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丽娜扎好辫子，穿上粉裙，背着大书包。上学第一天，她紧张地站在校园里，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她的班主任——45岁的芭芭拉·贝尔戈纳-芬克也是第一次站上讲台。在为幼儿园和小学孩子做课余音乐启蒙的过程中，芬克发现了自己对教学的热爱。“在和孩子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积累了很多经验。”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对此充满自信。但她没有教师从业资质，也没有相关实习经历，而这些都是成为一名合格小学教师的关键前提。尽管如此，她仍然成为了丽娜的老师，只因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北威州缺数千名中小学教师，仅仅杜伊斯堡市就需要新招聘200名教师，但目前只招到77人。因此能将芬克收入麾下，校长安科·里克也很高兴。芬克已经为此接受了一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培训，目前负责教数学、德语和常识课。
　　杜伊斯堡的状况并非孤例。实际上，不管是北威州，还是柏林、萨克森州，德国各地都正面临这个问题。德国教师协会表示，目前全德国共需招聘4万名教师。即使是那些条件相对优越的州，比如巴伐利亚州和巴符州，情况也并不乐观。而接下来，问题还会变得更加严峻。
　　据估计，北威州的教师荒将于2021年达到顶峰，在全德国大概是在2025年。到那时为止，仅仅小学就有6万名教师退休，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培育出足够的师资力量填补空缺。在德国，教师在走上讲台前，需要接受7?8年的专业教育。
　　令人担忧的现状使教师聘用政策变得极富创造性。一些学校的招聘海报上称从教是一种“体面的工作”，或是以“如果您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成为我们的教师吧！”相诱，教师工资也随之整体上涨。退休教师纷纷延迟退休，重新回到教室。立志从教的学生也被尽可能快地送上讲台。在柏林，一些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在中小学兼职教书了。

　　自从2013年德国文化部长宣布将聘用转行教师作为应对教师荒的最后手段以来，转行教师在德国各地的中小学都成为标配。下萨克森州新雇佣的1921名教师中，有245名来自其他行业，萨安州甚至420人中就有100人。没有哪里比柏林的情况更糟糕，学过教育学的新教师只占总数的1/3，在小学甚至才刚超过1/10，大部分新教师都“没有充分教学能力”。
　　这样，德国开启了战后最大的教育学试验。即使这些新教师热情满满、知识丰富，也存在一些难解的问题：这种匆忙上岗的应急操作，会为学生、家长和整个国家教育的未来带来怎样的风险？比如可能加深社会分化，富裕家庭的孩子可另外报班补习，穷人家的孩子则会由于学校师资不足而成绩越来越差。
　　49岁的柏林人佛洛里安·克莱默深知转行教师的尴尬处境。“我受到社会各方夹击。”他学的是音乐，经营一家音乐学校多年。这份工作他做得很开心，但也想尝试点新鲜事。为何不能成为中学教师呢？如今，克莱默已在一所中学教授音乐和社会学两年，每周14课时。

　　北威州的教师荒将于2021年达到顶峰，全德国大概是在2025年。

　　在和学校签订的合同中，写明了克莱默有接受继续教育、改善教学能力的义务。因此这个周五早上，他和其他四人坐在学校讨论室里。克莱默比其他人年纪大得多，有三人还是应届毕业生。“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教学过程”等专业词汇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克莱默却是第一次听说，因為只有他没学过教育学。
　　克莱默认为他的优势是实践经验和他对音乐的热情。他会弹多种乐器，还是乐队成员。“我会在课上讲这些经历。”教育学专家认为，他的劣势在于教育学知识的缺失。教育学专业至少需要10学期才能结业，其中1/3的时间都在听讲座，参加讨论课，研究教育学、方法论和教学法相关问题。教师协会甚至还在批评，这样的学习时长仍然不够。这些老师还需学会应对教学日常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学生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处理？或者最基本的——如何打分？
　　迄今没人研究这些转行老师所授课程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教育研究者克劳斯·科勒姆从中看到了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的教师既没有接受过所教学科的专业教育，又没有教育学背景，教学质量很可能下降。”外行可能带来有价值的经验和视角，因此能在德国法院成为陪审员，但他们永远不能取代熟知法律的专业法官。而在德国中小学，外行却做着专业的工作。这种策略能持续多久，还未可知。科勒姆说：“很多转行教师在半年内就会离职。当他们意识到中午结束工作后无法去打网球，当学生家长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当孩子们很难对付时，学校的人员流动就会很频繁。”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十分紧张，学校连转行教师都得争抢。
　　专家们担心，接下来几年德国中学毕业生成绩会出现整体下滑，目前就已出现第一批征兆。据2018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比起几年前，如今的四年级学生在算术和书写方面表现得更差。
　　优质的专家、技师和工程师是德国最重要的资本，是这个技术和经济强国几十年来取得成就的保障，如今的教师荒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去年，未完成职业教育的年轻成年人比例有所回升，而该数字此前多年一直都在下降。教育体系改革的施行迫在眉睫。政界并非没有看到问题所在，然而要快速、坚定而有效地作出反应，十分艰难。教师协会呼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招聘平台，并为转行教师设立统一的标准。 　　丽娜的母亲说：“我们当然也十分担心。在我们的朋友圈，教师荒一直是个热议话题。我们绝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成小白鼠。”好在芬克让他们感觉不错——能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很有教学热情，但父母们目前除了信任学校和老师，好像也别无他选。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

芭芭拉·贝尔戈纳-芬克，45岁

　　声乐专业毕业的芬克如今在杜伊斯堡一家小学做班主任。
　　“2017年，当我有机会进入小学教书时，我就在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同事们很好地接受了我，教师办公室内没有等级之分。所有人都很乐意帮助我，但我尽量只问那些最必须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很忙。中途转行的老师薪资不是很高，尽管做着相同的工作，我却明显比同事挣得更少。而且由于年岁太大，我也没有机会转为公职教师。但是我不在意这些，毕竟这份工作让我非常开心。”

达米恩·布塔，45岁

　　这位地理学博士、摄影师和洞穴研究者如今在汉堡一家中学教授地理和生物。
　　“我曾在大学授课，但并没有接受过教师培训。2011年搬到汉堡居住后，我先是为中学生做课外辅导，然后开始正式教小学生。现在我在带一个六年级和一个八年级的班。我会在课堂中引入我作为研究者的经验，所以和传统的课堂模式不太一样。我的学生很喜欢这一点。”

佛洛里安·克莱默，49岁

　　这个乐队成员在柏林一所学校教学。
　　“我有自己的音乐学校，收入颇丰，工作也让我愉快。但现在，我想尝试点别的。在中小学，好的音乐课作用很大。现在我每周教授14课时，常常和经验丰富的同事一起教学。上周我才第一次独自站在一个七年级班级里。那节课，我上得不错。我有实操知识，但缺乏教学法基础。为此我参加了三个教学研讨班，可以说我自己也重新成为了一名中学生。我从同事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有时还是会感到力有不逮，这也是因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我想成为一名能让学生学到东西的合格教师。”

卡提亚·利瑟尔，37岁

　　曾在一家运输公司工作的利瑟尔，现在是萨克森州一所高中的英语和德语老师。
　　“我是專科学校英语和捷克语翻译专业毕业生。在运输公司工作时，我经常会用到英语。我在自己孩子的身上直接体会到了教师荒的影响。在一次参加家长会时，校长鼓励我试试谋个教师职位。我接受了三个月的入校培训，现在正在职学习德语课的教学法。我得教两门课，才能获得和同事相同的薪资。在萨克森州，直到42岁都还可以成为公职教师，而我做到了。”

托尼·米勒，39岁

　　物理学博士米勒如今在德累斯顿一所中学教书。
　　“我教13个班，必须在短时间内记住300多个名字和脸，而这只是我面对的众多新挑战之一。在此之前，我作为科学助手在德累斯顿大学工作了四年，然后在一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工作了七年。站在中学讲台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不是那种十分严格的老师，有时候也会承认自己犯了错。但如果是专业相关的问题，我会尽快弄清正确答案。作为转行教师，我能带进新视角和新经验，例如物理学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应用，或是企业中的职位等级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