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
这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写中国未来田园诗般的生活景象。
现实却是，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大国之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
要完成这两个指标并非易事。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直受到资源禀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束缚，同时还面临技术开发难题，这些都亟须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规划，并在能源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概念之争
如何定义新能源是一件复杂又有争议的事。
“从不同角度来定义，提法就很多，有的称新兴能源，有的称可再生能源，还有的称清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孟宪淦对《支点》记者说。
孟宪淦1974年开始从事太阳能利用工作，30多年来，经历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全过程。在他看来，新能源是“新的能源”，与传统、常规能源相对应。例如，核能过去是新能源，现在不是；氢、页岩气现在也都是普通能源。
“新是相对旧的，多元发展的能源。”国家与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持相同观点。
然而，也有业内专家持对立观点。中海油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单联文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及整个人类可看的范围内都是传统化石能源，全球只有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区别。
新能源的概念难以界定，具体到其特性也是争论不休。
中国能源网总裁韩晓平分析说，核能、天然气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低碳且利用高效，而可再生能源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就不能算是新能源。
一位长期从事能源报道的国内媒体人士在与本刊记者讨论时则坚持，“清洁可再生”应是新能源的核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沼气等都归为新能源的范畴。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指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是可再生能源。
显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提到新能源，并没有包括水利发电。孟宪淦解释说，可再生能源的重点是“重复可利用”，而水利发电已是常规发电。
战略摇摆
概念的不确定性，恰恰折射出全球能源焦虑背后的战略摇摆。
“非化石能源（新能源）没有前途。”单联文对石油“峰值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环境问题与能源需求永远是一对矛盾，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修复碳排放，人类将倒退2000年。
“石油峰值”指历史到了某个时刻，全球的石油产量已经用掉了全部可采资源量的50%，到达了折返点，然后就开始转头向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美国限定石油进口，坚守能源独立。1956年，美国石油供应充足，但地球物理学家哈伯特向美国石油学会递交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本土48个州的常规原油产量将在1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再也不回升。1970年，哈伯特的预测成真。
“中国要从中汲取教训，要坚持进口能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否则过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将导致能源安全危机。国内各种能源的生产、勘探、布局都要提前规划，产量要细水长流。”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孙泽生对《支点》记者表示。
然而，过去10年美国兴起页岩气革命，以具有商业吸引力的价格释放了大量以往无法采掘的储量。这对中国有极大诱惑。
2011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项目中，设置了“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项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国家能源战略已将页岩气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国页岩气资源在勘探阶段就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没有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化条件。页岩气是有了管道后再钻井，一次上百口井，中国目前既没有完善的管线和管网，也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单联文说。
姜鑫民则指出，页岩气开发关键是技术突破，如水平井多样压裂，由于中国地质条件复杂，人口密集，勘探、施工能否跟上值得怀疑；同时在资源采出后，市场能否接受企业高昂的成本，也是个问号。
“页岩气开发是一哄而上，并没有形成社会联动体制。” 单联文说，中国应由政府组织规划，经济、政治、科研、贸易、商业体制形成一个环境。“中国已形成几十年的资源开发模式要继续走下去，加大非常规能源开发。”他说。
不仅是页岩气，新能源的发展也有问题。“没有技术上的根本突破，是导致新能源成本高企的原因。”单联文指出，“非化石能源从5年前兴起，发展到现在，正呈‘残废、劣死’之态势。”
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业内人士对《支点》记者透露，在国家能源局最近召开的内部会议上，相关领导也提出“整个中国的能源战略还不够清晰，现在大家需要重新‘摸一摸’。”也就是说，对各种能源如何开发利用，生产分配，国家层面需要明确一个大的宏观框架。
改革滞后
事实上，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制定系列能源发展规划。
在整体能源发展上，今年年初，中国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具体阐述能源发展的主要任务、政策保障措施和规划实施。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4.5%，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4亿吨以上。同时，该规划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采取的行动、拟出台的重大政策作了明细要求。 能源发展规划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以可再生能源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并通过财政拨款、项目补贴等方式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研发，通过贴息信贷、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
然而，发展至今，专家们认为，在中国整个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新能源开发还处于成长期，市场普及的门槛过高。
单联文还指出，当前国内发展新能源，在体制、研发、技术上都希望短期见效，急功近利，没有长期的超前的研究，都是短期的拿来主义。
“国内新能源发展才刚刚开始，短时间内都不会大规模进入市场，其研发还需要长远规划，以解决诸多技术难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持相同观点。
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运行难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新能源的问题主要是并网结构，需要通过电网消化。”浙江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对本刊记者表示。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11年中国光伏并网装机容量为2.12GW，而当年光伏安装量为2.89GW。这意味着，2011年国内光伏系统并网率为73.4%，即近四分之一项目未能并网；而分布式光伏的并网情况更为艰难。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撰文指出，中国能源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为止，生产计划、电量计划、运输计划、项目审批、国家定价仍普遍存在，能源领域普遍存在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机制在能源生产经营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受到了抑制，这也是导致新能源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敢改革，一会补油，一会补气，交叉补贴，合理的价格机制无法形成，节能、清洁能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韩晓平说，能源价格问题上，矛盾聚焦，这需要政府有正确立场。
依赖之痛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的格局，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所占比例较低，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严重缺陷。
而位居中国中部的湖北省，由于长期处于“缺煤、少油、乏气”的困扰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加快，能源瓶颈问题就越突出。当前，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加快，在某种程度上讲，以湖北为龙头的中部地区能否解决能源问题，将是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实现稳增长的关键。
从2000年至今，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耗每年平均以5%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2003—2005年甚至达到了10%。
近年来，中国石油的进口量持续增长，石油供应对外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了国际普遍认为的警戒线50%。
湖北正在患这种“依赖症”。
2007 年，国家正式启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十一五”期间，湖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9%，增速居中部六省第一。其中，工业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但统计数据也表明，近5年湖北省工业部门所消耗的能源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70%，比其他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总和还要多。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湖北省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矛盾也进一步凸显。
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常规的能源资源中，水能占97.35%，煤炭占2.47%，石油占0.13%，天然气占0.05%。水资源方面，湖北开发程度全国第一，开发率超过 90%，已近饱和。
因此，湖北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目前，全省用电量的60%以上依靠火电厂发电，而发电用煤的98%需要从外省购入，且电煤长期受产能、价格、运力等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虽然湖北能源结构在不断优化，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主要一次能源。面临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然而，新能源目前尚难担当重任。风电刚刚起步，太阳能发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的大规模利用尚未开始。且湖北全省新能源存在开发成本高、资源分散、规模较小等问题。
孙泽生表示，湖北省目前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即优化中国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清洁高效的能源比例，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究时效”是发展新能源的十六字方针。孟宪淦对《支点》记者表示，其实，无论是对湖北还是全国，政府做好战略研究和长期发展规划，摸清楚资源“家底”是关键。（支点杂志2013年8月刊）
这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写中国未来田园诗般的生活景象。
现实却是，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大国之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
要完成这两个指标并非易事。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直受到资源禀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束缚，同时还面临技术开发难题，这些都亟须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规划，并在能源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概念之争
如何定义新能源是一件复杂又有争议的事。
“从不同角度来定义，提法就很多，有的称新兴能源，有的称可再生能源，还有的称清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孟宪淦对《支点》记者说。
孟宪淦1974年开始从事太阳能利用工作，30多年来，经历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全过程。在他看来，新能源是“新的能源”，与传统、常规能源相对应。例如，核能过去是新能源，现在不是；氢、页岩气现在也都是普通能源。
“新是相对旧的，多元发展的能源。”国家与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持相同观点。
然而，也有业内专家持对立观点。中海油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单联文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及整个人类可看的范围内都是传统化石能源，全球只有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区别。
新能源的概念难以界定，具体到其特性也是争论不休。
中国能源网总裁韩晓平分析说，核能、天然气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低碳且利用高效，而可再生能源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就不能算是新能源。
一位长期从事能源报道的国内媒体人士在与本刊记者讨论时则坚持，“清洁可再生”应是新能源的核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沼气等都归为新能源的范畴。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指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是可再生能源。
显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提到新能源，并没有包括水利发电。孟宪淦解释说，可再生能源的重点是“重复可利用”，而水利发电已是常规发电。
战略摇摆
概念的不确定性，恰恰折射出全球能源焦虑背后的战略摇摆。
“非化石能源（新能源）没有前途。”单联文对石油“峰值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环境问题与能源需求永远是一对矛盾，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修复碳排放，人类将倒退2000年。
“石油峰值”指历史到了某个时刻，全球的石油产量已经用掉了全部可采资源量的50%，到达了折返点，然后就开始转头向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美国限定石油进口，坚守能源独立。1956年，美国石油供应充足，但地球物理学家哈伯特向美国石油学会递交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本土48个州的常规原油产量将在1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再也不回升。1970年，哈伯特的预测成真。
“中国要从中汲取教训，要坚持进口能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否则过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将导致能源安全危机。国内各种能源的生产、勘探、布局都要提前规划，产量要细水长流。”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孙泽生对《支点》记者表示。
然而，过去10年美国兴起页岩气革命，以具有商业吸引力的价格释放了大量以往无法采掘的储量。这对中国有极大诱惑。
2011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项目中，设置了“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项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国家能源战略已将页岩气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国页岩气资源在勘探阶段就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没有美国页岩气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化条件。页岩气是有了管道后再钻井，一次上百口井，中国目前既没有完善的管线和管网，也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单联文说。
姜鑫民则指出，页岩气开发关键是技术突破，如水平井多样压裂，由于中国地质条件复杂，人口密集，勘探、施工能否跟上值得怀疑；同时在资源采出后，市场能否接受企业高昂的成本，也是个问号。
“页岩气开发是一哄而上，并没有形成社会联动体制。” 单联文说，中国应由政府组织规划，经济、政治、科研、贸易、商业体制形成一个环境。“中国已形成几十年的资源开发模式要继续走下去，加大非常规能源开发。”他说。
不仅是页岩气，新能源的发展也有问题。“没有技术上的根本突破，是导致新能源成本高企的原因。”单联文指出，“非化石能源从5年前兴起，发展到现在，正呈‘残废、劣死’之态势。”
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业内人士对《支点》记者透露，在国家能源局最近召开的内部会议上，相关领导也提出“整个中国的能源战略还不够清晰，现在大家需要重新‘摸一摸’。”也就是说，对各种能源如何开发利用，生产分配，国家层面需要明确一个大的宏观框架。
改革滞后
事实上，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制定系列能源发展规划。
在整体能源发展上，今年年初，中国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具体阐述能源发展的主要任务、政策保障措施和规划实施。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新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提高到4.5%，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量4亿吨以上。同时，该规划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采取的行动、拟出台的重大政策作了明细要求。 能源发展规划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以可再生能源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并通过财政拨款、项目补贴等方式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研发，通过贴息信贷、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
然而，发展至今，专家们认为，在中国整个能源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新能源开发还处于成长期，市场普及的门槛过高。
单联文还指出，当前国内发展新能源，在体制、研发、技术上都希望短期见效，急功近利，没有长期的超前的研究，都是短期的拿来主义。
“国内新能源发展才刚刚开始，短时间内都不会大规模进入市场，其研发还需要长远规划，以解决诸多技术难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持相同观点。
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运行难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新能源的问题主要是并网结构，需要通过电网消化。”浙江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对本刊记者表示。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11年中国光伏并网装机容量为2.12GW，而当年光伏安装量为2.89GW。这意味着，2011年国内光伏系统并网率为73.4%，即近四分之一项目未能并网；而分布式光伏的并网情况更为艰难。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撰文指出，中国能源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为止，生产计划、电量计划、运输计划、项目审批、国家定价仍普遍存在，能源领域普遍存在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机制在能源生产经营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受到了抑制，这也是导致新能源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敢改革，一会补油，一会补气，交叉补贴，合理的价格机制无法形成，节能、清洁能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韩晓平说，能源价格问题上，矛盾聚焦，这需要政府有正确立场。
依赖之痛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的格局，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所占比例较低，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严重缺陷。
而位居中国中部的湖北省，由于长期处于“缺煤、少油、乏气”的困扰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加快，能源瓶颈问题就越突出。当前，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加快，在某种程度上讲，以湖北为龙头的中部地区能否解决能源问题，将是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实现稳增长的关键。
从2000年至今，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耗每年平均以5%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2003—2005年甚至达到了10%。
近年来，中国石油的进口量持续增长，石油供应对外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了国际普遍认为的警戒线50%。
湖北正在患这种“依赖症”。
2007 年，国家正式启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十一五”期间，湖北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9%，增速居中部六省第一。其中，工业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但统计数据也表明，近5年湖北省工业部门所消耗的能源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70%，比其他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总和还要多。
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湖北省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矛盾也进一步凸显。
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常规的能源资源中，水能占97.35%，煤炭占2.47%，石油占0.13%，天然气占0.05%。水资源方面，湖北开发程度全国第一，开发率超过 90%，已近饱和。
因此，湖北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目前，全省用电量的60%以上依靠火电厂发电，而发电用煤的98%需要从外省购入，且电煤长期受产能、价格、运力等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虽然湖北能源结构在不断优化，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主要一次能源。面临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然而，新能源目前尚难担当重任。风电刚刚起步，太阳能发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的大规模利用尚未开始。且湖北全省新能源存在开发成本高、资源分散、规模较小等问题。
孙泽生表示，湖北省目前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即优化中国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清洁高效的能源比例，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
“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究时效”是发展新能源的十六字方针。孟宪淦对《支点》记者表示，其实，无论是对湖北还是全国，政府做好战略研究和长期发展规划，摸清楚资源“家底”是关键。（支点杂志2013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