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有两座“大唐天宝战士冢”，一座是在市区天宝公园内的“万人冢”，冢前立有竖刻“大唐天宝战士冢”的墓碑，左右两侧分别立有明代云南永昌参将邓子龙“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及郭沫若“天宝何能号盛唐，南征一再太周张。万人京观功安在？千载遗文罪更彰。我爱将军诗句好，人传冤鬼哭声藏。糊涂天子殃民甚，无怪蒙尘到蜀疆”的竖刻诗。此“万人冢”之称首见于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一诗，“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另一座在地石曲村西，又称“千人冢”。两者直线相距约6公里。
　　两座“大唐天宝战士冢”已于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查各种资料，均只言其性质为南诏“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的唐军阵亡将士合葬墓。那么两冢的性质及价值难道仅仅只是墓冢而已吗？
　　其实郭沫若诗中“万人京观功安在”的“京观”一词已经道明了“大唐天宝战士冢”的性质，即“大唐天宝战士冢”应为南诏时期的“京观”。然而郭沫若并不是第一个道明之人，最早提到的是《新唐书》，据载，第一次天宝战争以鲜于仲通率领的唐军大败告终，战争结束后，“阁罗凤敛战胔，筑京观”。


　　京观是什么？京观就是某场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后，胜方把败军阵亡的大量将士尸体全部集中堆放在一起盖土夯实而成的高大丘冢，胜方目的是彰显武力、炫耀国威并震慑败方，客观上也减少了瘟疫发生的几率。筑京观之举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载：“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杜预注曰：‘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败军尸体冢都是“京观”，明末张岱在《夜航船》中提到“京，谓高丘也”，即只有大规模战争后遗留的成百上千或成千上万具败军尸体堆成的高丘冢才格外明显，才可称为京观，分散的几具几十具败军尸体合葬形不成高大丘冢，也不显眼。
　　从成千上万的规模，结合一千多年来一直为后人提及不忘的后续效果及《新唐书》早已有南诏“筑京观”之载等来看，大理的“万人冢”“千人冢”两处“大唐天宝战士冢”应即是第一次天宝战争后南诏所筑的京观。据传在苍山西坡丘千和也有类似的小型墓冢，应为第一次天宝战争中欲从西面翻越苍山进攻南诏都城太和城的王天运率领的唐军部队的将士墓冢，但从规模来看它们算不上京观。
　　之所以推测“万人冢”“千人冢”及苍山西坡丘千和的墓冢为第一次天宝战争的遗存是因为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的部队是从西洱河南岸及苍山西坡向南诏都城太和城进攻，这一区域的唐军墓冢自然应是第一次天宝战争后所筑。
　　洱海北端的江尾大墓坪及洱海东岸的双廊、挖色、海东等地也有唐军阵亡将士的小型墓冢零星分散分布（这些墓冢现已无迹可寻），它們应为第二次天宝战争中阵亡的唐军将士墓冢，因为第二次天宝战争时李宓率领的唐军吸取第一次天宝战争从南、西两面进攻失败的教训，改从洱海东、北两面向太和城进攻（不排除“万人冢”“千人冢”等两处京观对李宓也起到了震慑作用而改变进攻方向的可能），结果反而被南诏与吐蕃南北合围夹击，失败得更惨，这一区域的唐军墓冢自然应是第二次天宝战争后南诏“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所筑，从规模来看它们也算不上京观。


　　因此，大理的“万人冢”“千人冢”这两座大型墓冢应定性为第一次天宝战争后南诏所筑的京观，可称为“天宝战争京观”，乃胜方南诏彰显武力、炫耀国威并警示败方唐军的有意之作而不仅仅只是墓冢。另就笔者所知，云南境内其他区域目前尚无类似规模的古代败军尸体墓冢及“筑京观”的记载，故大理的“万人冢”“千人冢”乃是云南唯一的古代京观遗存，也是国内现存尚不多见并且时代又较早的古代京观遗存之一。
　　（作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