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少官员从高空跌落到深渊后，留下了忏悔的话语。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其言辞恳切，令人心折，起到了“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但由于心态不一，不少落马贪官名为“忏悔”，实为“鸣冤”，且形形色色，类型多样，较为典型的有：
　　“高調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中着重描述自己的“辉煌业绩”，以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如因受贿一百七十一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的安徽省六安市卫生局原局长杨阳，无论从官员级别还是受贿金额上来讲，都算不上典型，甚至连作案手段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忏悔”时认为自己“功大于过”。如他在主持盖医院综合大楼时，亲自动手设计图纸，自行采购部分原料，至少为医院节省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受贿所得。用他的话说，这叫“贪赃而不枉法”，构不成犯罪。
　　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两者不能相抵。至于“贪赃”和“枉法”，从来都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其实，杨阳本人也并不笃信自己的说法。不然，为什么一会儿贪贿起来肆无忌惮，一会儿觉得形势不妙，又赶紧把赃款退回？所谓“功大于过”，所谓“贪赃不枉法”，只是自欺欺人，为贪贿找托词而已。
　　“矫情戏谑”型。山东省烟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他的一段“忏悔”，引发了广泛议论：“2005年10月，烟台市政府荣获联合国人居奖，我作为代表，参加颁奖仪式，央视《新闻联播》曾为此专访了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骄傲情绪。”
　　央视的一次专访，就能让王国群忘乎所以，为官多年，怎会如此不淡定？更大的可能是，他的贪念由来已久，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合适的由头，来说服自己、放纵自己。或者是在落马之后，忏悔之时，为自己的堕落找个遁辞而已。
　　“被迫无奈”型。江苏省睢宁市水利局原副局长张新昌，因受贿罪被判刑十三年。庭审中，张新昌对收受多位下属钱款的行为辩称：“当时他们都是含着眼泪求我把钱收下的，要是不收的话，实在对不起他们。”
　　如此让人“泪奔”的场面，真是太有“创意”了。这边厢眼含热泪送贿款，那边厢百般无奈收赃款，“哈哈镜”里的贪腐场面，何等惺惺作态。
　　贪官鸣冤的名堂还有不少，如“以为运气不好才会出事，自己不会撞上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心存侥幸”型；“我贪得并不多，要贪的话，机会太多了”的“良心发现”型；“受贿是为母亲治癌买进口药”的“二十五孝”型；“贪腐的钱都捐给了寺庙”的“积德行善”型……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诸般贪腐者，台上大谈廉，台下大捞钱，最终必定沦为“如戏人生”中的丑角。至于落马后的鸣冤叫屈，百般狡辩，只不过是贻笑大方的拙劣表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