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其本意来说，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一条死路”。他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只是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后的实践走得更远。官方定义当下中国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怎样定义，它已与传统社会主义相距甚远，也超越了马克思定义的经典社会主义范畴。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
　　然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最重要的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这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泽东时期的集权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的寻租空间。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败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腐败，当然程度与当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幸存者的自律意识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年的腐败速度。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的诱惑，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
　　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瓜分的肥肉。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种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个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
　　按照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观点，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政治道路：英美法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三条道路都其来有自，当然成效和结局不同。站在当今的立场看，通向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并不成功，如果有谁还想用传统社会主义方案来解当前的困境，那是对历史的遗忘。
　　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这场大试验，不可能成为历史空白，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仍然值得深究。人类应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震荡。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须坚持搞市场经济，决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重走已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成为权贵和强势集团的饕餮盛餐。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和中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