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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志
【英】W·H·奥登
一先令传记会给你全部的事实：
他父亲怎样揍他，他怎样出走，
少年作什么奋斗，是什么事迹
使得他在一代人物里最出风头：
他怎样打仗，钓鱼，打猎，熬通宵，
头晕着攀新峰；命名了新海一个；
最晚的研究家有的甚至于写到
爱情害得他哭鼻子，就像你和我。
他名满天下，却朝思暮想着一个人，
惊讶的评论家说那位就住在家中，
就在屋子里灵巧的做一点细活，
不干别的；能打打唿哨；会静坐，
会在园子里东摸摸西掏掏，回几封
他大堆出色的长信，一封也不保存。
（卞之琳 译）
1934年的某一天，也许那是平淡无奇的一天，27岁的青年诗人奥登写下了《名人志》一诗，起初这首诗并没有标题，后来诗人思考良久才定下了“Who’s Who”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在通行的表达中，“Who’s Who”被译作“名人录”或“名人志”，然而它却潜藏着一个最直接、也是根本性的含义——“谁是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一出现就是在质询和发问，它将关乎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命题“我是谁？”转变成了“谁是谁？”这样一个更复杂、也更广阔的命题。在奥登眼中，“谁是谁？”的问题或许更现世和切身。因为“我是谁？”指向了愈加深化的内向追问，而“谁是谁？”则敞开了与现实世界交换或演变的途径。具体而言，“谁是谁”可能蕴含了人如何转变成为理想中的“他者”或“这一个”如何成长为“另一个”的可能性。青年奥登深为明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可能一生都无法追寻到“我是谁”的终极答案，但是必然会在这个尘世经历“谁是谁”的成长和转变。其实，《名人志》一诗正是以一种“反正统”的方式书写了“成长”的风景。而作为一个天才型的诗人，奥登善于将自己最真切的个人体验和爱之情感灌注于诗中，展现出他对人和世界的思考与想象。
《名人传》当然是要为一位“显赫的人物”树碑立传。事实上，古希腊以降，为“著名人物”立传就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但通常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类名人传记的书写存在某种隐而不显的“唯目的论”的“反叙”模式，传记作者通常善于将“既成名人”作为结论，而传记就成为了追溯“名人成为名人”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奥登的《名人传》就是一部“反英雄式”的微型史诗。要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出一位名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显然不大可能，事实上奥登也绝无此意。他要谱写的并非故事中的英勇或传奇，而是一位当代英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据奥登的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讲述，《名人传》部分灵感来源于奥登同时代的阿拉伯传奇英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显然奥登并不满足于此，他笔下的“名人”既指向了一個更大的“复数群体”，同时也指向了更鲜活的“个”。
这首诗奥登写得极为简洁，弃绝一切多余的修辞而直陈事实，诗人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历程。“名人”不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赐与神恩，他的童年也会经历顽劣、挨揍和出走。凭借个人不懈的奋斗才成就一番事业，而他面对的也是最为日常和琐屑的生活：打仗、钓鱼、打猎、熬通宵、攀新峰和命名新海。奥登笔下“名人”的人生履历完全背离了当代人对于“英雄”的想象，也脱离了英雄备受推崇的品质，甚至连原型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雄形象也被诗人简化，或者说被刻意回避了。诗人平淡而谨慎地描绘了英雄的传奇人生，这完全背弃了西方文学有关英雄的叙述传统。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诗意发生了有意味的转折：“最晚的研究家有的甚至于写到/爱情害得他哭鼻子，就像你和我。”仅此一句就将高不可攀的名人拽回了我们中间，让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名人”也会为爱哭鼻子，“就像你和我”——这样的描绘不会出现在通常的英雄传记中。而接下来的全部诗句都是在描绘当代英雄“金屋藏娇式”的隐秘而真实的爱情生活：“名人”的妻子并非艳绝天下，只是一个在家中等待着丈夫书信的普通女子，这种恋人之间宁静而庸常的生活情态无法被公开。但在奥登看来，正是这份隐秘的“爱”才是支撑着“名人”最根本的基石。这就触及到了奥登诗学观念中最核心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只有爱才能通向最终的救赎，才能指明人类文明最终的出路。尤其是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残酷的战争几乎毁灭了一切，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奥登此时奔赴战火纷乱的西班牙战场，转战冰岛，最后来到了中国。他所经历和目睹的全部苦难在他身上烙下的伤疤，也塑造了诗人的诗学性格：他注定终身要选择爱、书写爱、关怀爱、归于爱。与此同时，对于爱情生活本身而言，奥登的同性恋倾向也充满危险与禁忌，同性之爱更加让他懂得爱的卑微、艰辛与来之不易。在稍后的诗作《1939年9月1日》中，奥登借悼念叶芝的机会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而后来他则将这句诗改成了“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微小的改动是对诗的整体境界的巨大提升，却也预示着诗人一以贯之的“爱的信仰”，更昭示着某种别无选择，他只能去爱，并最终与“爱”一起赴死。
回到《名人志》，传统的“名人”形象在诗中被奥登反写或改写，甚至英雄所具有的“神话化”倾向也被逐一消解，凸显出了一个褪下光环的现代人所面对的真实生活。因此，诗人所谓的“名人”也可能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与此同时，诗人也借此解答了“Who’s Who”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谁是谁”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两个疑问词“who”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多重疑问和多种可能性，正如单一的英雄叙事模式不再可能成为现代文学的典范一样，一极的“who”向另一极的“who”的无限转变才是充满生命力的、更高的自然律法，这其中也包蕴着每一个普通人成长与转变的历史。至于诗中着重描写的“爱”，那是诗人终生没有放弃的，直至晚年诗人还写道：“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一个。”（《爱得更多的一个》，王家新译）怀着这份永恒的坚守和敬意的诗人奥登，最终也成为“名人志”上不朽的“名人”。
【英】W·H·奥登
一先令传记会给你全部的事实：
他父亲怎样揍他，他怎样出走，
少年作什么奋斗，是什么事迹
使得他在一代人物里最出风头：
他怎样打仗，钓鱼，打猎，熬通宵，
头晕着攀新峰；命名了新海一个；
最晚的研究家有的甚至于写到
爱情害得他哭鼻子，就像你和我。
他名满天下，却朝思暮想着一个人，
惊讶的评论家说那位就住在家中，
就在屋子里灵巧的做一点细活，
不干别的；能打打唿哨；会静坐，
会在园子里东摸摸西掏掏，回几封
他大堆出色的长信，一封也不保存。
（卞之琳 译）
1934年的某一天，也许那是平淡无奇的一天，27岁的青年诗人奥登写下了《名人志》一诗，起初这首诗并没有标题，后来诗人思考良久才定下了“Who’s Who”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题目。在通行的表达中，“Who’s Who”被译作“名人录”或“名人志”，然而它却潜藏着一个最直接、也是根本性的含义——“谁是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一出现就是在质询和发问，它将关乎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命题“我是谁？”转变成了“谁是谁？”这样一个更复杂、也更广阔的命题。在奥登眼中，“谁是谁？”的问题或许更现世和切身。因为“我是谁？”指向了愈加深化的内向追问，而“谁是谁？”则敞开了与现实世界交换或演变的途径。具体而言，“谁是谁”可能蕴含了人如何转变成为理想中的“他者”或“这一个”如何成长为“另一个”的可能性。青年奥登深为明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可能一生都无法追寻到“我是谁”的终极答案，但是必然会在这个尘世经历“谁是谁”的成长和转变。其实，《名人志》一诗正是以一种“反正统”的方式书写了“成长”的风景。而作为一个天才型的诗人，奥登善于将自己最真切的个人体验和爱之情感灌注于诗中，展现出他对人和世界的思考与想象。
《名人传》当然是要为一位“显赫的人物”树碑立传。事实上，古希腊以降，为“著名人物”立传就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但通常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类名人传记的书写存在某种隐而不显的“唯目的论”的“反叙”模式，传记作者通常善于将“既成名人”作为结论，而传记就成为了追溯“名人成为名人”的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奥登的《名人传》就是一部“反英雄式”的微型史诗。要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出一位名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显然不大可能，事实上奥登也绝无此意。他要谱写的并非故事中的英勇或传奇，而是一位当代英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据奥登的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讲述，《名人传》部分灵感来源于奥登同时代的阿拉伯传奇英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显然奥登并不满足于此，他笔下的“名人”既指向了一個更大的“复数群体”，同时也指向了更鲜活的“个”。
这首诗奥登写得极为简洁，弃绝一切多余的修辞而直陈事实，诗人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历程。“名人”不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赐与神恩，他的童年也会经历顽劣、挨揍和出走。凭借个人不懈的奋斗才成就一番事业，而他面对的也是最为日常和琐屑的生活：打仗、钓鱼、打猎、熬通宵、攀新峰和命名新海。奥登笔下“名人”的人生履历完全背离了当代人对于“英雄”的想象，也脱离了英雄备受推崇的品质，甚至连原型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雄形象也被诗人简化，或者说被刻意回避了。诗人平淡而谨慎地描绘了英雄的传奇人生，这完全背弃了西方文学有关英雄的叙述传统。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诗意发生了有意味的转折：“最晚的研究家有的甚至于写到/爱情害得他哭鼻子，就像你和我。”仅此一句就将高不可攀的名人拽回了我们中间，让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名人”也会为爱哭鼻子，“就像你和我”——这样的描绘不会出现在通常的英雄传记中。而接下来的全部诗句都是在描绘当代英雄“金屋藏娇式”的隐秘而真实的爱情生活：“名人”的妻子并非艳绝天下，只是一个在家中等待着丈夫书信的普通女子，这种恋人之间宁静而庸常的生活情态无法被公开。但在奥登看来，正是这份隐秘的“爱”才是支撑着“名人”最根本的基石。这就触及到了奥登诗学观念中最核心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只有爱才能通向最终的救赎，才能指明人类文明最终的出路。尤其是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残酷的战争几乎毁灭了一切，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奥登此时奔赴战火纷乱的西班牙战场，转战冰岛，最后来到了中国。他所经历和目睹的全部苦难在他身上烙下的伤疤，也塑造了诗人的诗学性格：他注定终身要选择爱、书写爱、关怀爱、归于爱。与此同时，对于爱情生活本身而言，奥登的同性恋倾向也充满危险与禁忌，同性之爱更加让他懂得爱的卑微、艰辛与来之不易。在稍后的诗作《1939年9月1日》中，奥登借悼念叶芝的机会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而后来他则将这句诗改成了“我们必须相爱并且死”。微小的改动是对诗的整体境界的巨大提升，却也预示着诗人一以贯之的“爱的信仰”，更昭示着某种别无选择，他只能去爱，并最终与“爱”一起赴死。
回到《名人志》，传统的“名人”形象在诗中被奥登反写或改写，甚至英雄所具有的“神话化”倾向也被逐一消解，凸显出了一个褪下光环的现代人所面对的真实生活。因此，诗人所谓的“名人”也可能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与此同时，诗人也借此解答了“Who’s Who”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谁是谁”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模式，两个疑问词“who”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多重疑问和多种可能性，正如单一的英雄叙事模式不再可能成为现代文学的典范一样，一极的“who”向另一极的“who”的无限转变才是充满生命力的、更高的自然律法，这其中也包蕴着每一个普通人成长与转变的历史。至于诗中着重描写的“爱”，那是诗人终生没有放弃的，直至晚年诗人还写道：“我们如何指望群星为我们燃烧/带着那我们不能回报的激情？/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一个。”（《爱得更多的一个》，王家新译）怀着这份永恒的坚守和敬意的诗人奥登，最终也成为“名人志”上不朽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