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期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对门老黄家已吃了晚饭，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出了门，下了楼，一定是又去操场散步了。杨林看墙上的大表：六点半，心想是该吃晚饭了。可他不知道怎么来吃这顿晚饭，是自己烧，还是去外面吃？去外面吃，又去哪里吃？附近的饭馆少说十几家，可哪一家杨林都像结了仇似的，不想光顾。不是口味的问题，口味杨林是不挑的，也没条件挑。主要是那些饭馆的人都认识他，见他又是一个人去吃饭，免不了问东问西，叫他烦。
　　杨林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
　　离了婚的男人一到吃饭时间总是有点烦。杨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房间走来走去，从客厅走到厨房，又从厨房走到客厅，走到哪里都觉得没走对地方，像没走在自己家里——像在一位领导家里，魂不守舍的。自从离婚后，杨林其实是很少想念过去的，只是到周末，到吃饭时间，才偶尔会想，还是有个家的好。但等周末一过，一上班，一忙乎，单位食堂一开伙，杨林就又没了这念头，一天三顿，一只调羹，一只碗——是一只硕大的搪瓷碗，叮叮当当去，又叮叮当当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份自在总是叫杨林把周末的难过忘干净。
　　现在，杨林像在领导家里一样坐立不安，无声无息，无头无脑，只有一只咕咕叫得响的胃。
　　肚子实在有些饿，如果自己动手烧，买菜，洗菜，动锅动灶，少说得个把钟头。杨林听着咕咕叫的肚皮，仿佛是在说，
　　看来只有去外头吃了。他把手伸到屁股后面，摸了口袋，瘪的，想起上午去邮局交过电话费，身上只剩下十几块小钞。便去卧室，拉开床头柜抽屉，抽出五张百元钞，塞进屁股口袋。这是他的零花钱，每次都这样，花得差不多了，放五百元在身上，一般可以花一个月。到客厅，又摸了下裤子右边口袋，钥匙在身上，就去门口换鞋。鞋子是一脚蹬的圆口皮鞋，他一边用脚蹬鞋，一边手已经搭在门把上往右拧。这时，电话突然不知趣地响起来，杨林赶紧把穿上的鞋又褪下来。一个人生活，打扫卫生跟填饱肚子一样烦。
　　电话响过三下，杨林抓起话筒，贴在耳朵上。刚喂一声，顿时感到浑身酥软下来，因为话筒里钻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在干吗？”
　　声音不那么温柔，甚至有点尖厉，但杨林还是感到一种被召唤的冲动。自从离婚后，这只听筒似乎从未有女声钻进来过，突然来了，让杨林感到既不安又好奇。尽管他在答话之前及时清了清嗓子，但说出来的话还有些受惊的慌乱。
　　“我、我、正准备去吃晚饭。”
　　“一个人吃吗？”
　　“嗯。”顿了顿，杨林又挤出一句，“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东西准备好了吧？”
　　“什么东西？”杨林嘴上这么说，心里在嘀咕：这人是谁啊？
　　“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没闲心跟你斗嘴。这样吧，我知道你是个爽快人，我也给你爽快一下。明天起个早，九点半，我在老地方东方证券门口等你。记好了，九点半，拿十万来，只要十万，多的不要了，给你讨个便宜。”根本容不得插嘴，一口气说完，挂了电话，连个再见也不说。
　　杨林放下话筒，问自己，这人到底是谁？开始还以为是老钟的妻子，因为声音有点像。但后来很快否定，因为老钟妻子没跟他随便到这等地步，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要交给老钟妻子。什么“十万”，是钱吗？在自己少有的几个有交往的女人中间过滤一遍，杨林肯定，这是个打错的电话。
　　这是2006年仲春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晚上的早些时候，空军气象研究所少校军官杨林接到一个可能是打错的电话。这样的事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杨林也是这样，接听打错的电话，今天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他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如果要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你又怎么有精神去应付错综复杂的生活呢？

二

　　空军气象研究所是空军司令部的一支直属队，行政编制是个副师级单位，但人还没有一个连队多，战士干部加起来不足百人。其中以干部居多，当兵的只有二十余人，主要负责大门警卫、炊事和后勤服务工作;干部又以科研人员居多，有将近总人数的一半。这些人个个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凭，论级别有一半以上都是团以上干部，还有个别军级的。但平时，他们管不了一兵一卒，只管自己。管自己，也只能管个沉甸甸的脑袋，身体的更多部分、一天的很多时间、生活的不少内容，甚至还要接受一个新兵蛋子的管理、监督。比如出大门时，你如若忘戴军帽或者冬夏装混穿什么的，哨兵就会上前来跟你理论，让你回家纠正后再出门。
　　一次，总工程师张老——1956年入伍，技术四级，相当于正军级——抱着孙子准备去逛夜市，走到大门口，见到哨兵，吓得又逃回家。为什么？因为张老想起前次不戴军帽被哨兵拒之门外的不愉快经历，继之又想起《条令》上有一条专门说到，穿军装时不能抱小孩出现在公共场合。那天，张老穿着笔挺的军装——虽然是无军衔的。
　　尽管是个科研单位，但因为科研前面有个“军”字，军队的一套自然少不得。按照新上任的吕所长的话说：“空军气象研究所姓‘军’不姓‘研’，‘研’是名，无姓就无名。”所以，想要有其名，名正言顺，首先得把姓写端正了。谁能说所长的话不对？对的，尤其是如今研究所已从大山里头迁出来，来到人山人海的大城市。
　　以前，研究所在离成都一百八十公里的莽莽林海间，四周人迹罕至，鸟兽成群。应该说，作为一个气象研究所，辖下有气象观测站，那是个上好的地方，没有工业和人为因素对原始气候进行破坏，观测得来的各类数据更接近自然本身，做研究也就有更可靠的資料。从人的角度讲，干扰少，心思定，氧气足，头脑清醒，也是有益研究的。
　　但是，长年厮守在人迹少至的深山里，问题也是有的——越来越多，老的嫌山高天寒，气候潮湿，伤身体;年轻的耐不住寂寞，又要接受找不到对象的严峻考验。人心不安，此为最大不利。眼看着一些优秀人才相继出走，或调走，或转业，或抱病在家，上级领导终于下定决心：撤！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所一分为二，大部队从山里头迁到成都市郊区，山上只留一个观测站。山上人员是流动的，一部分是新分来的同志，一般干个一至两年;一部分是大伙轮换着来，一般一个人三年轮到一次，一次时间为半年。这样，大伙儿的心总算安定下来，新的有盼头，轮的有时限。尤其是这些年，大家在城里头待久了，也觉出城市各种各样的问题，偶尔上个山，吸呼吸呼干净空气，听听深山静音，没哪个不愿意的。 　　现在，十多年过去，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研究所所处的地段也由原先的郊区变成市区，十几二十层的高楼大厦散落四周，商场、超市、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娱乐场所成龙配套，生活十分方便。研究所本身营院建设也日趋完善，虽说院子不是很大，但布局合理，内有家属区、工作区、操场三大块，当中为操场，把工作区和家属区隔个泾渭分明。闲暇了，上操场走走，散心，健身，谈心，交友，动静皆宜;上班了，就去工作区，一幢六层办公大楼，屋顶有花园，室内有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和各种现代化办公设施，步话机，宽带网，卫星电话，大屏闭路电视，全世界触手可及;忙累了，回家属区吃饭，睡觉，做爱，随你的便。
　　更让人羡慕的是，这些年城市安全问题不断突出，小偷，骗子，抢劫，时时处处上演，防不胜防。生活在这院子中，却不需为这些担惊受怕，那些制造不安全因素的小鬼坏蛋，看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一动不动笔挺在大门口的哨兵，躲还来不及。好人怕鬼，坏人怕枪。哨兵的枪壳据说是空的，但谁知道呢。知道是空的也不想来惹，当兵的都练过的，擒拿格斗，看家本领。哪里不能偷不能抢，非要铤而走险？坏人是心坏，脑子是不坏的，他们上天入地、飞檐走壁也不想到这里——军营——来逞能。这不，所里两幢新老单元式家属楼，新的那幢前后都有阳台，老的一幢也有前阳台。但一眼看去，不论是老楼还是新楼，没有谁家的阳台上装防护栏的。
　　这样的景象，如今在偌大的市区是不大容易见到的。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九一届高材生杨林，就住在这两栋家属楼的一栋里。是院子北边的、没有后阳台的那栋老楼，一单元，五楼，左手边，502。这是一套已经落伍的二室一厅，客厅很小，只有八平米。所谓落伍，指的就是这个，客厅小。现在的房子都讲究大客厅，卧室可以小。五年前，结婚时，杨林把几个房厅的功能进行改造，将客厅改为餐厅，最大的卧室做了客厅。当时妻子有意见，认为这样没有客房，老人来只能住在客厅里，不方便。现在他一点也没觉得这样改造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没什么好，因为就一个人，怎么都是住，什么客厅，什么客房，都没意义。事实上，他更多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那里窗明几净，做个事要资料有资料，要工具有工具，打电话不收费，卫生脏了有人打扫。
　　在办公室和家中间，如果让杨林选择，他肯定更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在他看来，办公室唯一不好，就是没有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为了睡觉，杨林才回家来。这个家里，总的说来，有股子缺了女人的霉味和混乱。

三

　　 六点半起床。
　　六点四十下楼出操。
　　七点十分回家洗漱。
　　七点半上食堂吃早饭。
　　七点五十五分到办公室上班……
　　除了周末和一些突然变故，杨林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并向前发展。
　　生活中，有的人是以事情来串联时间的，有的人则相反，是以时间来串联事情的。杨林属于后面那种人，每一件事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框在一定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内。杨林给人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对时间特别敏感，特别讲信用。或许这是他的职业病。
　　时间说到底是一组数字，而杨林的工作就是和数字打交道。天气晴雨，风向南北，气温高低，其实都是由数字演变来的。杨林的工作就是每天搓揉着这些数字，一会儿搓揉个大太阳出来，一会儿搓揉个暴风雨出来，一会儿又搓揉个梅雨天出来。搓揉来，搓揉去，结果是把杨林搓揉得满脑子都是数字，和对数字过度的敏感。
　　这天，杨林照例比其他人提前五分钟到办公室。按往常，这五分钟，杨林总是一边收拾办公室，一邊等楼道内响起脚步声。这五分钟，说明杨林不是个骄傲的人;这五分钟，说明杨林不但没有家庭生活也缺乏其他生活;因为这五分钟，杨林一直受到同仁的好评。但今天，杨林一边收拾着办公室，心里头却被九点三十这个数字塞满。
　　“九点半，东方证券门口……”
　　杨林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打错的电话怎么会在此刻间突然拥堵在心间。而且，更奇怪的是，他几乎突然决定，要去见识一下这个陌生女人。这决定下得让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好像昨晚的杨林，睡了一觉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杨林。这个杨林非常好奇多事，明知是个打错的电话，却想拿它玩味什么，也许是寻个开心吧。
　　这么说来，这个杨林还真有点无聊。当然，离了婚的男人总是无聊的，尤其是在女人面前。
　　过一会，杨林的科长来上班了。杨林正一时想不好撒个什么谎告假，科长却告诉了他。科长说：“怎么了，脸色不对嘛。”
　　那肯定是心中有鬼，紧张吧。
　　“啊……”杨林犹豫着说，“可能夜里受凉了，大清早就拉肚子。”
　　“那要去医院看看，”科长显得很关心，“拉肚子的病要治得快，越快越好，不要拖。”
　　杨林顺水推舟：“正等着跟你请假呢。”
　　“手头没事吧？”
　　“没事。”
　　“那快走吧。”
　　就走了。
　　下楼去车棚取自行车，骑上，风便上了身，却不冷，很舒服。看时间，够的，杨林又绕回家去换了套便装。这不是一次正常约会，有点冒昧，似乎还有点冒险，有必要隐瞒一下身份。只是离婚两年多，杨林的生活被压缩在有限的空间（办公室为主），没有跟哪个陌生女人约过会，没有像样的便装。翻箱子找了一套，是几年前的一套老式西服，领口小，料子差，穿在身上，像个进城来作客的小镇市民。小镇就小镇吧，市民就市民吧，反正也不是真的约会，被人轻看了也无所谓。这样想着，就扫去犹豫，挺直胸脯，大胆出发了。
　　到东方证券门口，将自行车找个地方停好，又特地绕到对门超市门口，暗中观察，左右打量，目光就停落在一件风衣上：一个穿沙滩色风衣的女人，左顾右盼，独立在稀落的行人中。因为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女性，杨林想，就是她了。
　　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几分钟，但杨林没有马上去跟她搭话，一是没想好该说什么，二是担心真正该来的人也许会马上出现。有多种可能使这个女人后来发现自己打错电话，比如那个男的主动跟他联系过，或者女的后来因为另外的事跟他联系过。这样，错误被及时更正，真正该来的人一定会来——随时可能大驾光临。他一边琢磨着莫测的情况，一边观察着眼前的女人。 　　杨林跟着她转，一边小心地劝慰她：“不要急，好事多磨，再打打看，说不定就有人接了。”
　　“有人接也没用。”焦躁被点了火，女人冲杨林瞪圆了眼，眼里冒着火星子，“都快十点了，他就是现在给我赶来也来不及了。坐飞机都来不及了！”
　　其实重庆到成都没有飞机，成渝高速开通后，没人坐飞机，飞机就取消了。
　　杨林也替她着急，“那怎么办？”杨林觉得她着急的样子很像他大学的一个女同学，手脚不停地动，嘴上骂骂咧咧，眼眶却渐渐发红，很生动，生动得让人同情。那个女同学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杨林对她印象很好，一度想走近她。可她大二时就跟物理系的一个老师公开恋爱，大学一毕业，两人就结婚，然后就出国，走的是成功人士的成功捷径。
　　“怎么办？”女人像被他的同情拨醒了，冷静地说，“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杨林问。
　　“你……”女人伸手一指，手指头几乎点在杨林鼻子上。
　　杨林像被烫着似的，一下跳开一步，“我怎么了？”
　　“帮我个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
　　“借我钱。”
　　“跟我借钱？”杨林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嘴上却荒唐地发问，“多少？”一说出口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听错，而是说错了。
　　“越多越好。”看了看杨林，又说，“就借一万吧。”
　　杨林愣了好久，才说：“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好人。”女人很认真地说，“我有种预感，你是个好人，实在人，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那要看我是怎么想的，我要不愿意呢？”
　　“那没有办法。”女人像外国电影中的人一样，耸耸肩，摊开手说，“但你不要因为我跟你借钱，把我当骗子看。你当然不愿跟一个骗子交朋友，可我不是骗子，绝对不是！你看我像骗子吗？我现在是一个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时间很紧，”看了看手表，“还有四个小时，我找谁都晚了，只有你，要不我也不会这么贸然的。”
　　“可我哪来这么多钱，”杨林大胆地瞟她一眼，“我又不是做生意的。”
　　“你有的，”女人肯定地说，“你不是做生意的，但一万块钱肯定有，只是你怕借给我。这样吧，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因为我时间很紧，第一，我希望你帮我这个忙，这样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想你生活中一定缺少我这样的朋友，我这人有点特别，但不坏。第二，借的钱一个月之内一定还你，同时支付二分的月利息。第三，为了让你放心，我把手机号留给你，还有这手表。”她摘下手表，要塞给杨林，“这手表是我在香港花二十万港币买的，戴了还不到一年半，現在少说也值十万。”
　　“你很有钱嘛。”杨林说。
　　“所以你别担心我不还你钱。”女人拎着手表，像个兜售脏物的。
　　“我不担心。”杨林说，“因为你没有欠我钱。”
　　“但你必须借我钱！”命令的口气，“拿着表，别啰唆，快去给我取钱，保证还你。”
　　杨林躲开，不要表，想说你怎么来保证，但说出口的是：“我没钱，快想办法另外找人吧。”
　　女人说：“没人可找了，时间不允许，只有找你了。”说着拦住一辆出租车，打开车门，生拉硬扯把杨林拖上车。司机问去哪里。女人说：“成华区。”司机说成华区大着呢，具体点。女人用手捅着杨林的腰眼：“说啊，哪里？”
　　腰部很敏感，哪受得了这样捅。杨林一边啊啊地叫着，躲闪着，一边不可抗拒地回答说是哪里，感觉不是嘴里说出来的，而是腰眼里笑出来的。
　　“这就对了，”女人吩咐司机走，“我有急事师傅，给我开快一点。”然后对杨林说，“我知道这样很荒唐，素不相识就向你张口借钱，太荒唐了。你心里一定在想，我不是骗子就是神经病，可你看我像个骗子吗？我要是骗子不会来骗你的钱，你这人一看就是个对女人没幻想和欲望的人。我要行骗一定会去找那些对女人有幻想和欲望的人，这种人现在满大街都是，轮不到你。神经病？肯定就更不像了，不瞒你说我是川大化工系硕士研究生，也是尖子生，有工科男的智商，英语八级，有同声传译的资质，不信可以给你来一段。”
　　真来了，像念口诀，抑扬顿挫，口若悬河，不绝于耳。杨林听着，虽然内容空洞，像听天书，但形式就是内容，这样子就是不同凡响。杨林在一通鸟语中似乎闻见了花香，对她的戒备像阳光下的雪水，开始松软、融化。

五

　　她的名字叫吴蕾，有身份证和护照作证，今年三十三岁，家住本市青羊区光华村。她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十多年前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藏区康定出诊，路上遇到塌方，一块比吉普车还要巨大的岩石拖着一棵小树压在车顶，车里四个人没留一具完整的尸体，她父亲连放在皮夹里的身份证上的照片都被压碎了。那时她刚拿到大学通知书，人生还没开始。她母亲是父亲的同事，在医院放射科，负责拍X光片，工作很轻松，但拿不到红包，收入只有干巴巴的工资。她有个弟弟，当然还有老人，一方两个，加起来四个，一份死薪水，只够一家人吃饱稀饭。大学四年，她给二十七个孩子做过家教，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读研究生时，经导师介绍，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丈夫是她导师的同班同学，毕业被分到省化工厅工作，后来辞职下海，自己办厂，生产绦纶，生意不错，有钱赚。她导师名义上是厂里科技顾问，实际上是合伙人，隐形股东。读研究生后，导师把她介绍到厂里去做销售员，结果她把自己也销出去了，彻底销了出去，做了老板娘。
　　她丈夫什么都好，聪明，能干，有头脑，懂管理，就是个子矮，人黑，不大注意个人卫生，冬天一个月不洗澡，像个老农民。她开始不愿意跟他谈恋爱，女孩子嘛，都有虚荣心，都爱周润发。后来导师一句话改变了她，导师说：“一个女人成不成熟就看她择偶时，是看男人的脸蛋还是腰杆。”这年月，有钱就是腰杆硬。她想起曾经给二十七个孩子做家教时的辛酸，觉得自己这辈子被钱奚落得好苦，找个腰杆硬的有钱人是明智的。人读了书，就要克服小女人的虚荣心。她劝自己，人黑没关系，只要心不黑。个子矮也没关系，因为自己个子高，下一代按照优生原则应该不会矮到哪里去。至于个人卫生，有钱可以买大房子，装大浴缸，每天敦促他洗澡，坚持一个月一定可以改变他。就这样，她想通了，就犹豫又大胆地从了他。她年轻，漂亮，敢闯，肯干，做销售，一个人顶十个。丈夫如虎添翼，工厂效益越发好。登记时，丈夫黝黑的手从皮夹里挖出一本蓝色存折给她，她不好意思问有多少钱，心里想，至少是几十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