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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从五四运动开始，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研究20世纪30年代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能充实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也能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借鉴，进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
1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
1.1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资源
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其思想主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追求。他们从不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力求使其通俗易懂、具有感染力，并在实践中掌握群众，以此实现科学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通俗化的智慧，实现了理论武器向物质力量的转化。
1.2 李达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条件
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论战，是当时理论界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突出表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是战胜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措施。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哲学论战中的表现，深化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当时国情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功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所展现的独特科学魅力，使之逐渐获得了大批支持者，成为当时中国人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新科学武器，进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2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2.1 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2.1.1 阐释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为增进民众的认识，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唯物论，李达阐明了什么是哲学及哲学的任务。对于什么是哲学，李达言简意赅的答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哲学即是各种科学的综合。所有哲学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关于哲学的任务，李达指出，哲学的第一步任务就是研究宇宙的本来面貌，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是由什么构成、是不是原本就已存在，而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第二步任务则是研究有关人生的相关问题，即人生的意义与责任，这是研究与考察一切问题的基点。
其次，李达论述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他指出，哲学上可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学派，而解释唯物论与唯心论，则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李达早在1921年的译著《社会问题总览》中就明确提到：唯物论主张事实生出思想，而不是思想生出事实，精神界的现象，都是物质条件的反应物，“马克思学说，在哲学方面是唯物论”。他认为自然是本源的东西，精神由自然派生而来，一切现象都能分为自然和社会现象两方面，如若细分，又能分为物质和精神现象两方面。物质现象可以听、看、触、尝，这些为感官感知的、占有一定空间位置的，称为物质现象，反之即为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之类，尽管听不见、摸不着，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由这两种现象引起的，前者为唯物论，后者为唯心论。
最后，为了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李达又论述了它与旧唯物论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是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研究社会科学，必须首先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尽管它与旧唯物论一致，都主张物质是本源，但旧唯物论是一种被动的纯反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在这方面便克服了以往一切形态唯物论的缺点。辩证法的唯物论，将物质世界作为出发点。它认为，物质的根本形态是运动，除位置上的变化外，还包括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思维也是运动的，它是世界的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具有特殊性。
2.1.2 阐述认识论
首先，李达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时，与论述唯物论一致，也引入了实践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由实践而认识”。李达指出，在人类历史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还不能将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才逐渐地有了对自然的认识，但还是感性的、直观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又无数次地接触外在世界，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就由感性变为理性。在多次的实践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因而实践是认识发展“决定的基础”。之后，李达又进一步提出，在实践过程中所得到的认识，也应“只有由实践所证明”，这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检验标准，由此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运动全过程中的作用，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
其次，李达将认识运动变化的过程看作是辩证法的过程。他指出，认识是以“圆运动”的形式发展，由此推动认识不断向前迈进。李达认为，人类在社会实践的活动进程中，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发生联系，客观世界的运动与发展过程也不断地作用于人类的意识，这种材料多了之后便积蓄起来形成思维的材料，但这种思维是具体的思维。同时，我们的思维也和实践一样，能动地与世界相连，是一种辩证关系，经过不断地实践便从具体思维走向抽象思维，之后客观世界便在人类思维中再现，思维领域便进入到实践领域。实践是比较高级的认识，我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正确性与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證明，以此来把握认识对象的具体性。
2.2 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2.1 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首先，李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关系整体研究的主体。因此政治经济学要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它们之间的矛盾指出来，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李达这一不仅研究生产力，还研究生产关系的思想，对此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李达指出，政治经济学还应研究中国经济，因为研究这一学科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中国经济。国人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的中国”，因此我们不能只考究世界经济。李达进一步指出，作为殖民地中国的现代经济具有特殊性：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经济，处于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民族资本附于国际资本，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手工业、农业尽管日益衰微，但依然顽强抵抗封建经济。它不属于五种经济构造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却带有国际帝国主义的烙迹。认为它已经呈现出一中新的态势：抗战中的经济新建设，夯实了新中国的物质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政治经济学予以解决。因此李达主张必须探求中国经济，这样才能得出具体的经济理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具体的方针与政策。 2.2.2 诠释剩余价值学说
李达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李达认为，生产者，即资本家，他们对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是对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榨取，是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尽欲求。李达指出：“资本家的榨取之特征，就在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他认为，“榨取”在以往社会形态中也存在，但不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因此“剩余生产物”成为剩余价值也不存在，而这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但是，只有劳动力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手段，如机器、厂房等，这是资本家所占有而劳动者却没有的。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和占有的一切价值物，称为资本，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于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未来，资本会归于消亡。
2.3 传播科学社会主义
2.3.1 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第一，李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他指出：“当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必引起社会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一般的法则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体现。19世纪末期，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与资本不断集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尽管它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一切都在民有，但实际上，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民主主义”，金融资本通过它在国家内部实行自己的专制统治，无限度地支配着一切，目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政策。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分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前者持续积累社会财富，后者承受着一切威胁。这种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社会改良政策已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社会矛盾，只有开展社会革命，肃清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才能从“崩溃中走脱”。
第二，李达指出，社会革命分为经济和政治革命，它的实现需要这二者不断地相互推进，而革命的手段，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上的暴力革命李达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深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用渐进的改良方式达到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粹是一种空想;其他一些党派，如革命思潮的工团主义，他们承认阶级斗争，但却是“纯经济的斗争”，主张革命的方法是“普遍的罢工”，尽管有时也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些非暴力的手段并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2.3.2 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统一。旧社会被无产阶级推翻后，有一个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支配，用马克思后来“极确切概念去表示，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根本标志是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领导，就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也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说明。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李达指出，经济制度是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之一。因此，与私有制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实行公有制，则离不开无产阶级的政治支配。李达还对《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任务作了相关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自己的政治支配，将生产资料等所有资本从资产阶级方面渐渐夺回，并把生产方式集中于国家，即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快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
第三，李达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属于无产阶级，二者利害相连，是一种新意义上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阶级性，它的基础“是为巩固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斗争”。除此之外，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有民族性，因为它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方法，并为民族文化添了新内容，同样，民族文化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民族文化，尽管形式上属于民族，但在内容上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具有大众性。
3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
3.1 理论研究的特色
3.1.1 善于联系实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为了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李达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期间，他始终着眼于实际，起点与终点均是为了武装民众头脑、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李达的研究活动，不仅在民众的理论学习方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指导。
第一，李达在研究理论时，尽可能地贴合民众理论学习的实际情况，并探索出哲学大众化的新形式。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基本上为思想界与学术界，很少面向普通民众。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队伍的壮大，中国共产党为带领人民救亡图存，亟需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精神。这种时代的召唤、革命的需求，使李达认识到必须投身于哲学大众化之中，用以武装战士思想，实现民族解放。
第二，李达的译著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联系。李达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因而他不为研究而研究。其一生的著作（包括译著），就在于把马列主义视为“考察中国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在30年代译介的显著特点就是：着眼于中国革命与实际的发展，突出唯物辩证法。
3.1.2 在论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大地，但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多次论战之后，其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才得以逐步确立。在这几次论战当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特色，显示出强大的科学性，使之拥有了广泛的追随者与信仰者。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有过几次论战，为此，李达发扬理论家的批判精神，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李达充分发挥了革命批判精神。当时中国托派分子为否认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指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独立于五种经济形态之外，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认为中国历史走向與其他国家历史完全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中国革命。
第二，李达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也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尤为活跃，由于理论传播自身所蕴含的逻辑以及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唯物辩证法可谓风靡一时。
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
1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
1.1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资源
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其思想主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追求。他们从不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力求使其通俗易懂、具有感染力，并在实践中掌握群众，以此实现科学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化。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通俗化的智慧，实现了理论武器向物质力量的转化。
1.2 李达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条件
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论战，是当时理论界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突出表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是战胜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措施。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哲学论战中的表现，深化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当时国情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功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所展现的独特科学魅力，使之逐渐获得了大批支持者，成为当时中国人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新科学武器，进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2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2.1 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2.1.1 阐释辩证唯物主义
首先，为增进民众的认识，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唯物论，李达阐明了什么是哲学及哲学的任务。对于什么是哲学，李达言简意赅的答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哲学即是各种科学的综合。所有哲学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关于哲学的任务，李达指出，哲学的第一步任务就是研究宇宙的本来面貌，如宇宙是如何形成的、是由什么构成、是不是原本就已存在，而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第二步任务则是研究有关人生的相关问题，即人生的意义与责任，这是研究与考察一切问题的基点。
其次，李达论述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他指出，哲学上可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学派，而解释唯物论与唯心论，则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李达早在1921年的译著《社会问题总览》中就明确提到：唯物论主张事实生出思想，而不是思想生出事实，精神界的现象，都是物质条件的反应物，“马克思学说，在哲学方面是唯物论”。他认为自然是本源的东西，精神由自然派生而来，一切现象都能分为自然和社会现象两方面，如若细分，又能分为物质和精神现象两方面。物质现象可以听、看、触、尝，这些为感官感知的、占有一定空间位置的，称为物质现象，反之即为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之类，尽管听不见、摸不着，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由这两种现象引起的，前者为唯物论，后者为唯心论。
最后，为了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李达又论述了它与旧唯物论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是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研究社会科学，必须首先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尽管它与旧唯物论一致，都主张物质是本源，但旧唯物论是一种被动的纯反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在这方面便克服了以往一切形态唯物论的缺点。辩证法的唯物论，将物质世界作为出发点。它认为，物质的根本形态是运动，除位置上的变化外，还包括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思维也是运动的，它是世界的发展在人脑中的反映，具有特殊性。
2.1.2 阐述认识论
首先，李达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时，与论述唯物论一致，也引入了实践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由实践而认识”。李达指出，在人类历史比较低级的阶段，人们还不能将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才逐渐地有了对自然的认识，但还是感性的、直观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又无数次地接触外在世界，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就由感性变为理性。在多次的实践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因而实践是认识发展“决定的基础”。之后，李达又进一步提出，在实践过程中所得到的认识，也应“只有由实践所证明”，这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检验标准，由此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运动全过程中的作用，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方向。
其次，李达将认识运动变化的过程看作是辩证法的过程。他指出，认识是以“圆运动”的形式发展，由此推动认识不断向前迈进。李达认为，人类在社会实践的活动进程中，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发生联系，客观世界的运动与发展过程也不断地作用于人类的意识，这种材料多了之后便积蓄起来形成思维的材料，但这种思维是具体的思维。同时，我们的思维也和实践一样，能动地与世界相连，是一种辩证关系，经过不断地实践便从具体思维走向抽象思维，之后客观世界便在人类思维中再现，思维领域便进入到实践领域。实践是比较高级的认识，我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正确性与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證明，以此来把握认识对象的具体性。
2.2 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2.1 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首先，李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关系整体研究的主体。因此政治经济学要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它们之间的矛盾指出来，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李达这一不仅研究生产力，还研究生产关系的思想，对此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李达指出，政治经济学还应研究中国经济，因为研究这一学科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中国经济。国人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的中国”，因此我们不能只考究世界经济。李达进一步指出，作为殖民地中国的现代经济具有特殊性：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经济，处于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民族资本附于国际资本，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手工业、农业尽管日益衰微，但依然顽强抵抗封建经济。它不属于五种经济构造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却带有国际帝国主义的烙迹。认为它已经呈现出一中新的态势：抗战中的经济新建设，夯实了新中国的物质基础，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政治经济学予以解决。因此李达主张必须探求中国经济，这样才能得出具体的经济理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具体的方针与政策。 2.2.2 诠释剩余价值学说
李达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李达认为，生产者，即资本家，他们对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是对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榨取，是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尽欲求。李达指出：“资本家的榨取之特征，就在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他认为，“榨取”在以往社会形态中也存在，但不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因此“剩余生产物”成为剩余价值也不存在，而这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但是，只有劳动力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手段，如机器、厂房等，这是资本家所占有而劳动者却没有的。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和占有的一切价值物，称为资本，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于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未来，资本会归于消亡。
2.3 传播科学社会主义
2.3.1 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第一，李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他指出：“当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必引起社会革命。”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一般的法则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体现。19世纪末期，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与资本不断集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尽管它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一切都在民有，但实际上，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民主主义”，金融资本通过它在国家内部实行自己的专制统治，无限度地支配着一切，目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政策。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分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前者持续积累社会财富，后者承受着一切威胁。这种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社会改良政策已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社会矛盾，只有开展社会革命，肃清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才能从“崩溃中走脱”。
第二，李达指出，社会革命分为经济和政治革命，它的实现需要这二者不断地相互推进，而革命的手段，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范畴上的暴力革命李达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深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用渐进的改良方式达到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粹是一种空想;其他一些党派，如革命思潮的工团主义，他们承认阶级斗争，但却是“纯经济的斗争”，主张革命的方法是“普遍的罢工”，尽管有时也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这些非暴力的手段并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2.3.2 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统一。旧社会被无产阶级推翻后，有一个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支配，用马克思后来“极确切概念去表示，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根本标志是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领导，就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也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说明。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李达指出，经济制度是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之一。因此，与私有制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实行公有制，则离不开无产阶级的政治支配。李达还对《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任务作了相关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自己的政治支配，将生产资料等所有资本从资产阶级方面渐渐夺回，并把生产方式集中于国家，即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快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
第三，李达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属于无产阶级，二者利害相连，是一种新意义上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阶级性，它的基础“是为巩固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斗争”。除此之外，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有民族性，因为它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方法，并为民族文化添了新内容，同样，民族文化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民族文化，尽管形式上属于民族，但在内容上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具有大众性。
3 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
3.1 理论研究的特色
3.1.1 善于联系实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为了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李达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期间，他始终着眼于实际，起点与终点均是为了武装民众头脑、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李达的研究活动，不仅在民众的理论学习方面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指导。
第一，李达在研究理论时，尽可能地贴合民众理论学习的实际情况，并探索出哲学大众化的新形式。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基本上为思想界与学术界，很少面向普通民众。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队伍的壮大，中国共产党为带领人民救亡图存，亟需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精神。这种时代的召唤、革命的需求，使李达认识到必须投身于哲学大众化之中，用以武装战士思想，实现民族解放。
第二，李达的译著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联系。李达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因而他不为研究而研究。其一生的著作（包括译著），就在于把马列主义视为“考察中国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在30年代译介的显著特点就是：着眼于中国革命与实际的发展，突出唯物辩证法。
3.1.2 在论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大地，但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多次论战之后，其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才得以逐步确立。在这几次论战当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特色，显示出强大的科学性，使之拥有了广泛的追随者与信仰者。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有过几次论战，为此，李达发扬理论家的批判精神，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李达充分发挥了革命批判精神。当时中国托派分子为否认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指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独立于五种经济形态之外，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认为中国历史走向與其他国家历史完全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中国革命。
第二，李达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也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尤为活跃，由于理论传播自身所蕴含的逻辑以及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唯物辩证法可谓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