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的清晨，我刚醒来打开微信，就获知了噩耗：83岁的李西安老师于6月4日22时在北京病逝。
　　李老师在音乐圈里很有影响，因为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可观。作为融贯中西的作曲家，他既创作过《G大调钢琴小奏鸣曲》，还写过民族室内乐《婆罗门引》;作为民族音乐理论家，他留下了《汉语声调与汉族旋律》和《中国民族曲式》;作为音乐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桃李满天下。在李老师宽广的音乐人生里，我顶多算一个过客，但李老师于我，却是一个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人。
　　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黄金年代。作为中国音乐的弄潮儿和开拓者，李西安提出“在古老的传統和现代的新学科之间，构筑一个巨大发展空间”的办学方针，在他担任院长的中国音乐学院亲辟了几块跨学科的“试验田”，其中有音乐教育、音乐治疗、艺术管理和艺术心理。我就是在1989年作为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被招进去的。那一年我从北医临床医学系应届毕业，本该去医院穿白大褂、执手术刀，是他的教改给了我弃医从艺的机会。
　　我记得很清楚，专业考场设在恭王府昏暗潮湿的一间老屋里。6万平方米的恭王府号称有“99间半”房，具体哪间我记不得了，只记得2月的京城还很寒冷。考试前，杜义芳和张鸿懿两位主考老师特意带我去跟李院长见了第一次。
　　李院长长发斜分，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穿深蓝色西服，没打领带，戴一副秀郎镜，有一股我之前从未直面过的艺术范儿。他的音色低沉沙哑，声调不高，虽然语速较慢，但也需要专注才能够听清。他说他已经了解了我的情况，期待我能通过考试，“欢迎你来学校帮助建设新学科”。这句原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帮助”这词让我很受鼓舞，心里憋了一股要大干一场的劲。
　　后来我才知道，张鸿懿教授不仅是音乐学系主任、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创始人，还是李院长的夫人。本来我对音乐治疗专业很感兴趣，但由于那年这个专业只招大专生，所以我报考了杜义芳导师的艺术心理学专业。我学医期间就热衷于读心理学的书，还凭兴趣选了精神卫生研究所来做我的为期三个月的科研课题，原因就在于，我觉得医学里心理学最文艺。
　　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去报到时，中国音乐学院已大部分搬到了苇子坑新校址，只留下一两个专业在恭王府。李西安夫妇就住在学校对面的丝竹园小区，由于有些专业课程我跟张鸿懿老师的弟子们一起上，所以经常去他们家。
　　1991年秋我去匈牙利，他们夫妻也是鼓励者。张老师说，搞新学科就需要放宽眼界，出去看看，并将几位搞艺术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欧洲专家的信息抄在一张纸上叫我带着。李老师则说：“既然决定出去闯，就闯出个眉目再回来。”
　　生活蹉跎，出国后我尝尽漂泊的甘苦，最后走上文学的路。我每次回国都去看望他们，顺便带去我的新书。他们从未因我弃艺从文感到遗憾，而是说“文学跟音乐异曲同工”。的确，无论在写作还是翻译上，我在医学院和音乐学院学到的知识都能派上用场。
　　李西安老师有一部影响很大的音乐文集《走出大峡谷》，记录了他对中国音乐的思考和实践。许多年来，他不仅带领以谭盾、叶小刚、瞿小松、陈其钢为代表的“新潮音乐群”走向了世界，也送我走进了更辽阔的天地。他自己更是一个披荆斩棘、寻径拓路，从精神上走出大峡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