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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去世后谥号文，故又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尤溪）。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理学的集大成者，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其主要事迹记载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举进士，历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等职，颇有政绩。朱熹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其《四书章句集注》被元、明、清三代定为科举取士的必读之书。南宋淳祐年间将朱熹享祀孔庙。
说起我国的古代经典，很多人随口就会说出“四书五经”。所谓“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它们是我国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也是一般私塾生徒学习的基础教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汉唐时期，这四种经典原本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将它们结为一集，合称为“四书”，是到南宋时才发生的事情。开这一先河的，就是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
一、朱熹的生平事迹
按祖籍说，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的父亲朱松在北宋时登进士第，任政和县（今属福建南平）尉，遂移家闽中，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出生在尤溪。此前一年，金军渡江南下，攻陷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越州（今浙江绍兴）等重镇，宋高宗乘船逃到海上，转赴温州，直至本年，才得以借金军北撤的机会回到越州。而同在建炎四年，福建也发生了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朱熹是在兵火中出生的。
虽然身处乱世，但父亲朱松并未因此放松对小朱熹的教育。绍兴四年（1134），朱熹年方五岁，朱松就为他开蒙。绍兴十年（1140），朱松因不肯附和秦桧，请祠（宋朝有所谓“祠禄官”，是领俸禄不视事的闲职）家居，专心教子。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十四岁的朱熹，要对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人“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朱熹对父亲奉命唯谨，从学于这三位学者。他在中年时回忆：“某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书。”少年时在刘、胡诸师的指导下苦读经典，对朱熹来说，不仅是宝贵的回忆，也是进德修业的重要一步。
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的朱熹得中进士，少年登科，又是新婚燕尔，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年轻的朱熹并未像一些新进士那样，一得科名，便废书不读，他说：“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三年后，朱熹通过朝廷的授官考试，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在上任途中，他路过延平，拜访了父亲生前的学友李侗，与之论学。起初两人观点并不契合，但朱熹并未自以为是，而是认真听取了李侗的意见。在之后的几年中，朱熹随着对经义体悟的深入，逐渐认同了李侗，遂拜李氏为师，传其性理之学。这是朱熹在学术道路上的重大飞跃。
朱熹在同安任职四年，考满罢归，不久就领了闲职，开始居家治学。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岁，朱熹虽然屡受推荐，还曾赴京面见皇帝，并被授予武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官等职，但他都设法辞免，专心研究学问。在这二十年间，朱熹一面讲学，一面编订了《程氏遗书》《八朝名臣言行录》等文献，同时还著有《论语要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周易本义》等著作。在编书、著书的过程中，朱熹对学术的钻研日渐深入，对儒理的认识也越发透彻。到知天命之年时，他已是当世公认的名儒。
朱熹五十岁时，朝廷又任命他知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学友吕祖谦、张栻都再三劝他出山，遂受命赴任。到任后，朱熹看到南康“土瘠民稀，役烦税重”，遂向当地士人、父老乃至僧道等“方外闲人”咨询本地利病，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他还要求乡绅、父老牵头定时举行本乡、本族的集会，以拉近乡邻、亲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基层人民间的互助，以求共度时艰。此外，朱熹又重兴白鹿洞书院，让乡里父老推荐有志于学的青年进入书院学习，他本人每四五天就到书院授课一次，又聘请本地贤士担任学官，教导学子，以培养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朱熹在南康做官期间，当地经历了一次重度旱灾。灾害初起时，朱熹发觉可能将有大旱，于是提前下手准备。他一方面上奏截留本应上缴的资金、粮米，从而储备了大量粮食，一方面敦劝本地富户输米入官，以备赈济。当年南康虽然收成不足常年的三成，但由于朱熹准备得当，使得百姓都能得到赈济，无人外出逃荒。灾后，朱熹还征募灾民修筑江堤，既减少了江船因风涛遇难的风险，又起到以工代赈的作用。从他在南康的普施善政，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不仅是儒学大家，也是一位坐言起行的良吏。
从南康离任后，朱熹又先后做过一些官，但他宦情淡薄，每有新命，不是辞免，就是请祠，偶尔就任，也都是不久就回到治学、著述的生活中。直到六十一岁时知漳州，他才又展现出十几年前治理南康的手段，在当地兴利除弊，恩信大行。绍熙五年（1194），湖南发生瑶民起义，军务紧急之时，朱熹接受了湖南安抚使一职。到任后，他招安了瑶民首领蒲来矢，又整顿武备，清理不称职的将官，虽在任不久，却颇有名臣风范。
宋宁宗登基后，因丞相赵汝愚的推荐，内召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怀着“匡正君德”的热情进京面见宁宗，并连上五份奏章，希望宁宗正心诚意、自强不息，又为宁宗讲《礼记》中的《大学》一篇。一时之间，颇有君臣相得的感觉。
然而好景不长，赵汝愚与另一大臣韩侂胄争权落败，被贬谪。朱熹也因曾经抨击韩侂胄，受到牵连，被排斥出朝廷，改任祠禄官。庆元二年（1196），在韩侂胄的主持下，兴起“庆元党禁”，将赵汝愚、朱熹等人指为“伪学逆党”，分别处以自降职、免官到流放不等的处分。作为所谓“伪学”的领袖人物，朱熹不但被贬职、罢祠，而且朝廷中还出现了一片攻击他的声音。有的人诬蔑他有作风问题，还有人竟“上书乞斩熹”。朱门弟子也连遭迫害，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转眼之间，朱熹一派的学说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忌。
然而，年近古稀的朱熹并未因此灰心，仍然致力于撰述。自“党禁”兴起到他去世，他著成《楚辞集注》，编纂了《韩文考异》，还致力于编修《仪礼经传通解》。他在庆元四年（1198）给友人李季章的信中说：“所以惜此余日，止为所编礼书（指《仪礼经传通解》）已略见端绪而未能就，若更得年余间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朱熹敢于坚持自己的治学道路，有着不屈不挠的骨气，由此可见一斑。 庆元六年（1200）三月，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建阳家中去世。临终前数日，他还坚持白天著书，晚间为门生讲学，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韩侂胄怕他的门生故旧借葬礼集会，竟命令地方官在朱熹葬礼举行时进行“约束”。但是，对所谓“伪学逆党”的打击和迫害终究是不得人心的。嘉泰二年（1202），朝廷恢复了部分“逆党”官员的官职，已去世的朱熹得以“升任”华文阁待制。韩侂胄被杀后，朱熹又被赐谥号为“文”，后人因此称他为朱文公。蒙冤而逝的朱熹，至此得到了应有的待遇和评价。
二、怎样看待朱熹的历史地位
对于朱熹其人其事，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朱熹的思想上接程颢、程颐，而远宗孔孟，将他视为儒家的正统，如清代的康熙帝就说：“（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评价直追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另一种观点则批评朱熹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扼杀了“人”的发展，成了封建社会禁锢思想、禁锢人性的工具。这两种说法的对立很激烈，但不得不说，确实各自能够反映朱熹思想和学术的一个方面。
从学术传承谱系来说，朱熹是延平先生李侗的弟子，李侗学于罗从彦，罗氏之师则是留下“程门立雪”佳话的杨时，这一系可以算是北宋著名学者“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的嫡传。从思想上看，朱熹继承了“二程”以“理”作为宇宙本源的观点，并发挥“二程”重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理念。老一代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这样评价朱熹对“二程”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朱熹建立了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个理学思想体系中的范畴与命题，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思想、道教思想，更富于理论的色彩。天理论引入社会政治思想，引入历史哲学，使这些领域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格物致知”“持敬”，乃至“天理”与“性”，都是程颢、程颐曾经讲过，“二程”后学也在不断讲的东西，但他们都没能像朱熹那样，把这些内容整合成一个精致、严密、深刻的思想体系。朱熹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将世间一切事物都纳入“理”的范畴。他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这样说来，“理”或说“天理”就成了宇宙的本源。在他看来，“理”无始无终，“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是不需依托具体事物维持的存在。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永恒存在、永恒不变的“理”，所以世界万物都来自于它，都受它的统驭，也就都要受它的指导。大到自然规律，小到人伦日用，莫不如此。程朱之学被称为“理学”，其原因正在于这一派的学者认定了“理”或“道”作为永恒的存在，是一切的来源，也是一切的指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阐释。
朱熹既然认定“理”的永恒性质，又说万事万物都源于“理”，都受“理”的统治，那么社会的统治秩序、上下尊卑，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人的贤愚、贫富、厚薄、寿夭、昏明，都与先天禀受的气质有关，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变化气质，而变化气质则要靠加强学习、增进修养来实现。这样的观点固然有利于鼓舞学生砥砺奋进，但无形中也鼓吹了统治秩序恒久不变、不可挑战的思想。根据朱熹弟子黄榦的回忆，朱熹本身就是一个规行矩步、以圣贤之心为心的人，他门下的弟子也多宗其所教，从正心诚意上做功夫，以求变化气质、居敬穷理，走的是“内圣”的道路。历代统治者崇尚朱熹的学说，与其学说中的上述观点是颇有关系的。
但是，规行矩步的儒者，从古至今亦多矣，何以只有朱熹被尊为上承孔孟之心传的“朱夫子”呢？这就要从朱熹的学术水平说起了。
前文提到，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在传承程氏学说的基础上，将理学发展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他最为人所知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虽然颇遭近现代学者诟病，甚至被说成是束缚我国人民创造力和发展动力的罪魁祸首，但其说确是源自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更与儒家先贤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一脉相承。而他以“理”为世界本源，将万物统之于“理”的理论，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逻辑自洽、能够解释各种常见现象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同时，论学术水平，朱熹也是南宋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学者。明清时期，有一些宗奉朱子学的人动不动就谈“天道”、说“性理”，本身的学问却非常浅薄，即使著书立说，也无甚高论。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滥竽充数的人，所以后代学者——尤其是清代的考据家——往往把治理学的人看成腐儒，觉得他们的学养非常可疑。但是，朱熹在学术上却是以精深、广博著称的。
儒家治学，以“五经”为先。朱熹于《周易》有《周易本义》，于《诗经》有《诗集传》，于《仪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于《尚书》有《传》数篇，晚年时还将自己对《尚书》的理解传授给门生蔡沈，为他著成《书集传》打下了基础。在《春秋》方面，朱熹用“《春秋》之法”衡量《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纲目》。因此，我们说朱熹兼通“五经”，应该并不过分。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二程”推崇《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将其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朱熹继承了这种观点，分别为上述四种典籍作注，并将其合刊而成《四书章句集注》。他在书中不仅发扬了“二程”及其弟子的旧说，而且在注解中贯彻了以“理”为中心的理学观点，将“理”与“四书”中原有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既宽广又严密的新儒学体系。自南宋之后，“四书”的影响日渐增大，乃至进入科举体系。此外，他还编订、校释了理学前辈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著作，并撰有记述理学家言行的《伊洛渊源录》，对以往的理学成果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发扬。
除了致力于儒学研究之外，朱熹在其他领域的兴趣也非常广泛。他曾经校注《参同契》《楚辞》，为唐代文学家韩愈校勘编定文集，又搜集宋代名臣的言论事迹，编成《八朝名臣言行录》……在朱熹去世二十多年后，朱门高足（同时也是其女婿）黄榦撰写《朱先生行状》，对他的评价是“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可见朱熹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学者。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涉猎学术领域如此全面的学者是很少见的。 综上所述，朱熹能够构建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获得一批衷心信服他、追随他的弟子，主要原因是他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他所创立的学派能够长盛不衰，也与他的学说融合三家（儒、释、道）之精华，集传统文化之大成有很大关系。我们在评价朱熹的历史地位时，如果只提他学说中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一面，认为他是因为帝王推崇才获得大儒的名头，就未免把他看得太简单了。
三、我们可以向朱熹学什么？
朱熹是生活在距今八百年前的人，他的身上必然有很多封建社会的烙印，如要求妇女“守节”，片面强调“重义”而反对“言利”，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往往也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这些都是不足为法的。但是，作为一名良吏、一位学者、一代名师，朱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学习知识方面，朱熹那种谦虚谨慎、学而不厌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朱熹幼承家学，丧父后又转益多师，在刘子翚等学者的潜心教导下，遍读儒家经典。当时一般的儒者，只将读书作文看成入仕的敲门砖，应过科举，得了功名，往往便废书不读。朱熹登科时未满二十岁，仍肯专心读书治学，不计功名得失，确是难能可贵。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朱熹颇能抛开定见，不搞先入为主的一套，肯正视他人的优点，并吸取有益的意见，这为他成为儒家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我们纵观朱熹在学术上的历程，很容易看出他从二十岁中进士后，先后受过李侗、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影响。另外，他与叶适、陈亮、陆九渊等同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复辩驳，因此时人经常把浙东、江西两派的学者视为朱熹在学术上的对手，但朱熹从他们那里吸取的知识也不在少数。明代的大学问家王守仁（阳明）著有《朱子晚年定论》，指出朱熹晚年所持的不少学术观点都与陆九渊颇为相似，这显然是朱熹听取陆九渊意见，并详细思考总结的结果。
其次，按旧时史臣的评价标准来说，朱熹在做地方官时堪称“良吏”。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培养良俗、救荒抗旱，事迹已见前述。出知漳州后，他不仅像在南康一样，整饬风气、兴学育才，而且奏罢按旧例由州县分摊的“折茶钱”，又蠲免从前地方官巧立名目收取的“无名之赋”七百多万贯、杂税四百多万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不仅如此，他还奏请在漳州重新勘定田界，以防地主和不法官吏混淆田界，把合理税赋转移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可惜的是，朱熹上奏后，先是朝堂有人故意拖延其事，后又有地方头面人物出来控诉朱熹“扰民”，重重阻碍，导致这一良政最终被搁置，未竟全功。但是，朱熹并未灰心，及至他出知潭州，并兼任湖南安抚使时，面对本地的豪猾之徒，仍然不假颜色。史书称他在湖南时“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特别是对罪大恶极、鱼肉乡里者敢于果断诛杀，故虽在任不久，当地风气却为之一清。我们从朱熹做地方官时的所作所为来看，可知他不仅重视民生和教育，而且高度注重社会公平，不许官吏、豪强侵渔百姓。现代社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過朱熹的时代，但是民生和教育仍然是大众关心的焦点话题，社会上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熹的施政方式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第三，朱熹是一个刚直不阿、遇事敢言、表里如一的人，究其一生行止，实无愧于大儒之称。朱熹的刚直、坦率、不欺，主要体现在他与皇帝、宰相等朝廷顶层人物的相处方面。如宋孝宗总的来说是支持、赞赏朱熹的，但朱熹并不因此而阿谀皇帝。孝宗末年，朱熹曾上书批评道：“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又有一个内侍为孝宗所宠，怙势横行，朱熹于奏对时请逐之，孝宗说：“此人是德寿宫（指孝宗的养父，太上皇宋高宗）推荐给我的，说他有才能。”朱熹很不客气地答道：“这种小人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您呢？”宰相留正对朱熹也很有好感，但朱熹在发现留正的错误时，也写了一封信，用很直率的语言批评他。更为难得的是，朱熹在历史上几起几落，颇有“以言贾祸”之嫌，但他始终保持着刚直的本色，不肯与世浮沉，更不肯卖论取官。这种做人做事的风格，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最好体现。
由此可见，朱熹确实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人物。从学术方面说，他学问深厚，不仅治学极有恒心，而且能将各派之学术融会贯通，成为我国12世纪中后期的一位大学问家，同时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从政事方面说，朱熹的施政以民生为本，重视减轻百姓负担、防止豪强侵害普通民众，这些理念即使在今天也还值得借鉴。从品行方面说，朱熹光明磊落，不唯上，只唯实，故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话，批评他人不敢批评的人，这种正直、光明的作风，也是今人应该学习借鉴的。
说起我国的古代经典，很多人随口就会说出“四书五经”。所谓“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它们是我国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也是一般私塾生徒学习的基础教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汉唐时期，这四种经典原本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将它们结为一集，合称为“四书”，是到南宋时才发生的事情。开这一先河的，就是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
一、朱熹的生平事迹
按祖籍说，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的父亲朱松在北宋时登进士第，任政和县（今属福建南平）尉，遂移家闽中，朱熹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出生在尤溪。此前一年，金军渡江南下，攻陷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越州（今浙江绍兴）等重镇，宋高宗乘船逃到海上，转赴温州，直至本年，才得以借金军北撤的机会回到越州。而同在建炎四年，福建也发生了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朱熹是在兵火中出生的。
虽然身处乱世，但父亲朱松并未因此放松对小朱熹的教育。绍兴四年（1134），朱熹年方五岁，朱松就为他开蒙。绍兴十年（1140），朱松因不肯附和秦桧，请祠（宋朝有所谓“祠禄官”，是领俸禄不视事的闲职）家居，专心教子。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十四岁的朱熹，要对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人“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朱熹对父亲奉命唯谨，从学于这三位学者。他在中年时回忆：“某自十六七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书。”少年时在刘、胡诸师的指导下苦读经典，对朱熹来说，不仅是宝贵的回忆，也是进德修业的重要一步。
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的朱熹得中进士，少年登科，又是新婚燕尔，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年轻的朱熹并未像一些新进士那样，一得科名，便废书不读，他说：“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三年后，朱熹通过朝廷的授官考试，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在上任途中，他路过延平，拜访了父亲生前的学友李侗，与之论学。起初两人观点并不契合，但朱熹并未自以为是，而是认真听取了李侗的意见。在之后的几年中，朱熹随着对经义体悟的深入，逐渐认同了李侗，遂拜李氏为师，传其性理之学。这是朱熹在学术道路上的重大飞跃。
朱熹在同安任职四年，考满罢归，不久就领了闲职，开始居家治学。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岁，朱熹虽然屡受推荐，还曾赴京面见皇帝，并被授予武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官等职，但他都设法辞免，专心研究学问。在这二十年间，朱熹一面讲学，一面编订了《程氏遗书》《八朝名臣言行录》等文献，同时还著有《论语要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周易本义》等著作。在编书、著书的过程中，朱熹对学术的钻研日渐深入，对儒理的认识也越发透彻。到知天命之年时，他已是当世公认的名儒。
朱熹五十岁时，朝廷又任命他知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学友吕祖谦、张栻都再三劝他出山，遂受命赴任。到任后，朱熹看到南康“土瘠民稀，役烦税重”，遂向当地士人、父老乃至僧道等“方外闲人”咨询本地利病，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他还要求乡绅、父老牵头定时举行本乡、本族的集会，以拉近乡邻、亲族之间的关系，加强基层人民间的互助，以求共度时艰。此外，朱熹又重兴白鹿洞书院，让乡里父老推荐有志于学的青年进入书院学习，他本人每四五天就到书院授课一次，又聘请本地贤士担任学官，教导学子，以培养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朱熹在南康做官期间，当地经历了一次重度旱灾。灾害初起时，朱熹发觉可能将有大旱，于是提前下手准备。他一方面上奏截留本应上缴的资金、粮米，从而储备了大量粮食，一方面敦劝本地富户输米入官，以备赈济。当年南康虽然收成不足常年的三成，但由于朱熹准备得当，使得百姓都能得到赈济，无人外出逃荒。灾后，朱熹还征募灾民修筑江堤，既减少了江船因风涛遇难的风险，又起到以工代赈的作用。从他在南康的普施善政，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不仅是儒学大家，也是一位坐言起行的良吏。
从南康离任后，朱熹又先后做过一些官，但他宦情淡薄，每有新命，不是辞免，就是请祠，偶尔就任，也都是不久就回到治学、著述的生活中。直到六十一岁时知漳州，他才又展现出十几年前治理南康的手段，在当地兴利除弊，恩信大行。绍熙五年（1194），湖南发生瑶民起义，军务紧急之时，朱熹接受了湖南安抚使一职。到任后，他招安了瑶民首领蒲来矢，又整顿武备，清理不称职的将官，虽在任不久，却颇有名臣风范。
宋宁宗登基后，因丞相赵汝愚的推荐，内召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怀着“匡正君德”的热情进京面见宁宗，并连上五份奏章，希望宁宗正心诚意、自强不息，又为宁宗讲《礼记》中的《大学》一篇。一时之间，颇有君臣相得的感觉。
然而好景不长，赵汝愚与另一大臣韩侂胄争权落败，被贬谪。朱熹也因曾经抨击韩侂胄，受到牵连，被排斥出朝廷，改任祠禄官。庆元二年（1196），在韩侂胄的主持下，兴起“庆元党禁”，将赵汝愚、朱熹等人指为“伪学逆党”，分别处以自降职、免官到流放不等的处分。作为所谓“伪学”的领袖人物，朱熹不但被贬职、罢祠，而且朝廷中还出现了一片攻击他的声音。有的人诬蔑他有作风问题，还有人竟“上书乞斩熹”。朱门弟子也连遭迫害，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转眼之间，朱熹一派的学说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忌。
然而，年近古稀的朱熹并未因此灰心，仍然致力于撰述。自“党禁”兴起到他去世，他著成《楚辞集注》，编纂了《韩文考异》，还致力于编修《仪礼经传通解》。他在庆元四年（1198）给友人李季章的信中说：“所以惜此余日，止为所编礼书（指《仪礼经传通解》）已略见端绪而未能就，若更得年余间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朱熹敢于坚持自己的治学道路，有着不屈不挠的骨气，由此可见一斑。 庆元六年（1200）三月，七十一岁的朱熹在建阳家中去世。临终前数日，他还坚持白天著书，晚间为门生讲学，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韩侂胄怕他的门生故旧借葬礼集会，竟命令地方官在朱熹葬礼举行时进行“约束”。但是，对所谓“伪学逆党”的打击和迫害终究是不得人心的。嘉泰二年（1202），朝廷恢复了部分“逆党”官员的官职，已去世的朱熹得以“升任”华文阁待制。韩侂胄被杀后，朱熹又被赐谥号为“文”，后人因此称他为朱文公。蒙冤而逝的朱熹，至此得到了应有的待遇和评价。
二、怎样看待朱熹的历史地位
对于朱熹其人其事，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朱熹的思想上接程颢、程颐，而远宗孔孟，将他视为儒家的正统，如清代的康熙帝就说：“（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评价直追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另一种观点则批评朱熹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扼杀了“人”的发展，成了封建社会禁锢思想、禁锢人性的工具。这两种说法的对立很激烈，但不得不说，确实各自能够反映朱熹思想和学术的一个方面。
从学术传承谱系来说，朱熹是延平先生李侗的弟子，李侗学于罗从彦，罗氏之师则是留下“程门立雪”佳话的杨时，这一系可以算是北宋著名学者“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的嫡传。从思想上看，朱熹继承了“二程”以“理”作为宇宙本源的观点，并发挥“二程”重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理念。老一代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这样评价朱熹对“二程”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朱熹建立了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个理学思想体系中的范畴与命题，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思想、道教思想，更富于理论的色彩。天理论引入社会政治思想，引入历史哲学，使这些领域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格物致知”“持敬”，乃至“天理”与“性”，都是程颢、程颐曾经讲过，“二程”后学也在不断讲的东西，但他们都没能像朱熹那样，把这些内容整合成一个精致、严密、深刻的思想体系。朱熹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将世间一切事物都纳入“理”的范畴。他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这样说来，“理”或说“天理”就成了宇宙的本源。在他看来，“理”无始无终，“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是不需依托具体事物维持的存在。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永恒存在、永恒不变的“理”，所以世界万物都来自于它，都受它的统驭，也就都要受它的指导。大到自然规律，小到人伦日用，莫不如此。程朱之学被称为“理学”，其原因正在于这一派的学者认定了“理”或“道”作为永恒的存在，是一切的来源，也是一切的指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阐释。
朱熹既然认定“理”的永恒性质，又说万事万物都源于“理”，都受“理”的统治，那么社会的统治秩序、上下尊卑，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人的贤愚、贫富、厚薄、寿夭、昏明，都与先天禀受的气质有关，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变化气质，而变化气质则要靠加强学习、增进修养来实现。这样的观点固然有利于鼓舞学生砥砺奋进，但无形中也鼓吹了统治秩序恒久不变、不可挑战的思想。根据朱熹弟子黄榦的回忆，朱熹本身就是一个规行矩步、以圣贤之心为心的人，他门下的弟子也多宗其所教，从正心诚意上做功夫，以求变化气质、居敬穷理，走的是“内圣”的道路。历代统治者崇尚朱熹的学说，与其学说中的上述观点是颇有关系的。
但是，规行矩步的儒者，从古至今亦多矣，何以只有朱熹被尊为上承孔孟之心传的“朱夫子”呢？这就要从朱熹的学术水平说起了。
前文提到，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在传承程氏学说的基础上，将理学发展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他最为人所知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虽然颇遭近现代学者诟病，甚至被说成是束缚我国人民创造力和发展动力的罪魁祸首，但其说确是源自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更与儒家先贤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一脉相承。而他以“理”为世界本源，将万物统之于“理”的理论，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逻辑自洽、能够解释各种常见现象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同时，论学术水平，朱熹也是南宋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学者。明清时期，有一些宗奉朱子学的人动不动就谈“天道”、说“性理”，本身的学问却非常浅薄，即使著书立说，也无甚高论。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滥竽充数的人，所以后代学者——尤其是清代的考据家——往往把治理学的人看成腐儒，觉得他们的学养非常可疑。但是，朱熹在学术上却是以精深、广博著称的。
儒家治学，以“五经”为先。朱熹于《周易》有《周易本义》，于《诗经》有《诗集传》，于《仪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于《尚书》有《传》数篇，晚年时还将自己对《尚书》的理解传授给门生蔡沈，为他著成《书集传》打下了基础。在《春秋》方面，朱熹用“《春秋》之法”衡量《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纲目》。因此，我们说朱熹兼通“五经”，应该并不过分。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二程”推崇《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将其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朱熹继承了这种观点，分别为上述四种典籍作注，并将其合刊而成《四书章句集注》。他在书中不仅发扬了“二程”及其弟子的旧说，而且在注解中贯彻了以“理”为中心的理学观点，将“理”与“四书”中原有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既宽广又严密的新儒学体系。自南宋之后，“四书”的影响日渐增大，乃至进入科举体系。此外，他还编订、校释了理学前辈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著作，并撰有记述理学家言行的《伊洛渊源录》，对以往的理学成果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发扬。
除了致力于儒学研究之外，朱熹在其他领域的兴趣也非常广泛。他曾经校注《参同契》《楚辞》，为唐代文学家韩愈校勘编定文集，又搜集宋代名臣的言论事迹，编成《八朝名臣言行录》……在朱熹去世二十多年后，朱门高足（同时也是其女婿）黄榦撰写《朱先生行状》，对他的评价是“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可见朱熹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学者。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涉猎学术领域如此全面的学者是很少见的。 综上所述，朱熹能够构建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获得一批衷心信服他、追随他的弟子，主要原因是他具有高超的学术水平；他所创立的学派能够长盛不衰，也与他的学说融合三家（儒、释、道）之精华，集传统文化之大成有很大关系。我们在评价朱熹的历史地位时，如果只提他学说中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一面，认为他是因为帝王推崇才获得大儒的名头，就未免把他看得太简单了。
三、我们可以向朱熹学什么？
朱熹是生活在距今八百年前的人，他的身上必然有很多封建社会的烙印，如要求妇女“守节”，片面强调“重义”而反对“言利”，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往往也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这些都是不足为法的。但是，作为一名良吏、一位学者、一代名师，朱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以下几点。
首先，在学习知识方面，朱熹那种谦虚谨慎、学而不厌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朱熹幼承家学，丧父后又转益多师，在刘子翚等学者的潜心教导下，遍读儒家经典。当时一般的儒者，只将读书作文看成入仕的敲门砖，应过科举，得了功名，往往便废书不读。朱熹登科时未满二十岁，仍肯专心读书治学，不计功名得失，确是难能可贵。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朱熹颇能抛开定见，不搞先入为主的一套，肯正视他人的优点，并吸取有益的意见，这为他成为儒家一代大师奠定了基础。我们纵观朱熹在学术上的历程，很容易看出他从二十岁中进士后，先后受过李侗、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影响。另外，他与叶适、陈亮、陆九渊等同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复辩驳，因此时人经常把浙东、江西两派的学者视为朱熹在学术上的对手，但朱熹从他们那里吸取的知识也不在少数。明代的大学问家王守仁（阳明）著有《朱子晚年定论》，指出朱熹晚年所持的不少学术观点都与陆九渊颇为相似，这显然是朱熹听取陆九渊意见，并详细思考总结的结果。
其次，按旧时史臣的评价标准来说，朱熹在做地方官时堪称“良吏”。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培养良俗、救荒抗旱，事迹已见前述。出知漳州后，他不仅像在南康一样，整饬风气、兴学育才，而且奏罢按旧例由州县分摊的“折茶钱”，又蠲免从前地方官巧立名目收取的“无名之赋”七百多万贯、杂税四百多万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不仅如此，他还奏请在漳州重新勘定田界，以防地主和不法官吏混淆田界，把合理税赋转移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可惜的是，朱熹上奏后，先是朝堂有人故意拖延其事，后又有地方头面人物出来控诉朱熹“扰民”，重重阻碍，导致这一良政最终被搁置，未竟全功。但是，朱熹并未灰心，及至他出知潭州，并兼任湖南安抚使时，面对本地的豪猾之徒，仍然不假颜色。史书称他在湖南时“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特别是对罪大恶极、鱼肉乡里者敢于果断诛杀，故虽在任不久，当地风气却为之一清。我们从朱熹做地方官时的所作所为来看，可知他不仅重视民生和教育，而且高度注重社会公平，不许官吏、豪强侵渔百姓。现代社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過朱熹的时代，但是民生和教育仍然是大众关心的焦点话题，社会上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熹的施政方式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第三，朱熹是一个刚直不阿、遇事敢言、表里如一的人，究其一生行止，实无愧于大儒之称。朱熹的刚直、坦率、不欺，主要体现在他与皇帝、宰相等朝廷顶层人物的相处方面。如宋孝宗总的来说是支持、赞赏朱熹的，但朱熹并不因此而阿谀皇帝。孝宗末年，朱熹曾上书批评道：“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又有一个内侍为孝宗所宠，怙势横行，朱熹于奏对时请逐之，孝宗说：“此人是德寿宫（指孝宗的养父，太上皇宋高宗）推荐给我的，说他有才能。”朱熹很不客气地答道：“这种小人如果没有才能，怎么能打动您呢？”宰相留正对朱熹也很有好感，但朱熹在发现留正的错误时，也写了一封信，用很直率的语言批评他。更为难得的是，朱熹在历史上几起几落，颇有“以言贾祸”之嫌，但他始终保持着刚直的本色，不肯与世浮沉，更不肯卖论取官。这种做人做事的风格，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最好体现。
由此可见，朱熹确实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伟大人物。从学术方面说，他学问深厚，不仅治学极有恒心，而且能将各派之学术融会贯通，成为我国12世纪中后期的一位大学问家，同时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从政事方面说，朱熹的施政以民生为本，重视减轻百姓负担、防止豪强侵害普通民众，这些理念即使在今天也还值得借鉴。从品行方面说，朱熹光明磊落，不唯上，只唯实，故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话，批评他人不敢批评的人，这种正直、光明的作风，也是今人应该学习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