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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9周敏凯（1949），男，上海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②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07页；第13页；第1516页。〖=BT1A(〗【政治学与行政学】转型民主问题与现代民主形态多种属性研究——兼析亨廷顿的转型民主观周敏凯1，赵盈21.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200092；2.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200092自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西方民主化理论研究的重心逐步向民主转型等议题转移，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梳理了近代以来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但是世界民主化已出现新的动向；“西方文化论”将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企图垄断民主话语权，对非西方文化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多元民主理论支持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属性，世界民主化进程也展示了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属性。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西方“民主退化”与“民主输出困境”的事实再次证明，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不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后发国家在选择现代民主形态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民主形态。转型民主；西方文化论；多元民主理论；民主退化D082A009206一、 转型民主问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新动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尤其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民主化理论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议题，较多关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新特征与新动向的比较研究。在转型民主研究领域，塞缪尔•亨廷顿的转型民主理论影响不小，他的代表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1991）（以下简称《第三波》），奠定了他在转型民主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第三波》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化进程，并将这一进程描绘为三次高潮，而且强调，民主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每一次民主化高潮以后都会有一次反民主化的回潮，使一些民主转型的国家又倒退回非民主政权。
民主化的第一波浪潮自1828年美国实行普选权开始，历经百余年，30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封建贵族制国家与大陆帝国继承国家建立了最低意义上的民主制国家。①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德、意、日等22个转型民主国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与军事集权政权，出现了第一次反民主化的回潮，到1942年全球民主国家仅剩11个。②
民主化的第二波浪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阶段开始， 延续到战后60年代初。二战结束阶段，盟军开始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民主改造，战后希腊、土耳其以及亚洲、非洲、拉美地区一大批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民主道路，全球民主国家增加为55个；此波民主化的发生，主要是外部民主力量干预和去殖民化运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世界进入冷战格局，许多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在美苏争霸的影响下，国内政治动荡，出现又一次反民主的回潮。一些转型民主国家回潮为军事独裁政权或官僚集权政权，到1973年此波民主化结束，已有22个国家回潮，全球只剩下30个左右民主国家。③
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始于 1974年葡萄牙结束军事独裁统治，此后，拉美地区、东欧地区、前苏联地区、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韩国、土耳其共约29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纷纷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化成为全球性运动。此波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权内部的原发性动力，而外部强加和去殖民化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而且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暴力方式减少，普遍转向妥协、选举和非暴力的民主形式。“妥协、选举和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相。”［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7、110、118、158页。
〖=BW(〗周敏凯等：转型民主问题与现代民主形态多种属性研究《第三波》对转型国家民主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1990年，此时冷战趋于结束。其实，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化进程又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此后的世界格局已由美苏两极向多极化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苏联解体，2001年美国打响国际反恐战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对第三波民主化进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现的新动向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首先，自国际反恐战争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北非、中东、东欧一些国家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纷纷发生推翻传统的威权政府的“颜色革命”， 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拉克、阿富汗，北非的埃及、利比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欧的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没有民主经历，在美国反恐战争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即使匆匆推进了民主转型，但是完成民主巩固的任务还很艰巨，短期内难以成为繁荣稳定的民主国家。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根据全球民主制度研究机构“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与《经济学家》编辑部有关“民主指数”的调查数据，在2013年出版的新著《撤退中的民主：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中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总体质量已经恶化”，在被调查的167个国家中，91个国家的民主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全球“有缺陷的”和“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政体”的数量高达52个，它们在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和政治文化上都存在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正在衰退”，“2010年全球所有地区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田苗：《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衰退趋势》，载《求是》， 2013年第17期，第16页。乔舒亚•柯兰齐克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正在衰退”的现象，是否就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回潮”现象？亨廷顿的《第三波》无法回答这一提问，他的转型民主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回应这个新动向。
其次，在应对严重危机与恢复经济的压力下，各国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更加关注政府决策的集中有效性，以往的一些“威权政府”的举措现在大行其道。尤其是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面前反而暴露出一系列民主体制上的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明显陷入困境，暴露了西方国家“民主退化”的缺陷。实践证明，西方民主化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非完美，这是否表明西方民主化进程也并没有结束，也需要开始一个民主巩固与发展调整的新阶段？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理论是否仅仅是对后发国家的命题？这是拷问亨廷顿转型民主理论的新问题。
再次，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推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例如，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亨廷顿的西方民主标准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被列入非民主的“威权政权”，但是客观上，这些民主转型国家却在不懈地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大力推进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人民民主”建设，并在现代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因此，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转型，是否只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现代民主形态除了西方民主形态之外，是否可以探索并建构新型的非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亨廷顿转型民主理论又会遭遇新的拷问。
二、 现代民主社会属性与“西方文化论”的民主偏见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民主转型理论，是以“西方文化论”为理论基石。他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一样，也是一位“西方文化论”者。 “西方文化论”认为，现代民主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内核，而西方民主发展的条件与道路是引导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亨廷顿的转型民主理论、弗朗西斯•福山的“民主终结”理论，还是熊彼特的以竞争性与参与为核心的精英民主理论，“西方文化论”者都认为现代民主形态只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形成现代民主形态，凡是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现代民主形态，只能是非民主的“威权政权”，或者就是反民主的“回潮”政权。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并不适合非西方社会”。因为“民主的基础都相对狭窄”，对于这片狭窄区域之外的人民而言，“没有理由去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和运用民主制度的努力会是最好的路径选择”。 因为非西方社会文化一般都是“根深蒂固的反民主文化，会阻碍民主规范在该社会的传播，否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或者阻挠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因此，“民主只是对西北欧国家，也许还包括中欧国家，以及他们的殖民地后裔，才是适合的”。③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284、286页。另一位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更加明确地宣称：“没有资产阶级, 就没有民主”，在他的眼里，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西方民主形态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较不幸的地方”，为此，西方民主国家有责任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输出到地球上”那些“较不幸的地方”去，以“帮助建立民主体制和机构”。［美］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Hamish Hamilton ,1992,转引自［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为什么现代民主只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独有？亨廷顿的书中给出了如下理由：因为现代民主发源于西方；19世纪初以来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西方国家；在非西方的国家中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只局限于接受过西方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熏陶的殖民地国家；而1973年第二波民主回潮后保持现代民主制度的29个民主国家中，20个是西欧国家与欧洲移民国家， 8个是英国前殖民地，还有亚洲的日本；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进程中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30个国家，其中26个是西方国家或受西方实质影响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文化论”者眼里，非西欧的欧洲其他地区也难以实现现代民主转型。信奉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欧地区被他们人为地排除在可以实行现代民主形态的文化圈之外。因为“它们的主流宗教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这些地区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洗礼：它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自由主义”。因此，即使冷战已经结束，东西欧开始融合，巴尔干地区与前苏联、东欧地区依然同西方民主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政治分界线”，它们仍然是一个与 “民主已经扎根”的西方相区别的“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 ③
亨廷顿与“西方文化论”者同样排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认为它们“尤为不利于民主”。亨廷顿认为，“传统儒教要么是非民主要么是反民主”；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都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位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把社会与国家合二为一”，“儒教国家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并不适应民主”。东亚地区有两个特例——菲律宾与日本——可以归入现代西方民主行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都是美国力量存在的产物”。④
显然，鼓吹“西方文化论”的宗旨就是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突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与引领作用，为西方民主国家评判、引导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民主发展提供“标尺”。这一民主理论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充满了文化歧视与民主偏见，完全剥夺了非西方民族自由选择民主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也为西方国家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煽动“颜色革命”，误导民主转型国家对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埋下了伏笔。
三、 多元民主理论与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强，它们更希望对现代化道路有多样化的选择，“西方文化论”在民主转型上的偏见与文化歧视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而多元民主理论较好地回应了民主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对新兴转型国家的影响正在上升。在转型民主问题上与“西方文化论”分歧最明显、反诘最有力的要推多元民主理论。
1. 多元民主理论支持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
多元民主理论既坚持民主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又肯定了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罗伯特•达尔、伊恩•夏皮罗、安东尼•阿伯拉斯特等人。
首先，多元民主理论坚持现代民主形态的现代性特征，认为现代民主形态需要有一些现代性的条件。达尔认为，民主理论存在太多争议，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对民主的“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的争议。对于民主的起源与目的的价值判断争议，往往无法有一个较满意的结果；但是对于民主的经验判断，对于民主的条件与程序的判断，往往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他认为现代民主形态需要具备六个现代性条件：①选举产生的官员；②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③表达自由；④信息来源多元；⑤社团自治；⑥包容性的公民权或公民的普选权。具备六个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民主形态，是“自从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之后至今的2500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民主形态，可称之为“多元民主”。②［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67页。
但是，六项条件本质上仅仅是一种民主价值判断，与民主的经验判断存在距离。达尔认为，西方民主制度跟理想的民主条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拥有一个完全满足民主过程中所有标准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切”。②因此，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都不能自我满足，都不应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抱有偏见。
其次，现代民主发展可以存在多种民主形态，尽管西方民主形态产生最早，养成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但是不能排斥非西方的民主形态所具有的现代民主形态的性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民主在成为事实之前是一种观念，并且正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故它就没有单一准确和一致认同的涵义。”④⑤［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9、3页。既然民主尚没有单一的准确定义，那么现代民主形态自然也不应只有现代西方民主形态一种类型。既然民主形态是制度文化的产物，当下世界存在多元制度文化，自然会孕育多种现代民主形态。“西方文化论”否定现代民主形态的多样性，显然就没有更多的说服力。他指出，“西方文化论”者“把民主定义为一些社会所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一种政治体系或者政治文明”，“会发现他们自己落后于历史了”，如果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界定了民主的定义，那么“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④值得指出的是，安东尼•阿伯拉斯特在反诘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并没有结束，“人民民主”形态依然存在并在实践中发展着，它完全“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些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⑤显然，他肯定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一样是现代民主形态的两种不同类型，而且这种新兴的民主形态可能更具有民主活力。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夏皮罗的“烤箱理论”更形象地阐述了多元民主理论的精髓。“通向民主之路绝非只有一条，因而，不可能存在关于民主产生条件的普遍原理。民主可能起源于数十年逐渐的演化（英国和美国）、模仿（印度）、自上而下强制实行（智利）、革命（葡萄牙）、协商解决（波兰、尼加拉瓜和南非），或者外部强加（日本和德国）。”民主形态的发展犹如烤箱的发明与推广，“烤箱一旦被发明，其他人就可以仿造它；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经历同样的发明程序”，“制作烤箱的方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综合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复杂理论，在原则上是可能得到发展的”。③［美］伊恩•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95、94页。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可以最先发明“烤箱”，但是东方社会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样式的烤箱，尽管东西方烤箱的样式各异，但是烤焙的功能一样。
另一位多元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更是快人快语：“多元民主政治制度可以采用很多特殊的形式。”他甚至公开批评美国民主制度，劝导转型国家不要照搬美国民主模式：“美国制度过于复杂，放在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能良好运转。不管怎么样，照搬的例子并不多见，很可能根本不应当照搬。”⑤［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50页。因为民主转型不能完全靠外力的强加与简单的效仿，更需要内在民主因素的逐渐养成，“催熟的瓜不甜”。“民主得以产生或未能出现、得以存续或无法延续下去的方式，也许是通过不符合普遍理论发展的各种偶然性来促成的。”③转型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现代民主方式，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往往会造成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
第三，在民主转型进程中，西方民主制度不是国家治理的万应灵药。任何一种民主形态都不是十分完美的，即使相对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会出现“民主退化”迹象，仍然需要补上民主巩固与民主发展这一课。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暴露出了内生性的体制的严重缺陷。2013年10月1日，奥巴马政府与国会共和党议员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联邦政府遭遇“关门风波”。政党竞争、两院分治的民主制度设计，原本为了制约权力集中与权力腐败，现在却演化成恶意党争，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在滥用选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党派的利益服务，而置国民利益于脑后。在国会中，一个议员就可以绑架自己政党，甚至左右国会的决议，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现代民主制度已经退化为一种“否决政体”和恶质党争的制度。美国民主制度无力制约资本力量，金钱左右“民主”的痼疾无法根除，“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99%与1%之间的社会矛盾的产物，也是美国民主的悲哀。事实反复证明，美国民主制度存在顶层设计的缺陷，百余年后显露出“民主退化”迹象不可避免。金融危机提醒美国，自诩为民主典范的美国也需要补上“民主巩固”一课。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政府“关门风波”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美］劳伦斯•萨默斯：《债务之争非美国首要之务》，见FT中文网，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0月15日。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主转型国家需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能轻率相信西方鼓吹的所谓“民主”是包治百病的灵药的谎言。罗伯特•达尔曾经明确告诫：“民主不能保证公民幸福、事业发达、健康、聪明、和平或正义。民主政府也不例外。”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不少转型国家无视他的良言劝告。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在西方强权干预与制造的“颜色革命”中，开始西方式的民主转型进程，但是无一幸免，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充斥着失望、腐败与混乱；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则充满绝望。张维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载《环球时报》，2012年11月1日。民主转型国家轻率输入与照搬西方现代民主模式，结果却并非西方学者鼓吹的经济繁荣、廉洁有效的民主政府和社会稳定，而是动荡、衰退，并陷入“现代民主烦恼”。
2. 世界民主化进程展示了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属性的特点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两次回潮。审视世界民主进程，可见现代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正在出现多元化趋势。在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英、美、法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率先建构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民主形态呈现出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属性，尽管各国民主制度与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例如，英国以“君主立宪”架构的议会内阁制为特征，美国以“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制为特征，法国则以多党联合制为基础的“半总统制”为特征。
在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亚非拉地区一大批转型国家纷纷建立了现代民主形态，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抵制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渗透与影响之外，其他转型国家的民主形态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属性。值得研究的是，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也曾经艰难尝试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并且或长或短坚持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形态的实践，尽管都无疾而终。因此，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形态曾经出现过多元社会属性的特点。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又造就了几十个现代民主政权，尽管大多数转型民主的社会属性依然可以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列。但是，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实践正在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他们的社会属性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国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民主”实践，不但具有民主的现代性特点，而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民主形态的巩固与发展，世界民主化进程终于出现了多元社会属性的趋势，可以预见，这种多元民主化态势在未来必将继续下去。
纵观世界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民主也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列。犹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现代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现代民主形态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形态一种，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民主形态。西方民主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普遍遭遇“民主退化”的困扰，也面临着“民主输出”的困境，鼓吹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具有普世价值更加显得牵强附会；各国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不同，追求现代民主的起点和道路不同，民主转型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现代民主形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否则就可能陷入一些转型国家正在遭遇的“民主烦恼”之中难以自拔。
①②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07页；第13页；第1516页。〖=BT1A(〗【政治学与行政学】转型民主问题与现代民主形态多种属性研究——兼析亨廷顿的转型民主观周敏凯1，赵盈21.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200092；2.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200092自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西方民主化理论研究的重心逐步向民主转型等议题转移，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一书中梳理了近代以来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但是世界民主化已出现新的动向；“西方文化论”将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企图垄断民主话语权，对非西方文化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多元民主理论支持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属性，世界民主化进程也展示了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属性。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西方“民主退化”与“民主输出困境”的事实再次证明，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不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后发国家在选择现代民主形态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民主形态。转型民主；西方文化论；多元民主理论；民主退化D082A009206一、 转型民主问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新动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尤其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民主化理论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议题，较多关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新特征与新动向的比较研究。在转型民主研究领域，塞缪尔•亨廷顿的转型民主理论影响不小，他的代表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1991）（以下简称《第三波》），奠定了他在转型民主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第三波》较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化进程，并将这一进程描绘为三次高潮，而且强调，民主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每一次民主化高潮以后都会有一次反民主化的回潮，使一些民主转型的国家又倒退回非民主政权。
民主化的第一波浪潮自1828年美国实行普选权开始，历经百余年，30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封建贵族制国家与大陆帝国继承国家建立了最低意义上的民主制国家。①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德、意、日等22个转型民主国家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与军事集权政权，出现了第一次反民主化的回潮，到1942年全球民主国家仅剩11个。②
民主化的第二波浪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阶段开始， 延续到战后60年代初。二战结束阶段，盟军开始对法西斯国家进行民主改造，战后希腊、土耳其以及亚洲、非洲、拉美地区一大批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民主道路，全球民主国家增加为55个；此波民主化的发生，主要是外部民主力量干预和去殖民化运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世界进入冷战格局，许多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在美苏争霸的影响下，国内政治动荡，出现又一次反民主的回潮。一些转型民主国家回潮为军事独裁政权或官僚集权政权，到1973年此波民主化结束，已有22个国家回潮，全球只剩下30个左右民主国家。③
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始于 1974年葡萄牙结束军事独裁统治，此后，拉美地区、东欧地区、前苏联地区、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韩国、土耳其共约29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纷纷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化成为全球性运动。此波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权内部的原发性动力，而外部强加和去殖民化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而且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暴力方式减少，普遍转向妥协、选举和非暴力的民主形式。“妥协、选举和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相。”［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7、110、118、158页。
〖=BW(〗周敏凯等：转型民主问题与现代民主形态多种属性研究《第三波》对转型国家民主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1990年，此时冷战趋于结束。其实，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化进程又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此后的世界格局已由美苏两极向多极化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苏联解体，2001年美国打响国际反恐战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对第三波民主化进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出现的新动向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首先，自国际反恐战争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北非、中东、东欧一些国家在外来力量的推动下，纷纷发生推翻传统的威权政府的“颜色革命”， 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拉克、阿富汗，北非的埃及、利比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欧的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没有民主经历，在美国反恐战争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即使匆匆推进了民主转型，但是完成民主巩固的任务还很艰巨，短期内难以成为繁荣稳定的民主国家。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根据全球民主制度研究机构“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与《经济学家》编辑部有关“民主指数”的调查数据，在2013年出版的新著《撤退中的民主：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中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总体质量已经恶化”，在被调查的167个国家中，91个国家的民主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全球“有缺陷的”和“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政体”的数量高达52个，它们在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和政治文化上都存在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正在衰退”，“2010年全球所有地区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田苗：《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衰退趋势》，载《求是》， 2013年第17期，第16页。乔舒亚•柯兰齐克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正在衰退”的现象，是否就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回潮”现象？亨廷顿的《第三波》无法回答这一提问，他的转型民主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回应这个新动向。
其次，在应对严重危机与恢复经济的压力下，各国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更加关注政府决策的集中有效性，以往的一些“威权政府”的举措现在大行其道。尤其是西方老牌民主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面前反而暴露出一系列民主体制上的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明显陷入困境，暴露了西方国家“民主退化”的缺陷。实践证明，西方民主化模式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非完美，这是否表明西方民主化进程也并没有结束，也需要开始一个民主巩固与发展调整的新阶段？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理论是否仅仅是对后发国家的命题？这是拷问亨廷顿转型民主理论的新问题。
再次，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推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例如，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亨廷顿的西方民主标准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被列入非民主的“威权政权”，但是客观上，这些民主转型国家却在不懈地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大力推进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人民民主”建设，并在现代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因此，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转型，是否只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现代民主形态除了西方民主形态之外，是否可以探索并建构新型的非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亨廷顿转型民主理论又会遭遇新的拷问。
二、 现代民主社会属性与“西方文化论”的民主偏见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民主转型理论，是以“西方文化论”为理论基石。他与《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一样，也是一位“西方文化论”者。 “西方文化论”认为，现代民主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内核，而西方民主发展的条件与道路是引导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亨廷顿的转型民主理论、弗朗西斯•福山的“民主终结”理论，还是熊彼特的以竞争性与参与为核心的精英民主理论，“西方文化论”者都认为现代民主形态只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制”，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形成现代民主形态，凡是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现代民主形态，只能是非民主的“威权政权”，或者就是反民主的“回潮”政权。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并不适合非西方社会”。因为“民主的基础都相对狭窄”，对于这片狭窄区域之外的人民而言，“没有理由去想当然地认为”，“发展和运用民主制度的努力会是最好的路径选择”。 因为非西方社会文化一般都是“根深蒂固的反民主文化，会阻碍民主规范在该社会的传播，否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或者阻挠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因此，“民主只是对西北欧国家，也许还包括中欧国家，以及他们的殖民地后裔，才是适合的”。③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284、286页。另一位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更加明确地宣称：“没有资产阶级, 就没有民主”，在他的眼里，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西方民主形态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较不幸的地方”，为此，西方民主国家有责任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输出到地球上”那些“较不幸的地方”去，以“帮助建立民主体制和机构”。［美］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Hamish Hamilton ,1992,转引自［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为什么现代民主只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独有？亨廷顿的书中给出了如下理由：因为现代民主发源于西方；19世纪初以来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西方国家；在非西方的国家中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只局限于接受过西方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熏陶的殖民地国家；而1973年第二波民主回潮后保持现代民主制度的29个民主国家中，20个是西欧国家与欧洲移民国家， 8个是英国前殖民地，还有亚洲的日本；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进程中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30个国家，其中26个是西方国家或受西方实质影响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文化论”者眼里，非西欧的欧洲其他地区也难以实现现代民主转型。信奉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欧地区被他们人为地排除在可以实行现代民主形态的文化圈之外。因为“它们的主流宗教是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这些地区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洗礼：它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的那种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自由主义”。因此，即使冷战已经结束，东西欧开始融合，巴尔干地区与前苏联、东欧地区依然同西方民主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政治分界线”，它们仍然是一个与 “民主已经扎根”的西方相区别的“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 ③
亨廷顿与“西方文化论”者同样排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认为它们“尤为不利于民主”。亨廷顿认为，“传统儒教要么是非民主要么是反民主”；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都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位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把社会与国家合二为一”，“儒教国家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并不适应民主”。东亚地区有两个特例——菲律宾与日本——可以归入现代西方民主行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都是美国力量存在的产物”。④
显然，鼓吹“西方文化论”的宗旨就是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突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与引领作用，为西方民主国家评判、引导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民主发展提供“标尺”。这一民主理论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充满了文化歧视与民主偏见，完全剥夺了非西方民族自由选择民主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也为西方国家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煽动“颜色革命”，误导民主转型国家对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埋下了伏笔。
三、 多元民主理论与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强，它们更希望对现代化道路有多样化的选择，“西方文化论”在民主转型上的偏见与文化歧视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而多元民主理论较好地回应了民主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对新兴转型国家的影响正在上升。在转型民主问题上与“西方文化论”分歧最明显、反诘最有力的要推多元民主理论。
1. 多元民主理论支持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
多元民主理论既坚持民主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又肯定了现代民主形态的多元社会属性。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罗伯特•达尔、伊恩•夏皮罗、安东尼•阿伯拉斯特等人。
首先，多元民主理论坚持现代民主形态的现代性特征，认为现代民主形态需要有一些现代性的条件。达尔认为，民主理论存在太多争议，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对民主的“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的争议。对于民主的起源与目的的价值判断争议，往往无法有一个较满意的结果；但是对于民主的经验判断，对于民主的条件与程序的判断，往往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他认为现代民主形态需要具备六个现代性条件：①选举产生的官员；②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③表达自由；④信息来源多元；⑤社团自治；⑥包容性的公民权或公民的普选权。具备六个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民主形态，是“自从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之后至今的2500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民主形态，可称之为“多元民主”。②［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67页。
但是，六项条件本质上仅仅是一种民主价值判断，与民主的经验判断存在距离。达尔认为，西方民主制度跟理想的民主条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拥有一个完全满足民主过程中所有标准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切”。②因此，任何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都不能自我满足，都不应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抱有偏见。
其次，现代民主发展可以存在多种民主形态，尽管西方民主形态产生最早，养成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但是不能排斥非西方的民主形态所具有的现代民主形态的性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民主在成为事实之前是一种观念，并且正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故它就没有单一准确和一致认同的涵义。”④⑤［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9、3页。既然民主尚没有单一的准确定义，那么现代民主形态自然也不应只有现代西方民主形态一种类型。既然民主形态是制度文化的产物，当下世界存在多元制度文化，自然会孕育多种现代民主形态。“西方文化论”否定现代民主形态的多样性，显然就没有更多的说服力。他指出，“西方文化论”者“把民主定义为一些社会所拥有而其他社会没有的一种政治体系或者政治文明”，“会发现他们自己落后于历史了”，如果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界定了民主的定义，那么“这种观点不仅对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缺乏洞察力，而且对我们以往的知识也是视而不见”。④值得指出的是，安东尼•阿伯拉斯特在反诘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并没有结束，“人民民主”形态依然存在并在实践中发展着，它完全“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些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⑤显然，他肯定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一样是现代民主形态的两种不同类型，而且这种新兴的民主形态可能更具有民主活力。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夏皮罗的“烤箱理论”更形象地阐述了多元民主理论的精髓。“通向民主之路绝非只有一条，因而，不可能存在关于民主产生条件的普遍原理。民主可能起源于数十年逐渐的演化（英国和美国）、模仿（印度）、自上而下强制实行（智利）、革命（葡萄牙）、协商解决（波兰、尼加拉瓜和南非），或者外部强加（日本和德国）。”民主形态的发展犹如烤箱的发明与推广，“烤箱一旦被发明，其他人就可以仿造它；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经历同样的发明程序”，“制作烤箱的方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综合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复杂理论，在原则上是可能得到发展的”。③［美］伊恩•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95、94页。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可以最先发明“烤箱”，但是东方社会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样式的烤箱，尽管东西方烤箱的样式各异，但是烤焙的功能一样。
另一位多元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更是快人快语：“多元民主政治制度可以采用很多特殊的形式。”他甚至公开批评美国民主制度，劝导转型国家不要照搬美国民主模式：“美国制度过于复杂，放在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能良好运转。不管怎么样，照搬的例子并不多见，很可能根本不应当照搬。”⑤［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50页。因为民主转型不能完全靠外力的强加与简单的效仿，更需要内在民主因素的逐渐养成，“催熟的瓜不甜”。“民主得以产生或未能出现、得以存续或无法延续下去的方式，也许是通过不符合普遍理论发展的各种偶然性来促成的。”③转型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现代民主方式，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往往会造成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
第三，在民主转型进程中，西方民主制度不是国家治理的万应灵药。任何一种民主形态都不是十分完美的，即使相对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也会出现“民主退化”迹象，仍然需要补上民主巩固与民主发展这一课。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暴露出了内生性的体制的严重缺陷。2013年10月1日，奥巴马政府与国会共和党议员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联邦政府遭遇“关门风波”。政党竞争、两院分治的民主制度设计，原本为了制约权力集中与权力腐败，现在却演化成恶意党争，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在滥用选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党派的利益服务，而置国民利益于脑后。在国会中，一个议员就可以绑架自己政党，甚至左右国会的决议，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现代民主制度已经退化为一种“否决政体”和恶质党争的制度。美国民主制度无力制约资本力量，金钱左右“民主”的痼疾无法根除，“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99%与1%之间的社会矛盾的产物，也是美国民主的悲哀。事实反复证明，美国民主制度存在顶层设计的缺陷，百余年后显露出“民主退化”迹象不可避免。金融危机提醒美国，自诩为民主典范的美国也需要补上“民主巩固”一课。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政府“关门风波”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美］劳伦斯•萨默斯：《债务之争非美国首要之务》，见FT中文网，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10月15日。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主转型国家需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能轻率相信西方鼓吹的所谓“民主”是包治百病的灵药的谎言。罗伯特•达尔曾经明确告诫：“民主不能保证公民幸福、事业发达、健康、聪明、和平或正义。民主政府也不例外。”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不少转型国家无视他的良言劝告。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在西方强权干预与制造的“颜色革命”中，开始西方式的民主转型进程，但是无一幸免，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充斥着失望、腐败与混乱；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则充满绝望。张维为：《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载《环球时报》，2012年11月1日。民主转型国家轻率输入与照搬西方现代民主模式，结果却并非西方学者鼓吹的经济繁荣、廉洁有效的民主政府和社会稳定，而是动荡、衰退，并陷入“现代民主烦恼”。
2. 世界民主化进程展示了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属性的特点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经历了三次高潮与两次回潮。审视世界民主进程，可见现代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正在出现多元化趋势。在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英、美、法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率先建构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民主形态呈现出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属性，尽管各国民主制度与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例如，英国以“君主立宪”架构的议会内阁制为特征，美国以“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制为特征，法国则以多党联合制为基础的“半总统制”为特征。
在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亚非拉地区一大批转型国家纷纷建立了现代民主形态，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抵制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渗透与影响之外，其他转型国家的民主形态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属性。值得研究的是，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也曾经艰难尝试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并且或长或短坚持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形态的实践，尽管都无疾而终。因此，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形态曾经出现过多元社会属性的特点。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又造就了几十个现代民主政权，尽管大多数转型民主的社会属性依然可以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列。但是，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实践正在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他们的社会属性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国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民主”实践，不但具有民主的现代性特点，而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民主形态的巩固与发展，世界民主化进程终于出现了多元社会属性的趋势，可以预见，这种多元民主化态势在未来必将继续下去。
纵观世界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民主也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列。犹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现代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现代民主形态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形态一种，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民主形态。西方民主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普遍遭遇“民主退化”的困扰，也面临着“民主输出”的困境，鼓吹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具有普世价值更加显得牵强附会；各国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不同，追求现代民主的起点和道路不同，民主转型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现代民主形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否则就可能陷入一些转型国家正在遭遇的“民主烦恼”之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