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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漫步在司马迁广场，两侧巨幅群雕---呈现，我似乎走进了激荡延绵的历史长河中。
我看到，在涿鹿之野的茫茫浓雾中，蚩尤的身躯正在倒下；我看到，在暴雨如注，白浪滔天的河面上，大禹已挺身而出。我听到西周朝堂的乐声才响，诸侯的杀伐声已近。我看到始皇帝正驾车而来，踌躇满志；却又见陈涉正揭竿而起，睥睨王侯。我还见刘邦在鸿门宴中的剑光寒气中周旋；却听闻乌江边悲歌传来，乌骓嘶鸣……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画卷，一个个鲜活丰满的人物，正从太史公的竹简中走出，正从广场的石壁中走下。从王侯将相到草根平民，太史公留下的，难道仅仅是中华名人录，草根传？是成功的丰碑，是失败的挽歌？今天，这样的疑问，我有了答案。
钱谷融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他说：“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史记》正是如此。跨越千年我们依旧能够被那些故事所激荡，被那些人物所感动，不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和我们祖先共同的情怀吗？这是一种打着深深的“中国烙印”的人文情怀。
在《史记》的内容中，中国特质的人文主义充溢全书。在司马迁的笔下，人性是多样的，人格是独立的，人与人是平等的。首先，他肯定人的正当欲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它主张因民欲而利导，各地物产相异，通商以乐民。他甚至书写了一众商海精英的传奇。他是最早主张以商富民、以富养德的史学家。
他洞悉人性，往往寥寥数笔，人物形象，性格就跃然纸上。他写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一个冷酷专制的形象就呼之欲出；如写刘邦宽容大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又指出他狡黠懒惰，睚眦必报。这些记述使《史记》建立在真实的人性之上，而更具感染力。
在忠实于真实人性人欲之外，司马迁始终不忘追寻人生价值。在他看来，“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为天下”才是人生的正确选择。所以他热情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行为。孔子无诸侯之尊，但司马迁认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把孔子放在世家里，体现了一种了不起的非常深邃的大历史眼光。而陈涉，一个发难农夫，凭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揭竿反秦，应者云集，使“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这首义之功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以世家的形式，高度肯定了陈涉的历史贡献，显出司马迁胆识。
而另一方面，司马迁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更执着于坚持独立意识，追求理想人格。他赞赏屈原忠贞爱国，出淤泥而不染。对屈子人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也推崇孟子对道義的坚守：“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然而，更令他感同身受的，是那些忍辱负重、奋发进取、自我完善的先賢。勾践卧薪尝胆，遂有霸业，伍子胥奔吴，得报父仇；范睢受辱，以成秦相；季布屈为钳奴，终成汉代名将。这些人物表现出一种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包含着司马迁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激荡着一种崇高悲壮的旋律。
到此时，我忽然能理解，为什么太史公开创了与先秦史家所迥然不同的纪传体。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体裁。人是承载历史的主体，先秦史书年经事纬的编年体例，无异于肢解了活生生的人物，割裂了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也不利于对历史完整地，真切的理解。因此，《史记》的高明，并不仅仅在于它开创了了一种新的编史体例，也不在它奠定了中国史学的重人传统。而在于它在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的时间段，对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个体生命作了真实的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智慧、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选择。
古代中国其实不乏人文精神，殷周以来的远神近人的文化取向和理性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性格。经由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的碰撞争鸣，民本思潮的洗礼，人已被置于万物之灵的地位。而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则又有突破，他所生活的年代，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已然沉寂，专制王权对人的束缚日益加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是在帝国专制的钳压下艰难而顽强地挺立出来的。这是使它具有了更多的革命性。
但真正成就《史记》“史家之绝唱”名山事业的，除了家学渊源和父亲的遗命，更是司马迁自身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和饱受摧残和煎熬之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升华。李陵之祸给司马迁以肉体和精神上极大的摧残，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 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也！”专制暴君对人性的摧残激起了司马迁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也促使他对于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尊严进行了深入思考，体验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从而隐忍著书，成就《史记》。
总之，《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它得以上承先秦文明，汲取百家精华，以民本情怀，诸子思想感受庶民生活，体察盛世之忧，和着太史公的郁积愤慨喷薄而出，充溢着迥异于后世史家的人文情怀。《史记》的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情感是激越的，它的如炬光芒不仅照亮了整个中国古代，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难怪后世学者称：“司马迁的《史记》只可孤行于天地，不当与群书为伍！ ”
作者： 刘萍
工作单位：陕西省韩城市象山中学
通讯地址：陕西省韩城市金城办教师进修学校
联系电话：13571394876
邮编： 715400
我看到，在涿鹿之野的茫茫浓雾中，蚩尤的身躯正在倒下；我看到，在暴雨如注，白浪滔天的河面上，大禹已挺身而出。我听到西周朝堂的乐声才响，诸侯的杀伐声已近。我看到始皇帝正驾车而来，踌躇满志；却又见陈涉正揭竿而起，睥睨王侯。我还见刘邦在鸿门宴中的剑光寒气中周旋；却听闻乌江边悲歌传来，乌骓嘶鸣……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画卷，一个个鲜活丰满的人物，正从太史公的竹简中走出，正从广场的石壁中走下。从王侯将相到草根平民，太史公留下的，难道仅仅是中华名人录，草根传？是成功的丰碑，是失败的挽歌？今天，这样的疑问，我有了答案。
钱谷融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他说：“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他们是以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史记》正是如此。跨越千年我们依旧能够被那些故事所激荡，被那些人物所感动，不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和我们祖先共同的情怀吗？这是一种打着深深的“中国烙印”的人文情怀。
在《史记》的内容中，中国特质的人文主义充溢全书。在司马迁的笔下，人性是多样的，人格是独立的，人与人是平等的。首先，他肯定人的正当欲求，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它主张因民欲而利导，各地物产相异，通商以乐民。他甚至书写了一众商海精英的传奇。他是最早主张以商富民、以富养德的史学家。
他洞悉人性，往往寥寥数笔，人物形象，性格就跃然纸上。他写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一个冷酷专制的形象就呼之欲出；如写刘邦宽容大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又指出他狡黠懒惰，睚眦必报。这些记述使《史记》建立在真实的人性之上，而更具感染力。
在忠实于真实人性人欲之外，司马迁始终不忘追寻人生价值。在他看来，“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为天下”才是人生的正确选择。所以他热情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行为。孔子无诸侯之尊，但司马迁认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把孔子放在世家里，体现了一种了不起的非常深邃的大历史眼光。而陈涉，一个发难农夫，凭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揭竿反秦，应者云集，使“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这首义之功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以世家的形式，高度肯定了陈涉的历史贡献，显出司马迁胆识。
而另一方面，司马迁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更执着于坚持独立意识，追求理想人格。他赞赏屈原忠贞爱国，出淤泥而不染。对屈子人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也推崇孟子对道義的坚守：“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然而，更令他感同身受的，是那些忍辱负重、奋发进取、自我完善的先賢。勾践卧薪尝胆，遂有霸业，伍子胥奔吴，得报父仇；范睢受辱，以成秦相；季布屈为钳奴，终成汉代名将。这些人物表现出一种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包含着司马迁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激荡着一种崇高悲壮的旋律。
到此时，我忽然能理解，为什么太史公开创了与先秦史家所迥然不同的纪传体。这是以人为中心的体裁。人是承载历史的主体，先秦史书年经事纬的编年体例，无异于肢解了活生生的人物，割裂了人的情感和精神，当然，也不利于对历史完整地，真切的理解。因此，《史记》的高明，并不仅仅在于它开创了了一种新的编史体例，也不在它奠定了中国史学的重人传统。而在于它在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的时间段，对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个体生命作了真实的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道德、智慧、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人物的人生选择。
古代中国其实不乏人文精神，殷周以来的远神近人的文化取向和理性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性格。经由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的碰撞争鸣，民本思潮的洗礼，人已被置于万物之灵的地位。而司马迁的人文精神则又有突破，他所生活的年代，风云一时的诸子百家已然沉寂，专制王权对人的束缚日益加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是在帝国专制的钳压下艰难而顽强地挺立出来的。这是使它具有了更多的革命性。
但真正成就《史记》“史家之绝唱”名山事业的，除了家学渊源和父亲的遗命，更是司马迁自身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和饱受摧残和煎熬之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升华。李陵之祸给司马迁以肉体和精神上极大的摧残，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 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也！”专制暴君对人性的摧残激起了司马迁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也促使他对于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尊严进行了深入思考，体验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从而隐忍著书，成就《史记》。
总之，《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它得以上承先秦文明，汲取百家精华，以民本情怀，诸子思想感受庶民生活，体察盛世之忧，和着太史公的郁积愤慨喷薄而出，充溢着迥异于后世史家的人文情怀。《史记》的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情感是激越的，它的如炬光芒不仅照亮了整个中国古代，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难怪后世学者称：“司马迁的《史记》只可孤行于天地，不当与群书为伍！ ”
作者： 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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