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古时期，诗与哲学水乳交融。后来，哲学僭越于诗，于是就出现诗与哲学的分野。然而，三十年河东到河西，西方后形而上学消弭诗与哲学疆界，再一次将诗与哲学实行嫁接，开拓新的心路。乃至于有人断言：最高的哲学必然是诗化的，而最有价值的诗必然是哲性的。
以这种眼光考量庄子，他无疑具备了“诗哲”的资格，周身充盈一种潇洒的诗人气质。庄子是诗意地思，诗意地言，思想矿藏里包含了对自然、人生、历史、审美诸对象的提问和解答，而提问的兴趣远远大于回答。所以说，庄子的哲学是“提问”(question)的哲学，而提问之学必然是智慧之学。近日翻阅杨安仑的“庄学”一书(《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庄子思想与中国艺术》)，窃以为作者寻求的即是“智慧的对话”，因为该书书写出庄子“诗哲”身份，揭橥其“提问”大于解答的哲思。
在生命哲学的视野上，《庄子》一书追问了生与死、有情与无情、入世与出世这三大问题。庄子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的精神现象，他关注人生价值或生命价值，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意义的美学关怀。庄子的精神现象学，其思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多以文学化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寓言和象征、反讽和隐喻等修辞方法成为其思想的策略。所以，庄子哲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在许多场合，庄子凭借反逻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思辨逻辑。这一看法，反驳了学界多年来流行的中国古典哲学缺乏逻辑思辨的错误观念，有助消除长期存在于某些学者中间的对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偏见和误解。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感叹道，“生死”问题为最高的哲学问题和最高的美学问题。庄子是先秦诸子中讨论生死问题最多且深的思想家，既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看法，也有别于老子的看法。比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庄子的内心，“生命本能”远远大于“死亡本能”，因此尤为关切生命存在的问题，显露出一定的畏死情结。后世道家的养生意识也源于此。庄子感到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大苦闷，人无法克服死亡的势能。所以，庄子的思想投影，蒙上淡淡的忧郁色彩，像一只在黄昏夕阳中孤独失意的猫头鹰，绝望地等待黑暗将要行使的权力。然而，黄昏中的猫头鹰，竭力寻求从黑暗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以自我的冷静和智慧抗衡死亡的强大压抑。于是，庄子以寓言的方式调侃死亡和嘲笑死亡，希冀在对死亡的调侃和反讽之中，获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该著以富有机锋的笔调对庄子的生死观进行阐释，勾画出庄子对于生死问题超越于知识形式和日常经验的哲学玄思。
金泰和元年，少年才子元好问填了一阕脍炙人口的《雁丘词》，其中“问世间，情是何物?”可谓警策之句，亦为“词眼”。一个“情”的发问，缠绕着哲学和文学的双重青藤。惠子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一个“情”字。而庄子则提出悖论：人应该无情。“有情”和“无情”，为庄子哲学的又一命题，也是其精神现象学的追思对象。“情”，是人类心理的本质结构，成为文艺的永恒主题。几乎所有的中外文论，都鼓噪“情感”对于艺术的终极性的影响。然而，庄子却另有慧目。他在《齐物论》中将情感划分为八种类型，认为这八种情感是构成人类精神苦闷的重要根源，主张人类应该选择“无情”的生存方式，因为正是“情”遮蔽了生命的智慧，让人陷入不自由，招惹是非，惟有解除“情”之累，才能“是非不得于身”。对于庄子的“无情”命题，历代庄学均有不同的阐释，该著也有自己的独到沉思：“庄子为什么要主张‘无情’呢?那原因就在于他对于世情看透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他希望人们能够从‘有情’这一人生苦闷中解脱出来，做到他说的‘哀乐不入’，由‘有情’这种精神现象转化到‘无情’这种精神现象。”这一看法转变了以往研究者对庄子“无情”意识的简单否定。
庄子也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代言人之一，逍遥山林，恬淡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很诗意也很美学。入世与出世的论题，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人生课题。作者认为《应帝王》这篇宏文，实际上是庄子的君王南面之术，或者说是他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庄子的主张与儒、法、墨诸家完全不同，师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庄子的精神状态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以至苦闷和悲愤的过程，然后再由苦闷、悲愤寻求解脱，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和宁静，而达到平衡和宁静的方式就是：出世。因此，庄子并非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是由于历史的客观势能迫使他选择隐逸之路，为无奈之选择而非同于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传统文人谈隐逸往往包含着几分无奈，几分忧愁，几分虚假。
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着重从纵的方面勘探人类的精神现象和人的意识，那么，庄子则是从横的方面，研究当时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两者的思想，有如人类精神网络的经与纬。作者在庄子和黑格尔的比较之中，澄明庄子思想中被遮蔽的东西。从不同的思想轨迹，揭示人类精神现象的共同本质。这种殊途同归的方式，独到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庄子和黑格尔都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是东西方的两棵思想之树上的硕果，但庄子早于黑格尔两千多年创立了东方特殊形态的精神现象学，即此一端亦可说明精神现象学并不是西方所专有。
庄子哲学，弥散着东方语言的智慧气韵，借助于“寓言、重言、卮言”带有诗意的哲学话语，极为玄妙机敏地传递心灵的隐秘。对庄子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庄文的细致解读上，否则只能流于大而无当的泛泛空论，甚至是随意性的“过度诠释”或误读与歪曲。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传统文化的扎实素养和精湛的古籍考辨能力，使该著对《庄子》的微观辨析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内篇”为重点，取其诸篇精要，阐释义理，对各篇最富人生意义、最具有哲学智慧的范畴、概念，予以揭示与显明。以“外篇”与“杂篇”为辅佐，进行范围更广的具体考察，辨明庄子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层层递进从而将考据与义理、语言分析和逻辑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令庄学奠定在一个宏观和微观相衔接的基石上。
微观考察的目的性在于最终达到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整体和深入的把握。作者在对《庄子》进行精心考释后，着重对庄子思想进行整体的综合，将他富于人生智慧的蕴含呈现出来：“庄子哲学在先秦诸大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孔子、孟子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哲学，老子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庄子的哲学则是一种纯哲学，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系指庄子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哲学抽象，也就是为庄子所创立的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纯哲学是就庄子的思维水平来说的，精神哲学则是就庄子的哲学性质来说的。”
试图寻求与古代圣贤建立跨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是以哲学的智慧和美学的智慧得以沟通的。它需要广博精深的学养，深厚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超脱现实功利的诗意情怀。显然，作者对庄子抱有强烈的精神仰慕，对古贤圣哲那颗苦闷而孤独、智慧而敏感的诗意心灵的体悟是深切的。
以这种眼光考量庄子，他无疑具备了“诗哲”的资格，周身充盈一种潇洒的诗人气质。庄子是诗意地思，诗意地言，思想矿藏里包含了对自然、人生、历史、审美诸对象的提问和解答，而提问的兴趣远远大于回答。所以说，庄子的哲学是“提问”(question)的哲学，而提问之学必然是智慧之学。近日翻阅杨安仑的“庄学”一书(《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庄子思想与中国艺术》)，窃以为作者寻求的即是“智慧的对话”，因为该书书写出庄子“诗哲”身份，揭橥其“提问”大于解答的哲思。
在生命哲学的视野上，《庄子》一书追问了生与死、有情与无情、入世与出世这三大问题。庄子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的精神现象，他关注人生价值或生命价值，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意义的美学关怀。庄子的精神现象学，其思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多以文学化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寓言和象征、反讽和隐喻等修辞方法成为其思想的策略。所以，庄子哲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在许多场合，庄子凭借反逻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思辨逻辑。这一看法，反驳了学界多年来流行的中国古典哲学缺乏逻辑思辨的错误观念，有助消除长期存在于某些学者中间的对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偏见和误解。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感叹道，“生死”问题为最高的哲学问题和最高的美学问题。庄子是先秦诸子中讨论生死问题最多且深的思想家，既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看法，也有别于老子的看法。比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庄子的内心，“生命本能”远远大于“死亡本能”，因此尤为关切生命存在的问题，显露出一定的畏死情结。后世道家的养生意识也源于此。庄子感到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大苦闷，人无法克服死亡的势能。所以，庄子的思想投影，蒙上淡淡的忧郁色彩，像一只在黄昏夕阳中孤独失意的猫头鹰，绝望地等待黑暗将要行使的权力。然而，黄昏中的猫头鹰，竭力寻求从黑暗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以自我的冷静和智慧抗衡死亡的强大压抑。于是，庄子以寓言的方式调侃死亡和嘲笑死亡，希冀在对死亡的调侃和反讽之中，获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该著以富有机锋的笔调对庄子的生死观进行阐释，勾画出庄子对于生死问题超越于知识形式和日常经验的哲学玄思。
金泰和元年，少年才子元好问填了一阕脍炙人口的《雁丘词》，其中“问世间，情是何物?”可谓警策之句，亦为“词眼”。一个“情”的发问，缠绕着哲学和文学的双重青藤。惠子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一个“情”字。而庄子则提出悖论：人应该无情。“有情”和“无情”，为庄子哲学的又一命题，也是其精神现象学的追思对象。“情”，是人类心理的本质结构，成为文艺的永恒主题。几乎所有的中外文论，都鼓噪“情感”对于艺术的终极性的影响。然而，庄子却另有慧目。他在《齐物论》中将情感划分为八种类型，认为这八种情感是构成人类精神苦闷的重要根源，主张人类应该选择“无情”的生存方式，因为正是“情”遮蔽了生命的智慧，让人陷入不自由，招惹是非，惟有解除“情”之累，才能“是非不得于身”。对于庄子的“无情”命题，历代庄学均有不同的阐释，该著也有自己的独到沉思：“庄子为什么要主张‘无情’呢?那原因就在于他对于世情看透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他希望人们能够从‘有情’这一人生苦闷中解脱出来，做到他说的‘哀乐不入’，由‘有情’这种精神现象转化到‘无情’这种精神现象。”这一看法转变了以往研究者对庄子“无情”意识的简单否定。
庄子也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代言人之一，逍遥山林，恬淡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很诗意也很美学。入世与出世的论题，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人生课题。作者认为《应帝王》这篇宏文，实际上是庄子的君王南面之术，或者说是他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庄子的主张与儒、法、墨诸家完全不同，师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庄子的精神状态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以至苦闷和悲愤的过程，然后再由苦闷、悲愤寻求解脱，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和宁静，而达到平衡和宁静的方式就是：出世。因此，庄子并非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是由于历史的客观势能迫使他选择隐逸之路，为无奈之选择而非同于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传统文人谈隐逸往往包含着几分无奈，几分忧愁，几分虚假。
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着重从纵的方面勘探人类的精神现象和人的意识，那么，庄子则是从横的方面，研究当时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两者的思想，有如人类精神网络的经与纬。作者在庄子和黑格尔的比较之中，澄明庄子思想中被遮蔽的东西。从不同的思想轨迹，揭示人类精神现象的共同本质。这种殊途同归的方式，独到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庄子和黑格尔都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是东西方的两棵思想之树上的硕果，但庄子早于黑格尔两千多年创立了东方特殊形态的精神现象学，即此一端亦可说明精神现象学并不是西方所专有。
庄子哲学，弥散着东方语言的智慧气韵，借助于“寓言、重言、卮言”带有诗意的哲学话语，极为玄妙机敏地传递心灵的隐秘。对庄子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庄文的细致解读上，否则只能流于大而无当的泛泛空论，甚至是随意性的“过度诠释”或误读与歪曲。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传统文化的扎实素养和精湛的古籍考辨能力，使该著对《庄子》的微观辨析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以“内篇”为重点，取其诸篇精要，阐释义理，对各篇最富人生意义、最具有哲学智慧的范畴、概念，予以揭示与显明。以“外篇”与“杂篇”为辅佐，进行范围更广的具体考察，辨明庄子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层层递进从而将考据与义理、语言分析和逻辑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令庄学奠定在一个宏观和微观相衔接的基石上。
微观考察的目的性在于最终达到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整体和深入的把握。作者在对《庄子》进行精心考释后，着重对庄子思想进行整体的综合，将他富于人生智慧的蕴含呈现出来：“庄子哲学在先秦诸大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孔子、孟子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哲学，老子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庄子的哲学则是一种纯哲学，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系指庄子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哲学抽象，也就是为庄子所创立的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提供了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纯哲学是就庄子的思维水平来说的，精神哲学则是就庄子的哲学性质来说的。”
试图寻求与古代圣贤建立跨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是以哲学的智慧和美学的智慧得以沟通的。它需要广博精深的学养，深厚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超脱现实功利的诗意情怀。显然，作者对庄子抱有强烈的精神仰慕，对古贤圣哲那颗苦闷而孤独、智慧而敏感的诗意心灵的体悟是深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