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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共权益矢量的价值取向上，从三个层面上重新界说公共行政理念的丰富内蕴。在价值评判的构架内，努力实践扩张公共领域的施政策略；公共行政理念的意蕴被叙述为将部分政府职能（私权）让渡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力。在科学发展实践的框架内,效益概念被表述为综合效益的诉求和整体效能的优化；和谐行政理念的意蕴被表述为将部分私有权利出让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益和公共环境。在整体认知的模块内,彰显公共权益矢量的涨盈状态。
关键词：公共权益矢量；和谐行政理念；科学发展实践
据报载：肇始于前年某都市植物园免费为市民开放的“把绿色还给人类”活动，今春又捷报频传，堪称市政建设主体工程的形象/容貌工程不日全面启动……这一重要举措铿锵有力、坚定不移，充分展示了包括公共权力主体在内的公共行政载体和平台对这一全局性的现实事件已然或即将引发的社会效应有了足够的清醒和评估。同时择要刊登了若干市民对此举见仁见智的激烈言论，从个性体验视点畅所欲言，足见大快人心、大得人心，这一事实从不同侧面和层次上昭示了公众对包括生态等公共权益问题在内的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诸多相关视域的普通关注和自觉思考。
1、在价值评判的构架内，努力实践扩张公共领域的施政策略。
1.1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把起点平等、过程公正作为自由选择的前提，以此为契机，抽象层面的呼唤普世价值和人类正义落实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努力扩张公共领域的施政策略。
依循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经典民主宪政理念，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原则是奠基在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社会政治契约之上的，行政主体的一切权力均渊源于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契约或权能让渡。从本源性层面上来考察，一切公共行政行为，必然要直面公众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意愿和吁求，并给出实实在在的应答和不折不扣的举措。这一趋势，从感知层面上透视更为简捷有力，“所有的公共事业都在自然地扩大，集体对提供新型的服务有不可抗拒的要求……一个社会越复杂，就越需要行政部门的服务，也就越应该发展调节的职能……服务性的活动已经超过了控制性的活动。”[1]
平等地享受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公共的文化资源，而不是以当事人支配财富的多寡为前提，无疑在事实上冲淡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等级森严的密集程度。广场文化侵入主流意识形态并占据一定的位置，虽仍不能与庙堂文化同列，经此大规模地拓展了社会运作的开放程度以及生命价值含量大幅度升值，这是以人道关怀为核心论域的价值评判体系在公共领域内的又一胜利。弘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环境主题在更宽泛的群众基础范围内达成了共识。地球的物化形态以及围绕地球积聚起来的生态环境应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都拥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文明资源消费，这一理想设计已然得到了郑重其事的实践承诺，在整体认知领域中显示了整个群落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广度。这一过程的渐次实现得到了政策律令强有力的支持和切实的物质保障。其理论依据可从内在规定性上得到阐释，在特定的未知领域里消解了经济制度决定消费结构这一基本设定，还原了公共设施的人类意义，同时长驱直入理性機制领域，唤醒、校正及丰富了人们的公益意识、全球化意识。恰与在感性直观界域内的公益广告设计、价值运作机制相映成趣，价值本体的丰富的具体规定性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化的比喻、回答。
1.2在视为民主典范的欧美社会，公共权益行为业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它源自公众的内心，其主体角色和事情性质皆为“普通人”和“家常事”。应该说，这些公益之举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自始至终抗拒着似乎亘古不变的市场理念（尤其以公平交易和等价交换为指称的技术理性），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深远的精神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合力的结果。它是一种信仰契约和道义伦理的产物，一种对生命审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高度重视私产合法性的社会，个人财富更易于向公共视域作出“施予”呢？换个说法，为什么高度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保障的社会，更勇于在物质上作出“舍弃”？至少在目前我们的园地里，这两个本该不成其为问题的“为什么”举足轻重，或许直接关涉本源意义上的执政之基、行政之本。
2、在功能嬗变的叙事规则下，公共行政理念的意蕴被叙述为将部分政府职能（私权）让渡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力。
2.1公共行政理念的所指兼容限政和强化民间的主体性两个属性。
真正的公共权益（公益）行为必须以民间和私人为主体，部分的私有财产流向“公共”领域。关键有二：一看是慷慨自愿还是粗暴地被驱使；二看这种转移的方向及投入效果是否符合施者本人的初衷与本意，即捐资的流程机制和投入效果是否令施者信任和满意。西方公益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有诸多环境因素不可或缺：在文化传统和理念上，既要重视市场和财富的价值，又要有相应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保障；体制环境应给公益事业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与支持。从技术层面上看，我们对“公益”的鼓励、优惠及扶持不够，缺乏与公益事业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而在欧美，作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为了鼓励和保障公益事业的健康运行，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鼓励机制相匹配：比如，简便快捷的登记注册手续，对非盈利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府权力下放，公益机构运作环境宽松，独立使用资金不受权力指控和干预等等——之所以如此，与欧美社会日趋成熟的“宪政”理念有关：政府出让越来越多的职能给公共，在确保权力有限的同时，强化民间的主体性和自我承担能力，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和良性循环。惟其如此，整个社会面貌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有序之路。
虽饱经改良，当下中国行管体制仍属一种“全能型”、“无限型”的硬盘模式，大大小小的社会事务统统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揽包办。这既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老百姓所习惯和依赖的必然结局。如此，必导致权力的日益积聚和“威权化”——权力的肆意扩散易滋生腐败，使之失去监督；同时民间社会功能的日益萎缩——许多可以由公共群体自行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被误解为政府职能，使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值大大增加，同时也丧失了民间社会的主体地位。事实上，西方公益文化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民间公益活动，既大大舒缓了政府压力，又填补了官方操作的空白点，解决了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时更起到了“限政”的作用，压缩了权力控制的领地，从而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宪政目的，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和保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渐次逼近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之终极目标的有效途径。
2.2世俗契约（或功利契约）的丰盈能指落实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机整合。
依照常理，当一个人财富相对丰盈时，是舍得出让一部分给予公共领域的，可更多情势下，远非如此，其吝啬也有积压成筐的理由，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对生存资源的激烈拼夺：中国的人均生存资源本来就异常贫乏，尤其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远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要素上掩埋着众多危机和不公正。由于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援助机制，生存对财产就提出了更尖锐和苛刻的追索和渴求，面对社会资源的高速流转，生存环境的过分悬殊，又导致国人对私有财产的超强重视和依赖，在财富储备上追求生存安全系数的最大值。法律等世俗契约的不在场，使得捐资义举杯水车薪、难有作为。
任何社会形态的良性循环都必然是通过个体（主体）与群体（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才能达成，个体与群体的存在境况是构成社会整体“有机”的必要条件。个体对公益事业的热爱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态度，常拘束于他的信仰态度和理性素质，但往往更源于他对生存空间的感情，对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信任与满意程度。其公益意识，除了得力于宗教濡染外，更重要的，尚在于规范而有序的社会文明给予他们的理性启蒙和信仰启示：其财富在公平竞争规则的天幕下生成、拓殖，这决定了其财富的合法性、公开性、公正性和合目的性，也决定了他们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免受权力的骚扰。而体制空间和价值舆论又有利于财富的生存与展示。正由于一直享受着来自公共环境的绝对呵护和器重，享受着来自社会的荣誉认同和价值肯定，他们对环境是满意和感激的，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以至主体性，而自我认可、自我器重恰恰乃个体承担使命和责任的心理基石，惟其如此，个体才肯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做出对外在环境的回报和答谢，亦即“主人翁”意识和态势的不断显现和达成。
3、在科学发展实践的框架内，效益概念被表述为综合效益的诉求和整体效能的优化。
遵从社会发展中各结构层次不均衡发生的叙事规则，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永久地滞后于本阶段物质文明的长足发展，更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处于启蒙阶段的发展套路扩张到不适用的范围里去。以经济标尺作为衡量现代化进度的唯一尺度，“豁出生存求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线性发展观在特定阶段有其现实意义，但发展这一内涵多元丰富的概念不能与线性增长简单等同，其指向也并非单向度的，而应是复合的，多维度的。在整体认知的框架内，对与之紧密关联的“效益”概念的界说应多元化，被表述为综合效益的诉求和整体效能的优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一经典课题似可概括为求生存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味着从思维方式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必须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这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生存和发展其实可抽象为集合与个体的关系，非并列关系，而是真包含关系。大处着眼，生存是第一要素，不能走极端滑向一味只講求经济效益的单极，这里还有个生态效益这一根本所在，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享，营造“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选准突破口，否则势必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殃及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盲动、短视贻患无穷，以后重新来补这堂课为时已晚，或事倍功半、遥遥无期。将各类资源再配置过程服务于社会公正的长远目标，这也是在人类进化、历史精神中所暗示的预设。遵循国际上的通行释义，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术语是指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2]其要义可从形式与内容双方互为因果，参互修正。一方面扩大规模搞好量的积累，另方面在“温故”即保养上加大力度，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这篇大文章上多拓宽思路，“保护好共同绿地和我们的绿色生命线”，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实现良性循环，为造福千秋万代做出应有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4、在信仰向度的认知框架内，和谐行政理念的意蕴被表述为将部分私有权利出让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益和公共环境。
4.1和谐行政理念的所指并蓄宗教性意蕴和社会责任感两个属性。
欧美的公共权益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意蕴，正是基督文化背景促成了其在个人财产上的“开放”姿态。基督教（新教）始终扮演着精神信仰和道德信念之基石的角色，意识形态上呈现了市场理念与圣经启示等意识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精神景观。虽然在经济模式和法制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张扬了私人价值与个体主义，但在道义信仰和情感归宿上，欧美人把个体自由纳入了一种呵护关爱、和谐共享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中。自古以降，基督教就有一种道德经或者说契约观：个人对正义、和平和集体福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爱人如己和为他人服务，在教徒之间，血缘及私利捆绑的宗法纽带得以松弛和淡化，代之以一种更和谐、友爱与平等的社会性和契约性生命联姻。[3]在此前提下，“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渐入人心，社会文明再次提升了人类的交际和灵智。于是人类的言谈举止才有了精神的支撑和尊严的承诺。
4.2信仰契约（或宗教契约）的能指被阐释为公共权益意识和公众权利的综合诉求。
信仰契约有别于法律等世俗契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俗规则所不可比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就决定了无论欧美商业精神再发达、市场竞争再激烈、社会矛盾再突出——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在利益舍弃、财产出让上的公益传统，无法削弱其在为公众服务方面所习惯了的道德姿态。近代以降的欧美，由基督教会主导的公益事业，不仅扶弱济贫、繁荣社区，而且推动和参予社会改革——比如劳工权利和福利待遇、反种族移民性别歧视、人权自由保障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公众权利”，成为欧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促进“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基本框架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砥柱作用，也成了稳定社会的一支和谐力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会力量和公益活动始终得到了制度和法律（甚至政府）的合作与撑持。据调查，欧美公众有三分之二认为日常生活应由宗教戒律来约束。在欧美，人们主要的聚会地点往往不是市政厅，而是教堂。总之，正是教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欧美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承担意识。更由于它们始终以绝对的民间方式运作和传承，其好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抚助与奖励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实现了其物质和精神的激励价值。
在精神一念上殊途同归，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更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蕴涵应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4]以上的诸多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套用“意识决定形态”一说，似乎“意识落实为形态”这一说法包孕的合理成分更多些，一切努力和旨趣终将落实为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5、在整体认知的模块内，彰显公共权益矢量的涨盈状态。
置身绿茵方阵，身体力行呼吸浸润清新的气息，模拟了日常情态的现场教学模式。直接接触绿色园地，感受绿色的生命内涵、思考魅力，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全民“生态环保等公共权益意识”的自觉性，使之渗透在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蓬勃着生机与活力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性主题。“公益意识”这一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再是本本的宣言，乃是目前的现实。这也是生命机制内在发展的坚定要求，与自身当下的生态系统境况、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某个理论体系的若干条文化解为大众的切身体验、具体感受，其规范行为的自觉程度才能够逐步提高，具象操作的整体素质升华到较高层次。标识了他律内在逻辑的“强制”实施内化为自发行为,在情感领域里实现他律与自律的和谐统一，从而从客观效果的角度，在更高层次上的情感效益层面上实现了生态效益的最大值分布状态。
进入技术批判的领域，“形象/容貌工程”—说只是一形象说法，不过制造舆论氛围的权宜之计。但比喻的背后岿然矗立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人间问题。“我要强调生死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实在的生死问题,不是比喻。这个你们必须理解。”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以他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勇气斩钉截铁地庄严宣布，严正拒绝人性本身技术化的诱惑和趋势。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问题。对此，身陷在发展的临界点附近的我们，严肃地聆听了这来自历史深处的深沉回响，勇敢地接受这一义不容辞的挑战和机遇，——生存与发展已然冲突，“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一个问题，更是推进社会合理化的生死攸关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生存”与“发展”的话语，以实践的品格给出义无反顾、响亮持久的回答，以现代性批判的姿态渐次逼近以公正原则为己任的“民生、民权、民享”之终极目标。
參考文献：
[1] 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国科学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J].2008.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3.
[4] 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J].人民出版社.2007.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of a Vector
关键词：公共权益矢量；和谐行政理念；科学发展实践
据报载：肇始于前年某都市植物园免费为市民开放的“把绿色还给人类”活动，今春又捷报频传，堪称市政建设主体工程的形象/容貌工程不日全面启动……这一重要举措铿锵有力、坚定不移，充分展示了包括公共权力主体在内的公共行政载体和平台对这一全局性的现实事件已然或即将引发的社会效应有了足够的清醒和评估。同时择要刊登了若干市民对此举见仁见智的激烈言论，从个性体验视点畅所欲言，足见大快人心、大得人心，这一事实从不同侧面和层次上昭示了公众对包括生态等公共权益问题在内的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诸多相关视域的普通关注和自觉思考。
1、在价值评判的构架内，努力实践扩张公共领域的施政策略。
1.1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把起点平等、过程公正作为自由选择的前提，以此为契机，抽象层面的呼唤普世价值和人类正义落实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努力扩张公共领域的施政策略。
依循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经典民主宪政理念，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原则是奠基在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社会政治契约之上的，行政主体的一切权力均渊源于公民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契约或权能让渡。从本源性层面上来考察，一切公共行政行为，必然要直面公众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意愿和吁求，并给出实实在在的应答和不折不扣的举措。这一趋势，从感知层面上透视更为简捷有力，“所有的公共事业都在自然地扩大，集体对提供新型的服务有不可抗拒的要求……一个社会越复杂，就越需要行政部门的服务，也就越应该发展调节的职能……服务性的活动已经超过了控制性的活动。”[1]
平等地享受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公共的文化资源，而不是以当事人支配财富的多寡为前提，无疑在事实上冲淡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等级森严的密集程度。广场文化侵入主流意识形态并占据一定的位置，虽仍不能与庙堂文化同列，经此大规模地拓展了社会运作的开放程度以及生命价值含量大幅度升值，这是以人道关怀为核心论域的价值评判体系在公共领域内的又一胜利。弘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环境主题在更宽泛的群众基础范围内达成了共识。地球的物化形态以及围绕地球积聚起来的生态环境应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都拥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参与文明资源消费，这一理想设计已然得到了郑重其事的实践承诺，在整体认知领域中显示了整个群落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广度。这一过程的渐次实现得到了政策律令强有力的支持和切实的物质保障。其理论依据可从内在规定性上得到阐释，在特定的未知领域里消解了经济制度决定消费结构这一基本设定，还原了公共设施的人类意义，同时长驱直入理性機制领域，唤醒、校正及丰富了人们的公益意识、全球化意识。恰与在感性直观界域内的公益广告设计、价值运作机制相映成趣，价值本体的丰富的具体规定性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化的比喻、回答。
1.2在视为民主典范的欧美社会，公共权益行为业已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它源自公众的内心，其主体角色和事情性质皆为“普通人”和“家常事”。应该说，这些公益之举虽发生在市场背景下，但其自始至终抗拒着似乎亘古不变的市场理念（尤其以公平交易和等价交换为指称的技术理性），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深远的精神传统和现代生存理念合力的结果。它是一种信仰契约和道义伦理的产物，一种对生命审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高度重视私产合法性的社会，个人财富更易于向公共视域作出“施予”呢？换个说法，为什么高度重视个体价值和利益保障的社会，更勇于在物质上作出“舍弃”？至少在目前我们的园地里，这两个本该不成其为问题的“为什么”举足轻重，或许直接关涉本源意义上的执政之基、行政之本。
2、在功能嬗变的叙事规则下，公共行政理念的意蕴被叙述为将部分政府职能（私权）让渡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力。
2.1公共行政理念的所指兼容限政和强化民间的主体性两个属性。
真正的公共权益（公益）行为必须以民间和私人为主体，部分的私有财产流向“公共”领域。关键有二：一看是慷慨自愿还是粗暴地被驱使；二看这种转移的方向及投入效果是否符合施者本人的初衷与本意，即捐资的流程机制和投入效果是否令施者信任和满意。西方公益文化的生成和繁荣，有诸多环境因素不可或缺：在文化传统和理念上，既要重视市场和财富的价值，又要有相应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保障；体制环境应给公益事业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与支持。从技术层面上看，我们对“公益”的鼓励、优惠及扶持不够，缺乏与公益事业相匹配的制度合作和法律保障。而在欧美，作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为了鼓励和保障公益事业的健康运行，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鼓励机制相匹配：比如，简便快捷的登记注册手续，对非盈利性组织的税收减免，政府权力下放，公益机构运作环境宽松，独立使用资金不受权力指控和干预等等——之所以如此，与欧美社会日趋成熟的“宪政”理念有关：政府出让越来越多的职能给公共，在确保权力有限的同时，强化民间的主体性和自我承担能力，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配置和良性循环。惟其如此，整个社会面貌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有序之路。
虽饱经改良，当下中国行管体制仍属一种“全能型”、“无限型”的硬盘模式，大大小小的社会事务统统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揽包办。这既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老百姓所习惯和依赖的必然结局。如此，必导致权力的日益积聚和“威权化”——权力的肆意扩散易滋生腐败，使之失去监督；同时民间社会功能的日益萎缩——许多可以由公共群体自行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被误解为政府职能，使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值大大增加，同时也丧失了民间社会的主体地位。事实上，西方公益文化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民间公益活动，既大大舒缓了政府压力，又填补了官方操作的空白点，解决了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时更起到了“限政”的作用，压缩了权力控制的领地，从而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宪政目的，有利于民主的落实和保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渐次逼近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之终极目标的有效途径。
2.2世俗契约（或功利契约）的丰盈能指落实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机整合。
依照常理，当一个人财富相对丰盈时，是舍得出让一部分给予公共领域的，可更多情势下，远非如此，其吝啬也有积压成筐的理由，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对生存资源的激烈拼夺：中国的人均生存资源本来就异常贫乏，尤其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远不完善、个人发展机遇和权利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在一些基本的生存要素上掩埋着众多危机和不公正。由于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援助机制，生存对财产就提出了更尖锐和苛刻的追索和渴求，面对社会资源的高速流转，生存环境的过分悬殊，又导致国人对私有财产的超强重视和依赖，在财富储备上追求生存安全系数的最大值。法律等世俗契约的不在场，使得捐资义举杯水车薪、难有作为。
任何社会形态的良性循环都必然是通过个体（主体）与群体（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才能达成，个体与群体的存在境况是构成社会整体“有机”的必要条件。个体对公益事业的热爱程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态度，常拘束于他的信仰态度和理性素质，但往往更源于他对生存空间的感情，对体制和民间社会的信任与满意程度。其公益意识，除了得力于宗教濡染外，更重要的，尚在于规范而有序的社会文明给予他们的理性启蒙和信仰启示：其财富在公平竞争规则的天幕下生成、拓殖，这决定了其财富的合法性、公开性、公正性和合目的性，也决定了他们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免受权力的骚扰。而体制空间和价值舆论又有利于财富的生存与展示。正由于一直享受着来自公共环境的绝对呵护和器重，享受着来自社会的荣誉认同和价值肯定，他们对环境是满意和感激的，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以至主体性，而自我认可、自我器重恰恰乃个体承担使命和责任的心理基石，惟其如此，个体才肯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做出对外在环境的回报和答谢，亦即“主人翁”意识和态势的不断显现和达成。
3、在科学发展实践的框架内，效益概念被表述为综合效益的诉求和整体效能的优化。
遵从社会发展中各结构层次不均衡发生的叙事规则，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永久地滞后于本阶段物质文明的长足发展，更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处于启蒙阶段的发展套路扩张到不适用的范围里去。以经济标尺作为衡量现代化进度的唯一尺度，“豁出生存求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线性发展观在特定阶段有其现实意义，但发展这一内涵多元丰富的概念不能与线性增长简单等同，其指向也并非单向度的，而应是复合的，多维度的。在整体认知的框架内，对与之紧密关联的“效益”概念的界说应多元化，被表述为综合效益的诉求和整体效能的优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一经典课题似可概括为求生存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味着从思维方式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必须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这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生存和发展其实可抽象为集合与个体的关系，非并列关系，而是真包含关系。大处着眼，生存是第一要素，不能走极端滑向一味只講求经济效益的单极，这里还有个生态效益这一根本所在，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享，营造“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选准突破口，否则势必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殃及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盲动、短视贻患无穷，以后重新来补这堂课为时已晚，或事倍功半、遥遥无期。将各类资源再配置过程服务于社会公正的长远目标，这也是在人类进化、历史精神中所暗示的预设。遵循国际上的通行释义，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术语是指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2]其要义可从形式与内容双方互为因果，参互修正。一方面扩大规模搞好量的积累，另方面在“温故”即保养上加大力度，在“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这篇大文章上多拓宽思路，“保护好共同绿地和我们的绿色生命线”，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实现良性循环，为造福千秋万代做出应有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4、在信仰向度的认知框架内，和谐行政理念的意蕴被表述为将部分私有权利出让给公共领域，予以扩张公共权益和公共环境。
4.1和谐行政理念的所指并蓄宗教性意蕴和社会责任感两个属性。
欧美的公共权益事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意蕴，正是基督文化背景促成了其在个人财产上的“开放”姿态。基督教（新教）始终扮演着精神信仰和道德信念之基石的角色，意识形态上呈现了市场理念与圣经启示等意识并驾齐驱、交相辉映的精神景观。虽然在经济模式和法制理念上，最大限度地张扬了私人价值与个体主义，但在道义信仰和情感归宿上，欧美人把个体自由纳入了一种呵护关爱、和谐共享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中。自古以降，基督教就有一种道德经或者说契约观：个人对正义、和平和集体福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爱人如己和为他人服务，在教徒之间，血缘及私利捆绑的宗法纽带得以松弛和淡化，代之以一种更和谐、友爱与平等的社会性和契约性生命联姻。[3]在此前提下，“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渐入人心，社会文明再次提升了人类的交际和灵智。于是人类的言谈举止才有了精神的支撑和尊严的承诺。
4.2信仰契约（或宗教契约）的能指被阐释为公共权益意识和公众权利的综合诉求。
信仰契约有别于法律等世俗契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俗规则所不可比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就决定了无论欧美商业精神再发达、市场竞争再激烈、社会矛盾再突出——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在利益舍弃、财产出让上的公益传统，无法削弱其在为公众服务方面所习惯了的道德姿态。近代以降的欧美，由基督教会主导的公益事业，不仅扶弱济贫、繁荣社区，而且推动和参予社会改革——比如劳工权利和福利待遇、反种族移民性别歧视、人权自由保障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公众权利”，成为欧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促进“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基本框架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砥柱作用，也成了稳定社会的一支和谐力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教会力量和公益活动始终得到了制度和法律（甚至政府）的合作与撑持。据调查，欧美公众有三分之二认为日常生活应由宗教戒律来约束。在欧美，人们主要的聚会地点往往不是市政厅，而是教堂。总之，正是教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欧美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承担意识。更由于它们始终以绝对的民间方式运作和传承，其好处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抚助与奖励的公正性和纯洁性，实现了其物质和精神的激励价值。
在精神一念上殊途同归，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更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蕴涵应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4]以上的诸多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套用“意识决定形态”一说，似乎“意识落实为形态”这一说法包孕的合理成分更多些，一切努力和旨趣终将落实为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5、在整体认知的模块内，彰显公共权益矢量的涨盈状态。
置身绿茵方阵，身体力行呼吸浸润清新的气息，模拟了日常情态的现场教学模式。直接接触绿色园地，感受绿色的生命内涵、思考魅力，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全民“生态环保等公共权益意识”的自觉性，使之渗透在今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蓬勃着生机与活力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性主题。“公益意识”这一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再是本本的宣言，乃是目前的现实。这也是生命机制内在发展的坚定要求，与自身当下的生态系统境况、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某个理论体系的若干条文化解为大众的切身体验、具体感受，其规范行为的自觉程度才能够逐步提高，具象操作的整体素质升华到较高层次。标识了他律内在逻辑的“强制”实施内化为自发行为,在情感领域里实现他律与自律的和谐统一，从而从客观效果的角度，在更高层次上的情感效益层面上实现了生态效益的最大值分布状态。
进入技术批判的领域，“形象/容貌工程”—说只是一形象说法，不过制造舆论氛围的权宜之计。但比喻的背后岿然矗立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人间问题。“我要强调生死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实在的生死问题,不是比喻。这个你们必须理解。”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以他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勇气斩钉截铁地庄严宣布，严正拒绝人性本身技术化的诱惑和趋势。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问题。对此，身陷在发展的临界点附近的我们，严肃地聆听了这来自历史深处的深沉回响，勇敢地接受这一义不容辞的挑战和机遇，——生存与发展已然冲突，“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一个问题，更是推进社会合理化的生死攸关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生存”与“发展”的话语，以实践的品格给出义无反顾、响亮持久的回答，以现代性批判的姿态渐次逼近以公正原则为己任的“民生、民权、民享”之终极目标。
參考文献：
[1] 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国科学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J].2008.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3.
[4] 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J].人民出版社.2007.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of a 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