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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岩
195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投身于现代美术新思潮运动,倡导独立自主的艺术精神;1992年起赴欧洲学习工作,任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讲授东方艺术及中国书法,并游历西欧各国;1996年回国,定居北京,参加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其空间系列摄影近几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和摄影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整个社会都沉迷于自己创造的无数工业神话高唱颂歌之时,有那么一群人却既不随波逐流,也不纵情狂欢。你可以叫他们“愤青”,也可以称他们为“悲观主义者”。但他们完全不介意自己被打上什么标签,至少渠岩如此。他只是一面镜子,不图回报,甚至不求理解,只是让自己远离主流,保持清醒,做一面反映现实的沉默的镜子。
米兰·昆德拉那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被流行文化滥用了,导致这句伟大的格言丧失了它原本应该具有的强大穿透力,正是他让布拉格印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成为一种自由、浪漫与人文主义的象征。在那个遥远的东欧小国曾经来过一个东方画家,他怀揣着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求索,在1989年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停留、思考、追问了5年,他就是渠岩。
在漂泊中洞察
在布拉格,渠岩亲历了天鹅绒革命,感受到了那温柔的一剑绚丽光芒;在这个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中古城市,渠岩到过卡夫卡消磨夜晚的酒吧、走过哈维尔脚下的石板路、看到过昆德拉眼中的阳光与灰尘、聆听过德沃夏克几十年前的叹息,与伊凡·克里玛一起在伏尔塔瓦河留下了倒影,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进入了布拉格的精神维度。
然而,渠岩是作为一个精神漂泊者来感受这一切的。“经历了80年代中国新文化思潮的洗礼与现代美术运动的喧嚣之后,在90年代初相对沉寂的时刻,我选择了出国。近十年生活在异乡,我到处漂泊,精神上具有典型的流动气质和‘游牧’特征。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这一代的艺术家,所处的文化背景十分不固定,显得相对复杂,有社会主义背景、文革背景、改革开放背景,还有在欧洲生活的背景,所以接受多文化熏陶,文化观念也相对多样化。刚出国时,有强烈的漂泊感,抗争命运还是服从命运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交战。”
渠岩说,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曾说过,他到国外,不会感到无根,他是把根带在自己身上,把故土的文化带在自己身上。后来他创作《流动之家》大概就是要为自己的漂泊做个了断吧。也许是受他的启迪,渠岩在布拉格似乎找到了灵魂皈依的栖息之地。正如电影《布拉格之恋》结尾描述的那般优美抒情,如梦如幻相恋的伴侣,驾着车子驶向梦中的天堂。不过,天堂和故乡大多数时候不在同一个地方,对于充满悲剧意味的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一个是来处,一个是去处,中间必然要经历漂泊的感伤和寻觅的彷徨,体验一种精神在别处的错位与幻觉。
由城堡、广场、教堂、美术馆、剧院组成的布拉格,处处散发着文学的浪漫与哲学的理性之光,在太阳和宇宙引力的眷顾之下,它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样一个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的地方,最终仍没有锁住渠岩信仰漂泊的脚步,因为对他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自我等待着他去发现、建构。离开布拉格的渠岩,又陆续去过很多地方,10年前回到了北京,这不是落叶归根,而是带着布拉格精神重新出发。令他比较欣慰的是,在北京找到了自己本以为难以找到的空间,他说:“北京的可爱之处,在于像我们这帮波西米亚人、空想家能在这生活,活得很好。换做南方,我们这些人都没法生存。在那里,他们认为一个男人的价值就是钱,只有这一把尺子。西方人就不会,一个人还可以有他的思想价值、个人价值,其他的价值多了。”
当我将“海归”的标签贴到渠岩的身上,他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海归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群体,但是对当代中国影响大的,学经济的、科技的、技术的、工具类的理性东西多一点,但是真正改造国民性的,在人文、艺术领域,影响力是非常小的,也是不够的。海归回来,我觉得首先要是一个人,一个有道义的人,离开这些东西,学的东西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杀人武器,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其实,无论身在何处,渠岩要做的都是一个有道义的人,一个会思考、敢说话的人。
其实昆德拉还有一句话更著名: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渠岩相信这句话,也敬畏上帝,但是他依然要思考、要观察、要不断地自我反省并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行近乎严苛的批判。他并不期望通过这样的批判获得以之争宠的现实利益与美名,但他要对历史负责。对他而言,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是该这样充满悲剧性。不幸的是,与他一起出发的那些老85们很多已经在物质主义的攻势下缴械了,丧失了当年的尖锐与先锋性,口中呼喊的“批判与启蒙”、“人性与解放”都成了兑换现金的筹码,心满意足地从边缘杀入主流,名利双收的同时也丢掉了珍贵的立场。
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艺术家、知识分子与权力阶层、财富阶层的眉来眼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时代精神,这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所以渠岩说自己要主动边缘,住在城市的边上,写下了《寄生学报告》。在渠岩眼中,热闹非凡的奥运盛会、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以及拔地而起的城市和令人叹为观止的GDP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令人忧心忡忡的中国。
《南方周末》 的2010年新年献辞里回顾了我们自己的十年,也是渠岩归国的十年:“我们神话阳光、神话坚强、神话一切的一切。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松花江水污染到三鹿奶粉掺毒,从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到全国各地的矿难,一次又一次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不要神话灾难,它们就是灾难。有人说真高兴我们总算挺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些没有挺过来的人,还有那些正在挺着甚至永远都只能挺着的人。”
在这些灾难背后,有自然力的审判,更多的是良知泯灭造就的悲剧、权力滥用的恶果。信仰坍塌、欲望泛滥势必吞没一个时代数十亿个灵魂,那么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安顿?我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走向死亡?带着这些思考,渠岩抄起了相机,放下了画笔,走向大城市之外的中国,用他最现实主义的取景框来记录当代中国的真正图景,于是诞生了乡村三部曲:《权力空间》、《生命空间》、《信仰空间》,接下来他还将去完成他的《欲望空间》与《死亡空间》。
以真实记录荒诞
关于《权力空间》的创作,渠岩说:“权力是中国最大、最尖锐的一个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权力引发的,但这个问题又让大家都噤若寒蝉,没人敢碰,有的人装傻,有的人认为碰它会有麻烦,有的人则打擦边球,有的人就干脆加入权力的队伍。对我而言,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又要对这个社会发出声音,找出文化的尖锐性和现实的针对性所在,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当代现实的尖锐性和文化的针对性。”渠岩用脚丈量了数万公里,冒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风险,四处寻找着中国底层社会中最尖锐、最荒诞的矛盾现场。
只有解决了权力的问题,才能够实现接下来的自我觉醒与信仰重建,渠岩的创作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展开的,但这个无聊信息泛滥、物质主义横流的大众文化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分辨出他的声音呢?
对此,渠岩并不担心,他说:“批评性的艺术并不是为审美需要所做的,也不具备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所以就不能考虑让所有的人接受它了。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为大众也是可以分为若干类的。具有批判功能的当代艺术就是要刺激这个社会最隐痛的东西,流行文化则是唤醒人们内心的审美能力。这个民族不能全都去迎合大众,没有这帮孤独的人执著着探索往前走,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应该是这个疯狂的社会发展的刹车机制。真正的艺术家的命运其实是悲剧性的,要远离时尚和肤浅的东西,要看你自己的作品对今天的现实有没有价值。”
渠岩不能忍受在屋里闭门造车,当然他也很佩服优秀的观念摄影的作品,但鲜活的中国和尖锐的现实强烈地吸引和震撼着他。因为我们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失去了对真理的追寻,失去了对意义的坚守”。现实经常要超出我们自己的想像,很多荒诞的现实场景我们无法预知。那种荒诞来自于现实真实的矛盾性,文化的错位、现实的冲突,这些东西客观拍下来都非常精彩。
急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和生存空间,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运动,使城市既日新月异,又面目全非,既令人惊喜地使我们改善了生存环境,又令人伤感地失去了我们赖以依存的历史记忆。寻找的过程很难,画面要饱含荒诞性。观念再好,画面很平淡也不成立。渠岩作品出来之后,获得同行们充分肯定,因为他的作品是从当代现实中来的。渠岩坚持不懈地拍摄了三五年,理论家也逐渐开始肯定了他的艰苦努力和实践。2010第四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奖渠岩作为亚洲惟一的提名人选,专家评选委员会在渠岩获AAC奖的提名理由中写到:“渠岩以极具问题意识的《空间》系列摄影作品亮相2009年5月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以及11月的‘景观·静观’中国当代摄影专题展,他通过景观呈现的方式,为观者思索当下社会问题中的种种异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渠岩拍摄的权力空间,既是权力的有效载体,也是聚焦的权力现场,它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领域,同时也是公权私有化的场所。通过权力空间的记录和展示,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共存和对立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共存和对立,细细玩味,也许能品出个当代中国来。渠岩的摄影以直面现实社会尖锐矛盾著称,他的“乡村三部曲”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空间生态,通过《生命空间》中表现的乡村医疗状况的严峻和矛盾,反证出《权力空间》的权力失语和行政不力,也印证了《信仰空间》中乡村信仰的扭曲和畸形化的病因。
渠岩说:“我本不想干预世界,不想靠任何东西干预世界,不想站在现代世界的中心,只想站在它的旁边,做一面反映现实的沉默的镜子。”我们需要这样一面镜子,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直视这面镜子中的我们。
渠岩以其独有的冷静和智慧,通过一幅幅油画般的影像准确地反射出现实中的尖锐矛盾:
《生命空间》通过细节凸显出权力的不作为和人的无力感;
破败的村舍,层叠的条凳是乡村“地下”教堂里宗教神圣性的仅有表征;
奖状、标语、旗帜,在村长、老板办公室里成为空间身份的见证物和空间尊严的象征。
195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投身于现代美术新思潮运动,倡导独立自主的艺术精神;1992年起赴欧洲学习工作,任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讲授东方艺术及中国书法,并游历西欧各国;1996年回国,定居北京,参加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其空间系列摄影近几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和摄影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整个社会都沉迷于自己创造的无数工业神话高唱颂歌之时,有那么一群人却既不随波逐流,也不纵情狂欢。你可以叫他们“愤青”,也可以称他们为“悲观主义者”。但他们完全不介意自己被打上什么标签,至少渠岩如此。他只是一面镜子,不图回报,甚至不求理解,只是让自己远离主流,保持清醒,做一面反映现实的沉默的镜子。
米兰·昆德拉那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被流行文化滥用了,导致这句伟大的格言丧失了它原本应该具有的强大穿透力,正是他让布拉格印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成为一种自由、浪漫与人文主义的象征。在那个遥远的东欧小国曾经来过一个东方画家,他怀揣着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求索,在1989年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停留、思考、追问了5年,他就是渠岩。
在漂泊中洞察
在布拉格,渠岩亲历了天鹅绒革命,感受到了那温柔的一剑绚丽光芒;在这个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中古城市,渠岩到过卡夫卡消磨夜晚的酒吧、走过哈维尔脚下的石板路、看到过昆德拉眼中的阳光与灰尘、聆听过德沃夏克几十年前的叹息,与伊凡·克里玛一起在伏尔塔瓦河留下了倒影,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进入了布拉格的精神维度。
然而,渠岩是作为一个精神漂泊者来感受这一切的。“经历了80年代中国新文化思潮的洗礼与现代美术运动的喧嚣之后,在90年代初相对沉寂的时刻,我选择了出国。近十年生活在异乡,我到处漂泊,精神上具有典型的流动气质和‘游牧’特征。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这一代的艺术家,所处的文化背景十分不固定,显得相对复杂,有社会主义背景、文革背景、改革开放背景,还有在欧洲生活的背景,所以接受多文化熏陶,文化观念也相对多样化。刚出国时,有强烈的漂泊感,抗争命运还是服从命运的念头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交战。”
渠岩说,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曾说过,他到国外,不会感到无根,他是把根带在自己身上,把故土的文化带在自己身上。后来他创作《流动之家》大概就是要为自己的漂泊做个了断吧。也许是受他的启迪,渠岩在布拉格似乎找到了灵魂皈依的栖息之地。正如电影《布拉格之恋》结尾描述的那般优美抒情,如梦如幻相恋的伴侣,驾着车子驶向梦中的天堂。不过,天堂和故乡大多数时候不在同一个地方,对于充满悲剧意味的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一个是来处,一个是去处,中间必然要经历漂泊的感伤和寻觅的彷徨,体验一种精神在别处的错位与幻觉。
由城堡、广场、教堂、美术馆、剧院组成的布拉格,处处散发着文学的浪漫与哲学的理性之光,在太阳和宇宙引力的眷顾之下,它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样一个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的地方,最终仍没有锁住渠岩信仰漂泊的脚步,因为对他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自我等待着他去发现、建构。离开布拉格的渠岩,又陆续去过很多地方,10年前回到了北京,这不是落叶归根,而是带着布拉格精神重新出发。令他比较欣慰的是,在北京找到了自己本以为难以找到的空间,他说:“北京的可爱之处,在于像我们这帮波西米亚人、空想家能在这生活,活得很好。换做南方,我们这些人都没法生存。在那里,他们认为一个男人的价值就是钱,只有这一把尺子。西方人就不会,一个人还可以有他的思想价值、个人价值,其他的价值多了。”
当我将“海归”的标签贴到渠岩的身上,他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海归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群体,但是对当代中国影响大的,学经济的、科技的、技术的、工具类的理性东西多一点,但是真正改造国民性的,在人文、艺术领域,影响力是非常小的,也是不够的。海归回来,我觉得首先要是一个人,一个有道义的人,离开这些东西,学的东西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杀人武器,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其实,无论身在何处,渠岩要做的都是一个有道义的人,一个会思考、敢说话的人。
其实昆德拉还有一句话更著名: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渠岩相信这句话,也敬畏上帝,但是他依然要思考、要观察、要不断地自我反省并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行近乎严苛的批判。他并不期望通过这样的批判获得以之争宠的现实利益与美名,但他要对历史负责。对他而言,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是该这样充满悲剧性。不幸的是,与他一起出发的那些老85们很多已经在物质主义的攻势下缴械了,丧失了当年的尖锐与先锋性,口中呼喊的“批判与启蒙”、“人性与解放”都成了兑换现金的筹码,心满意足地从边缘杀入主流,名利双收的同时也丢掉了珍贵的立场。
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艺术家、知识分子与权力阶层、财富阶层的眉来眼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时代精神,这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所以渠岩说自己要主动边缘,住在城市的边上,写下了《寄生学报告》。在渠岩眼中,热闹非凡的奥运盛会、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以及拔地而起的城市和令人叹为观止的GDP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令人忧心忡忡的中国。
《南方周末》 的2010年新年献辞里回顾了我们自己的十年,也是渠岩归国的十年:“我们神话阳光、神话坚强、神话一切的一切。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松花江水污染到三鹿奶粉掺毒,从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到全国各地的矿难,一次又一次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不要神话灾难,它们就是灾难。有人说真高兴我们总算挺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些没有挺过来的人,还有那些正在挺着甚至永远都只能挺着的人。”
在这些灾难背后,有自然力的审判,更多的是良知泯灭造就的悲剧、权力滥用的恶果。信仰坍塌、欲望泛滥势必吞没一个时代数十亿个灵魂,那么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安顿?我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走向死亡?带着这些思考,渠岩抄起了相机,放下了画笔,走向大城市之外的中国,用他最现实主义的取景框来记录当代中国的真正图景,于是诞生了乡村三部曲:《权力空间》、《生命空间》、《信仰空间》,接下来他还将去完成他的《欲望空间》与《死亡空间》。
以真实记录荒诞
关于《权力空间》的创作,渠岩说:“权力是中国最大、最尖锐的一个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权力引发的,但这个问题又让大家都噤若寒蝉,没人敢碰,有的人装傻,有的人认为碰它会有麻烦,有的人则打擦边球,有的人就干脆加入权力的队伍。对我而言,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又要对这个社会发出声音,找出文化的尖锐性和现实的针对性所在,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当代现实的尖锐性和文化的针对性。”渠岩用脚丈量了数万公里,冒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风险,四处寻找着中国底层社会中最尖锐、最荒诞的矛盾现场。
只有解决了权力的问题,才能够实现接下来的自我觉醒与信仰重建,渠岩的创作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展开的,但这个无聊信息泛滥、物质主义横流的大众文化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分辨出他的声音呢?
对此,渠岩并不担心,他说:“批评性的艺术并不是为审美需要所做的,也不具备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所以就不能考虑让所有的人接受它了。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因为大众也是可以分为若干类的。具有批判功能的当代艺术就是要刺激这个社会最隐痛的东西,流行文化则是唤醒人们内心的审美能力。这个民族不能全都去迎合大众,没有这帮孤独的人执著着探索往前走,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应该是这个疯狂的社会发展的刹车机制。真正的艺术家的命运其实是悲剧性的,要远离时尚和肤浅的东西,要看你自己的作品对今天的现实有没有价值。”
渠岩不能忍受在屋里闭门造车,当然他也很佩服优秀的观念摄影的作品,但鲜活的中国和尖锐的现实强烈地吸引和震撼着他。因为我们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失去了对真理的追寻,失去了对意义的坚守”。现实经常要超出我们自己的想像,很多荒诞的现实场景我们无法预知。那种荒诞来自于现实真实的矛盾性,文化的错位、现实的冲突,这些东西客观拍下来都非常精彩。
急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和生存空间,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运动,使城市既日新月异,又面目全非,既令人惊喜地使我们改善了生存环境,又令人伤感地失去了我们赖以依存的历史记忆。寻找的过程很难,画面要饱含荒诞性。观念再好,画面很平淡也不成立。渠岩作品出来之后,获得同行们充分肯定,因为他的作品是从当代现实中来的。渠岩坚持不懈地拍摄了三五年,理论家也逐渐开始肯定了他的艰苦努力和实践。2010第四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奖渠岩作为亚洲惟一的提名人选,专家评选委员会在渠岩获AAC奖的提名理由中写到:“渠岩以极具问题意识的《空间》系列摄影作品亮相2009年5月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以及11月的‘景观·静观’中国当代摄影专题展,他通过景观呈现的方式,为观者思索当下社会问题中的种种异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渠岩拍摄的权力空间,既是权力的有效载体,也是聚焦的权力现场,它既是公共空间,也是私人领域,同时也是公权私有化的场所。通过权力空间的记录和展示,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共存和对立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共存和对立,细细玩味,也许能品出个当代中国来。渠岩的摄影以直面现实社会尖锐矛盾著称,他的“乡村三部曲”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空间生态,通过《生命空间》中表现的乡村医疗状况的严峻和矛盾,反证出《权力空间》的权力失语和行政不力,也印证了《信仰空间》中乡村信仰的扭曲和畸形化的病因。
渠岩说:“我本不想干预世界,不想靠任何东西干预世界,不想站在现代世界的中心,只想站在它的旁边,做一面反映现实的沉默的镜子。”我们需要这样一面镜子,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直视这面镜子中的我们。
渠岩以其独有的冷静和智慧,通过一幅幅油画般的影像准确地反射出现实中的尖锐矛盾:
《生命空间》通过细节凸显出权力的不作为和人的无力感;
破败的村舍,层叠的条凳是乡村“地下”教堂里宗教神圣性的仅有表征;
奖状、标语、旗帜,在村长、老板办公室里成为空间身份的见证物和空间尊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