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帽子现象”逐渐被淡化。什么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既有“新生的”也有“历史的”）、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基本上都被摘掉了。
　　毫无疑问，社会上那些贬损人格的“帽子”被逐渐淡化，乃至于基本上被取消，是一种历史的巨大进步。且不说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那几顶“帽子”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不少“戴帽子”的人本身该不该戴那类“帽子”都让人十分怀疑，就是那顶“右派”帽子，就造成了多少社会贤达含冤负屈？所以，善良的人们千万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能再用“帽子”去打击压制好人，甚至成为坏人打击压制好人的罪恶工具。但是在这里，笔者倒有一个建议——对于那些特别热衷于赌博的官员，应该给他们戴上一顶“赌博分子”的帽子。
　　为“官赌”“戴帽”理由相当充分。
　　其一：爱赌的人在旧社会叫什么？叫“赌钱汉”，叫“二流子”。谁要是被戴上“赌钱汉”、“二流子”一类“桂冠”，肯定是“老子不亲，婆娘不爱”。即使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虽说“搓麻”的人并不少，可赌博的“政治声誉”也还是很不雅。而一个爱赌博的人坐上官位，那叫什么？说白了，是“赌钱汉”和“二流子”混入官场！这不但“打花”了某一个“赌钱汉”和“二流子”个人的脸，关键是“打花”了整个官员队伍的脸。说得更严重点，戴着官帽的“赌钱汉”和“二流子”一旦跻身官场，也就将赌场带入了官场，耗子屎弄腥了官场那锅汤！给“官赌”戴帽，以便与不赌的官员有所区别，避免鱼目混珠。
　　其二，在全国掀起的反腐倡廉风暴中，对参与赌博的官员虽未戴什么帽子，却均施以打击的重拳。仅笔者所在的四川省，最近就连续查处了几百名混入官场的“赌钱汉”。他们有的是镇长，有的是书记；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处级（还有个别厅级）；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撤职严办。对那些“赌钱汉”处理的严肃程度与处理贪污受贿的官员差不多（何况10个“官赌”9个贪）。既然贪污受贿的官员被称为“腐败分子”，对那些混入“官场”的“二流子”，为什么又不给他们授予一个“赌博分子”的称号呢？
　　其三，“10亿人民8亿赌，还有2亿在跳舞”，有人这样形容中国当前的赌风之烈。中国强劲的赌风是怎么刮起来的？笔者敢负责地说，是“官赌”带动起来的。据媒体披露：原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挪用公款上千万元到澳门参赌；原广东省顺德市委副书记龙锡坤，三年中在澳门赌场输掉港币1400多万元，被赌场老板称为“龙爷”；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宁海，到澳门豪赌输掉公款高达1亿多元。“官赌”“大打大闹”，市民就“小打小闹”，赌风飚得快，全靠“官赌”带。通过大大小小“官赌”的“示范作用”，中国也就顺理成章由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一“赌博大国”。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一种无奈的话，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赌博大国”则是无耻了。给那些为中国的赌博起了带动作用的“官赌”戴顶颇不光彩的“赌博分子”的帽儿，以儆效尤，应该啊！
　　“官员赌博，将输掉中国！”这话或许偏激，但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