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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改革,真的就跟部队打仗一样。我们已经习惯用陆军的方式作战,配备也都是陆军的装备,但如果未来是空军作战呢?如果未来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60、70后,而是80、90后这些孩子,他们不在终端店而是在互联网上与你作战呢?到时把陆军部队改成空军部队,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今年年初,吴晓波的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引爆了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忧思。7月14日,吴晓波深入惠达卫浴进行调研,与惠达总裁王彦庆就中国制造转型突围之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执行官》出版人段传敏与吴晓波先生就中国制造及创业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对话。
年轻人创业更有优势
《执行官》:您如何看待“大学生休学创业”的现象?
吴晓波:最主要的原因是就业形势紧张。每年高校有七百多万就业人口,加上城市化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就业人口也有三四百万,在实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两重挤压,选择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正处于一个创业风口上,制造业、服务业都处于一个与互联网建立连接的阶段。很多人把这种创业叫做“积木式创业”,积木模块都是已有的,就看你搭积木的速度以及能搭成什么花样来。
与80年代、90年代国内的创业热潮不同,这一次创业潮是基于互联网的,而现在互联网技术日臻完善,物流系统业已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年轻人选择的创业类型都是“模式创新”,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创新类型。比如O2O、自媒体、互联网金融等等,模式都是已有的,只不过是借由互联网,以新的工具将其替代。
《执行官》:曾有天使投资人认为60后已经处于巅峰时期了,70后还处于爬上巅峰时期。但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80后、90后才是创业主力军。在您看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人脉的70后,还是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创业更有优势?
吴晓波:当然是年轻人更有优势。现在创业基本都是与互联网连接。70后和80、90后是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分割线是QQ。QQ是1999年才出现的,那时候70后已经成年,基本完成社交部分,这时候才开始接触互联网,而80后、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在十几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进入互联网,并和互联网一起成长。
所以我建议部分60后、70后从前线退下来,做一些投资,或者专门做60后、70后的圈层创业。
《执行官》:中国有四次创业潮,一是1984年,二是1992年,三是1998年互联网创业潮,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创业潮。您觉得这一次和前几次相比,有什么特点?
吴晓波:前三次创业潮基本上是从无到有的,面对的是新兴行业。19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服装、家电、餐饮、房地产等等领域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称之为“野蛮时代”,创业基本等同于垦荒。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边界、行业边界,你只要胆子大就能成功。
这一次的创业潮是从有到好的过程,它是个迭代式覆盖。年轻人创业的项目基本上早就存在,比如张一鸣做的“今日头条”客户端,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只不过用新闻抓取的方式,花两三年时间把影响力做出来了。现在大部分创业项目都是这样。
在这一次创业潮中,比拼的是创业者对工具使用的娴熟程度和对消费趋势的把握。基于此,理性、知识、全球化、资本的运用能力等等就变得很重要了。以前是“野蛮时代”,现在是理性创业时代。这次创业潮更呈现出信息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特点。 更多强调新技术、工具化及快速度。
制造型企业是典型的工业1.0时代的产物,从资本、制造、运输、销售所有环节全都自己做。现在的创业可能只针对其中一个环节。
《执行官》:如果给70后的创业者一些建议,您会给什么建议?
吴晓波:我自己也在摸索,谈不上建议,只能说说我现在在做的。
我个人的核心能力是写作,所以我就专注于写财经专栏、做视频节目,也包括做吴晓波频道的运营。如果有一天我的写作被淘汰掉了,那我的这个核心能力也就丧失了。第二个是我做一些并购和投资,我自己很少再去操一个盘,这太累了。
《执行官》:成为80后、90后的合伙人?
吴晓波:对,有好的项目我就参点股、投点资,我从2013年开始和蓝狮子出版机构签署利润协议,蓝狮子现在有四个事业部,工作人员都是80后,我们签署了利润协议,然后我放权给他们,连周会都不参加,他们来找我,那我就帮忙解决问题。现在新做的项目也是这样,我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做组织团队、配置资源、防范风险的工作。从一个PPT、海报看起的一线工作对我来说太累了。
《执行官》:现在国内社群经济风起云涌,你怎么看待社群经济的发展?
吴晓波:中国的社群经济走在了世界前列,似乎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互联网化。像中国的传统媒体受制于体制,资本没办法进入,人为地造成互联网新媒体的高速繁荣。社群经济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
但目前社群经济的延伸方式仍然在探索中,社群的变现模式还不清晰,具体的走向我们也在摸索。
《执行官》:有人说未来15年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将高速发展。所以现在很多人涌入这个行业,你怎么看?
吴晓波:我觉得未来还是术业有专攻。
现在有很多培训公司因为做培训不挣钱了,就把老板拉一起做投资。像这样的案例有很多,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没有金融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靠着关系纽带涌进了金融行业,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很多投资人并不知道哪些公司值得投资、如何做净值、怎么退出。
我现在做并购有四个原则:一是只做我看得懂的行业——新媒体行业;二是并购的项目、企业必须盈利;三是和专业的投资机构合作;四是除非盈利性很强或者快上市的企业,否则投资不超过15%,这样风险比较低,犯不了大错误。
还有一个降低投资风险的办法是,做战略性配置,不能只投钱就撒手不管,还要带着企业往上走,这是产业性投资。 企业变革 如同部队打仗
《执行官》:转型升级时代,制造业已经到达顶点,传统制造业企业是否会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恐龙?
吴晓波:制造业还会存在,中国制造业的迭代方式与欧美的不同。欧美国家很多产业是根据劳动成本而全球漂移的。中国这一次制造业转移比欧美国家好一些,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有强大的内需,而且城市化尚未完成。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制造业仍然有可能;
二是机器人基础成熟了,生产性的机器化管理、机器人技术、信息化改造都比较完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现在的企业造成的压力,已经比80年代轻很多了。80年代的制造业公司一旦人工费超出承受范围,就要进行转移。但现在即便人工费涨了,企业也能通过机器化代替人工,实现成本控制。
所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曲线和欧美的不一样,它不大会漂,也没地方可以漂。制造业企业要实现生产线的信息化改造、改善消费者关系、配合信息化改造趋势做好公司运营,他们面对的是很大的一次变革。
《执行官》:您刚刚提到中国企业没有办法往世界漂移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品牌无法走出去了?
吴晓波:为什么要走出去呢?我认为如果企业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必要走出去。现在国内企业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去,二是做国内市场。我认为中国品牌要走出去非常困难。这和企业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国家形象有关。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依旧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形象。任何品牌都是文化符号,文化符号背后是国家形象。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
中国企业未来可以靠资本征服世界,靠品牌很难,欧美主流对中国崛起几乎是抗拒的。只有改变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能力,成为全球文化风向标,中国品牌才有可能走出去,成为世界品牌。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很少谈国际化品牌了。靠并购、收购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还是可以的,比如复星集团,这是资本层面的走出去。
《执行官》:在您看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出路是什么?
吴晓波: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条路径。
第一,转型,即用信息化的手段再造企业内部的流程。
现在全球制造业都面临转型升级,我们国家叫中国制造2025,欧洲叫工业4.0,美国叫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本叫工业复兴计划。
今年4月德国举办过一个工业博览会,西门子是德国工业4.0的标杆,它的展台出现了两种商品,一个是一瓶特别小的香水,一个是特别大的玛莎拉蒂汽车。西门子说,所有在座各位,你们可以用手在电脑上画一瓶香水出来,然后选择一个香型,在瓶子上刻自己的名字。玛莎拉蒂也一样,只要不违背欧洲通用的规则,不管是车面、液晶屏幕的大小,还是后箱的长短,都可以定制。这是全球制造业转型的一个方向,即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再造生产线所有的流程。除了用机械手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性能,惠达等大型企业未来还要改造消费者与生产线之间的关系。
第二,升级,即持续提高核心技术能力,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实际上是有迭代的,我们要继续往前做,同时用社交化的传播方式告诉消费者。
一些欧洲和日本的企业确实有它的核心技术能力,我们需要在技术上进行追赶、创新。马桶盖事件也恰恰反映,中产阶级其实很愿意为先进的技术买单。
国内企业长期以来的定价是靠成本来形成,同样的生产工艺、同样的制造能力,外资品牌比国内的品牌贵两三倍,其定价就不是成本定价了,有很多溢价的部分,如品牌溢价、服务溢价。但升级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问题,那些受热捧的外国产品,有些从来没有在中国投过一分钱广告,能热卖完全靠口碑传播。在面对愿意为高性能买单的80后、90后消费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口碑能力,改变整个营销模型。
此外,大型制造业需要信息化改造、互联网化改造。中国制造企业要用信息化、互联网等手段建立与消费者的沟通与关联。所谓的转型就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信息化人才你怎么加?
另一个是重新认识资本市场。做实体企业的老板对资本往往是抗拒的,但未来中国企业一定是证券化,即企业具有一定能力后,利用资本帮你形成抗风险的能力和更强大的竞争力。
未来的改革,真的就跟部队打仗一样。我们已经习惯用陆军的方式作战,配备也都是陆军的装备,但如果未来是空军作战呢?如果未来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60、70后,而是80、90后这些孩子,他们不在终端店而是在互联网上与你作战呢?到时把陆军部队改成空军部队,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有一个办法,即在熟悉的领域做增量。增量完全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创建新的人才结构,新的资本结构。
今年年初,吴晓波的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引爆了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忧思。7月14日,吴晓波深入惠达卫浴进行调研,与惠达总裁王彦庆就中国制造转型突围之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执行官》出版人段传敏与吴晓波先生就中国制造及创业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对话。
年轻人创业更有优势
《执行官》:您如何看待“大学生休学创业”的现象?
吴晓波:最主要的原因是就业形势紧张。每年高校有七百多万就业人口,加上城市化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就业人口也有三四百万,在实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两重挤压,选择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正处于一个创业风口上,制造业、服务业都处于一个与互联网建立连接的阶段。很多人把这种创业叫做“积木式创业”,积木模块都是已有的,就看你搭积木的速度以及能搭成什么花样来。
与80年代、90年代国内的创业热潮不同,这一次创业潮是基于互联网的,而现在互联网技术日臻完善,物流系统业已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年轻人选择的创业类型都是“模式创新”,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创新类型。比如O2O、自媒体、互联网金融等等,模式都是已有的,只不过是借由互联网,以新的工具将其替代。
《执行官》:曾有天使投资人认为60后已经处于巅峰时期了,70后还处于爬上巅峰时期。但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80后、90后才是创业主力军。在您看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人脉的70后,还是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创业更有优势?
吴晓波:当然是年轻人更有优势。现在创业基本都是与互联网连接。70后和80、90后是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分割线是QQ。QQ是1999年才出现的,那时候70后已经成年,基本完成社交部分,这时候才开始接触互联网,而80后、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在十几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进入互联网,并和互联网一起成长。
所以我建议部分60后、70后从前线退下来,做一些投资,或者专门做60后、70后的圈层创业。
《执行官》:中国有四次创业潮,一是1984年,二是1992年,三是1998年互联网创业潮,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创业潮。您觉得这一次和前几次相比,有什么特点?
吴晓波:前三次创业潮基本上是从无到有的,面对的是新兴行业。19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服装、家电、餐饮、房地产等等领域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称之为“野蛮时代”,创业基本等同于垦荒。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边界、行业边界,你只要胆子大就能成功。
这一次的创业潮是从有到好的过程,它是个迭代式覆盖。年轻人创业的项目基本上早就存在,比如张一鸣做的“今日头条”客户端,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只不过用新闻抓取的方式,花两三年时间把影响力做出来了。现在大部分创业项目都是这样。
在这一次创业潮中,比拼的是创业者对工具使用的娴熟程度和对消费趋势的把握。基于此,理性、知识、全球化、资本的运用能力等等就变得很重要了。以前是“野蛮时代”,现在是理性创业时代。这次创业潮更呈现出信息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特点。 更多强调新技术、工具化及快速度。
制造型企业是典型的工业1.0时代的产物,从资本、制造、运输、销售所有环节全都自己做。现在的创业可能只针对其中一个环节。
《执行官》:如果给70后的创业者一些建议,您会给什么建议?
吴晓波:我自己也在摸索,谈不上建议,只能说说我现在在做的。
我个人的核心能力是写作,所以我就专注于写财经专栏、做视频节目,也包括做吴晓波频道的运营。如果有一天我的写作被淘汰掉了,那我的这个核心能力也就丧失了。第二个是我做一些并购和投资,我自己很少再去操一个盘,这太累了。
《执行官》:成为80后、90后的合伙人?
吴晓波:对,有好的项目我就参点股、投点资,我从2013年开始和蓝狮子出版机构签署利润协议,蓝狮子现在有四个事业部,工作人员都是80后,我们签署了利润协议,然后我放权给他们,连周会都不参加,他们来找我,那我就帮忙解决问题。现在新做的项目也是这样,我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做组织团队、配置资源、防范风险的工作。从一个PPT、海报看起的一线工作对我来说太累了。
《执行官》:现在国内社群经济风起云涌,你怎么看待社群经济的发展?
吴晓波:中国的社群经济走在了世界前列,似乎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互联网化。像中国的传统媒体受制于体制,资本没办法进入,人为地造成互联网新媒体的高速繁荣。社群经济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
但目前社群经济的延伸方式仍然在探索中,社群的变现模式还不清晰,具体的走向我们也在摸索。
《执行官》:有人说未来15年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将高速发展。所以现在很多人涌入这个行业,你怎么看?
吴晓波:我觉得未来还是术业有专攻。
现在有很多培训公司因为做培训不挣钱了,就把老板拉一起做投资。像这样的案例有很多,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没有金融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靠着关系纽带涌进了金融行业,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很多投资人并不知道哪些公司值得投资、如何做净值、怎么退出。
我现在做并购有四个原则:一是只做我看得懂的行业——新媒体行业;二是并购的项目、企业必须盈利;三是和专业的投资机构合作;四是除非盈利性很强或者快上市的企业,否则投资不超过15%,这样风险比较低,犯不了大错误。
还有一个降低投资风险的办法是,做战略性配置,不能只投钱就撒手不管,还要带着企业往上走,这是产业性投资。 企业变革 如同部队打仗
《执行官》:转型升级时代,制造业已经到达顶点,传统制造业企业是否会成为另外一个时代的恐龙?
吴晓波:制造业还会存在,中国制造业的迭代方式与欧美的不同。欧美国家很多产业是根据劳动成本而全球漂移的。中国这一次制造业转移比欧美国家好一些,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有强大的内需,而且城市化尚未完成。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制造业仍然有可能;
二是机器人基础成熟了,生产性的机器化管理、机器人技术、信息化改造都比较完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现在的企业造成的压力,已经比80年代轻很多了。80年代的制造业公司一旦人工费超出承受范围,就要进行转移。但现在即便人工费涨了,企业也能通过机器化代替人工,实现成本控制。
所以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曲线和欧美的不一样,它不大会漂,也没地方可以漂。制造业企业要实现生产线的信息化改造、改善消费者关系、配合信息化改造趋势做好公司运营,他们面对的是很大的一次变革。
《执行官》:您刚刚提到中国企业没有办法往世界漂移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品牌无法走出去了?
吴晓波:为什么要走出去呢?我认为如果企业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必要走出去。现在国内企业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去,二是做国内市场。我认为中国品牌要走出去非常困难。这和企业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国家形象有关。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依旧是一个专制国家的形象。任何品牌都是文化符号,文化符号背后是国家形象。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
中国企业未来可以靠资本征服世界,靠品牌很难,欧美主流对中国崛起几乎是抗拒的。只有改变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能力,成为全球文化风向标,中国品牌才有可能走出去,成为世界品牌。所以现在中国企业很少谈国际化品牌了。靠并购、收购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还是可以的,比如复星集团,这是资本层面的走出去。
《执行官》:在您看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出路是什么?
吴晓波: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条路径。
第一,转型,即用信息化的手段再造企业内部的流程。
现在全球制造业都面临转型升级,我们国家叫中国制造2025,欧洲叫工业4.0,美国叫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本叫工业复兴计划。
今年4月德国举办过一个工业博览会,西门子是德国工业4.0的标杆,它的展台出现了两种商品,一个是一瓶特别小的香水,一个是特别大的玛莎拉蒂汽车。西门子说,所有在座各位,你们可以用手在电脑上画一瓶香水出来,然后选择一个香型,在瓶子上刻自己的名字。玛莎拉蒂也一样,只要不违背欧洲通用的规则,不管是车面、液晶屏幕的大小,还是后箱的长短,都可以定制。这是全球制造业转型的一个方向,即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再造生产线所有的流程。除了用机械手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性能,惠达等大型企业未来还要改造消费者与生产线之间的关系。
第二,升级,即持续提高核心技术能力,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实际上是有迭代的,我们要继续往前做,同时用社交化的传播方式告诉消费者。
一些欧洲和日本的企业确实有它的核心技术能力,我们需要在技术上进行追赶、创新。马桶盖事件也恰恰反映,中产阶级其实很愿意为先进的技术买单。
国内企业长期以来的定价是靠成本来形成,同样的生产工艺、同样的制造能力,外资品牌比国内的品牌贵两三倍,其定价就不是成本定价了,有很多溢价的部分,如品牌溢价、服务溢价。但升级不仅仅是一个广告的问题,那些受热捧的外国产品,有些从来没有在中国投过一分钱广告,能热卖完全靠口碑传播。在面对愿意为高性能买单的80后、90后消费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口碑能力,改变整个营销模型。
此外,大型制造业需要信息化改造、互联网化改造。中国制造企业要用信息化、互联网等手段建立与消费者的沟通与关联。所谓的转型就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信息化人才你怎么加?
另一个是重新认识资本市场。做实体企业的老板对资本往往是抗拒的,但未来中国企业一定是证券化,即企业具有一定能力后,利用资本帮你形成抗风险的能力和更强大的竞争力。
未来的改革,真的就跟部队打仗一样。我们已经习惯用陆军的方式作战,配备也都是陆军的装备,但如果未来是空军作战呢?如果未来你的竞争对手不再是60、70后,而是80、90后这些孩子,他们不在终端店而是在互联网上与你作战呢?到时把陆军部队改成空军部队,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有一个办法,即在熟悉的领域做增量。增量完全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创建新的人才结构,新的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