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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身份非常有趣，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正式落脚的地点却是北京“城中村”皮村；她的行为十分有意思，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新女工生活，收集最真实的第一手女工故事，她两次应聘进工厂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她的名字很有味，叫吕途，然而人们却叫她“林姐”。是的，吕途是她的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
乔装车间女工
夜幕降临，吕途晚上8点准点到达工厂。匆匆跑进车间，她笔直地站着，抿着嘴，微弓着腰，将手指形状的标签，快速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她的工作内容是贴标签。娴熟麻利的动作，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名假女工。
第二天早上8点，她筋疲力尽地回到女工集体宿舍，勉强洗了把脸，就瘫倒在床。一觉醒来，已到中午。吃了饭，女工们有的看电视剧，有的聊天，有的忙洗涮。而她，却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有的女工好奇，探过头来，她却迅速收起本子。工友们都觉得她很神秘。
2013年，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女工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
实地打工，吕途吃了很多苦。甚至有一次，她太累了，差点在工作时睡着了。拉长在她耳边大吼，差点吼出了她的心脏病。
采写女工故事，很多时候也不顺，有些女工警惕心很强。比如有个女工，就反复问吕途，你对我问东问西，到底是闹哪样？如果我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是不是和你问我的故事有关系？到时你是不是应该进行赔偿？
幸好，所有的苦和累，吕途都扛过来了。
心系工友之家
第一次跟中国女工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相应的，女工也被称为“女农民工”。
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北京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吕途决定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并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
工友之家位于北京“城中村”皮村，是由打工者于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这个机构通过义务演出、为打工子女提供发展教育服务、开办互惠公益商店、社会调研、创业培训等专门为在城市的打工群体提供服务。
对吕途的决定，家人极力反对。吕途曾在欧洲深造读博，也在大学担任过副教授，后和外交官丈夫到过很多国家，在国外跨国公司就业。决定回中国那年她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家里有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
皮村的生活条件就差远了，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更不容易。平时大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相互之间交流并不多。工作之余，为收集更多资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还会互相大打出手。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工友们背负太大的压力，她有必要为他们建设一个家园安放他们的灵魂。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個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工友们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手机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许多人在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对很多打工者来说，“城市待不下，乡村回不去”。一名叫小玉的年轻人，因为迷失曾经多次自杀，在吕途的帮助下，她变得积极、阳光，还自学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居住在皮村的“女工作家”范雨素，也多次得到吕途的帮助。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在皮村居住期间，因着工作便利，她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她发现，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为女工作传
有一天，吕途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了解中国当代女工的最好方法。于是她决定去打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疯狂”行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次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
有人问吕途，这么辛苦地为中国女工奔波劳累图的是什么？吕途说，中国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她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吕途并不只关注中国女工，她发现中国现在在外打工的新工人人数接近3亿，再加上新工人群体的孩子、留守家乡的父母，整个人数可以达到5亿。她认为，这5亿人口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安定、你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这3亿中国新工人没出路，中国就没出路，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所以，她觉得她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她也希望，她的专著《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能给人以共鸣，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所启示。
乔装车间女工
夜幕降临，吕途晚上8点准点到达工厂。匆匆跑进车间，她笔直地站着，抿着嘴，微弓着腰，将手指形状的标签，快速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她的工作内容是贴标签。娴熟麻利的动作，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名假女工。
第二天早上8点，她筋疲力尽地回到女工集体宿舍，勉强洗了把脸，就瘫倒在床。一觉醒来，已到中午。吃了饭，女工们有的看电视剧，有的聊天，有的忙洗涮。而她，却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有的女工好奇，探过头来，她却迅速收起本子。工友们都觉得她很神秘。
2013年，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女工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
实地打工，吕途吃了很多苦。甚至有一次，她太累了，差点在工作时睡着了。拉长在她耳边大吼，差点吼出了她的心脏病。
采写女工故事，很多时候也不顺，有些女工警惕心很强。比如有个女工，就反复问吕途，你对我问东问西，到底是闹哪样？如果我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是不是和你问我的故事有关系？到时你是不是应该进行赔偿？
幸好，所有的苦和累，吕途都扛过来了。
心系工友之家
第一次跟中国女工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相应的，女工也被称为“女农民工”。
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北京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吕途决定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并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
工友之家位于北京“城中村”皮村，是由打工者于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这个机构通过义务演出、为打工子女提供发展教育服务、开办互惠公益商店、社会调研、创业培训等专门为在城市的打工群体提供服务。
对吕途的决定，家人极力反对。吕途曾在欧洲深造读博，也在大学担任过副教授，后和外交官丈夫到过很多国家，在国外跨国公司就业。决定回中国那年她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家里有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
皮村的生活条件就差远了，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更不容易。平时大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相互之间交流并不多。工作之余，为收集更多资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还会互相大打出手。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工友们背负太大的压力，她有必要为他们建设一个家园安放他们的灵魂。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個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工友们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手机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许多人在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对很多打工者来说，“城市待不下，乡村回不去”。一名叫小玉的年轻人，因为迷失曾经多次自杀，在吕途的帮助下，她变得积极、阳光，还自学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居住在皮村的“女工作家”范雨素，也多次得到吕途的帮助。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在皮村居住期间，因着工作便利，她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她发现，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为女工作传
有一天，吕途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了解中国当代女工的最好方法。于是她决定去打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疯狂”行为。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次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
有人问吕途，这么辛苦地为中国女工奔波劳累图的是什么？吕途说，中国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她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吕途并不只关注中国女工，她发现中国现在在外打工的新工人人数接近3亿，再加上新工人群体的孩子、留守家乡的父母，整个人数可以达到5亿。她认为，这5亿人口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安定、你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这3亿中国新工人没出路，中国就没出路，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所以，她觉得她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她也希望，她的专著《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能给人以共鸣，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