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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经贸伙伴，也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对象。伊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地理位置和地域辐射优势。伊朗是东西交通的枢纽，邻国较多，在发展跨境运输和边境贸易方面前景广阔。近年来，伊朗大力向外延伸铁路，伊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南北通道已贯通，萨拉姆齐（伊朗）—巴士拉（伊拉克）和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两条铁路正在建设中。依托波斯湾地区的恰巴哈尔港、里海沿岸的恩泽利、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萨拉赫斯口岸，伊朗可同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成为中欧运输通道的枢纽。伊朗、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正在实施的南北交通走廊项目，将为欧洲与东南亚提供更加便捷的商贸通道。第二，资源禀赋优势。伊朗油气储量居世界前列，是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伊朗与巴基斯坦正在共建天然气“和平管道”工程，并有望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实现对接。此外，伊朗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极具开采价值。第三，市场容量和劳动力优势。伊朗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8000万人口中，年轻人占多数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第四，伊朗外交独立，国内安全形势相对较好，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
两伊战争后，伊朗百废待兴，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将中国视为优先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由于伊朗政府放宽市场准入以及中国政府在出口信贷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部分具備“走出去”条件的中国国企和大批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进入伊朗市场，并逐渐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2012年以来，美欧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导致西方公司撤离伊朗市场，但中国企业仍继续与伊朗开展正常的商贸活动。在制裁期间，中国购买了近半的伊朗出口原油，对于缓解伊朗的经济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制裁使中伊贸易结算面临严重阻碍。由于伊朗金融机构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在伊朗执行工程项目的中资企业常常因资金难以到位而无法正常施工；伊朗大量的售油款因支付渠道不畅而滞留中国，给伊朗国内财政带来压力。但在中伊双方的努力下，双边贸易额仍实现了持续大幅增长，2014年达51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
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存量为39.15亿美元，伊朗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1.11亿美元。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的代表性项目包括：海尔集团公司在伊斯法罕工业园合资成立伊朗海尔公司，苏州阀门厂投资建立合资阀门生产厂，北方工业公司、长春客车厂与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合资组装地铁客车等。更多的中国投资则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中伊合作项目提供融资贷款进入伊朗市场，包括中国石油公司承揽、采用“油气回购模式”的上游开发项目，以及采用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施工）模式的非油气工程项目等。
在工程承包方面，中伊合作主要涉及能源、交通、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矿业、通信、汽车、摩托车和家电组装等领域。一些合作项目对伊朗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地树立了较好口碑。比如，由东方电气集团承建的阿拉克电厂是伊朗最重要的发电厂，运行水平远高于当地其他同类发电机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塔里干水电站项目以高速度、高质量赢得了伊朗政府及业内人士广泛赞誉；由中信集团、北方公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联合承建，中国50多家大型国企参与供货的德黑兰地铁项目，使当地民众对中国地铁的建造水平有了切身感受；中国有色集团在伊朗执行和待执行的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完成的项目创造了多个“第一”；华为、中兴和烽火等通信设备和技术服务公司提供的产品及设备在伊朗市场占有率和评价都非常高。目前，中资企业在伊朗有50多个在建重大项目，合同金额累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程承包类有40项，合同金额约600亿元人民币。
但自2015年以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伊朗对西方石油巨头抱有期待，以及落实“抵抗型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在伊朗新项目启动较少，投资额也出现下降趋势。
伊朗地缘政治和营商环境极其复杂
2014年初，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抵抗型经济政策”纲领，其核心内容是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商品，即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目前，伊朗决策层在改善与欧洲关系、加强经济建设方面拥有共识，但对外国资本与技术进入伊朗的规模和方式仍存在较大分歧。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8月，伊朗石油部提出的新石油合同文本经多次修改后在内阁获得通过，但遭到一些议员及专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批评鲁哈尼政府欲将本国油气资源所有权让渡给外国开发者。客观而言，伊朗的地缘政治和营商环境极其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伊经济合作。
第一，伊朗市场投资风险仍然偏高。当前，美伊关系尚不存在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景，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也很难解除。预计特朗普在伊核协议执行问题上可能比奥巴马政府更加严苛。而且美伊在伊朗试射导弹问题上展开博弈，存在新增制裁和被解除制裁重启的可能。当前，伊朗与美国、沙特的关系充满变数，而中国与美国、沙特和伊朗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关联，因此在同伊朗开展经贸合作时不得不考虑美国和沙特的因素。
毫无疑问，美国的制裁严重影响着其他国家与伊朗开展正常的经济活动。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声称不反对他国与伊朗发展经贸关系，并在伊朗的据理力争下允许离岸银行机构与伊朗开展美元交易，但这类交易或账户活动不能直接或间接涉及美国金融系统或任何美国人，不涉及任何列在制裁名单上的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国际商业机构很难绕过美国金融系统与伊朗完成交易。此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公司和机构仍在美国单边制裁之列，而伊朗国有经济的很大部分又与革命卫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因此，与伊朗开展贸易活动稍有不慎就会触碰美国制裁的红线。由于担心受处罚，欧洲大银行均采取观望态度，目前只有一些欧洲小银行开始向伊朗提供服务。伊核协议达成后，到访德黑兰的大型欧洲高级政商代表团络绎不绝，伊欧贸易额呈现出大幅增长势头，但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合同大单少有落实，外资流入伊朗的速度和数量也远低于预期。 第二，市场竞争对中国企业欠公平。虽然伊朗承认“中国是在伊朗遭受不公正制裁期间，唯一对伊朗经济有实质性帮助的世界大国”，并一再宣称“经济制裁解除后，中国应当享有更多的投资优惠政策和更加优先的投资准入政策，伊朗绝不会因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发展关系而忘记中国”，但多国抢占伊朗市场的局面增加了伊朗的合作选项。中国企业并非惧怕或不愿参与竞争，但伊方对产品质量、价格、标准以及售后服务和项目融资方式等不断提高要求，无疑对中伊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中国企业更不利的是，伊朗人偏爱西方产品和技术。随着欧洲公司积极重返伊朗市场，一些伊朗民众对西方产品充满渴望，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们对“中国制造”的抵制情绪。多年来，对于中国承包的大型工程项目，伊方业主通常会在设备采购部分对西方品牌占比提出明确要求。
第三，伊朗的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比如，伊朗的税法和规定相对复杂，税费体制不健全，所得税、增值税以及社会保障税时常发生变动，外国投资者很难准确预测收益率。伊朗法律透明度低，法规解释不一，外商在遭遇商业纠纷时难以保护自身权益。在外商与伊朗人签订的商务合同中，一般规定依照伊朗法律或国际法解决争端。但伊朗法律条文解释完全使用波斯语，中国律师很难看懂，伊朗又少有律师愿意为外国人据理力争。如果选择国际法，当地又缺少國际法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不过，伊朗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以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允许外资企业100%持股，能够参与的行业跟伊朗企业不再有区别，在伊朗生产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口，统一针对不同人群的外汇兑换率，入驻经济特区的外国企业可以享受20年免税、进口设备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但这些政策还有待于落实。
第四，融资难长期困扰中伊双方。中伊签订的项目不在少数，但相当一部分难以落实或进展迟缓。对中国而言，伊朗属于投资高风险国家，中国银行机构对给伊朗项目提供融资贷款持谨慎态度，审批程序复杂、耗时长。而伊朗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银行贷款资金不足，每年需要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和轻重缓急，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进入融资清单。如果中伊双方企业已签订的合同未能进入项目清单之列，伊方业主很难获得政府提供的外汇配额，只能到自由市场以高价购汇，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对于拿到政府外汇配额的伊朗业主来说，还需要筹措15%的预付款，但根据伊朗银行当前的信贷状况，要得到这笔款项并非易事，很可能需要自筹资金。
前景与对策
伊朗是中东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基础较好，但缺乏完整的体系。加快工业制造业发展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其实现四大沿海、跨境发展战略（编者注：从波斯湾到里海的南北发展战略；连接伊朗南部东、西两边的南南发展战略；从波斯湾到土耳其的南西发展战略；连接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东西发展战略）的基础。伊朗领导层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对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这与伊朗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需求相契合。广义上讲，在伊朗推动产能合作就是把中国具有技术优势、富余的产能转移到伊朗，其关键在于使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与伊朗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
以钢铁产业为例，伊朗铁矿石资源丰富，在政府长期扶植下，伊朗钢铁工业处于比较发达的水平，但产业链不健全，部分钢材品种仍需进口。在美欧金融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后，伊朗政府鼓励出口铁矿石来换取外汇收入。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对象国，也是伊朗进口钢铁产品的主要来源国。但近年来，中伊在钢铁行业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14年伊朗决定对铁矿石出口实行加税30%的政策；2015年对进口钢铁制品征收10%～20%的关税，并规定只有国内无法生产的钢材才能以官方汇率价格购买外汇。此举迫使相关中国企业改变合作模式，从伊朗长期发展规划中寻找新的合作空间。根据规划，伊朗计划在十年间将铁矿石产量从当前的21万吨提高到82万吨，原钢产量从现在的16万吨提高到25万吨。但发展钢铁工业需要提高铁矿石的生产和加工能力，同时需要水、电、铁路和码头等基础设施。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伊朗完善钢铁行业产业链的需求存在交集，为中国企业与伊朗开展钢铁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为伊朗七个钢铁项目提供融资已进入落实阶段。
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伊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但石油贸易只是初级的能源合作，中国一直希望扩大与伊朗在油气产业上下游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后制裁时代，伊朗将加大能源出口和发展油气产业放在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为吸引外资和提升产量设计了新石油合同，以代替饱受外国投资者诟病的“回购合同”，并推出了70个价值3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其中包括52个油田和18个勘探区块。伊朗修改石油合同模式和实施油气行业全产业链对外开放与合作，为深化中伊能源项目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自去年以来，中伊在一些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初期成果。比如，2016年2月，满载中国日用百货、服装、五金等小商品的集装箱货车从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抵达伊朗，实现了伊朗与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陆路连通；造价21亿美元的德黑兰—马什哈德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其中造价的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贷款，伊朗交通运输部提供贷款担保。2016年8月，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分别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两家中资银行将为中伊经贸项目提供融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额度没有上限，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额度为150亿欧元。
但是，中伊双方对合作项目进展速度都不甚满意。有鉴于此，未来中伊两国应加强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和制度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推动务实合作，并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共同为实现未来十年内双边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的目标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
两伊战争后，伊朗百废待兴，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将中国视为优先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由于伊朗政府放宽市场准入以及中国政府在出口信贷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部分具備“走出去”条件的中国国企和大批中国制造的机械设备进入伊朗市场，并逐渐得到伊朗方面的认可。
2012年以来，美欧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导致西方公司撤离伊朗市场，但中国企业仍继续与伊朗开展正常的商贸活动。在制裁期间，中国购买了近半的伊朗出口原油，对于缓解伊朗的经济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制裁使中伊贸易结算面临严重阻碍。由于伊朗金融机构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在伊朗执行工程项目的中资企业常常因资金难以到位而无法正常施工；伊朗大量的售油款因支付渠道不畅而滞留中国，给伊朗国内财政带来压力。但在中伊双方的努力下，双边贸易额仍实现了持续大幅增长，2014年达518.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
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存量为39.15亿美元，伊朗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1.11亿美元。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的代表性项目包括：海尔集团公司在伊斯法罕工业园合资成立伊朗海尔公司，苏州阀门厂投资建立合资阀门生产厂，北方工业公司、长春客车厂与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合资组装地铁客车等。更多的中国投资则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中伊合作项目提供融资贷款进入伊朗市场，包括中国石油公司承揽、采用“油气回购模式”的上游开发项目，以及采用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施工）模式的非油气工程项目等。
在工程承包方面，中伊合作主要涉及能源、交通、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矿业、通信、汽车、摩托车和家电组装等领域。一些合作项目对伊朗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地树立了较好口碑。比如，由东方电气集团承建的阿拉克电厂是伊朗最重要的发电厂，运行水平远高于当地其他同类发电机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塔里干水电站项目以高速度、高质量赢得了伊朗政府及业内人士广泛赞誉；由中信集团、北方公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联合承建，中国50多家大型国企参与供货的德黑兰地铁项目，使当地民众对中国地铁的建造水平有了切身感受；中国有色集团在伊朗执行和待执行的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完成的项目创造了多个“第一”；华为、中兴和烽火等通信设备和技术服务公司提供的产品及设备在伊朗市场占有率和评价都非常高。目前，中资企业在伊朗有50多个在建重大项目，合同金额累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程承包类有40项，合同金额约600亿元人民币。
但自2015年以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伊朗对西方石油巨头抱有期待，以及落实“抵抗型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在伊朗新项目启动较少，投资额也出现下降趋势。
伊朗地缘政治和营商环境极其复杂
2014年初，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抵抗型经济政策”纲领，其核心内容是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商品，即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目前，伊朗决策层在改善与欧洲关系、加强经济建设方面拥有共识，但对外国资本与技术进入伊朗的规模和方式仍存在较大分歧。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8月，伊朗石油部提出的新石油合同文本经多次修改后在内阁获得通过，但遭到一些议员及专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批评鲁哈尼政府欲将本国油气资源所有权让渡给外国开发者。客观而言，伊朗的地缘政治和营商环境极其复杂，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伊经济合作。
第一，伊朗市场投资风险仍然偏高。当前，美伊关系尚不存在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景，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也很难解除。预计特朗普在伊核协议执行问题上可能比奥巴马政府更加严苛。而且美伊在伊朗试射导弹问题上展开博弈，存在新增制裁和被解除制裁重启的可能。当前，伊朗与美国、沙特的关系充满变数，而中国与美国、沙特和伊朗都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关联，因此在同伊朗开展经贸合作时不得不考虑美国和沙特的因素。
毫无疑问，美国的制裁严重影响着其他国家与伊朗开展正常的经济活动。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声称不反对他国与伊朗发展经贸关系，并在伊朗的据理力争下允许离岸银行机构与伊朗开展美元交易，但这类交易或账户活动不能直接或间接涉及美国金融系统或任何美国人，不涉及任何列在制裁名单上的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国际商业机构很难绕过美国金融系统与伊朗完成交易。此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公司和机构仍在美国单边制裁之列，而伊朗国有经济的很大部分又与革命卫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因此，与伊朗开展贸易活动稍有不慎就会触碰美国制裁的红线。由于担心受处罚，欧洲大银行均采取观望态度，目前只有一些欧洲小银行开始向伊朗提供服务。伊核协议达成后，到访德黑兰的大型欧洲高级政商代表团络绎不绝，伊欧贸易额呈现出大幅增长势头，但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合同大单少有落实，外资流入伊朗的速度和数量也远低于预期。 第二，市场竞争对中国企业欠公平。虽然伊朗承认“中国是在伊朗遭受不公正制裁期间，唯一对伊朗经济有实质性帮助的世界大国”，并一再宣称“经济制裁解除后，中国应当享有更多的投资优惠政策和更加优先的投资准入政策，伊朗绝不会因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发展关系而忘记中国”，但多国抢占伊朗市场的局面增加了伊朗的合作选项。中国企业并非惧怕或不愿参与竞争，但伊方对产品质量、价格、标准以及售后服务和项目融资方式等不断提高要求，无疑对中伊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中国企业更不利的是，伊朗人偏爱西方产品和技术。随着欧洲公司积极重返伊朗市场，一些伊朗民众对西方产品充满渴望，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们对“中国制造”的抵制情绪。多年来，对于中国承包的大型工程项目，伊方业主通常会在设备采购部分对西方品牌占比提出明确要求。
第三，伊朗的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比如，伊朗的税法和规定相对复杂，税费体制不健全，所得税、增值税以及社会保障税时常发生变动，外国投资者很难准确预测收益率。伊朗法律透明度低，法规解释不一，外商在遭遇商业纠纷时难以保护自身权益。在外商与伊朗人签订的商务合同中，一般规定依照伊朗法律或国际法解决争端。但伊朗法律条文解释完全使用波斯语，中国律师很难看懂，伊朗又少有律师愿意为外国人据理力争。如果选择国际法，当地又缺少國际法律师事务所受理案件。不过，伊朗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以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允许外资企业100%持股，能够参与的行业跟伊朗企业不再有区别，在伊朗生产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口，统一针对不同人群的外汇兑换率，入驻经济特区的外国企业可以享受20年免税、进口设备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但这些政策还有待于落实。
第四，融资难长期困扰中伊双方。中伊签订的项目不在少数，但相当一部分难以落实或进展迟缓。对中国而言，伊朗属于投资高风险国家，中国银行机构对给伊朗项目提供融资贷款持谨慎态度，审批程序复杂、耗时长。而伊朗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银行贷款资金不足，每年需要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和轻重缓急，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进入融资清单。如果中伊双方企业已签订的合同未能进入项目清单之列，伊方业主很难获得政府提供的外汇配额，只能到自由市场以高价购汇，这无疑会增加成本。对于拿到政府外汇配额的伊朗业主来说，还需要筹措15%的预付款，但根据伊朗银行当前的信贷状况，要得到这笔款项并非易事，很可能需要自筹资金。
前景与对策
伊朗是中东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基础较好，但缺乏完整的体系。加快工业制造业发展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其实现四大沿海、跨境发展战略（编者注：从波斯湾到里海的南北发展战略；连接伊朗南部东、西两边的南南发展战略；从波斯湾到土耳其的南西发展战略；连接伊朗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东西发展战略）的基础。伊朗领导层明确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对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这与伊朗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需求相契合。广义上讲，在伊朗推动产能合作就是把中国具有技术优势、富余的产能转移到伊朗，其关键在于使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与伊朗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
以钢铁产业为例，伊朗铁矿石资源丰富，在政府长期扶植下，伊朗钢铁工业处于比较发达的水平，但产业链不健全，部分钢材品种仍需进口。在美欧金融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后，伊朗政府鼓励出口铁矿石来换取外汇收入。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对象国，也是伊朗进口钢铁产品的主要来源国。但近年来，中伊在钢铁行业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2014年伊朗决定对铁矿石出口实行加税30%的政策；2015年对进口钢铁制品征收10%～20%的关税，并规定只有国内无法生产的钢材才能以官方汇率价格购买外汇。此举迫使相关中国企业改变合作模式，从伊朗长期发展规划中寻找新的合作空间。根据规划，伊朗计划在十年间将铁矿石产量从当前的21万吨提高到82万吨，原钢产量从现在的16万吨提高到25万吨。但发展钢铁工业需要提高铁矿石的生产和加工能力，同时需要水、电、铁路和码头等基础设施。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伊朗完善钢铁行业产业链的需求存在交集，为中国企业与伊朗开展钢铁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为伊朗七个钢铁项目提供融资已进入落实阶段。
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伊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但石油贸易只是初级的能源合作，中国一直希望扩大与伊朗在油气产业上下游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后制裁时代，伊朗将加大能源出口和发展油气产业放在经济工作的优先位置，为吸引外资和提升产量设计了新石油合同，以代替饱受外国投资者诟病的“回购合同”，并推出了70个价值3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项目，其中包括52个油田和18个勘探区块。伊朗修改石油合同模式和实施油气行业全产业链对外开放与合作，为深化中伊能源项目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自去年以来，中伊在一些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初期成果。比如，2016年2月，满载中国日用百货、服装、五金等小商品的集装箱货车从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抵达伊朗，实现了伊朗与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陆路连通；造价21亿美元的德黑兰—马什哈德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其中造价的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贷款，伊朗交通运输部提供贷款担保。2016年8月，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分别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两家中资银行将为中伊经贸项目提供融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额度没有上限，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额度为150亿欧元。
但是，中伊双方对合作项目进展速度都不甚满意。有鉴于此，未来中伊两国应加强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和制度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推动务实合作，并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共同为实现未来十年内双边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的目标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