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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英语”作为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化特色融合的结果，正在历经不断的进化和演变，并逐渐体现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层面。本文介绍了目前“中国英语”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更进一步从生态翻译理论的语言翻译层面和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例的政治文化方面，深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新特点，论证了其对中国语言及政治文化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英语；生态翻译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7-01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生态翻译视域下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文本外宣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19C0653）
一、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随着全球一體化的不断发展，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可避免，语言与文化的密切相关性推动了英语在世界各国与不同社会文化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各种形态的英语本土化”，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提出，这些英语变体虽相互独立具有各自特点，却同时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即具有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英语词语、句子和语篇，且必须遵循规范的语音、语法和词法。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英语变体之一，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文本土化环境下的特色变体，是中华文化内涵的附载体。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属于不同范畴，前者符合英语规范不受母语干扰，可通过音译、语义再生等方式与英语文化产生交流，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而后者颇受中文母语影响，属于搭配不当，不符英语语法规范，与其文化习惯相异，缺乏准确的语言形式与沟通条件，词汇冗余误用易引起误解。
二、生态翻译理论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一）生态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基于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社会潮流，于2001年创造性地将自然生态学引入翻译学领域，提出了跨学科交叉理论——“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理论以译者为中心，借鉴适应与选择原则，以语言、文化和交际多维转换方法为翻译策略，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理念，取得原语与译入语语言地位与文化的交流传播与生态平衡。
祖利军、方梦之先后提出，生态翻译理论旨在通过结合原文生态环境和译入语翻译语境，建构翻译生态系统[1]，译者应将原作语境、译语语境两种文化进行主客观交流与互动，以期在翻译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胡庚申进一步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应在中外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分析原作语境和译语语境，关注汉英双语文化意旨的传递，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最佳翻译策略，细心分析汉英语言表达的特点和细微差异，以符合译语的文化系统，侧重原文与译文的交际意图与交际目的，以期达到双语之间的生态平衡。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中国的飞速发展已赢得世界瞩目，致力于构建中国正面形象，增强国际和地区舞台话语权重，因而强化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弥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逆差刻不容缓。在处理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平发展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于2017年10月编撰成我国最重要的政治对外宣传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其作为外宣主力军和排头兵，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其英译本于2017年11月正式在全球英语母语国出版发行，对承载和传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英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三、生态翻译视域下“中国英语”的新特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好评和认可，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最新发展成就、读懂中国最新政策和发展方向的重要渠道。其英译本中呈现的“中国英语”在翻译界也引起巨大反响，针对“中国英语”表达，本文从生态翻译理论的语言翻译层面，深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新特点，探索出生态翻译理论体现在“中国英语”的各个环节，论证了其对中国语言及政治文化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第一，政治文化特色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是我国改革发展探索和求新的成果体现，涉及国家政策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方略，彰显了社会的新变革，新政策、新风气，“中国英语”充分展现了新历史时期下的新时代特色，并大量应用于治国理念、执政方略和新发展理念，符合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即翻译者准确解读和阐释原语，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把握中英政论性文本的风格差异，采用适当的策略进行加工，“连译带改”地将原文内涵贯彻在译文中，向目标受众准确地传递真实含义。
例如：“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The CPC Leadership”（党的领导水平），“Three Stricts and Three Earnests”（ 三严三实）、“Champion the Cause of Peace and Dialogue”（高举和平对话旗帜）、“Five-point Strategy”（五位一体）、“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和平崛起）、“Undifferentiated Measures”（眉毛胡子一把抓）、“Four consciousnesses”（四个意识）、“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四个全面）、“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精准扶贫）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极具时代新特色的“中国英语”词汇时，重写与调整原文，充分协调原文与译文环境的平衡，并未依据原文逐字逐句生搬硬套地把中文转换为英文，而是符合英语语篇、语法和语言风格规范，努力做到在适应中选择和在选择中适应。“中国英语”的新时代特色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在语言和翻译实践层面充实“中国英语”语言库，着力融通汉英的新表述，极力实现各方翻译生态平衡，且在对外传播层面推动“中国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向世界展现一个全新发展中的中国。 第二，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以译者为中心原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颇具中国元素，是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海量引用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观的传统古籍，大量应用诗词歌赋和成语典故，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了民族文化、促进国际间交流。其中“中国英语”尤为突出，其广泛应用紧抓民族的根和文化，弥补了译入语文化空缺，填补了中英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传递真空，为准确定义和对外传播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英语”的特色传统文化翻译彰显了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即译者处于枢纽和核心的地位，具备强大的语言环境适应力，精准把握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深入剖析译语社会历史文化与语言特征，采用合适的方式处理中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准确地将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传达给海内外英语读者，取得译文翻译的最佳效果。
例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引自《诗经》（As if we were treading on thin ice or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an abyss）[2]；“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引自史书《晏子春秋》（To the south of the Huaihe River grow oranges，while to the north grow bitter oranges）；“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出自《中说》（Heroes are those who know themselves and can surpass themselves）；“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引自《资治通鉴》（Looking at the mirror we know about ourselves；reflecting on the past we know what to do now）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中国英语”词汇时，以译者自己为中心，运用高超的翻译技巧，“连译带改”地处理原语材料，深刻研究译语语言生态环境，实现原文与译文间适应与选择的平衡。“中国英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理念，其不仅在语言和翻译实践层面，译者准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了“中国英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让更多的国外受众了解中國的文化，实现各方间的翻译生态平衡，且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提升中西文化的渗透和融合，有效克服中英文化差异阻碍，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民族文化自信。
第三，外交理念新特色体现三维转化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译本见证了中国外交领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坚定立场，“中国英语”的广泛应用传达了中国特色外交理念，显示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外交策略。“中国英语”的外交理念特色翻译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化理论，即译者运用专业能力、知识水平和跨文化翻译经验，把握译入语语义环境和语言风格，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方面，贴近读者的思维模式，努力达到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寻求最佳语境并实现各方之间的平衡，取得译文质量的最佳水准。
例如：“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共商、共建、共享）、“Global governance discourse system”（全球治理话语体系）、“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Choose partnership over alliance，dialogue over confrontation”（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极具外交理念新特色的“中国英语”词汇时，运用三维转化理论，从语言维度把握了当前国际形势下外交领域的敏感性，满足了外交翻译的规范和严谨；从交际维度渗透了原文的内在信息和真实意旨，精准诠释了外交策略的内涵与意义；从文化维度充分了解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生态，达到了语言和文化间点对点面对面的翻译生态环境平衡。“中国英语”的外交理念新特色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化理论，表达方式规范系统，贴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充分显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增强世界话语权重的决心，让世界人民共同聆听“中国声音”。
四、结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英语”进一步得到了多方面完善，基于“中国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新趋势，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为例，海量列举词汇，证实了“中国英语”的政治、传统、外交文化新特色，均在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以译者为中心和三维转化理论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满足读者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又保留鲜明的中国特色，达到了原语和译语的翻译生态平衡，论证了“中国英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语言演绎及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永宏.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态翻译策略[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236-241.
[2]许芳琼.外宣翻译视域下“中国英语”的发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7）：165-166+169.
（责任编辑：李凌峰）
关键词：中国英语；生态翻译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7-01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生态翻译视域下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文本外宣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19C0653）
一、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
随着全球一體化的不断发展，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可避免，语言与文化的密切相关性推动了英语在世界各国与不同社会文化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各种形态的英语本土化”，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提出，这些英语变体虽相互独立具有各自特点，却同时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即具有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英语词语、句子和语篇，且必须遵循规范的语音、语法和词法。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英语变体之一，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文本土化环境下的特色变体，是中华文化内涵的附载体。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属于不同范畴，前者符合英语规范不受母语干扰，可通过音译、语义再生等方式与英语文化产生交流，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而后者颇受中文母语影响，属于搭配不当，不符英语语法规范，与其文化习惯相异，缺乏准确的语言形式与沟通条件，词汇冗余误用易引起误解。
二、生态翻译理论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一）生态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基于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社会潮流，于2001年创造性地将自然生态学引入翻译学领域，提出了跨学科交叉理论——“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理论以译者为中心，借鉴适应与选择原则，以语言、文化和交际多维转换方法为翻译策略，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理念，取得原语与译入语语言地位与文化的交流传播与生态平衡。
祖利军、方梦之先后提出，生态翻译理论旨在通过结合原文生态环境和译入语翻译语境，建构翻译生态系统[1]，译者应将原作语境、译语语境两种文化进行主客观交流与互动，以期在翻译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胡庚申进一步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应在中外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分析原作语境和译语语境，关注汉英双语文化意旨的传递，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最佳翻译策略，细心分析汉英语言表达的特点和细微差异，以符合译语的文化系统，侧重原文与译文的交际意图与交际目的，以期达到双语之间的生态平衡。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中国的飞速发展已赢得世界瞩目，致力于构建中国正面形象，增强国际和地区舞台话语权重，因而强化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弥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逆差刻不容缓。在处理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平发展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于2017年10月编撰成我国最重要的政治对外宣传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其作为外宣主力军和排头兵，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其英译本于2017年11月正式在全球英语母语国出版发行，对承载和传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英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三、生态翻译视域下“中国英语”的新特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好评和认可，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最新发展成就、读懂中国最新政策和发展方向的重要渠道。其英译本中呈现的“中国英语”在翻译界也引起巨大反响，针对“中国英语”表达，本文从生态翻译理论的语言翻译层面，深度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新特点，探索出生态翻译理论体现在“中国英语”的各个环节，论证了其对中国语言及政治文化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第一，政治文化特色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是我国改革发展探索和求新的成果体现，涉及国家政策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方略，彰显了社会的新变革，新政策、新风气，“中国英语”充分展现了新历史时期下的新时代特色，并大量应用于治国理念、执政方略和新发展理念，符合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即翻译者准确解读和阐释原语，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把握中英政论性文本的风格差异，采用适当的策略进行加工，“连译带改”地将原文内涵贯彻在译文中，向目标受众准确地传递真实含义。
例如：“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The CPC Leadership”（党的领导水平），“Three Stricts and Three Earnests”（ 三严三实）、“Champion the Cause of Peace and Dialogue”（高举和平对话旗帜）、“Five-point Strategy”（五位一体）、“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和平崛起）、“Undifferentiated Measures”（眉毛胡子一把抓）、“Four consciousnesses”（四个意识）、“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四个全面）、“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精准扶贫）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极具时代新特色的“中国英语”词汇时，重写与调整原文，充分协调原文与译文环境的平衡，并未依据原文逐字逐句生搬硬套地把中文转换为英文，而是符合英语语篇、语法和语言风格规范，努力做到在适应中选择和在选择中适应。“中国英语”的新时代特色体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在语言和翻译实践层面充实“中国英语”语言库，着力融通汉英的新表述，极力实现各方翻译生态平衡，且在对外传播层面推动“中国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向世界展现一个全新发展中的中国。 第二，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以译者为中心原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颇具中国元素，是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海量引用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观的传统古籍，大量应用诗词歌赋和成语典故，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了民族文化、促进国际间交流。其中“中国英语”尤为突出，其广泛应用紧抓民族的根和文化，弥补了译入语文化空缺，填补了中英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传递真空，为准确定义和对外传播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英语”的特色传统文化翻译彰显了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即译者处于枢纽和核心的地位，具备强大的语言环境适应力，精准把握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深入剖析译语社会历史文化与语言特征，采用合适的方式处理中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准确地将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传达给海内外英语读者，取得译文翻译的最佳效果。
例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引自《诗经》（As if we were treading on thin ice or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an abyss）[2]；“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引自史书《晏子春秋》（To the south of the Huaihe River grow oranges，while to the north grow bitter oranges）；“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出自《中说》（Heroes are those who know themselves and can surpass themselves）；“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引自《资治通鉴》（Looking at the mirror we know about ourselves；reflecting on the past we know what to do now）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中国英语”词汇时，以译者自己为中心，运用高超的翻译技巧，“连译带改”地处理原语材料，深刻研究译语语言生态环境，实现原文与译文间适应与选择的平衡。“中国英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理念，其不仅在语言和翻译实践层面，译者准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了“中国英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让更多的国外受众了解中國的文化，实现各方间的翻译生态平衡，且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提升中西文化的渗透和融合，有效克服中英文化差异阻碍，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民族文化自信。
第三，外交理念新特色体现三维转化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译本见证了中国外交领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坚定立场，“中国英语”的广泛应用传达了中国特色外交理念，显示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外交策略。“中国英语”的外交理念特色翻译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化理论，即译者运用专业能力、知识水平和跨文化翻译经验，把握译入语语义环境和语言风格，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方面，贴近读者的思维模式，努力达到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寻求最佳语境并实现各方之间的平衡，取得译文质量的最佳水准。
例如：“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人类命运共同体）、“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共商、共建、共享）、“Global governance discourse system”（全球治理话语体系）、“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Choose partnership over alliance，dialogue over confrontation”（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等。
译者在译出这些极具外交理念新特色的“中国英语”词汇时，运用三维转化理论，从语言维度把握了当前国际形势下外交领域的敏感性，满足了外交翻译的规范和严谨；从交际维度渗透了原文的内在信息和真实意旨，精准诠释了外交策略的内涵与意义；从文化维度充分了解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生态，达到了语言和文化间点对点面对面的翻译生态环境平衡。“中国英语”的外交理念新特色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化理论，表达方式规范系统，贴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充分显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增强世界话语权重的决心，让世界人民共同聆听“中国声音”。
四、结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英语”进一步得到了多方面完善，基于“中国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新趋势，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为例，海量列举词汇，证实了“中国英语”的政治、传统、外交文化新特色，均在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以译者为中心和三维转化理论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满足读者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又保留鲜明的中国特色，达到了原语和译语的翻译生态平衡，论证了“中国英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语言演绎及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永宏.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态翻译策略[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236-241.
[2]许芳琼.外宣翻译视域下“中国英语”的发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7）：165-166+169.
（责任编辑：李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