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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研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主办、江苏党的建设研究基地承办的第二届“江苏党的建设高层论坛”日前在南京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本刊撷取部分与会发言精华，以飨读者。
通过制度优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议事规则为例
桑玉成
集体领导制度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发挥领导群体的作用和智慧、对于发扬民主以及防止个人专断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集体领导制度的要求，一些重大议题特别是所谓“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议题，都要经集体讨论的程序来决定。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的议事规则，集体领导或者说一些议决事项的集体决定往往流于形式，它改变不了“权力过分集中”的事实。议事规则的不完善，导致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集体领导或集体决定的体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名义”的体制。
要完善集体决定或称集体领导的体制，改变那种变集体决定为集体名义的状况，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方面的一些工作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首先有必要分清所谓“决策”与“执行”的功能界限。在管理上，决策与执行尽管是两个不同的功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往往交织在一起。譬如说，关于“用一个什么人”的问题，显然是决策问题，但这种决策是建立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的。相对而言，决策一般解决的是相对宏观的方向问题，而执行解决的是具体性的步骤问题。因此，在集体领导体制中，需要集体讨论议决的一定是属于决策层面的问题，至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则没有必要通过集体议决的程序解决。
第二，有必要明确集体领导体制中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地位。首长制与委员会制度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要经过讨论，而是在于决定的规则不同。在首长制下，首长在遇到决策事项时，也通常会召开一些集体性的咨询会或相关会议，但是，最后作出决定并对此决定负责的，必定是首长个体。而在委员会制度下，通常需要有集体中的多数成员支持方可作出决策。因此，这里就必须预设一个前提，即参与这种集体领导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具有同等的地位。在我们党的委员会体制中，无论是常委会还是全委会，书记仅仅具有召集会议的职责，而并不能具有在讨论的基础上作出最后决定的职权和功能。
第三，有必要遵循集体表决程序的基本原理。在集体议决的过程中，或者说之所以要通过集体议决的方式作出决策，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个人专断；发挥多数人的智慧和判断力；通过多数人的知识互补以避免个别人的知识局限性。为达成这样的效果，集体议决要遵循一个基本原理，即参与集体议决的每一个个体必须独立地作出判断，而不能有倾向性的主导或引导。
第四，有必要规范集体领导体制中的一般程序规则。这里的规则主要包括：提案程序，即要切实解决什么样的事项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进入集体议决程序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的是，一个经过讨论的事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作出决定或不作出决定。在集体议决体制中，多数决定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凡是集体议决的事项，不能通过惯常的那种俗称“你先民主我最后集中”的方式决策，而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来获得多数人的意志倾向。
（作者系上海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实践党建“资源观”对非公企业发展壮大具有独特效应
盛克勤
党的建设作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企业内部组织程度的核心元素，它不但是一种特殊资源，而且还具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在非公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多重实践效应。
一是组织体系效应。在非公企业，通过优化企业党组织设置，健全企业组织体系，将党组织覆盖到各子公司、分厂、车间、班组，实现党的组织体系和企业的工作体系高度对接，党的组织机构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而通过党建工作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带动企业规范工作流程，实施过程控制，搭建企业流程管理的实施载体，便能顺利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优势。
二是政治动员效应。在非公企业发展过程中，党组织的政治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带领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重点攻关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以党组织的先进引领企业的先进，进而不断提高企业各个层面的执行力。特别是企业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党组织作为企业发展保障中心、党员服务中心、权益维护中心，有能力动员职工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激发企业职工攻坚克难的意志力，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以党建“软实力”催生企业发展“硬实力”。
三是活动文化效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活动为载体，以文化为渗透，能有效弥补非公企业热衷于逐利的先天不足。企业党组织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以核心价值教育人，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为企业构建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职业道德，能催生激励职工的精神力量；以活动载体聚合人，从党员和职工的需求出发，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和方法，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能在生动活泼的环境文化氛围中激发职工的创造活力；以组织温暖关爱人，向全体员工传递党的关怀，让职工群众感到身边有党组织就有党的温暖，从而增强党员和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是品牌形象效应。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建工作，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引领企业发展方向，可以增强非公企业的体制信誉和社会公信力，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新形势下贯彻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针的难点与着力点 桑学成
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难点：
一是长期执政容易产生的松懈情绪所带来的钝力影响。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掌握着军队和专政工具，控制着大量国家资源。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一些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出现某些失误，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问题，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危及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这就容易使一些人缺乏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而放松从严治党。
二是既得利益作祟造成的管党治党动力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场挑战自我的革命。这种加引号的“革命”，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则意味着削弱手中的特殊权力，挤压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要推动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既得利益者以显性或隐性的方法进行的抵制，采取“选择性执行”，不愿动真格。
三是把改革开放与从严治党对立起来，担心从严治党会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造成的思想障碍。有人担心从严治党会影响改革开放，影响发展经济，于是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管理、监督。有的地方领导当行政首长埋头抓经济工作，当了书记后还是把党的建设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不是党要管党，而是党不管党。
四是体制机制弊端特别是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造成的保障和监督乏力。当前在制度建设层面，既有制度缺失的问题，也有制度链条不完整的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是现有制度执行不力，落实不够。
五是管党治党方式方法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沿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的方式来推进党建。这种推进方式表面看起来部署完备、工作扎实，但有不少地方是在认认真真走流程，至于如何结合实际有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看文章写得如何、总结是否漂亮。
这些难点既是影响管党治党效果的主要障碍因素，又是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应然与实然反差太大的主要原因。
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着力点：
一是抓关键。按照“党要管党，关键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着力解决干部教育中“听者不信，说者不做”以及干部选拔民主缺失和干部管理失之于宽等突出问题。
二是抓根本。要把制度管党治党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和党内各项制度建设的基本标准和根本依据，切实增强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实效性。
三是抓基础。要着力解决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造成的监督乏力和党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张带来的管党治党压力，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四是抓监督。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破解监督难题，增强监督实效。在监督对象上紧盯正职要岗，破解客体宽泛重点不突出难题；在监督内容上突出“三重一大”事项，破解全面出击顾此失彼难题；在监督方式上注重改革创新，破解监督方法不新效果不佳难题；在监督主体上发挥党员作用，破解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难题。
五是用科学的方式方法管党治党。要找准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切入点，把从严治党与民主治党、依法治党结合起来，积极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
六是充分发挥党的职能部门在管党治党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强化党的组织部门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管党治党中的职能作用，切实解决组织部门管得太多而忽视或削弱了对于干部的管理以及纪检部门治党失之于宽的问题。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科学发展、科学执政与科学建党
张志明
经过近年的学习和践行活动，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科学发展的成果令人鼓舞。但必须承认，目前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还是初步的，确保科学发展本身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健全和完善，而影响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却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基层执政体制和领导体制中的“一把手”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一现象加上扭曲的政绩导向机制，导致施政过程中的短期行为泛滥，正所谓一个书记一套思路一套办法，甚至一个书记一套“制度”一套“改革创新”。如果一个地方书记频繁变换，就更加剧和催生这种短期行为乱象。这种瞎折腾的体制弊端，严重妨碍了科学发展，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更直接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
依照我国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设计预期来说，是最不可能出现各种短期行为的。那么，为什么在执政实践中会造成这样的制度悖论呢？我认为，导致这种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一句话，如果不切实从体制上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价值诉求，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只有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不断培育和生成科学执政的制度要素，不断实现中国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我国根本制度的价值预期，才能以科学执政的制度保证科学发展的落实。
以科学执政保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直是我们党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和方向。但现实中不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现象为什么还这么多呢？除了旧的体制弊端的革除和新的体制要素的成长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等原因外，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作为科学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科学化。也就是说，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在科学执政，而党做到科学执政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是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执政党建设本身首先做到不折腾，然后逐步走向理性、规范和制度科学化。
至此，科学发展、科学执政和科学建党从理念上实现了贯通，并相信这种贯通对我们党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建设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
杨绍华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必须按照廉洁政治建设的各项原则要求，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创新，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民主制度模式。绝不能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照搬到中国。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必须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党政领导带头抓反腐败，增强影响力、号召力、执行力；纪委发挥牵头作用，抓好组织协调，从全局、战略和高层次上给党委当参谋。要健全纪检监察体制，注意整合各方资源，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进一步形成和发挥整体效能。
三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线，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努力形成一整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人民满意。
四是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必须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是必须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科学界定“一把手”权力，公开权力范围，对“一把手”在重大决策方面的实际权限作出具体的规定，并让监督部门和人民群众知道“一把手”有多少项权力，保证执纪执法部门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督。建立合理分权机制，在不影响“一把手”全面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对重要权力适当分解，从权力、责任、程序和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构建一种分工制衡的机制，保证“一把手”权力不被滥用。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执政党信息公开透明面临的重大挑战
方世南
信息公开透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政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透明。但是，由于在执政与行政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组织架构、政策法规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党务与政务的有机关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进程步履艰难，挑战诸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不对等。公共权力的过度扩张，公民事实上拥有的权利空间显得十分弱小，有些即使宪法上规定得很具体的公民权利也只能更多地停留在文字上和抽象的层面上。
第二，党政部门信息拥有量与公民知情权实现程度不对称。党政部门注重保密教育和保密习惯胜过主动对外公布信息。由于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消极、被动和拖拉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
第三，传统管理方式和经验与信息社会现代治理方式不协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管制手段，仍是党政部门在各类党务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主要运用的手段，这与现代信息社会构建电子党务和电子政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手段实现与公民双向交流和双向沟通的扁平化网络化信息管理方式很不协调。
第四，封建官本位文化的残留影响与现代公民意识不断提升趋势不吻合。不在先进文化建设中批判和摒弃封建官本位文化，不下力气大力倡导现代公民意识，不将官本位文化转变为民本位文化，不将公务员的角色转变为服务员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充分体现现代公民意识，有必要强化信息公开问责制，以便纠正怠慢人民群众和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第五，政策法规的健全度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执行力与社会期望值不匹配。只有将党务信息公开和政务信息公开都纳入国家信息公开法，才能促进党务信息公开和政务信息公开进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
第六，上层信息公开和基层信息公开互动管道不顺畅。在当代中国党政纵向层级体系和横向交往实践中，都存在着互动管道狭窄、互动频次较低、缺少规范程序、主观随意性较大、互动质量较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把党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法定信息公开互动机制，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在上行信息、下行信息、横向信息交流互动中的不同党政部门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七，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以及党政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不平衡。推动党政信息公开向创造良好信息公开生态、提供优质信息公开服务、提升全社会信息公正和信息安全的方向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党政信息公开观，推动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副所长）
党的群众工作面临三大挑战
董连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在对党的思想认同的挑战、决策合法的挑战、利益协调的挑战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认同的挑战。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京沪穗三地居民对社会的综合信任度逐年下降，仅在及格线上徘徊。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一些“官方说法”、“官方澄清”的社会公信力受到质疑。
第二，决策合法的挑战。在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增强与维权异化并存的现实面前，党的决策与多数人利益的对接显得十分艰难。近些年来，因决策失误、决策的透明公开不够带来的群众维权行动日渐增多，并在有些地区呈现无序化态势。其中，有的采取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有的维权方式则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束缚，引发了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第三，利益协调的挑战。多样性、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催生了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各种利益矛盾凸显，甚至出现无序化状态。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核心和纽带由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转变为以全面代表和公平实现大多数群众利益为核心、以党对群众利益合理有效的整合为纽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政策供给的公平公正就特别地重要。而现实中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难度。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设计需加强科学化
王世谊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且要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下述五项制度：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体现“终端治腐”理念的一项重要措施。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存藏，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金融实名制度。反腐败的实践证明，金融实名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金融实名制的推行，使个人收入的来源更加透明，使腐败行为在透明的金融交易中难以遁形。
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在中国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有利于淡化腐败动机；有利于将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转化为国家收入、增加国家财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公民信用号码保障制度。设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不仅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社会犯罪率，而且有助于切断腐败分子处理非法所得的途径，打击贪官外逃。
加强国际合作。随着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化、跨国化的态势，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必然选择。根据国际惯例，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主要包括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外逃贪官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外逃贪官引渡机制、司法协助与执法合作机制。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功杭
通过制度优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议事规则为例
桑玉成
集体领导制度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发挥领导群体的作用和智慧、对于发扬民主以及防止个人专断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集体领导制度的要求，一些重大议题特别是所谓“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议题，都要经集体讨论的程序来决定。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的议事规则，集体领导或者说一些议决事项的集体决定往往流于形式，它改变不了“权力过分集中”的事实。议事规则的不完善，导致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集体领导或集体决定的体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名义”的体制。
要完善集体决定或称集体领导的体制，改变那种变集体决定为集体名义的状况，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方面的一些工作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首先有必要分清所谓“决策”与“执行”的功能界限。在管理上，决策与执行尽管是两个不同的功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往往交织在一起。譬如说，关于“用一个什么人”的问题，显然是决策问题，但这种决策是建立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的。相对而言，决策一般解决的是相对宏观的方向问题，而执行解决的是具体性的步骤问题。因此，在集体领导体制中，需要集体讨论议决的一定是属于决策层面的问题，至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则没有必要通过集体议决的程序解决。
第二，有必要明确集体领导体制中每一个成员的平等地位。首长制与委员会制度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要经过讨论，而是在于决定的规则不同。在首长制下，首长在遇到决策事项时，也通常会召开一些集体性的咨询会或相关会议，但是，最后作出决定并对此决定负责的，必定是首长个体。而在委员会制度下，通常需要有集体中的多数成员支持方可作出决策。因此，这里就必须预设一个前提，即参与这种集体领导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具有同等的地位。在我们党的委员会体制中，无论是常委会还是全委会，书记仅仅具有召集会议的职责，而并不能具有在讨论的基础上作出最后决定的职权和功能。
第三，有必要遵循集体表决程序的基本原理。在集体议决的过程中，或者说之所以要通过集体议决的方式作出决策，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个人专断；发挥多数人的智慧和判断力；通过多数人的知识互补以避免个别人的知识局限性。为达成这样的效果，集体议决要遵循一个基本原理，即参与集体议决的每一个个体必须独立地作出判断，而不能有倾向性的主导或引导。
第四，有必要规范集体领导体制中的一般程序规则。这里的规则主要包括：提案程序，即要切实解决什么样的事项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进入集体议决程序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的是，一个经过讨论的事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作出决定或不作出决定。在集体议决体制中，多数决定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凡是集体议决的事项，不能通过惯常的那种俗称“你先民主我最后集中”的方式决策，而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来获得多数人的意志倾向。
（作者系上海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实践党建“资源观”对非公企业发展壮大具有独特效应
盛克勤
党的建设作为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企业内部组织程度的核心元素，它不但是一种特殊资源，而且还具有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在非公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多重实践效应。
一是组织体系效应。在非公企业，通过优化企业党组织设置，健全企业组织体系，将党组织覆盖到各子公司、分厂、车间、班组，实现党的组织体系和企业的工作体系高度对接，党的组织机构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而通过党建工作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带动企业规范工作流程，实施过程控制，搭建企业流程管理的实施载体，便能顺利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优势。
二是政治动员效应。在非公企业发展过程中，党组织的政治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带领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关键岗位有党员、重点攻关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以党组织的先进引领企业的先进，进而不断提高企业各个层面的执行力。特别是企业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党组织作为企业发展保障中心、党员服务中心、权益维护中心，有能力动员职工群众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激发企业职工攻坚克难的意志力，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以党建“软实力”催生企业发展“硬实力”。
三是活动文化效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活动为载体，以文化为渗透，能有效弥补非公企业热衷于逐利的先天不足。企业党组织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以核心价值教育人，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为企业构建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职业道德，能催生激励职工的精神力量；以活动载体聚合人，从党员和职工的需求出发，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和方法，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能在生动活泼的环境文化氛围中激发职工的创造活力；以组织温暖关爱人，向全体员工传递党的关怀，让职工群众感到身边有党组织就有党的温暖，从而增强党员和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是品牌形象效应。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建工作，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引领企业发展方向，可以增强非公企业的体制信誉和社会公信力，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新形势下贯彻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针的难点与着力点 桑学成
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难点：
一是长期执政容易产生的松懈情绪所带来的钝力影响。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掌握着军队和专政工具，控制着大量国家资源。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一些党组织或党的领导机关出现某些失误，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问题，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危及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这就容易使一些人缺乏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而放松从严治党。
二是既得利益作祟造成的管党治党动力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场挑战自我的革命。这种加引号的“革命”，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则意味着削弱手中的特殊权力，挤压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要推动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既得利益者以显性或隐性的方法进行的抵制，采取“选择性执行”，不愿动真格。
三是把改革开放与从严治党对立起来，担心从严治党会影响社会稳定等错误观念造成的思想障碍。有人担心从严治党会影响改革开放，影响发展经济，于是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管理、监督。有的地方领导当行政首长埋头抓经济工作，当了书记后还是把党的建设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不是党要管党，而是党不管党。
四是体制机制弊端特别是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造成的保障和监督乏力。当前在制度建设层面，既有制度缺失的问题，也有制度链条不完整的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是现有制度执行不力，落实不够。
五是管党治党方式方法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沿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的方式来推进党建。这种推进方式表面看起来部署完备、工作扎实，但有不少地方是在认认真真走流程，至于如何结合实际有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看文章写得如何、总结是否漂亮。
这些难点既是影响管党治党效果的主要障碍因素，又是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应然与实然反差太大的主要原因。
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着力点：
一是抓关键。按照“党要管党，关键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着力解决干部教育中“听者不信，说者不做”以及干部选拔民主缺失和干部管理失之于宽等突出问题。
二是抓根本。要把制度管党治党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和党内各项制度建设的基本标准和根本依据，切实增强制度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实效性。
三是抓基础。要着力解决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造成的监督乏力和党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张带来的管党治党压力，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四是抓监督。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破解监督难题，增强监督实效。在监督对象上紧盯正职要岗，破解客体宽泛重点不突出难题；在监督内容上突出“三重一大”事项，破解全面出击顾此失彼难题；在监督方式上注重改革创新，破解监督方法不新效果不佳难题；在监督主体上发挥党员作用，破解党员主体地位缺失难题。
五是用科学的方式方法管党治党。要找准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切入点，把从严治党与民主治党、依法治党结合起来，积极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
六是充分发挥党的职能部门在管党治党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强化党的组织部门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管党治党中的职能作用，切实解决组织部门管得太多而忽视或削弱了对于干部的管理以及纪检部门治党失之于宽的问题。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科学发展、科学执政与科学建党
张志明
经过近年的学习和践行活动，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科学发展的成果令人鼓舞。但必须承认，目前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还是初步的，确保科学发展本身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健全和完善，而影响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却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基层执政体制和领导体制中的“一把手”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一现象加上扭曲的政绩导向机制，导致施政过程中的短期行为泛滥，正所谓一个书记一套思路一套办法，甚至一个书记一套“制度”一套“改革创新”。如果一个地方书记频繁变换，就更加剧和催生这种短期行为乱象。这种瞎折腾的体制弊端，严重妨碍了科学发展，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更直接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
依照我国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设计预期来说，是最不可能出现各种短期行为的。那么，为什么在执政实践中会造成这样的制度悖论呢？我认为，导致这种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一句话，如果不切实从体制上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价值诉求，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只有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不断培育和生成科学执政的制度要素，不断实现中国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我国根本制度的价值预期，才能以科学执政的制度保证科学发展的落实。
以科学执政保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直是我们党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和方向。但现实中不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现象为什么还这么多呢？除了旧的体制弊端的革除和新的体制要素的成长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等原因外，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作为科学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科学化。也就是说，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在科学执政，而党做到科学执政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是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执政党建设本身首先做到不折腾，然后逐步走向理性、规范和制度科学化。
至此，科学发展、科学执政和科学建党从理念上实现了贯通，并相信这种贯通对我们党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建设廉洁政治是一项系统工程
杨绍华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必须按照廉洁政治建设的各项原则要求，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和创新，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民主制度模式。绝不能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照搬到中国。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必须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党政领导带头抓反腐败，增强影响力、号召力、执行力；纪委发挥牵头作用，抓好组织协调，从全局、战略和高层次上给党委当参谋。要健全纪检监察体制，注意整合各方资源，搭建信息交流平台，进一步形成和发挥整体效能。
三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主线，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努力形成一整套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人民满意。
四是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必须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是必须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科学界定“一把手”权力，公开权力范围，对“一把手”在重大决策方面的实际权限作出具体的规定，并让监督部门和人民群众知道“一把手”有多少项权力，保证执纪执法部门有的放矢地进行监督。建立合理分权机制，在不影响“一把手”全面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对重要权力适当分解，从权力、责任、程序和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构建一种分工制衡的机制，保证“一把手”权力不被滥用。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执政党信息公开透明面临的重大挑战
方世南
信息公开透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政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透明。但是，由于在执政与行政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组织架构、政策法规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党务与政务的有机关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进程步履艰难，挑战诸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不对等。公共权力的过度扩张，公民事实上拥有的权利空间显得十分弱小，有些即使宪法上规定得很具体的公民权利也只能更多地停留在文字上和抽象的层面上。
第二，党政部门信息拥有量与公民知情权实现程度不对称。党政部门注重保密教育和保密习惯胜过主动对外公布信息。由于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消极、被动和拖拉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
第三，传统管理方式和经验与信息社会现代治理方式不协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管制手段，仍是党政部门在各类党务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主要运用的手段，这与现代信息社会构建电子党务和电子政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手段实现与公民双向交流和双向沟通的扁平化网络化信息管理方式很不协调。
第四，封建官本位文化的残留影响与现代公民意识不断提升趋势不吻合。不在先进文化建设中批判和摒弃封建官本位文化，不下力气大力倡导现代公民意识，不将官本位文化转变为民本位文化，不将公务员的角色转变为服务员的角色，政府信息公开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充分体现现代公民意识，有必要强化信息公开问责制，以便纠正怠慢人民群众和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第五，政策法规的健全度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执行力与社会期望值不匹配。只有将党务信息公开和政务信息公开都纳入国家信息公开法，才能促进党务信息公开和政务信息公开进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
第六，上层信息公开和基层信息公开互动管道不顺畅。在当代中国党政纵向层级体系和横向交往实践中，都存在着互动管道狭窄、互动频次较低、缺少规范程序、主观随意性较大、互动质量较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把党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法定信息公开互动机制，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在上行信息、下行信息、横向信息交流互动中的不同党政部门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七，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以及党政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不平衡。推动党政信息公开向创造良好信息公开生态、提供优质信息公开服务、提升全社会信息公正和信息安全的方向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党政信息公开观，推动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副所长）
党的群众工作面临三大挑战
董连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在对党的思想认同的挑战、决策合法的挑战、利益协调的挑战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认同的挑战。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京沪穗三地居民对社会的综合信任度逐年下降，仅在及格线上徘徊。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一些“官方说法”、“官方澄清”的社会公信力受到质疑。
第二，决策合法的挑战。在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增强与维权异化并存的现实面前，党的决策与多数人利益的对接显得十分艰难。近些年来，因决策失误、决策的透明公开不够带来的群众维权行动日渐增多，并在有些地区呈现无序化态势。其中，有的采取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有的维权方式则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束缚，引发了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第三，利益协调的挑战。多样性、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催生了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各种利益矛盾凸显，甚至出现无序化状态。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核心和纽带由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转变为以全面代表和公平实现大多数群众利益为核心、以党对群众利益合理有效的整合为纽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政策供给的公平公正就特别地重要。而现实中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难度。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设计需加强科学化
王世谊
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腐成果，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主要应包括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五种，并且要科学设计和强力推行下述五项制度：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体现“终端治腐”理念的一项重要措施。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存藏，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金融实名制度。反腐败的实践证明，金融实名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金融实名制的推行，使个人收入的来源更加透明，使腐败行为在透明的金融交易中难以遁形。
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在中国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有利于淡化腐败动机；有利于将部分灰色收入和非法所得转化为国家收入、增加国家财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公民信用号码保障制度。设立公民信用保障号码，不仅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社会犯罪率，而且有助于切断腐败分子处理非法所得的途径，打击贪官外逃。
加强国际合作。随着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化、跨国化的态势，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必然选择。根据国际惯例，我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主要包括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外逃贪官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外逃贪官引渡机制、司法协助与执法合作机制。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