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位于苏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是“吴中第一名胜”。其中生公讲台、可中亭、白莲池、养鹤涧、悟石轩、剑池、千人石等古迹，是文人雅士举行雅集、诗词唱和讨论学问的绝佳之地。
　　公元1633年，明崇祯六年，名震天下的复社在虎丘举行了自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史称“虎丘大会”。是时，各省文士汇聚一堂，足有数千之众，船几乎把姑苏的河道堵满，云岩寺的大雄宝殿被挤得如同闹市一般。
　　时移世易，到公元1661年，已经是大清顺治十八年。复社中人念兹在兹的大明皇朝，已经灰飞烟灭，复社也在九年前被取缔。虎丘沉寂多年了。
　　这一年的3月23日，55岁的金圣叹坐着一叶扁舟，从苏州城西憩桥巷自己的家中出发，行十几里，来到了虎丘。这场虎丘之会虽比当年复社的虎丘大会寒酸很多，而且没有了指点江山的激昂，但也“快饮达旦”，尽显名士风流。
　　虎丘之会两个月后，金圣叹被捕，立即遭受到严刑拷问，“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又两个多月后，金圣叹与其他17名秀才一起被处斩于市。此案，史称“哭庙案”。
　　“世家有力者”的江南
　　“哭庙案”与“奏销案”“通海案”一并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而实际上，这三案可以归一，因为有奏销案，所以才引出哭庙案，而哭庙案之所以会杀戮惨重，则是因为通海案。
　　所谓“通海案”，就是勾结海寇，海寇便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相呼应，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围逼南京城。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这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便是被强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反清复明的作为，他率众“哭庙”，是为了反对“奏销案”。
　　奏销案就是收缴拖欠的税赋。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成为赋税最重的地区。“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
　　赋税重，百姓难以承受，便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而“对策”的执行者，便是地方士绅。朝廷委派的地方官，要依靠地方有名望的士绅世家来“观风问政”，向他们“咨询治道”，地方士绅对于赋税的征缴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再加上元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税和商税，“田赋三十税一”，所以“野处者，得以货雄”。元亡明兴，江南地区遭受战乱，士绅损失巨大，再加上太祖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管制士绅，士绅阶层作为朝廷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的作用大大降低。
　　而到了明朝中叶，士绅阶层重新崛起，大量家族通过科举，在朝有人做官，在野又财雄势大，又成为足以左右地方行政的大势力。有功名，乃至做官的家族，都有赋税的优免特权，土地丁口虽多，却不负担徭役，就是应纳的田赋也可以拖欠不缴。士绅欠缴赋税一两成，便成为当时通行的惯例。
　　士绅有这样的特权，百姓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也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和丁口以“诡寄”和“投献”的方式交给士绅。而士绅包揽这些土地的全部赋税，按照自己减免的份额缴纳，同时缴给朝廷的顶多只有应当赋税的八、九成，自己至少要坐收一二成的利益。士绅多了收益，百姓也减少了负担，明朝时江南赋税沉重，但因为有士绅“从中作梗”，竟是“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的景象。士绅百姓都有好处，但这苦了朝廷，越是富庶地区，因为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士绅多，税赋反而收不上来。
　　而清朝为了迅速建立统治，也对前明士绅大为笼络，保留了他们在明朝时的特权，清初的江南仍是“世家有力者”的天下。
　　1658年（顺治十五年），此时南明的反抗力量已经再难掀起大的波澜，清廷所担心或防范的，不再是士绅的背离或反抗，而是已归降的或所招抚的士绅自成体系、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销案开始，朝廷要“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了。
　　哭庙：禁令下的抗议
　　奏销案虽被后世称为江南奏销案，实际上其范围是全国性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县份，都办过奏销案。其他各地不过点到即止，并不严厉，奏销案打击的主要目标，只有江南四府一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州与松江两府。
　　1659年（顺治十六年），朱国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隶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朱国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钱粮，暴戾程度甚于天灾，故苏州百姓称之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清初赋税不仅沉重而且种类繁多，除了必征之外的赋役，还有兑役、里役等。杂派项目更是五花八门，水夫、大树、火药、马草、牛税等都被列入征收项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国治如此卖力，属下官员自然要更为加码，其中尤其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突出。1661年（顺治十八年）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钱粮，不惜大施酷刑，不过几日，便有人因欠税款被活活打死。
　　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帝驾崩。依照礼制，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3月1日，哀诏传至苏州，朱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连续三天，地方军政要员及郡中缙绅前往哭临。此外，地方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供普通百姓祭悼。
　　清朝与明朝不同，早在顺治九年就颁布律令：“军民一切弊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斥革治罪”。而且，清朝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顺治帝的死算得“正逢其时”，士绅百姓本来怒火难抑，正愁没有抗议的渠道，这祭奠活动可以名正言顺聚众发泄不满。
　　于是，以秀才倪用宾为首的百余名生员，于3月4日齐聚苏州文庙，哭奠顺治帝。而秀才中名声最大的金圣叹，更是草拟了一份哀悼顺治的哭庙文，并亲手敲响文庙里的钟鼓，声震数里，邻近的许多市民闻声而至。
　　虽然引起如此騷动，但金圣叹明显没有把后果考虑得如此严重，甚至还能前往虎丘，与朋友们“快饮达旦”，案情却是向着最残酷的方向突飞猛进。秀才们被捕后，因为事涉任维初，这位知县也被拘审。任维初对于自己贪污公粮之事供认不讳，而且说明，所得银钱是为了应付巡抚衙门索贿的。这一来，巡抚朱国治便被牵连其中。 　　3月21日，朱国治的奏疏传至京师。此时，适逢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发生，加上朱国治将哭庙案上纲上线到谋逆的层面，于是，清廷将吴县“哭庙案”与金坛、镇江、无为等九案，一起作为“通海”大案在江宁会审。会审开始不久，朱国治又将同情和支持哭庙而且与自己有嫌隙的顾予咸、程翼苍、朱嘉遇、薛尔张等九人株连入案。
　　6月16日，判决下达，“哭庙案”中的倪用宾等十八人以“抗粮谋反”罪处斩。其中，倪用宾、沈玥、顾伟业、丁澜、金圣叹、王重儒、薛尔张、姚刚八人处斩外，家产籍没入官，妻子流放宁古塔。8月7日，在朱国治的亲自监斩下，“哭庙案”中的18名秀才与“通海案”中的人犯共121人，被处决于江宁三山街。
　　士绅不复为士绅
　　哭庙案之后，有了杀人立下的威风，奏销案也進入了疾风骤雨阶段。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江宁府溧阳县的数万官绅士子遭到革黜，并且大多遭到逮捕，关押于各地方州县监狱。曾经的峨冠博带，如今遭受枷责之苦，加之鞭扑纷纷，真是斯文扫地。
　　当奏销案结束之时，四府一县受到革降调处分的乡绅有2171名，生员有11846名，共计13617名。别的省份欠税士绅也被黜革，可是后来就被朝廷赦免，恢复原来头衔。江南士绅却一直没有被饶恕，后来捐银开复的也只是极少数人。在奏销案之后，江南各地学校为之一空。原本学风繁盛之地，一处学校最少也有六七百生员，如松江府一地便有生员三千余人，而在奏销案后，每个学校最多不过保留六七十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非但如此，在奏销案后，各处的录取生员名额也被大量裁减。
　　原有功名的士绅被革黜，又无新鲜血液补充。再加上为了限期缴纳欠赋，士绅们不得不借官债，结果“旧赋未清，新饷已迫，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徵，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大量士绅之家因此破产，昔日钟鸣鼎食之家，无不沦为荆棘瓦砾之场。
　　直到康熙朝中叶，随着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郑氏归降，清廷才对江南士绅有所宽宥。逐渐扩大科举名额，并举办博学鸿词科，特别是增加了各地入学生员名额，江南士绅总算枯木逢春、死而后生。
　　不过，重新恢复的江南士绅阶层，其实已经难以再称为士绅了。优免特权已经在事实上消失，自然不会再有百姓通过向他们“诡寄” “投献”土地而减免税赋。
　　至于在哭庙案中罹难的金圣叹，原本就已闻名天下，更因惨烈的终局而成为传奇。他死后，苏州有民谣口耳相传：“天呀天，圣叹被杀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民谣总是惊人的准确，哭庙案12年后，在云南巡抚任上的朱国治遭遇了三藩之乱。朱国治酷吏本色，对江南士绅狠，对自己也狠，面对吴三桂劝降，“骂贼尤烈”，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