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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 文化对外传播已成为重要的软实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改进中国文化翻译出版工作，将会更好地帮助沿线国家和人民认识中国、接受“一带一路”倡议。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翻译出版现状、不足，提出改进建议，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文学 翻译出版 改进建议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决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对外传播作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示各国文化的平台与手段，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在促进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一.“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
如今，“一带一路”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1]， 其建设顺利实施的核心与关键保障是打造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 配套设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发展专项资金，确保文化平臺的稳定、独立、长期运营。中西文化交流离不开文学译介/翻译及出版行业的媒介推动作用。通过文学文化翻译，我们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读者/听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实现“本土化”经营运作是必然趋势，有利于避开文化和贸易壁垒，顺利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华丽转身[2]。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既可以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也可以拯救西方价值观，匡正西方思维方式，促进全球文化的整体生态平衡。
二.对外翻译出版的成绩
近年来，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鼓励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如“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海外分支机构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渠道建设、数据库建设及推广）。中国出版集团、五洲传播出版社等积极翻译出版介绍中国基本国情与发展模式、中国文化、当代文学等主题的图书视频，方便国外读者进一步认识了解中国，为我国营造一个更和谐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3]。我国出版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从内容创新、产品形态、版权形态到产业形态，做出并将继续做出非同凡响的业绩。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形式、新途径、新渠道。
三.对外翻译出版的不足
“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语言文化多样，在全球信息传播中存在明显的“知沟”现象。因语言及文化差异的障碍，对外文化传播在内容、数量、媒介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制约着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顺利开展[4]。具体如下：
1.语言差异的障碍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综合型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型语言；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翻译中信息损失不可避免。
2.传播数量的不平衡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活动基本上是以“译入”为主，很少涉及文化外译行为[5]。中西文化输入和输出量严重失衡，图书翻译出版领域的文化逆差尤为严重；上世纪译入数十万册西方著作，而仅译出几百册中国思想著作。中国文学译介多年来都处于一种翻译生态失衡的境况： 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多年一直步履蹒跚； 西学长期大规模地东渐而东学却不能大面积西渐[6]。
3.传播媒介的欠缺。当前中国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于电视、网站、出版物等途径，英语和其它小语种的传播媒介很少，仅China Daily、CCTV-News、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具有较高国际传播能力。
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是： 海外目标市场的用户细分度不够，翻译质量与文化内涵未能实现双向匹配，输出内容和海外营销方式不够多元，而原因在于对外传播效率低、中国文化创新力缺乏、具有对外传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短缺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表示，翻译问题一直是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瓶颈。同样，因人才缺乏、资金短缺、源语文本缺失，以及翻译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的关注不够，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数量少、成效低、质量良荞不齐[7]。
四.相关研究与建议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利于重塑自身大国形象，也是对全人类文化生态的调适和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和外国文化的对内输入应是平等双向交流过程[8]。版权“走出去”作为传播中国价值、阐释中国模式和分享中国智慧的载体，承担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理想路径。埃及汉学家、翻译家莎蜜·卡迈尔认为，文化传播必须正确面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冲突的现实情况，具有足够的包容性[9]。中国文化译介传播要想从困境中成功突围，必须拓宽出版渠道（如：与沿路国家出版机构合作出版、搭建国内外人文交流平台、举办“丝路出版论坛”、参加“一带一路”国家书展等）、迎合目标受众心理（“翻译在目的语读者/受众中的效果、翻译对象的传播力就是翻译标准”）[10]、灵活运用“音译/直译 解释”翻译策略处理地方语言、成语俗语、乡土气息等词汇，既尊重原文，又突出中国语言文化的异域特色，激发目标读者的兴趣，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了解体味中国文化[11]。
我们迫切需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译介工作，帮助外国读者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与我国开展文化交流，加深彼此间的理解和情谊。我国出版“走出去”应牢固树立受众本位的理念，以海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消费需求为出发点，从微观层面考虑目标受众的阅读诉求及语言习惯，对内容进行二度编码，用能够引起共鸣的语言符号体系转换语言表达，使海外用户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化。同时，重视数字化版权其他类项（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网络书店等）的海外输出，使数字出版输出更加多元化。具体实践中应坚持四点：
1.内容定制思维：生产适宜目标国家受众消费的版权产品；
2.桥头堡思维：发挥边疆地区出版社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技术和资本优势； 3.降低文化折扣：提升版权产品翻译中的中国文化内涵；
4.数字出版“走出去”：顺应海外用户版权消费行为和习惯，改变现实出版行为[12]。
“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离不开翻译。中国需要加强翻译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展示自身魅力，提高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培养具有文化传播意识的高素质人才，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翻译首先要重视不同地区受众认知阅读的文化偏好、语言文化习惯，避免中国文化专有名词发生认知不协调的现象，确保其具有内容的可获性、易读性；其次，译者应吃透中国文化内涵，确保翻译作品富有生动感和趣味性，提升其文化吸引力；并遵循词句单位的翻译规律，注重翻译的语言节奏，使其词句通顺、富有节奏感。我们应在“一国一策”区别性原则的指导下，根据沿线国家与地区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充分了解、一知半解、完全不了解），有针对性地翻译、编辑、制作和传播对象国喜闻乐见的中华文化产品[13]。
5.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组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汉学家、青年学者、中华文化爱好者来华接受专题培训，提高其以汉语为源语的翻译技能，帮助他们翻译出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经典作品。
6.采用专业市场化运作方式（如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鼓励和支持图书、广播、影视等社会机构和企业生产、制作各类文化产品，充分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新载体，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我国对外传播媒介的范围，开拓新型媒体领域，大力发展以英语和其它语种为主要语言的网络新媒体，全方位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7.统筹对外翻译资助工程和项目计划国家主导、市场运作，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原则，进行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民进中央建议建立一个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宏观协调机制—“一带一路”国家文学翻译联盟，定期举行国家间资源分享会、翻译论坛、版权业务工作坊等活动[14]。
8.坚持人际传播、地缘辐射根据J·斯特劳哈尔（Joseph Straubhaar）的文化接近性（Culture Proximity）理论，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翻译出版就是如此[15]。
我国历史悠久，文学传统深厚，再加上当今新作家、新作品大量涌現，译介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浩大。我们必须积极贯彻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精神，译介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作品，帮助他国读者感受中国人民丰富多样的生活和情感，加深彼此文化交流，沟通两国人民情感[16]。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提出两点建议：本土“讲述”（“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影响力大；持续发力，终获繁盛[17]。
我国文学文化作品对外译介，必须注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和谐对话，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实现本土文化的意义增殖与他文化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充分体现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将包含着中国历史地理、神话传说、人文风情、奋斗励志、崇道尚德、舍生取义、公平正义、人道主义精神等文学作品，通过“中国故事”这个特色讲述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体现“中国气概”、“中国精神”[18]。我们应该采取中外（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或汉学家）合作的译介主体模式，优势互补。
国内出版企业应积极对外开拓，充分利用政府的各项政策、项目、资金扶持，完善自身品牌建设和对外营销能力，市场化运作，多渠道（图书输出、版权售卖、海外投资、合作出版、国际书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合作，以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理念，增强他们对“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文化与心理认同。
五.民族文学翻译出版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激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潜力，民族语文翻译的服务工具作用将更加凸显，是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间交流和沟通的必然手段，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从边缘走向前沿。保持民族特色，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是其永葆文化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可以践行两条路径：1）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当下时代背景，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创新；2）积极开展翻译活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19]。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民族文学“走出去”应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
1.提升译者的数量和翻译素养（包括扎实的语言基本功、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专业的翻译知识），并要求译者端正翻译态度，具备足够的专心和耐心，持续学习提高自己，多注意文化积累，时刻牢记“质量比速度更重要”，不能“为译而译”。
2.加强民族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和翻译批评，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提高民族文学的整体翻译质量。翻译家应慎重选择、翻译那些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文学创作总体水平的好作品，确保忠实于原文，精妙传达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
3.坚定文化自信，文本选择多样化，努力使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在目标语中“落地生根”，是翻译的重点任务所在。
4.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与措施来培养文学外译人才、扶持文学外译工作， 如建立跨境民族文学走廊、“一带一路”文学奖、文学交流合作平台，具体落实多民族文学交流活动[20]。
六.具体改进举措
党的“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彰显了一种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21]，“绿色”翻译对促进全球文化生态平衡有积极促进意义。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应顺应读者心理，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多译介具有普世价值和中国文学异质性的作品，扎根古代文学而侧重现当代作品，着眼于译语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符合西方受众审美意识、期待视野与语言习惯，采取以淡化“异国情调”、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并循序渐进地添加异化成分，以迎合大众读者的趋同心理。需要强调的是，受众不是被动或静止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行动者，决定着信息交流、沟通的成败与效果。译者需加强修辞差异研究，寻求合适的沟通方式，即用受众熟悉的话语来处理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内容，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介体现我国特有价值的国情内容，以扩大受众视域。具体来讲，选材贴近受众（选择内容适合、他们想看、容易接受的题材，包括经典文学、历史典籍、“充满希望的现在”/“中国现在怎样”）；巧妙设计和调整，使译文话语、内容、形式与诉求手段贴近受众；精心设计、巧妙“凸显”中国特有且至关重要的内容，用受众认同的方式翻译和宣传中国，并巧妙“施压”，引导受众正确认识中国及中国文化[22]。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文学 翻译出版 改进建议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决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对外传播作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示各国文化的平台与手段，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在促进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一.“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
如今，“一带一路”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1]， 其建设顺利实施的核心与关键保障是打造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 配套设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发展专项资金，确保文化平臺的稳定、独立、长期运营。中西文化交流离不开文学译介/翻译及出版行业的媒介推动作用。通过文学文化翻译，我们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读者/听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出版业“走出去”，实现“本土化”经营运作是必然趋势，有利于避开文化和贸易壁垒，顺利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华丽转身[2]。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既可以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也可以拯救西方价值观，匡正西方思维方式，促进全球文化的整体生态平衡。
二.对外翻译出版的成绩
近年来，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鼓励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如“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海外分支机构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渠道建设、数据库建设及推广）。中国出版集团、五洲传播出版社等积极翻译出版介绍中国基本国情与发展模式、中国文化、当代文学等主题的图书视频，方便国外读者进一步认识了解中国，为我国营造一个更和谐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3]。我国出版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从内容创新、产品形态、版权形态到产业形态，做出并将继续做出非同凡响的业绩。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形式、新途径、新渠道。
三.对外翻译出版的不足
“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语言文化多样，在全球信息传播中存在明显的“知沟”现象。因语言及文化差异的障碍，对外文化传播在内容、数量、媒介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制约着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顺利开展[4]。具体如下：
1.语言差异的障碍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综合型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析型语言；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翻译中信息损失不可避免。
2.传播数量的不平衡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活动基本上是以“译入”为主，很少涉及文化外译行为[5]。中西文化输入和输出量严重失衡，图书翻译出版领域的文化逆差尤为严重；上世纪译入数十万册西方著作，而仅译出几百册中国思想著作。中国文学译介多年来都处于一种翻译生态失衡的境况： 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多年一直步履蹒跚； 西学长期大规模地东渐而东学却不能大面积西渐[6]。
3.传播媒介的欠缺。当前中国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于电视、网站、出版物等途径，英语和其它小语种的传播媒介很少，仅China Daily、CCTV-News、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具有较高国际传播能力。
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是： 海外目标市场的用户细分度不够，翻译质量与文化内涵未能实现双向匹配，输出内容和海外营销方式不够多元，而原因在于对外传播效率低、中国文化创新力缺乏、具有对外传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短缺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表示，翻译问题一直是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瓶颈。同样，因人才缺乏、资金短缺、源语文本缺失，以及翻译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的关注不够，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数量少、成效低、质量良荞不齐[7]。
四.相关研究与建议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利于重塑自身大国形象，也是对全人类文化生态的调适和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和外国文化的对内输入应是平等双向交流过程[8]。版权“走出去”作为传播中国价值、阐释中国模式和分享中国智慧的载体，承担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历史重任，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理想路径。埃及汉学家、翻译家莎蜜·卡迈尔认为，文化传播必须正确面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冲突的现实情况，具有足够的包容性[9]。中国文化译介传播要想从困境中成功突围，必须拓宽出版渠道（如：与沿路国家出版机构合作出版、搭建国内外人文交流平台、举办“丝路出版论坛”、参加“一带一路”国家书展等）、迎合目标受众心理（“翻译在目的语读者/受众中的效果、翻译对象的传播力就是翻译标准”）[10]、灵活运用“音译/直译 解释”翻译策略处理地方语言、成语俗语、乡土气息等词汇，既尊重原文，又突出中国语言文化的异域特色，激发目标读者的兴趣，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了解体味中国文化[11]。
我们迫切需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译介工作，帮助外国读者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与我国开展文化交流，加深彼此间的理解和情谊。我国出版“走出去”应牢固树立受众本位的理念，以海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消费需求为出发点，从微观层面考虑目标受众的阅读诉求及语言习惯，对内容进行二度编码，用能够引起共鸣的语言符号体系转换语言表达，使海外用户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化。同时，重视数字化版权其他类项（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网络书店等）的海外输出，使数字出版输出更加多元化。具体实践中应坚持四点：
1.内容定制思维：生产适宜目标国家受众消费的版权产品；
2.桥头堡思维：发挥边疆地区出版社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技术和资本优势； 3.降低文化折扣：提升版权产品翻译中的中国文化内涵；
4.数字出版“走出去”：顺应海外用户版权消费行为和习惯，改变现实出版行为[12]。
“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离不开翻译。中国需要加强翻译技术、提高翻译效率；展示自身魅力，提高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培养具有文化传播意识的高素质人才，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翻译首先要重视不同地区受众认知阅读的文化偏好、语言文化习惯，避免中国文化专有名词发生认知不协调的现象，确保其具有内容的可获性、易读性；其次，译者应吃透中国文化内涵，确保翻译作品富有生动感和趣味性，提升其文化吸引力；并遵循词句单位的翻译规律，注重翻译的语言节奏，使其词句通顺、富有节奏感。我们应在“一国一策”区别性原则的指导下，根据沿线国家与地区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充分了解、一知半解、完全不了解），有针对性地翻译、编辑、制作和传播对象国喜闻乐见的中华文化产品[13]。
5.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组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汉学家、青年学者、中华文化爱好者来华接受专题培训，提高其以汉语为源语的翻译技能，帮助他们翻译出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经典作品。
6.采用专业市场化运作方式（如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鼓励和支持图书、广播、影视等社会机构和企业生产、制作各类文化产品，充分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新载体，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我国对外传播媒介的范围，开拓新型媒体领域，大力发展以英语和其它语种为主要语言的网络新媒体，全方位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7.统筹对外翻译资助工程和项目计划国家主导、市场运作，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原则，进行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民进中央建议建立一个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宏观协调机制—“一带一路”国家文学翻译联盟，定期举行国家间资源分享会、翻译论坛、版权业务工作坊等活动[14]。
8.坚持人际传播、地缘辐射根据J·斯特劳哈尔（Joseph Straubhaar）的文化接近性（Culture Proximity）理论，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翻译出版就是如此[15]。
我国历史悠久，文学传统深厚，再加上当今新作家、新作品大量涌現，译介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浩大。我们必须积极贯彻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精神，译介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作品，帮助他国读者感受中国人民丰富多样的生活和情感，加深彼此文化交流，沟通两国人民情感[16]。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提出两点建议：本土“讲述”（“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影响力大；持续发力，终获繁盛[17]。
我国文学文化作品对外译介，必须注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和谐对话，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实现本土文化的意义增殖与他文化人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充分体现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将包含着中国历史地理、神话传说、人文风情、奋斗励志、崇道尚德、舍生取义、公平正义、人道主义精神等文学作品，通过“中国故事”这个特色讲述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体现“中国气概”、“中国精神”[18]。我们应该采取中外（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或汉学家）合作的译介主体模式，优势互补。
国内出版企业应积极对外开拓，充分利用政府的各项政策、项目、资金扶持，完善自身品牌建设和对外营销能力，市场化运作，多渠道（图书输出、版权售卖、海外投资、合作出版、国际书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合作，以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及“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理念，增强他们对“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文化与心理认同。
五.民族文学翻译出版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激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潜力，民族语文翻译的服务工具作用将更加凸显，是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间交流和沟通的必然手段，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从边缘走向前沿。保持民族特色，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要求，是其永葆文化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可以践行两条路径：1）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当下时代背景，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创新；2）积极开展翻译活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19]。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民族文学“走出去”应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
1.提升译者的数量和翻译素养（包括扎实的语言基本功、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专业的翻译知识），并要求译者端正翻译态度，具备足够的专心和耐心，持续学习提高自己，多注意文化积累，时刻牢记“质量比速度更重要”，不能“为译而译”。
2.加强民族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和翻译批评，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提高民族文学的整体翻译质量。翻译家应慎重选择、翻译那些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文学创作总体水平的好作品，确保忠实于原文，精妙传达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
3.坚定文化自信，文本选择多样化，努力使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在目标语中“落地生根”，是翻译的重点任务所在。
4.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与措施来培养文学外译人才、扶持文学外译工作， 如建立跨境民族文学走廊、“一带一路”文学奖、文学交流合作平台，具体落实多民族文学交流活动[20]。
六.具体改进举措
党的“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彰显了一种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21]，“绿色”翻译对促进全球文化生态平衡有积极促进意义。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应顺应读者心理，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多译介具有普世价值和中国文学异质性的作品，扎根古代文学而侧重现当代作品，着眼于译语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符合西方受众审美意识、期待视野与语言习惯，采取以淡化“异国情调”、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并循序渐进地添加异化成分，以迎合大众读者的趋同心理。需要强调的是，受众不是被动或静止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行动者，决定着信息交流、沟通的成败与效果。译者需加强修辞差异研究，寻求合适的沟通方式，即用受众熟悉的话语来处理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内容，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介体现我国特有价值的国情内容，以扩大受众视域。具体来讲，选材贴近受众（选择内容适合、他们想看、容易接受的题材，包括经典文学、历史典籍、“充满希望的现在”/“中国现在怎样”）；巧妙设计和调整，使译文话语、内容、形式与诉求手段贴近受众；精心设计、巧妙“凸显”中国特有且至关重要的内容，用受众认同的方式翻译和宣传中国，并巧妙“施压”，引导受众正确认识中国及中国文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