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40年开始,西方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近代体育,随着炮舰和鸦片一起传入中国,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过程。
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桥梁。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了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被公认为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次运动会。
1908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爱克斯纳(D.T.Maxesner) 受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总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主任。他在向中国人介绍各种新兴运动项目,诸如篮球、排球、足球的同时,还在上海兴建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中华民国成立后易名“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
1910年10月,爱克斯纳利用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中国最早举办世博会的雏形)之机,发起组织了一次为时五天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这次运动会,是为中国最早的博展会的一个附带集会。在封建落后的清朝末期,这次运动会无疑是新兴事物,虽成绩平平,但激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辛亥革命后,人们将此次运动会称为“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1914年5月,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侯格兰德 (A.N.Hoagland)主持,在天坛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运动会”。
这两届全国运动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全由外国人操纵,连裁判、秘书、干事等,也主要由外国人担任。运动会期间,不仅外国人全讲英语,运动会的《秩序册》用英文,连参加运动会的中国人在涉及体育运动术语时,也要讲英语。这些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摆脱外国人控制、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是从1924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开始。
据《东方杂志》报道:举办这次全运会“其原因是感受去年我国参加日本大阪远东运动会失败的刺激,乃于秋间有多数体育家在广州提议发起全国运动会,并决定在武昌举行”。
1923年5月在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中国选手仅获得足球一项锦标,其他各项均大败于与会的日本和菲律宾。这些极大刺激了一批爱国的体育人士,他们决心举办一次全由中国人主持的全运会。从1924年1月开始,武昌、上海分设专门办事处,开始积极筹备此事。
鉴于武昌“地处全国中枢,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有利“萃全国体育领袖于一场,藉以扬国光而增友谊”,时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省长的萧耀南“极端赞成”全运会在武昌举行(《申报》1924年1月22日)。于是成立了由萧耀南任名誉会长,严修任会长,阎锡山、黄炎培、张伯苓、肖任之、闻百川、汪精卫、陈时任副会长,王正廷任董事长,余日章、屈佩兰任副董事长,各省长官及名流充任董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秘书长葛雷(J.H.Gray)任技术顾问的组织机构。并于1924年1月22日在《申报》刊登《第一号通告》,决定:本届全运会“本年五月二十二、三、四日在武昌举行,现正分途接洽,以便热心体育者届时参加”。
由于省最高军政当局的倡导,湖北各界积极筹备。筹备委员会设于武昌体育场内。委员长陈时(中华大学校长,湖北体育会会长),书记宋如海(武昌基督教青年会执行干事,商大体育教员),司库张少伯(省议会议员),事务主任黄芷瑞(省模范小学校长),招待主任胡庆生(武昌文华大学教授),运动主任郝更生(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建筑主任袁文凤(省体育会干事长,师大附中公共体育教员),另有委员10人。
全运会所需经费,除萧耀南个人带头捐款、名流捐款外,督府又拨出专项资金,终于凑足。东道主首先在原武昌武普通学堂旧址,建成有400米椭圆跑道、直径220米的田径场,另有足球场、篮球场、棒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游泳池以及砖木结构的看台、司令台等设施组成的公共体育场。
为迎接本届全运会,湖北方面于当年3月召开了全省联合运动大会(即第一届省运会),选拔出50名运动员(包括参观团、童子军、国术团、西乐团共111人),于5月9日至10日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第二届华中运动会,再由华中运动会选拔出四省(湘、鄂、皖、赣)选手出席全运会。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如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参赛的有华东(浙江、江苏)、华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华西(陕西、四川)、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华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5个区的代表队,菲律宾、香港及南洋华侨亦有选手专程回国参赛。共有选手700多人。竞赛项目主要有:男子田径、足球、篮球、网球、排球、棒球、游泳等,女子篮球、排球、垒球等。
由于此次运动会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运动会,颇令人注目,“开会时聚集人众至五万之多,会场内外,欢声雷动”(《东方杂志》卷廿一,第十一号)。北京航空队派飞艇两架于22日在武昌上空散发运动会传单,并在武汉三镇绕行一周。
在武昌文华大学及附中、武昌师大附中、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女清真学校、江苏体育专科学校、沪江女校、吉隆坡女基督教青年会、江西精武体育会等360余人的国术和团体操表演后,比赛正式开始。
5月22日比赛项目有:100米、200米、400米预赛,110米高栏、200米低栏预赛,掷铁饼及跳远决赛,排球、篮球、网球预赛,等等。
23日比赛项目有:800米及跳高决赛,100米、200米复赛,800米接力决赛,撑竿跳高决赛,掷铁饼决赛,三级跳远决赛,五项运动决赛,团体操预赛,篮球及女子篮球预赛,排球及棒球决赛,女子排球及女子户内棒球预赛,足球预赛,等等。
24日比赛项目有:篮球决赛,400米决赛,精武体育会之国技赛跳足球,棒球及网球单人决赛,十项运动后五项之决赛,110米高栏及200米低栏决赛,100至200米决赛,掷枪决赛,5000米决赛,网球决赛,等等。
25日,比赛项目为各种游泳决赛。
四天比赛的结果是:华北队总分113分,获田径、篮球及网球单人锦标,为第一名;华东队总分108分,获足球、棒球及网球双人锦标,为第二名;华中队总分28分,为第三名。以省计,前几名分别为:江苏获101分,直隶获83.5分,湖南获22分,山东获21.5分。个人获分最高的是东南大学选手、22岁的吴德懋,得25分。
会后,有媒体总结说:各队“优胜与失败的关系”,是因为“华北的直、鲁、豫、晋、陕及东三省运动员,于五月中旬开过了一次华北运动会,选取优胜者由张伯苓率领到会,准备颇为充分;华东的苏、浙、闽各省于运动颇有素养;华中各省虽也一度开华中运动会于长沙,而向来成绩并不好;华南则准备太缺少,颇为吃亏”。
本届全运会除游泳与棒球外,其余各项目都由中国人自己担任裁判。较前两届全运会,本届还有一个重大突破:第一次有女运动员参加。其竞赛项目为篮球、排球、垒球和武术、体操等,均为有奖品而无锦标。
本届运动会有一个重大收获:各代表队为“唤起中国人对体育的兴趣”,“发展国内体育,从学校、社会种种方面进行,以争取将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开会时的胜利”,而发起成立国人自己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并推选出8名委员进行筹备。会后不久,即在南京成立了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名誉会长,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时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为名誉主席董事,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时任《申报》卫生与体育周刊主编的蒋湘青为干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董事会15人全为中国人。原受基督教青年会中外国人控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即无形废止。全国体协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终结和中国人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
本届运动会还有一段花絮:运动主任郝更生,乃中国留美学生最早专攻体育者。郝在美国攻读时,与时为威斯康辛大学女子篮球队唯一的中国中锋、江苏南通名媛高梓相互倾慕,却无缘谋面。这次高梓作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率领华东女子手球队赴武昌参加运动会,两人终得相见,自此两颗心紧密相连,有情人终成眷属,诚为一段佳话。
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主权的结果,也是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之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政协
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桥梁。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了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被公认为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次运动会。
1908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爱克斯纳(D.T.Maxesner) 受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总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主任。他在向中国人介绍各种新兴运动项目,诸如篮球、排球、足球的同时,还在上海兴建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中华民国成立后易名“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
1910年10月,爱克斯纳利用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中国最早举办世博会的雏形)之机,发起组织了一次为时五天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这次运动会,是为中国最早的博展会的一个附带集会。在封建落后的清朝末期,这次运动会无疑是新兴事物,虽成绩平平,但激发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辛亥革命后,人们将此次运动会称为“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1914年5月,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侯格兰德 (A.N.Hoagland)主持,在天坛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运动会”。
这两届全国运动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全由外国人操纵,连裁判、秘书、干事等,也主要由外国人担任。运动会期间,不仅外国人全讲英语,运动会的《秩序册》用英文,连参加运动会的中国人在涉及体育运动术语时,也要讲英语。这些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摆脱外国人控制、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是从1924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开始。
据《东方杂志》报道:举办这次全运会“其原因是感受去年我国参加日本大阪远东运动会失败的刺激,乃于秋间有多数体育家在广州提议发起全国运动会,并决定在武昌举行”。
1923年5月在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中国选手仅获得足球一项锦标,其他各项均大败于与会的日本和菲律宾。这些极大刺激了一批爱国的体育人士,他们决心举办一次全由中国人主持的全运会。从1924年1月开始,武昌、上海分设专门办事处,开始积极筹备此事。
鉴于武昌“地处全国中枢,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有利“萃全国体育领袖于一场,藉以扬国光而增友谊”,时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省长的萧耀南“极端赞成”全运会在武昌举行(《申报》1924年1月22日)。于是成立了由萧耀南任名誉会长,严修任会长,阎锡山、黄炎培、张伯苓、肖任之、闻百川、汪精卫、陈时任副会长,王正廷任董事长,余日章、屈佩兰任副董事长,各省长官及名流充任董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秘书长葛雷(J.H.Gray)任技术顾问的组织机构。并于1924年1月22日在《申报》刊登《第一号通告》,决定:本届全运会“本年五月二十二、三、四日在武昌举行,现正分途接洽,以便热心体育者届时参加”。
由于省最高军政当局的倡导,湖北各界积极筹备。筹备委员会设于武昌体育场内。委员长陈时(中华大学校长,湖北体育会会长),书记宋如海(武昌基督教青年会执行干事,商大体育教员),司库张少伯(省议会议员),事务主任黄芷瑞(省模范小学校长),招待主任胡庆生(武昌文华大学教授),运动主任郝更生(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建筑主任袁文凤(省体育会干事长,师大附中公共体育教员),另有委员10人。
全运会所需经费,除萧耀南个人带头捐款、名流捐款外,督府又拨出专项资金,终于凑足。东道主首先在原武昌武普通学堂旧址,建成有400米椭圆跑道、直径220米的田径场,另有足球场、篮球场、棒球场、排球场、网球场、游泳池以及砖木结构的看台、司令台等设施组成的公共体育场。
为迎接本届全运会,湖北方面于当年3月召开了全省联合运动大会(即第一届省运会),选拔出50名运动员(包括参观团、童子军、国术团、西乐团共111人),于5月9日至10日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第二届华中运动会,再由华中运动会选拔出四省(湘、鄂、皖、赣)选手出席全运会。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如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参赛的有华东(浙江、江苏)、华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华西(陕西、四川)、华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华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5个区的代表队,菲律宾、香港及南洋华侨亦有选手专程回国参赛。共有选手700多人。竞赛项目主要有:男子田径、足球、篮球、网球、排球、棒球、游泳等,女子篮球、排球、垒球等。
由于此次运动会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运动会,颇令人注目,“开会时聚集人众至五万之多,会场内外,欢声雷动”(《东方杂志》卷廿一,第十一号)。北京航空队派飞艇两架于22日在武昌上空散发运动会传单,并在武汉三镇绕行一周。
在武昌文华大学及附中、武昌师大附中、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女清真学校、江苏体育专科学校、沪江女校、吉隆坡女基督教青年会、江西精武体育会等360余人的国术和团体操表演后,比赛正式开始。
5月22日比赛项目有:100米、200米、400米预赛,110米高栏、200米低栏预赛,掷铁饼及跳远决赛,排球、篮球、网球预赛,等等。
23日比赛项目有:800米及跳高决赛,100米、200米复赛,800米接力决赛,撑竿跳高决赛,掷铁饼决赛,三级跳远决赛,五项运动决赛,团体操预赛,篮球及女子篮球预赛,排球及棒球决赛,女子排球及女子户内棒球预赛,足球预赛,等等。
24日比赛项目有:篮球决赛,400米决赛,精武体育会之国技赛跳足球,棒球及网球单人决赛,十项运动后五项之决赛,110米高栏及200米低栏决赛,100至200米决赛,掷枪决赛,5000米决赛,网球决赛,等等。
25日,比赛项目为各种游泳决赛。
四天比赛的结果是:华北队总分113分,获田径、篮球及网球单人锦标,为第一名;华东队总分108分,获足球、棒球及网球双人锦标,为第二名;华中队总分28分,为第三名。以省计,前几名分别为:江苏获101分,直隶获83.5分,湖南获22分,山东获21.5分。个人获分最高的是东南大学选手、22岁的吴德懋,得25分。
会后,有媒体总结说:各队“优胜与失败的关系”,是因为“华北的直、鲁、豫、晋、陕及东三省运动员,于五月中旬开过了一次华北运动会,选取优胜者由张伯苓率领到会,准备颇为充分;华东的苏、浙、闽各省于运动颇有素养;华中各省虽也一度开华中运动会于长沙,而向来成绩并不好;华南则准备太缺少,颇为吃亏”。
本届全运会除游泳与棒球外,其余各项目都由中国人自己担任裁判。较前两届全运会,本届还有一个重大突破:第一次有女运动员参加。其竞赛项目为篮球、排球、垒球和武术、体操等,均为有奖品而无锦标。
本届运动会有一个重大收获:各代表队为“唤起中国人对体育的兴趣”,“发展国内体育,从学校、社会种种方面进行,以争取将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开会时的胜利”,而发起成立国人自己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并推选出8名委员进行筹备。会后不久,即在南京成立了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名誉会长,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时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为名誉主席董事,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时任《申报》卫生与体育周刊主编的蒋湘青为干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董事会15人全为中国人。原受基督教青年会中外国人控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即无形废止。全国体协的成立,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终结和中国人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
本届运动会还有一段花絮:运动主任郝更生,乃中国留美学生最早专攻体育者。郝在美国攻读时,与时为威斯康辛大学女子篮球队唯一的中国中锋、江苏南通名媛高梓相互倾慕,却无缘谋面。这次高梓作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率领华东女子手球队赴武昌参加运动会,两人终得相见,自此两颗心紧密相连,有情人终成眷属,诚为一段佳话。
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主权的结果,也是中国人自己举办全运会之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