宏观的战略态势来看，王光祈不愧为一位具有战略远见的学者。如今，中国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王光祈所表达的观点“中国要抵御日本的侵略，不能光指望外国的干预，而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等观点使得这一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田永秀教授以经济学的视角对王光祈的经济学研究及其主张进行了研究。她的论文《王光祈经济学研究兴趣及其经济学相关主张刍论》对王光祈经济学研究旨趣的根源、王光祈放弃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和王光祈的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了逻辑清晰的阐释。王光祈在经济上主张农业发展，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国建成士农工商的“四合国”。以往关于王光祈经济主张的研究成果，通常被涵盖在王光祈的“新村主义”“新村思想”“工读互助主义”等内容之中，对其经济学观点进行独立研究、阐释尚属首次。田永秀教授的论文开拓了“王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新视野。
四川音乐学院的廖勇副教授进一步深化了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领域——王光祈外交思想。在题为《论王光祈的外交新思维——兼谈王光祈音乐文化的功能》的发言中，他阐释了王光祈外交思想及其与时俱进的价值，该研究对于正在建设“音乐之都”的王光祈家乡——成都——更具意义：要有胸怀世界、顺应时代、顺应潮流的新思维。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音乐产业化的今天，重新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发挥音乐产业的文化价值。
四、前瞻与跨界：“王学”研究的新动向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以王光祈研究为基点，拓展视野，向新的领域延伸，分享了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传播学、艺术学、图像学、美育教育等方面的成果，使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景观。
把王光祈研究扩展到比较艺术学研究的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北大艺术学院彭吉象教授。彭教授的发言以《王光祈与比较艺术学》为题，从王光祈、宗白华和朱光潜3位大家的德国学术生涯谈起，阐释了比较音乐学、比较美术学进而比较艺术学产生的必然性。彭老师认为，作为学科和研究方向，比较音乐学、比较艺术学都诞生在德国，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比较艺术学在2011年才开始起步，它是站在文化整体的高度，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学科、跨艺术的比较研究，在“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达到艺术的“美美与共”。彭老师振臂呼吁学术界重视比较艺术学的研究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彭吉象先生与王耀华先生的学术主张有着相同的诉求。
山東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的《论王光祈的传播学意义》发言，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王光祈传播学的意义。田教授认为，王光祈从事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是让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其传播媒介是以文化为基础，以艺术为起点，以音乐为重心。其传播学形态具有双向传播的特点，其社会基础是以不同民族的对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传播原则是兼容并蓄、相融相长，传播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田川流教授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王光祈对传播学的贡献，这在20世纪初世界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田教授把“王学”研究拓展到传播学，分析王光祈文化传播的方式与理念，对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丰富有助推作用。
从事音乐图像学研究30余年的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荣有教授把王光祈的乐学理论用于汉画像乐舞艺术研究，旨在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一个独具潜力的新视角。在《王光祈乐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发言中，李教授更多地阐释了建立在传统乐文化基础之上的王光祈乐学思想对图谱学、金石学以及乐舞与图像、图像与文字、传统与现代等多维关联研究的影响，涵盖如下3个层面：引入西方音乐体系，以“强身固本”;挖掘国乐精神，把古老的中华文明，尤其是乐学精髓传向西方世界;通过比较研究确立“国乐”地位，建立起划分世界乐系的“三分法”。从地下文物和文献的互证到地下文物和地上民族融合的呼应，王光祈的乐学思想对音乐图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艺术实证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大有启迪。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马卫星教授则论证了王光祈音乐思想中的美育观。在题为《王光祈的美育思想论》的发言中，她从王光祈音乐学成就切入，提出王光祈的美育思想体现在以礼乐为核心的“和谐主义”思想主张中，其核心是“谐和”，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今天可称为“创建艺术化的人生”。马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扎根于人生美学和“三大”和谐，体现了审美与人生艺术相统一、世俗生活和艺术生活相统一的“谐和”主义，也体现了真善美相贯通的人生美学精神。马卫星教授是第一位把王光祈的音乐美学思想拓展到美育领域的学者，在大力倡导美育教育的今天，为学者们探索一脉相承的中华美育提供了一个阐释的新思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虽未提出过“美育”概念，但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很早就开始了事实上的美育实践，即以礼乐为核心、以“六艺”为主要实施途径的美育教育。艺术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突显了民众的审美志趣和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独特神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幸晓峰研究员以四川音乐考古发现为切入点探讨古蜀文明在中华礼乐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她的发言看似与王光祈研究没有关联，事实上正是源自于王光祈用达尔文进化论研究音乐起源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救国”论，并由此拓展到在四川考古鸟形图像中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国礼乐文明起源。在《从鸟形图像的音乐意义与“凫氏为乐官”说考论古蜀文明与中国礼乐文明起源》发言中，幸晓峰认为，深挖王光祈音乐理论思想在于3个理论的借鉴：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二是关于意识形态，三是韦伯定律中对人视觉听觉的定义。
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川教授从发表数量、发表单位、学科分布、学者地域和基金支持方面对70年来王光祈研究成果进行了大数据的统计。在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王光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发言中，王川教授提出了建议性展望：王光祈是一名跨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应该涉猎艺术学、历史学、比较艺术学、文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者面可以更广泛一些。的确，作为四川重要历史人物、教育家、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有稀缺性、独一性的特征，对他的研究、发掘还远远不够，需要多方努力，共同推进。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积极探讨跨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多个领域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王学”研究正在走向更广更高的平台，产生的影响与辐射力也愈加深远。先贤虽逝，精神长存。光祈先生坚持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坚韧顽强的治学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其学术著述贯通古今、联结中西。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将与时代发展相伴并存。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时间：2020-01-15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互联网+王光祈IP创新智能开发”（201910654009）。
作者简介：赵崇华（1963— ），女，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21）;
蒋博闻（1991— ）， 男，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21）。
Abstract： The 2019 China Chengdu Seminar on Wang Guangqi was held on 29th and 30th September 2019. At the seminar，around 50 experts， scholars， doctoral and master students from over 30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presented updated research reports concerning Wang Guangqi. It shows an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in Wang Guangqi studies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be taken from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philology， arts， iconology， communications， economics and aesthetics etc..
Key Words： seminar on Wang Guangqi，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comparative 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
关键词：王光祈学术研讨会;跨学科研究;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史料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20）02 - 0036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2.005
术研究，既需心存敬畏又需持之以恒。作为一位跨学科的文化学者，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音乐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四川音乐学院曾先后7次举办全国性的王光祈学术研讨会，“王光祈学术研究”成为了川音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品牌。2019年9月29—30日，四川音乐学院与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再度联合，举办“2019中国（成都）王光祈学术研讨会”。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川音建校80周年之际，川音推动内涵建设和教学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也是将“王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的重要举措，旨在展示近年来该领域研究新成果、进一步传承和推动王光祈学术研究。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资深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本科生参会，围绕王光祈社会音乐思想、研究方法论和文献资料等议题，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评述。 其中，对王光祈学术文献的挖掘与现代阐释，王光祈比较音乐学方法研究及其运用，跨学科研究与王光祈音乐、政治、教育思想的当代性价值等主题发言引人注目，很好地诠释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
相比于21世纪所举办的前3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呈现出新的特点：跨界、跨学科和综合性研究趋势明显，史料学、文献学、艺术学、图像学、传播学、经济学、美育等学科多维度融合，把研究推向新的起点;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视域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立体地纵深拓展;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一批青年学者、研究生的加盟为“王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气象。配合本次研讨会，主办方还举办了首届“光祈”杯全国高校艺术学科学生论文比赛，有来自全国15所高校的49篇论文参赛，涉及领域广泛，既有王光祈研究，也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戏剧与影视、美术、设计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的发言、讨论及论文虽显稚嫩，但却昭示着王光祈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后继有人。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深刻、精彩的发言和评议人的评议则体现出本次学术活动在业内所产生的影响力深远而广泛，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学术基础。
一、深化与多元：王光祈音乐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究
作为中国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一生中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音乐学领域，其音乐史、音乐理论特别是比较音乐学著述对中国音乐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次研讨会有10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集中在王光祈音乐理论、音乐思想、研究方法的讨论，他们分享了各自富有创新性、探索性的学术成果。
民族音乐学资深专家、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伍国栋先生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角度进行了王光祈研究。王耀华教授题为《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言将注意力放在继王光祈之后的一批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者上，如曹本冶、项阳、杜亚雄、伍国栋等，认为他们无论是重视音乐本体研究还是强调与音樂相关的人类行为研究，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各流派、群体、个体都应该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做出应有的贡献，相互间以交流、欣赏、学习、互补共赢的情怀和努力来促进音乐学的前行。”王耀华教授对王光祈这位“亚洲比较音乐学第一人”的高度评价和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发展的梳理具有指导性意义。
伍国栋研究员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王光祈》发言中主要谈了3个方面：比较音乐学先驱的民族音乐学理念早期显现，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学理，王光祈在东方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伍研究员从师承关系入手，阐述了王光祈从物理声学、律学对民族音乐学学理进行的建构。他高度评价王光祈的三分体系法使得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音域有了归属。王光祈先生深厚的历史学背景使其音乐学研究兼顾宏观与微观，因此成为中国音乐史学家与民族音乐学先驱。王耀华教授与伍国栋先生的发言代表着老一辈民族音乐学者对王光祈在民族音乐学中无可替代地位的充分肯定。
就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学者们在前几次研讨会中进行了热议，集中肯定了其为中国音乐研究带来的变革，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没有得到运用。本次研讨会上，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倍雷教授第一次把文献学方法与比较音乐学方法联系在一起，作为王光祈音乐史与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李教授在其会议论文《历史、文献与比较：王光祈音乐学方法》中提出，王光祈音乐学的研究并不是孤立地运用一种方法，而是将文献学、比较音乐学的两种方法及理论自然交织在一起，体现了出“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跨视域的学术能力。李倍雷教授关注到王光祈音乐学研究中一个未曾被关注的重要细节——王光祈称为“转弯之处”的中国音乐史中音律“演变”的节点。他认为，“转弯之处”是中国古代音律变迁与演进的重要节点，王光祈的音乐史观就是从“转弯之处”来发现与探讨中国音乐的核心精神，该方法与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大历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处。李倍雷还提出了在王光祈音乐研究中思索未解的一些学术难题：《吕氏春秋》中“伶伦于大夏之西取竹”是否是指中国音乐受到西域影响？七音调乐制是否有受到希腊的影响？李倍雷教授基于深厚的比较艺术学功底，对王光祈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观点和阐释，为同行研究者拓展了思路;以“转弯之处”来阐释中国音乐发展轨迹，可谓另辟蹊径，从细微之处的研究超越了前人。3位学者的发言反映出国内学者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及研究方法的持续性关注。 “范式”是美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王光祈写成并出版了最早一部《中国音乐史》及相关乐律学著述，这些是否成为后来《中国音乐史》《乐律学》的“范式”呢？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吕畅副教授从“范式”这个角度出发，结合王光祈的治学理念、理论框架、核心课题，对王光祈的乐律学著述“范式”问题给予了肯定，并对当今乐律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在《范式：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对乐律学学科发展的影响》的发言中，吕老师认为，王光祈乐律学研究理念有着开拓性的学术意义，其实证主义方法成为乐律学学科基本的研究范式。遗憾的是，他认为今天中国乐律学的发展受其他学科尤其是数学的制约，正走向死胡同。那么，社会审美倾向与审美本体是否也是制约该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呢？乐律学研究之路如何在“范式”与“路径”之间找到一条发展之路？事实上这是今天学者们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吕畅研究的“范式”问题，四川音乐学院赵崇华教授更多的是研究王光祈所构建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现代性转型的学术“路径”问题。在题为《“西学东渐”与王光祈音乐文化现代性探析》的发言中，赵崇华教授从“西学东渐”这一中国近代社会特点出发，对王光祈音乐理论、音乐观、音乐思想和其特有的音乐文化进行了阐释。她认为，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整体的高度重视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是王光祈为传统音乐现代转型奠定的一块基石，也形成了王光祈特有的“音乐文化”现象。王光祈不遗余力地推广比较音乐学，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创立开辟了一条“路径”。赵教授的研究论文把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看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学发展的脉络和路径，虽在学理渊源、学理构建、研究对象上有待更多论证，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音乐学的古典音乐—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现代转型的尝试，代表着在音乐史、艺术史研究中重视现代转型研究方向的倾向，从而使得王光祈研究更有价值。
同样探讨“西学东渐”的还有来自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的研究员许文敏教授（华裔学者）。在题为《王光祈——东学西渐的德国人先驱》发言中，通过东亚研究院所保存的王光祈在德期间档案资料，许先生重点阐释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他认为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王光祈从社会政治活动转而进行音乐研究，进而从音乐入手，寻求东西方文明融合和民族复兴的努力，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楷模——传播中华文化“东学西渐”。来自海外研究者的发言再次表明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得到了公认。
四川音乐学院邹承瑞、甘绍成两位教授继续关注王光祈著述的研究，再次聚焦王光祈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邹承瑞教授的发言集中探讨了王光祈毕生致力研究的“伟大国乐”这一具有民族特性与民族感情的音乐，认为王光祈提出的“国乐”观，其审美性、音乐思维和中国音乐的技法问题与萧友梅提出的“中华乐派”主张是相同的 —— 讲究天人合一的审美观，追求大象无形的最高意境。音乐学系博导甘绍成教授将王光祈的音乐观概括为多个“观”：音乐认识观、音乐民族观、音乐创作观、音乐实践观等。他认为，作为音乐学家、音乐传播者、音乐实践者和音乐思想家的王光祈，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思考与启迪。二位川音教授持续的研究与关注表明了“王学”研究仍然有着相当大的阐释空间。
准确把握王光祈在历史中的贡献与不足是让王学研究进入到国际学术层面之关键所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满新颖教授在《对王光祈的纪念与反思》发言中提出了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王光祈的思维观念形成究竟受了谁的影响，二是王光祈的改良观念对于当时音乐学界、艺术学界、美学界究竟影响如何。本次研讨会上满新颖与宫宏宇等几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一点：研究者应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与王光祈相关联的人，即以王光祈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到老师、同学、朋友，以及对他们周围的人的研究，这是将“王学”研究深入下去的很好路径。
二、史料和文献：深化挖掘与现代阐释
本次研討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当属王光祈档案和史料的挖掘。“王学”研究起点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才起步），加上王光祈后期一直侨居德国，故而对史料档案的寻找和收集一直困扰着学者们。
在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年愈八旬的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欧乐思先生展示了王光祈留德期间的一些珍贵资料。欧乐思先生凭着学术敏感，从1968年起开始收集和整理王光祈留德期间资料。这些照片、访谈、档案成为现在进一步研究王光祈的珍贵资料。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宫宏宇教授就是这批资料的受益学者之一。宫先生从事王光祈研究20多年，这次他带来了海外王光祈资料收集的信息和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资料收集方面，他介绍了德国波恩收藏的有关王光祈的30多张卡片和10张原版照片。这批由东亚研究院黄淑娟博士整理、翻译的资料、档案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王光祈在德国生活的资料、照片，第二类是王光祈当时出书目录的卡片和资料。据介绍，这批珍贵的资料即将由东亚研究院出版。在相关资料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据埃世红（音）回忆，王光祈葬礼上有一位女士因悲伤过度想要跳入墓坑里，被大家全力阻止了，而这位女士并非是与王光祈有过恋爱史的吴虞的女儿吴若英。这与世人过去所知道的王光祈在德国没有比较亲近的女朋友不一致。资料中还有一部分是王光祈去世后他的德国友人对他的回忆，显示出当时与之交往的均为知识人士，“往来无白丁”。这些资料对研究王光祈其人其事大有裨益。宫先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从王光祈当时的社交圈入手，通过查找、研究圈内人，重新了解王光祈，重构王光祈在德期间的留学与工作以及他的知识环境，研究王光祈的知识结构，探讨王光祈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徐元勇先生在点评时对宫先生长期以来卓有成效的文献资料挖掘和研究给予了积极肯定和评价。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同样也关注了“史料”的挖掘和研究。他透过“有趣”的史料，给青年学者提供了研究王光祈的一些新路径与新思考。他在《智者、趣者、学者王光祈逸闻轶事》的发言中指出，王光祈既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有趣的”学者;只有充分占有真实的一手资料，才有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基础。他鼓励青年学者去寻找王学研究新的史料来源，以史料为依据，以辩证法为手段，掌握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来进行王光祈研究和传统音乐研究，构建文化自信。伍国栋研究员在点评时说：“材料当家是所有搞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做音乐史研究更是如此。 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杨赛的研究论文《中国音乐史学与史料——兼论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学》仍然把焦点集中于史料的挖掘与研究。中国音乐史料的记录与中国文学史、史学史相比，还处于学术的弱势，王光祈在写作《中国音乐史》时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杨赛认为，王光祈并不是完全从文献学这个角度来书写中国音乐的历史，而是提出了“希望整理更为详尽的中国音乐史料”以达到更精而详的音乐史的构想，因此现在是必须要认真对待、回应王光祈早年所提出的整理音乐史料学构思的时候了。他所谈到的目前音乐史料学研究主要存在的“浅、隔、断、旧、窄”问题，可谓切中肯綮。
对于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白云涛研究员认为，后人基于史料的研究实际是一种对先人的历史认识进行再认识的研究过程，其客观性要打折扣。在题为《关于历史与王光祈历史人物研究》的主旨发言中，他以王光祈人物研究为基点，重点阐释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本身，第二个是书写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历史”都是基于史家的阐述，是前人所书写的，这就存在是否能客观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逝去的历史已无法还原，既然我们研究的是“书写”的历史，研究本身就要符合国家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历史学是意识形态，讲历史就要讲政治，要从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中洞察现在，启迪未来。
学者们结合王光祈研究对史料学、历史学、乐学等学科提出的新见解表明“王学”研究已经跨越了学科研究界域，史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现代性阐释二元并存的研究动态。
三、价值审思：关于王光祈的政治、社会活动和军事、外交思想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王光祈学术研讨会开始，王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领域：音乐与时政。王光祈在“五四”时期主要参与的两项社会活动——“少年中国”和“工读互助团”——使得他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因而近两次研讨会对其政治思想、社会活动相关内容的研讨方面显得很活跃。学者们将眼光从音乐理论和音乐史料领域转移到王光祈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上，探究其政治社会思想的背因及其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近代史中的王光祈》。作为来自近现代史研究权威机构的教授和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他首先指出，王光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今天的研究力度还不够，“这次会议还应该邀请更多的政治、社会学者参与”。“五四”时期，王光祈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积极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的活动之于今日的中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王光祈有着爱国情怀，积极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但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呢？柳建辉提出了如下研究思路：是否应当分别从王光祈与毛泽东、李大钊的交往中去考察王光祈的政治思考和政治选择？是否应该用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王光祈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主张与政治活动的不同？王光祈不主张暴力革命是否导致他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分道扬镳”而走向音乐救国？尽管王光祈的政治理想存在缺憾，但柳教授认为王光祈改造社会的“宏大志趣”和创建一个“天下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值得学者们去探究。
同样讨论这个论题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廷湘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王光祈和他的时代》。陈廷湘教授认为，人物研究要注意时代背景和还原人物原型，研究王光祈与他的时代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着眼。从狭义讲，这个时代指的是五四运动;从广义说，这个时代指的是中国现代转型。陈教授认为，在大的时代探讨一个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将其还原到原型来探讨。遗憾的是，王光祈后来又回归到纯粹的思想启蒙——留德以后走上以学术和音乐来改造中国、音乐救国之路，放弃了“少年中国”这样的大众运动，回归到精英的“音乐”小众运动。陈教授实际上代表了史学界的一种观点：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革需要思想启蒙和实践行动相结合，必須知行合一。“五四”时期的王光祈创办中国少年学会和工读互助运动，就是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促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二者的统一，故而其意义非同一般。
如果说陈廷湘教授是从“知行合一”角度去研究单个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淑真教授和她的博士孙润南则是以一个群体——近代知识分子为主体讨论王光祈及其“少年中国”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周淑真教授就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最早的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一个政治团体——‘少年中国’里”这个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研究。本次研讨会上，在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性》的参会论文中，周教授认为，近代社会的历史逻辑就是“徘徊”——历史逻辑与个人命运选择之间的徘徊，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交替的徘徊。王光祈体现着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徘徊和纠结的“过渡性”——行为逻辑与社会改革的纠结，个人际遇与时代变迁的交织。孙润南博士认为这就是王光祈政治主张中“最具魅力”之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导陈先初教授在《评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想象及“少年中国运动”》中，对“少中”进而“少中运动”的内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进行了评述。他认为，王光祈“社会活动”所带有的改良主义色彩使“少年中国”只能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带有空想性质的主观想象，其思想价值比起“五四”时期的主流社会改造思潮来要逊色得多。
上述几位学者的关注点和研究点是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王光祈以及王光祈的社会活动给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启示。王光祈强调社会改革，希望政治改良，但最后“社会的真正改革”还是回到了政治解决。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教授将王光祈研究从时政、社会活动拓展到中日战争。她以《试论王光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为题，通过对王光祈《东北问题和国际形势》 《战机尚未成熟》 《国防丛书》等文著的研究，认为王光祈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世界战争形势作出了大胆且较为准确的预测。洪小夏阐释了王光祈作出预测的背景和原因，对王光祈的预测进行了评价。虽然历史事实在时间与进程上与王光祈的预测有所出入，但从宏观的战略态势来看，王光祈不愧为一位具有战略远见的学者。如今，中国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王光祈所表达的观点“中国要抵御日本的侵略，不能光指望外国的干预，而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等观点使得这一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田永秀教授以经济学的视角对王光祈的经济学研究及其主张进行了研究。她的论文《王光祈经济学研究兴趣及其经济学相关主张刍论》对王光祈经济学研究旨趣的根源、王光祈放弃经济学研究的原因和王光祈的经济学基本观点进行了逻辑清晰的阐释。王光祈在经济上主张农业发展，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国建成士农工商的“四合国”。以往关于王光祈经济主张的研究成果，通常被涵盖在王光祈的“新村主义”“新村思想”“工读互助主义”等内容之中，对其经济学观点进行独立研究、阐释尚属首次。田永秀教授的论文开拓了“王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新视野。
四川音乐学院的廖勇副教授进一步深化了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领域——王光祈外交思想。在题为《论王光祈的外交新思维——兼谈王光祈音乐文化的功能》的发言中，他阐释了王光祈外交思想及其与时俱进的价值，该研究对于正在建设“音乐之都”的王光祈家乡——成都——更具意义：要有胸怀世界、顺应时代、顺应潮流的新思维。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音乐产业化的今天，重新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发挥音乐产业的文化价值。
四、前瞻与跨界：“王学”研究的新动向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以王光祈研究为基点，拓展视野，向新的领域延伸，分享了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传播学、艺术学、图像学、美育教育等方面的成果，使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景观。
把王光祈研究扩展到比较艺术学研究的是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北大艺术学院彭吉象教授。彭教授的发言以《王光祈与比较艺术学》为题，从王光祈、宗白华和朱光潜3位大家的德国学术生涯谈起，阐释了比较音乐学、比较美术学进而比较艺术学产生的必然性。彭老师认为，作为学科和研究方向，比较音乐学、比较艺术学都诞生在德国，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比较艺术学在2011年才开始起步，它是站在文化整体的高度，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学科、跨艺术的比较研究，在“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达到艺术的“美美与共”。彭老师振臂呼吁学术界重视比较艺术学的研究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彭吉象先生与王耀华先生的学术主张有着相同的诉求。
山東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的《论王光祈的传播学意义》发言，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王光祈传播学的意义。田教授认为，王光祈从事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是让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其传播媒介是以文化为基础，以艺术为起点，以音乐为重心。其传播学形态具有双向传播的特点，其社会基础是以不同民族的对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传播原则是兼容并蓄、相融相长，传播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田川流教授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王光祈对传播学的贡献，这在20世纪初世界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田教授把“王学”研究拓展到传播学，分析王光祈文化传播的方式与理念，对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丰富有助推作用。
从事音乐图像学研究30余年的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荣有教授把王光祈的乐学理论用于汉画像乐舞艺术研究，旨在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一个独具潜力的新视角。在《王光祈乐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发言中，李教授更多地阐释了建立在传统乐文化基础之上的王光祈乐学思想对图谱学、金石学以及乐舞与图像、图像与文字、传统与现代等多维关联研究的影响，涵盖如下3个层面：引入西方音乐体系，以“强身固本”;挖掘国乐精神，把古老的中华文明，尤其是乐学精髓传向西方世界;通过比较研究确立“国乐”地位，建立起划分世界乐系的“三分法”。从地下文物和文献的互证到地下文物和地上民族融合的呼应，王光祈的乐学思想对音乐图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艺术实证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大有启迪。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马卫星教授则论证了王光祈音乐思想中的美育观。在题为《王光祈的美育思想论》的发言中，她从王光祈音乐学成就切入，提出王光祈的美育思想体现在以礼乐为核心的“和谐主义”思想主张中，其核心是“谐和”，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今天可称为“创建艺术化的人生”。马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扎根于人生美学和“三大”和谐，体现了审美与人生艺术相统一、世俗生活和艺术生活相统一的“谐和”主义，也体现了真善美相贯通的人生美学精神。马卫星教授是第一位把王光祈的音乐美学思想拓展到美育领域的学者，在大力倡导美育教育的今天，为学者们探索一脉相承的中华美育提供了一个阐释的新思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虽未提出过“美育”概念，但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很早就开始了事实上的美育实践，即以礼乐为核心、以“六艺”为主要实施途径的美育教育。艺术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突显了民众的审美志趣和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独特神韵。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幸晓峰研究员以四川音乐考古发现为切入点探讨古蜀文明在中华礼乐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她的发言看似与王光祈研究没有关联，事实上正是源自于王光祈用达尔文进化论研究音乐起源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救国”论，并由此拓展到在四川考古鸟形图像中探讨古蜀文明与中国礼乐文明起源。在《从鸟形图像的音乐意义与“凫氏为乐官”说考论古蜀文明与中国礼乐文明起源》发言中，幸晓峰认为，深挖王光祈音乐理论思想在于3个理论的借鉴：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二是关于意识形态，三是韦伯定律中对人视觉听觉的定义。
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川教授从发表数量、发表单位、学科分布、学者地域和基金支持方面对70年来王光祈研究成果进行了大数据的统计。在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王光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发言中，王川教授提出了建议性展望：王光祈是一名跨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应该涉猎艺术学、历史学、比较艺术学、文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者面可以更广泛一些。的确，作为四川重要历史人物、教育家、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有稀缺性、独一性的特征，对他的研究、发掘还远远不够，需要多方努力，共同推进。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积极探讨跨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多个领域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王学”研究正在走向更广更高的平台，产生的影响与辐射力也愈加深远。先贤虽逝，精神长存。光祈先生坚持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坚韧顽强的治学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其学术著述贯通古今、联结中西。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将与时代发展相伴并存。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时间：2020-01-15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互联网+王光祈IP创新智能开发”（201910654009）。
作者简介：赵崇华（1963— ），女，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21）;
蒋博闻（1991— ）， 男，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21）。
Abstract： The 2019 China Chengdu Seminar on Wang Guangqi was held on 29th and 30th September 2019. At the seminar，around 50 experts， scholars， doctoral and master students from over 30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presented updated research reports concerning Wang Guangqi. It shows an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in Wang Guangqi studies which are more likely to be taken from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philology， arts， iconology， communications， economics and aesthetics etc..
Key Words： seminar on Wang Guangqi，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comparative 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