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国际修正主义”

　　最近，“修正主义”这个似乎只有老几辈中国人才印象深刻的词重新频繁映入我们眼帘。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提交国会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利益挑战者”的同时，也将中国称作“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在对外关系中最激烈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还是跟改革开放前那个晦暗年代中发生的中苏论战联系在一起的。可笑的是，现代意义上，中国学界重新开始对“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感兴趣，是前些年批判日本右翼企图推动通过修宪改变二战后国际秩序之时，以及朝鲜把中朝治国理念分歧公诸于世时对中国的批判语调。
　　其实，去掉意识形态这层外衣，“修正”并不是一个坏词，至少它是一个闪现调整与变革精神的中性词。德国政治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在1908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版序言中说，人们之所以要“修正”，只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
　　当然，此“修正”非彼“修正”。那个在国际共运语境内使用的“修正主义”，指的是某类企图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而美国人语境中的“修正主义”，则是指某支国际力量要打破国际秩序的现状，对强烈要求维持“现状”的国际秩序“领导者”及其追随力量构成挑战，因而也就更多带有权力转移的色彩。
　　在目前美国的战略界，一个近乎形成共识的看法是，中国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已在实施明确的战略，谋求与俄罗斯一道打破美国自苏联解体以后获得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进而取代美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
　　奥巴马时期，2011年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在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视为“军事威胁”的同时，特别把俄罗斯称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而在中国崛起的长期过程中，美国战略界早有担忧“中国挑戰”的声音，即便在中国“韬光养晦”的年代，也曾有美国学者提出，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中国事实上是个“善于隐藏自己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masked revisionist country），别看她参加并且暂时遵从现行国际制度，一旦时机成熟便将努力改变这些规则和规范，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

美国担心中国如何“修正”现行国际秩序

　　在当今的美国战略学界看来，中国对二战后确立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冠冕堂皇”的新倡议、新机构，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游戏规则的“阳奉阴违”，和在信息技术、基建领域积极推行“中国标准”，向美国在二战后设计的全球经济体系植入“木马”，钻到体系内部修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和框架，以图架空美国的领导权。
　　第二，与俄罗斯和部分亚非、拉美国家结成事实上的“威权国家联盟”，对抗美国及西方的价值体系。不再讳言向发展中世界输出“中国模式”，以“北京共识”瓦解“华盛顿共识”。用基于强大的网络控制技术和海外舆论操控能力的“锐实力”（SHARP POWER）阻击美国及西方的“软实力”，削弱自由民主制度和基本人权观念对中小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甚至开始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本体开展意识形态的渗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其首访拉美时更将中国称作“新帝国主义列强”，警告美国的“后院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第三，通过金钱、市场、军援、人文、战略要挟等手段，将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传统的盟友拉入怀抱，或至少使它们的政策变得中立化，逐步弱化、分化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削弱美国的全球战略支柱。
　　第四，大力发展海洋军事力量，谋求改变全球均势。不仅军事舰艇数量已压倒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武装力量，更在南海构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第一岛链”积极实施“前出”策略，还表现出“染指”印度洋的浓厚兴趣，最终是要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并且确立对从中东到东亚国际航道的控制能力。
　　第五，鼓励甚至命令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去西方化”，积极创设各种“中国化”的概念理念，从根本上是为了挑战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从美国战略学界罗列的几宗“罪”看，美国把中国打成所谓“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是明指中国已经成长为最有能力、意图和实际行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再往白了说就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所有力量当中最能威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这反映出的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深刻焦虑感和自我危机意识。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差距近年来快速缩小，2017年中国GDP约合12.65万亿美元，美国是19.39万亿美元。中国GDP过去七年再翻倍，规模已达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国内各界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赶超压力，战略自信急速下降，正在形成以“竞争”为主轴调整对华政策的空前紧迫感。 　　特朗普政府在进入执政第二年之际，于对外战略和政策宣示中拔高调门，对中国的国际行为做出各种超常规的定性，摆出将中美关系导入“竞争”轨道的姿态，首先还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一方面借“中国议题”聚拢国内共识，强化国内危机意识，印证“美国优先”政策和“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的正确性，增强自己的执政地位;一方面取悦军方，固化无论美国怎么减税，军费只增不减、亚太战略部署只强不弱的承诺。一段时间来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不同“圈层”经过连连内斗，目前军人和贸易“鹰派”的地位相当强势，在对外战略决策中享有特殊的发言权。
　　但是，中国的崛起毕竟是在现行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美利益在同一全球经济体系内犬牙交错、相互交融程度之深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的守成大国，在应对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新兴大国崛起方面也没有特别成熟的经验，既不能把中国当作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也无法像遏制苏联那样打一场全方位的冷战，亦难继续沿袭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以自由市场经济推动政治民主化变革、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将中国改造为美国的“伙伴”的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路。今后具体怎么办，美国仍在思考，其重思和调整对华大战略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才刚刚起步，目前没有结论，恐怕将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不是特朗普一届政府能够完成的。

谁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

　　从学理角度讲，所谓“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一定是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而欲行改变的国家。而反对“国际秩序修正主义”的国家，则是意图维护国际秩序现状的。然而，如今叫嚷反對“国际秩序修正主义”最凶的美国，当初恰恰就是最具“国际秩序修正主义”传统和气质的力量。
　　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对国际秩序——或者它自己理解当中的“世界秩序”进行修正的。
　　19世纪初叶，随着国力增强，美国的国家利益开始对外扩张，与英国和欧洲“神圣同盟”产生尖锐矛盾。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新的对外政策原则，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以至于整个19世纪都在以调解有关国家边界纠纷等为手段活跃介入拉美事务。把整个拉美地区变为美国“后院”的“门罗主义”及80多年后衍生出的“罗斯福推论”（“美国负责管理美洲”）就是对国际秩序的典型修正。
　　19世纪60年代美国东西铁路贯通、80年代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之后，其决定进一步修改欧洲列强制定的“游戏规则”，以修建巴拿马运河为契机进取太平洋，先后吞并、强占或瓜分了古巴、威克岛、萨摩西群岛、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等地，以一个创新性的“国际边界委员会”裁定了与加拿大的西北部边界，并建立起一只庞大舰队在海外投射全球性力量，把整个西半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过程中，美国没少运用“国际制度”和创设“国际制度”的力量，比如1904年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这个“主权交换式”的不平等条约以美国保证巴拿马的“独立”为前提，赋予美国对运河两岸总宽度10英里的地带以“永久使用权”。
　　美国改造国际制度的最活跃期自然是在其全球霸权地位真正确立的20世纪：前一个高潮是1920年代在“积极和平”运动牵引下走出孤立主义，在世界上以多边主义外交替代单边主义外交，创设后来归于失败的国际联盟;后一个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设计联合国等新型国际机制、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针对苏联的北约，使西方国际政治一脚迈入基于联盟和一系列国际规则与制度的多边主义时代。得益于美国外交智慧所产生的战后国际秩序推动了人类文明水平的提升，但从本质上看它的很多要素仍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制定游戏规则，以美国为中心枢纽提供公共产品、确立机制规范，其他国家则通过“搭便车”的方式获取利益，反映的也就是美国的国际国内政治理念和组织原则。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心以为单极世界的“新秩序”降临了，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连续三届政府——无论左右、保守和自由主义，都以捍卫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先导，打着“民主和平”“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从改造大中东和南亚次大陆入手，四处插手国际事务，输出美式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制度，追求最终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标准的“自由而完美”的世界，这又何偿不是对二战后基于主权原则的国际秩序的延续性修正？
　　即便在开始战略收缩、强调“重塑美国外交形象”的奥巴马时期，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国际秩序的修正意识。针对新兴大国崛起，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支柱之一是分别与环太平洋、环大西洋国家商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企图通过两个带有“基于共同价值的区域贸易联盟”性质且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新安排对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进行标准和范畴意义上的修正，或者说给其加上“美式外挂”，重新确立美国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其背后更宏观的考量是将世界体系从雅尔塔体系瓦解后的所谓“多极无序”状态升级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在“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和“公平贸易”的旗号掩护下，从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国际组织“四管齐下”，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向大搞“修正主义”。一方面从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伊朗核协议等美国已承诺的国际义务中“退出”或威胁“退出”，有选择地毁弃其认为耗费了美国过多精力的不值当的全球责任，以便重新聚拢实力开启新的“领导世界”周期，另一方面通过谋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各种双边自贸协定，把自奥巴马时期就已开始的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行动推向深入。
　　更严重的是，特朗普及其政府重拾冷战思维，接连发布未必经过深思熟虑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把主要战略目标重新锁定传统大国。宣布美国进入“竞争新时代”，要以经济、科技为核心启动新的对华战略。推出“印太”战略，拼凑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以平衡“一带一路”建设。大幅扩张美国核威慑适用范围，提出美国核力量将威慑核攻击和非核进攻，事实上降低了核武器研发和使用的门槛，发出了激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信号。美国的这些做法危害着全球战略稳定，也与那个不顾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执意发展核导能力的国家一道强化着颠覆现行国际核秩序的“恶兆”。 　　尽管特朗普是以个人执政地位和与国会共和党人关系为出发点处理国际事务，而且以其“商人总统”特性，也很难说他本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未来作用有什么大的战略谋划，但有鉴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影响力的惯性，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共和党建制派和军人们的主张，特朗普白宫的各种决策仍然正在起到“国际秩序修正主义”的客观效果。

以国际秩序中的改良主义应对“修正主义”

　　罗列美国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史，从近代到现代，大多素材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这样一个富有“国际秩序修正主义”传统和现行的国家，却津津乐道地把“国际秩序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很难说不是要混淆概念、转移视线，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始破坏由它所创造的秩序。这个修正力量正坐在白宫”——2018年《慕尼黑安全报告》“走向边缘——然后退回来？”一针见血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报告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和自信，“不过这也难怪，当西方国家抛弃它们的自由主义理念时，谁又能责怪中国抓住机遇呢？”
　　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建立在“权力政治观”和国际关系“丛林法则”基础上的美国战略界，不能改变居高临下面对发展中国家改革现行国际秩序的正当呼声的习惯，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满意现状与其在国际权力等级制中所处的等级相关，地位越低者越不满、越有“修正”的动机，却似乎忘记了，国际关系中没有绝对的“维持现状国家”，强者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
　　重拾地缘、人文、经贸、科技等领域的限制思维，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旨在应对所谓“中国竞争”的修补，实在修补不了就索性让中国背上管理包袱，自己重构一套新的价值同盟体系，以维护自己原有的权力主导性，正是美国“修正主义者”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改变，并不是要推翻现秩序，而是要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具备更加公正、均衡、普惠的特征，更好地反映国际公义，而这必然要以适当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国际话语权、裁量权为前提。
　　这样两种诉求相遇，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一对主要矛盾，本质上是国际秩序保守主义与国际秩序改良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导致大国间严重的相互战略误判，世界有可能重新滑入對抗冲突的陷阱，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各一个超级大国带着一帮盟友国家分处在两个不同经济体系内进行较量，而是同一全球经济体系内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国家阵营之间的“新冷战”。
　　这样两种诉求相遇，也恰恰说明现行国际秩序的确出了问题，论其效能已不能满足其参与者——无论强弱——的需求，必须进行一场内生性的变革。既然如此，为什么来自世界南北两端的变革诉求者不能好好地坐下来协调，形成改革共识，共同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向好发展呢？
　　本来，在美国自觉可以托起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时期，其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启动了部分权力让渡的协调，具体表现就是中美商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共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融资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并且取得一定进展。然而，随着共和党保守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得势，这样的协调“昙花一现”、半途而废。现在，中国已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取得了更大的成长，美国即便有心也已无力用新的国际制度框住中国的未来发展，而重启两国曾有过的协调亦已不能满足今日中国之需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其《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一书中提醒他的国人，“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失序的世界，一个美国无法按照自身模式塑造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美国所应做的，恐怕是重新思考，如何与中国面对面协调出一个更大的、包容未来人类社会普遍诉求的秩序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