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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民族国家内部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国家在推进教育长足发展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式，分析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配额制招生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及政策之窗。全面分析马来西亚配额制招生形成发展以及出现矛盾最后被废止的过程，总结配额制对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马来西亚;多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
多源流分析模型是美国学者约翰·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多源流模型把政策过程分为三组行为者和过程，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是指对需要由政府行动来解决的公共问题的察觉。它包括问题的特性，问题变得更好或更坏，问题是否通过焦点问題突然进入公众或精英的视野，问题是否在现有的政策系统的解决方案中可以得到解决。政策源流指的是专家或分析者通过考察而提出的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政策流包括关于处理问题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公众对方案认可的程度。政治源流指影响问题解决方案的政治，包括政府人员变动、公共舆论、选举政治和集团活动等。多源流分析模型是分析公共政策以及政策发展变迁的重要理论，因而选择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式剖析马来西亚配额制招生政策。
马来西亚联邦前身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独立于1963年9月16日，是东南亚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居住着三十多个民族，其中本土的马来族、移民进入的华族以及印度族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多的民族，三个民族所使用的马来语、华语以及印度语也就成为了马来西亚除通用语言英语以外的三大语言体系。1
在独立初期之时，虽然马来民族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但在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受教育程度上低于华族和印度族。这种情况来源于两方面，前期在英国殖民的压迫下，马来民族以及其他民族都受到了发展的限制。后期到国家独立后，由于华人和印度人多数从事商贸行业，经济实力优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因而较之从事种植业的马来族来说发展更为快速。马来族和非马来族有着较深的矛盾，1959年爆发的一次平权流血事件后，政府为改变马来族贫富差距较大，民族实力不平等的局面，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政策制定。
其中为了支援马来民族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地位，马来西亚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下的的配额制招生政策，政策在运行的三十一年间使得原本位于国家贫困地位的马来民族逐渐在经济和教育上拥有了优势，然而国内非马来民族由于认为配额制导致非马来民族遭受了过重的入学压力，有失教育公平彰显。最终这项影响马来民族的配额制招生政策育2002年结束了三十一使用被以成绩优劣不限民族的精英制所替代。如何理解这一政策的变迁过程，为何执行三十多年的政策会被停止，借助多源流分析框架可以做出大致分析和理解。
一、问题源流：民族间的矛盾
自1874年被英国强占为殖民地后，马来西亚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生了剧变。政治上完全受制于英国殖民政策，独立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薄。经济上被英国控制由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向了以资源出口换取食品和制成品的依赖型工业经济。然而其主体民族马来民族并不能完全适应和接受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就促成了英国拉拢中国和印度劳动力进入马来西亚充当工厂劳动力。由于工厂多建在城市，因而从事商业、制造业的华人和印度人多居住在马来西亚城市，而固守农耕经济的马来西亚民族集中在远离市区的种植园，在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加之贫富阶级分化，马来西亚民族与华人和印度族贫富差距开始显露，矛盾逐渐加深。
在马来西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后，由于还没有彻底消除英国殖民文化影响，政府没有建立符合马来西亚统一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因而这种族群间的差距并没有逐渐消弭，反而呈现出逐渐扩大和加深的趋势，导致马来民族与非马来民族矛盾激化，国内各民族间气氛紧张。最终于1969年爆发动乱冲突事件，即1969“五一三”事件，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巫统及其政府意识到独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并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本土民族间、阶层间的矛盾，必须调整方向并以政治力量和政策方式调和民族间的矛盾，帮扶弱势民族的不利地位，最终使得各民族均衡发展，打造独具马来西亚多民族的国家体系政治体系。可以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是不仅推进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导火索，更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变化的推进器。
二、政策源流：两个群体间的差异
在”五一三“暴力事件之前，马来西亚政府于1961年为改变被英国统治期间殖民文化的侵害，重新树立和促进马来西亚国家特色民族特色的政治和文化，颁布了独立以来的第一部教育法及教育政策。政策指向的两个目标，其一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教育体制，撤销英语重新将马来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要求全国学校以马来语为授课语言，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其二政府考虑到国家的民族性和经济特点，要求在教育政策上多向马来人倾斜。2
为进一步扶持主体民族马来族在经济实力和教育背景上的落后状况，自1969年种族动乱事件发生。1970年马来西亚执政党即巴里桑国家联盟党发布新经济政策，提出消除马来西亚国家所有民族的贫困，并用经济扶持方式消除民族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政策之下，马来族可以依靠更为便捷的方式获得商业许可证，进行商业发展，然而马来族习惯依靠农耕经济，并不具备商业发展能力和思维，他们将优惠获得的商业许可证转卖给了华人和印度人。所以此时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有效提高马来族商业及经济的发展。
政府意识到从思维和文化教育转变主体民族经济发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政府将扶持重点投向了新经济高等教育培养马来民族人才培养上。于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以证书考试制度为主体，在录取方式上以成绩优劣录取，同时将名额向马来民族倾斜配额制方式。证书考试分为两种，一种马来西亚文理科高中毕业生需要考的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另一种是预科文理科考生的马来西亚高等学校证书（SPTM）。马来西亚学生进入本国高等院校需要考取对应的一个证书，院校根据成绩高低结合配额制度录取考生。 配额制又称为固打制，是第一项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当时马来政府为全面了解国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新政策以改变不利情势。在教育领域，为调查接受高等教育的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于1969年对马来西亚大学进行数据调查与分析，最后汇编成为马吉德报告。报告指出英国殖民时期的招生政策并不适用于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的国家发展，依据高等学校具体数据显示，虽然自国家独立以来，马来族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学生数量占全校人数从1959年的20%提升到了1970年的36%。然而马来族学生数量的比例远远低于马来民族在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在学生专业分布上，1959年调查显示马来族集中于人文学科专业数量占全校马来族学生的90%，而理工、医学以及农业等专业则是聚集了华族和印度族。3这三项调查建议并直接推动了政府进行高等教育招生体制方面的改革。
配额制是伴随着1970年新经济政策的出现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致力于平衡各个民族之间较大的收入和经济差距，促进国家财富分配合理，各民族获得公平的社会政治权力，消弭民族间的矛盾，促进民族平等。配额制则承接这个着力点，着力培养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来民族人才，撤除高等院校以单纯以成绩招生的传统，规定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根据马来西亚人口的民族构成进行招生，即马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招生比例应为55：45。招生群体目标偏向贫困的农村学生，同时提高马来民族学生在理工、医学、农业等专业上的比例，为进入理工科的马来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在政府坚定的政策改革之下，《马来西亚大学和大学学院法》配额制被明确写进了马来西亚宪法中，在配额制之下，每年五成半的招生名额被分配给马来民族学生，马来族学生人数比例逐渐超越华族和印度族，到八十年代，马来族大学生人数比例大于马来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施行配额制的三十一年间，完全逆转了马来族劣势地位。
三、政治源流：从社会公平到精英主义
在新经济政策以及配额制双重支持下，马来民族高等教育接收人数超越其他民族，人数比例从1065年25%提升1985年的63%4。录取专业逐渐向理工自然科学学科靠拢，马来族人才逐渐趋向多样化，拉动和转变了马来族整体经济实力，缩小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在马来族获益的同时，非马来族越来越受到反向歧视的影响，体现在教育方面，则是非马来族在大学招生中的竞争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华族和印度族被招生政策所阻碍而将高等教育机会转向国外大学。马来西亚非马来族人才开始大量流向海外。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开始呼吁政府改变招生政策，给予非马来民族公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为了保证国家逐步迈向先进国家的行列，政府制定了全面科学的计划目标。然而实现目标需要依靠国内各个民族的努力，新经济政策单独扶持马来族的趋向，逐渐将国家分离成为马来族和非马来族两个群体，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马来西亚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发展。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
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理性分析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的历史和环境影响后，认为民族间的差距不能仅仅依靠政策扶持，还需要在公平的社会环境刺激下改变其固守的生活方式思维及心理。所以他提议应该让马来族积极应对挑战，而不是始终被保护。
对此，马哈蒂尔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2020年宏愿”，这项国家宏愿政策以马来西亚在20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最终目标。并在国家教育发展上给予了重大变革，有意打造马来西亚优质教育，培育优秀人才资源。政府从“入学机会”“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三点出发点进行改革。改革包括转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开展公立大学企业化与高等教育私有化并存，在招生政策上将实行三十一年的配额制废除，实行以学业水平成绩优劣为标准的精英制（又称绩效制）。自此马来西亚学生不再受制于民族限制，可以根据成绩进入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五、配额制招生政策的争议及影响
（一）改变了马来民族的国家地位
新经济政策之下的高等教育招生配额制大幅度提升了马来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变了马来国内高校学生民族比例，培养和塑造了众多马来族人才，转变了马来族的传统的生存发展策略，提升了马来族的经济地位，帮助马来民族建立了民族自信，提高了马来民族在国家内部的话语权。
（二）优惠的比例合理度被质疑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教授曾针对配额制度提出了两条疑问。5即：首先是如何基于民族进行比例分配？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样一些疑问，包括在马来西亚国内民族间通婚后裔如何界定其民族身份？如何对非马来民族进行公正平等的名额分配？是否可以继续按照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对非马来民族进行分配招生？其次政策所规定的55：45的分配标准是否适合于所有学科专业或所有大学？马来西亚一些涉及本民族语言或宗教的特色专业如语言学、伊斯兰教法研究等，报考学生本就以相关民族为主，因而比例分配并不适用。并且在一些对于基础教育素养、专业思维与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如理科专业，如果严格遵照配额比例，很可能将能力与素质并不符合的生源招纳进入，最终将会引起学生压力过大，专业素养水平以及质量提升达不到要求的局面。
（三）招生优惠伤害了其他民族
配额制的展开降低了马来民族进入高等教育入学门槛，但在招生比例的限制下，很多符合学科专业条件的非马来民族学生遗憾落选，这些学生开始或许会放弃高等教育机会，或将学习机会投向海外高校，造成国内人才流失。马来西亚一些学者认为，配额制单纯以民族划分订立招生录取比例，过于笼统和机械。对于非马来民族来说升学压力过高，可能会影响到马来国内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996年政府颁布《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政府允许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建立，分让高等教育管理权。建立多种高等教育机构如私立大学、国外高等名校分校等使得马来西亚学生有了更为自由的选择，私立学校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的方式，甚至可以使得马来西亚学生在国内就可以获取国外大学的教育证书。然而私立高校过高的学费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压力。
六、结论
教育公平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重视的议题，在扶持弱势群体之时，削弱非弱势群体的权力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据罗尔斯正义两原则和克尔的“平等”释义，平等要在保证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力之下，并在面对不同群体经济利益矛盾问题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政策，但最终也要维持不同群体间的结果平等。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马来西亚配额制导致的民族分立既不利于马来西亚国家整体团结和进步，也不利于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发展。因而调和马来族和非马来族两个群体的矛盾，平衡两个群体的权力和义务是十分必要的，倡导国家认同多元一体，支持和推进两个群体间的合作是重中之重，同时在教育领域保障群体间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追求教育质量，打造培育多民族人才的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吴明海. 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陈立，刘华.1969年后马来西亚大学的马来化[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2（3）：42-56.
[3]段肖阳.马来西亚中等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入学考试制度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16，4（5）：115-121.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6.05.017.
[4]郑秋盈，叶忠.马来西亚公立高校招生政策变更前后的效应分析[J].东南亚纵横，2014，（8）：45-49. DOI：10.3969/j.issn.1003-2479.2014.08.010.
[5]曾冰洁.马来西亚族群政策评析——肯定性行动视角下的观察[D].湖北：中南民族大学，2016. DOI：10.7666/d.D01198512.
[6]任娜.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与阶级分野[J].东南学术，2003，（5）：162-167. DOI：10.3969/j.issn.1008-1569.2003.05.022.
[7]方長明.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民族问题与高教改革[C]// 中外教育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学院，2011.
【关键词】马来西亚;多民族;高等教育;招生政策
多源流分析模型是美国学者约翰·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多源流模型把政策过程分为三组行为者和过程，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是指对需要由政府行动来解决的公共问题的察觉。它包括问题的特性，问题变得更好或更坏，问题是否通过焦点问題突然进入公众或精英的视野，问题是否在现有的政策系统的解决方案中可以得到解决。政策源流指的是专家或分析者通过考察而提出的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政策流包括关于处理问题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公众对方案认可的程度。政治源流指影响问题解决方案的政治，包括政府人员变动、公共舆论、选举政治和集团活动等。多源流分析模型是分析公共政策以及政策发展变迁的重要理论，因而选择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式剖析马来西亚配额制招生政策。
马来西亚联邦前身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独立于1963年9月16日，是东南亚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居住着三十多个民族，其中本土的马来族、移民进入的华族以及印度族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多的民族，三个民族所使用的马来语、华语以及印度语也就成为了马来西亚除通用语言英语以外的三大语言体系。1
在独立初期之时，虽然马来民族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但在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受教育程度上低于华族和印度族。这种情况来源于两方面，前期在英国殖民的压迫下，马来民族以及其他民族都受到了发展的限制。后期到国家独立后，由于华人和印度人多数从事商贸行业，经济实力优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因而较之从事种植业的马来族来说发展更为快速。马来族和非马来族有着较深的矛盾，1959年爆发的一次平权流血事件后，政府为改变马来族贫富差距较大，民族实力不平等的局面，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政策制定。
其中为了支援马来民族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地位，马来西亚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下的的配额制招生政策，政策在运行的三十一年间使得原本位于国家贫困地位的马来民族逐渐在经济和教育上拥有了优势，然而国内非马来民族由于认为配额制导致非马来民族遭受了过重的入学压力，有失教育公平彰显。最终这项影响马来民族的配额制招生政策育2002年结束了三十一使用被以成绩优劣不限民族的精英制所替代。如何理解这一政策的变迁过程，为何执行三十多年的政策会被停止，借助多源流分析框架可以做出大致分析和理解。
一、问题源流：民族间的矛盾
自1874年被英国强占为殖民地后，马来西亚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生了剧变。政治上完全受制于英国殖民政策，独立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薄。经济上被英国控制由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向了以资源出口换取食品和制成品的依赖型工业经济。然而其主体民族马来民族并不能完全适应和接受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就促成了英国拉拢中国和印度劳动力进入马来西亚充当工厂劳动力。由于工厂多建在城市，因而从事商业、制造业的华人和印度人多居住在马来西亚城市，而固守农耕经济的马来西亚民族集中在远离市区的种植园，在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加之贫富阶级分化，马来西亚民族与华人和印度族贫富差距开始显露，矛盾逐渐加深。
在马来西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后，由于还没有彻底消除英国殖民文化影响，政府没有建立符合马来西亚统一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因而这种族群间的差距并没有逐渐消弭，反而呈现出逐渐扩大和加深的趋势，导致马来民族与非马来民族矛盾激化，国内各民族间气氛紧张。最终于1969年爆发动乱冲突事件，即1969“五一三”事件，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巫统及其政府意识到独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并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本土民族间、阶层间的矛盾，必须调整方向并以政治力量和政策方式调和民族间的矛盾，帮扶弱势民族的不利地位，最终使得各民族均衡发展，打造独具马来西亚多民族的国家体系政治体系。可以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是不仅推进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导火索，更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变化的推进器。
二、政策源流：两个群体间的差异
在”五一三“暴力事件之前，马来西亚政府于1961年为改变被英国统治期间殖民文化的侵害，重新树立和促进马来西亚国家特色民族特色的政治和文化，颁布了独立以来的第一部教育法及教育政策。政策指向的两个目标，其一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教育体制，撤销英语重新将马来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要求全国学校以马来语为授课语言，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其二政府考虑到国家的民族性和经济特点，要求在教育政策上多向马来人倾斜。2
为进一步扶持主体民族马来族在经济实力和教育背景上的落后状况，自1969年种族动乱事件发生。1970年马来西亚执政党即巴里桑国家联盟党发布新经济政策，提出消除马来西亚国家所有民族的贫困，并用经济扶持方式消除民族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政策之下，马来族可以依靠更为便捷的方式获得商业许可证，进行商业发展，然而马来族习惯依靠农耕经济，并不具备商业发展能力和思维，他们将优惠获得的商业许可证转卖给了华人和印度人。所以此时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有效提高马来族商业及经济的发展。
政府意识到从思维和文化教育转变主体民族经济发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政府将扶持重点投向了新经济高等教育培养马来民族人才培养上。于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以证书考试制度为主体，在录取方式上以成绩优劣录取，同时将名额向马来民族倾斜配额制方式。证书考试分为两种，一种马来西亚文理科高中毕业生需要考的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另一种是预科文理科考生的马来西亚高等学校证书（SPTM）。马来西亚学生进入本国高等院校需要考取对应的一个证书，院校根据成绩高低结合配额制度录取考生。 配额制又称为固打制，是第一项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当时马来政府为全面了解国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新政策以改变不利情势。在教育领域，为调查接受高等教育的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于1969年对马来西亚大学进行数据调查与分析，最后汇编成为马吉德报告。报告指出英国殖民时期的招生政策并不适用于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的国家发展，依据高等学校具体数据显示，虽然自国家独立以来，马来族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学生数量占全校人数从1959年的20%提升到了1970年的36%。然而马来族学生数量的比例远远低于马来民族在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在学生专业分布上，1959年调查显示马来族集中于人文学科专业数量占全校马来族学生的90%，而理工、医学以及农业等专业则是聚集了华族和印度族。3这三项调查建议并直接推动了政府进行高等教育招生体制方面的改革。
配额制是伴随着1970年新经济政策的出现而推出的。新经济政策致力于平衡各个民族之间较大的收入和经济差距，促进国家财富分配合理，各民族获得公平的社会政治权力，消弭民族间的矛盾，促进民族平等。配额制则承接这个着力点，着力培养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来民族人才，撤除高等院校以单纯以成绩招生的传统，规定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根据马来西亚人口的民族构成进行招生，即马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招生比例应为55：45。招生群体目标偏向贫困的农村学生，同时提高马来民族学生在理工、医学、农业等专业上的比例，为进入理工科的马来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在政府坚定的政策改革之下，《马来西亚大学和大学学院法》配额制被明确写进了马来西亚宪法中，在配额制之下，每年五成半的招生名额被分配给马来民族学生，马来族学生人数比例逐渐超越华族和印度族，到八十年代，马来族大学生人数比例大于马来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施行配额制的三十一年间，完全逆转了马来族劣势地位。
三、政治源流：从社会公平到精英主义
在新经济政策以及配额制双重支持下，马来民族高等教育接收人数超越其他民族，人数比例从1065年25%提升1985年的63%4。录取专业逐渐向理工自然科学学科靠拢，马来族人才逐渐趋向多样化，拉动和转变了马来族整体经济实力，缩小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在马来族获益的同时，非马来族越来越受到反向歧视的影响，体现在教育方面，则是非马来族在大学招生中的竞争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华族和印度族被招生政策所阻碍而将高等教育机会转向国外大学。马来西亚非马来族人才开始大量流向海外。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开始呼吁政府改变招生政策，给予非马来民族公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为了保证国家逐步迈向先进国家的行列，政府制定了全面科学的计划目标。然而实现目标需要依靠国内各个民族的努力，新经济政策单独扶持马来族的趋向，逐渐将国家分离成为马来族和非马来族两个群体，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马来西亚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发展。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
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理性分析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的历史和环境影响后，认为民族间的差距不能仅仅依靠政策扶持，还需要在公平的社会环境刺激下改变其固守的生活方式思维及心理。所以他提议应该让马来族积极应对挑战，而不是始终被保护。
对此，马哈蒂尔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2020年宏愿”，这项国家宏愿政策以马来西亚在20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为最终目标。并在国家教育发展上给予了重大变革，有意打造马来西亚优质教育，培育优秀人才资源。政府从“入学机会”“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三点出发点进行改革。改革包括转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开展公立大学企业化与高等教育私有化并存，在招生政策上将实行三十一年的配额制废除，实行以学业水平成绩优劣为标准的精英制（又称绩效制）。自此马来西亚学生不再受制于民族限制，可以根据成绩进入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五、配额制招生政策的争议及影响
（一）改变了马来民族的国家地位
新经济政策之下的高等教育招生配额制大幅度提升了马来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变了马来国内高校学生民族比例，培养和塑造了众多马来族人才，转变了马来族的传统的生存发展策略，提升了马来族的经济地位，帮助马来民族建立了民族自信，提高了马来民族在国家内部的话语权。
（二）优惠的比例合理度被质疑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教授曾针对配额制度提出了两条疑问。5即：首先是如何基于民族进行比例分配？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样一些疑问，包括在马来西亚国内民族间通婚后裔如何界定其民族身份？如何对非马来民族进行公正平等的名额分配？是否可以继续按照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对非马来民族进行分配招生？其次政策所规定的55：45的分配标准是否适合于所有学科专业或所有大学？马来西亚一些涉及本民族语言或宗教的特色专业如语言学、伊斯兰教法研究等，报考学生本就以相关民族为主，因而比例分配并不适用。并且在一些对于基础教育素养、专业思维与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如理科专业，如果严格遵照配额比例，很可能将能力与素质并不符合的生源招纳进入，最终将会引起学生压力过大，专业素养水平以及质量提升达不到要求的局面。
（三）招生优惠伤害了其他民族
配额制的展开降低了马来民族进入高等教育入学门槛，但在招生比例的限制下，很多符合学科专业条件的非马来民族学生遗憾落选，这些学生开始或许会放弃高等教育机会，或将学习机会投向海外高校，造成国内人才流失。马来西亚一些学者认为，配额制单纯以民族划分订立招生录取比例，过于笼统和机械。对于非马来民族来说升学压力过高，可能会影响到马来国内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996年政府颁布《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政府允许私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建立，分让高等教育管理权。建立多种高等教育机构如私立大学、国外高等名校分校等使得马来西亚学生有了更为自由的选择，私立学校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的方式，甚至可以使得马来西亚学生在国内就可以获取国外大学的教育证书。然而私立高校过高的学费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压力。
六、结论
教育公平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重视的议题，在扶持弱势群体之时，削弱非弱势群体的权力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据罗尔斯正义两原则和克尔的“平等”释义，平等要在保证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力之下，并在面对不同群体经济利益矛盾问题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政策，但最终也要维持不同群体间的结果平等。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马来西亚配额制导致的民族分立既不利于马来西亚国家整体团结和进步，也不利于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发展。因而调和马来族和非马来族两个群体的矛盾，平衡两个群体的权力和义务是十分必要的，倡导国家认同多元一体，支持和推进两个群体间的合作是重中之重，同时在教育领域保障群体间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追求教育质量，打造培育多民族人才的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吴明海. 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陈立，刘华.1969年后马来西亚大学的马来化[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42（3）：42-56.
[3]段肖阳.马来西亚中等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入学考试制度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16，4（5）：115-121.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6.05.017.
[4]郑秋盈，叶忠.马来西亚公立高校招生政策变更前后的效应分析[J].东南亚纵横，2014，（8）：45-49. DOI：10.3969/j.issn.1003-2479.2014.08.010.
[5]曾冰洁.马来西亚族群政策评析——肯定性行动视角下的观察[D].湖北：中南民族大学，2016. DOI：10.7666/d.D01198512.
[6]任娜.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与阶级分野[J].东南学术，2003，（5）：162-167. DOI：10.3969/j.issn.1008-1569.2003.05.022.
[7]方長明.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民族问题与高教改革[C]// 中外教育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