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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时间上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在90年初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开创了中国纪录片的新模式，从前只有体制内的影像生产被打破，体制外的“盲流”们，开始表达他们的中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中国纪录片的概念不再只是单纯的电视政论片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志电影，而是更加接近纪录片本身的含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诞生了。
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开始，中国独立纪录片无论制作与视角，都是颇具草根意味的，这种草根性即是属于主动的选择，也来自被动的无奈。一九八九年之后，体制内产生了分化，一批知识分子与媒体从业者从体制内流转到了体制外，这其中有被动的原因，也有主动的因素。在国家宏大叙事中那群“模糊的面孔”与叫做“人民”的称谓被独立纪录片作者以“质感的面孔”与指名道姓的个人所代替。在过去，是历史的滚滚车轮裹挟着模糊的面孔一带而过，而今天，更多清晰的脸庞在他们的时代留下属于他们自己存在的证据，他们是那么鲜活，是那么具有温度。个人的存在在独立纪录片的叙述中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能够被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熟知，官方对于独立纪录片的表达，始终处于高度的敏感与紧张当中，禁映已经是一种常态，传播更无从谈起，但是还是有这样一批优秀的纪录片作者，他们甚至就没有设想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国内上映，在选择不被“招安”的作者中，徐童和他的纪录片绝对值得关注。
徐童也是一位从体制内流转到体制外的媒体人，他和他的游民三部曲对这个时代光鲜亮丽的中国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描述。底层还是底层，徐童关注的中国是城乡结合部的性工作者，是乡野间的算命先生，他们是年轻的女人，是残疾的老头，是在我们日常视野外的另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媒体专业的学生，我被徐童的影像所打动，我们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所讲述的构图、精美的摄影，在徐童冗长的画面里被朴实的情感所打动，没有虚假，也没有忽悠，只是看到那一个个鲜活的人与他们世界的碰撞。
如果使用拉斯韦尔的5W理论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说（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从谁的角度上来说，徐童所代表的是底层，即那些不会被登上报纸，更不可能登上电视，在日常的主流媒体中几近消失的人们，他们在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属于被遗忘的那群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基本是这个社会最为污秽的场所，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基本处于国家法律的灰色地带。
从说了什么的角度上说，如果以徐童游民三部曲创作于2008年的《算命》来说，这个影片以中国古典小说常采用的章回体形式真实地讲述了一个残疾算命老头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与其他所处底层的人们发生的碰撞。把一个小人物与环境碰撞的命运、与其他底层人物碰撞的命运、与自己命运的前途未卜，作了诚实的叙述。从宏观上来说，徐童所诉说的是当代中国一个并不光彩的故事，他们所处的中国仅仅是时代的垃圾场，动态地承受这个时代愈发文明之后也愈发不为人熟悉的阴暗，他们的存在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每一个人都又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困惑。
就对谁说而言，徐童纪录片所面对的受众更多的是专业人士，他们大多有着一定的专业背景或者是资深的影迷，他们通过特定的渠道获取电影的展映消息，一同聚集观看，比较有意思的是徐童的独立纪录片面对的受众更多的是同样是作为独立纪录片作者的群体，这个群体组织半地下的展映与评介，相互之间提供帮助。由于受众面受到传播渠道的限制，独立纪录片的生存状态十分堪忧，部分导演在国外电影节获得荣誉之后，多数还是会回归主流视野。而徐童的纪录片，只能是专业人士与专业影迷影展看不过瘾的电驴拖拽，除此之外，即便想给予作者经济上的支持，也丝毫没有机会。
从取得了什么效果来说，徐童的电影基本不能够产生什么传播效果，拉斯韦尔理论的每一个W都是传播时间顺序按照顺时针的定位，基于之前所得出的结论，徐童的作品至多让外国人看到了一个中国底层的景致，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也一样可以拍摄非常优质的纪录片，让国内的专业人士与专业影迷认识了徐童，认识了独立纪录片，认识了他们可能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中国，认识了一系列优质的独立纪录片，说得再浮夸一点，认识了中国人还能拍出这么不可思议的纪录片。但是，也止与此，主语上的缺失，实在让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国独立纪录片在中国的影史中，始终是一个缺席的人，然而我们日常观影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人”，还是以一种倔犟的姿态“活”了下来，这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具价值的表达。我们始终是个体，当任何生活流淌中的幸运与不幸被忽视与屏蔽，我们还是希望在一个时代中有属于自己的影子，属于对一个时代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而不再仅仅是止于海外与国内独立影展的尴尬，这个世界本来就五彩斑斓，影像也一样。
参考文献：
[1]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希拉·科伦·伯纳德著，孙红云译.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作者简介：
倪崑皓，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任重殊，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开始，中国独立纪录片无论制作与视角，都是颇具草根意味的，这种草根性即是属于主动的选择，也来自被动的无奈。一九八九年之后，体制内产生了分化，一批知识分子与媒体从业者从体制内流转到了体制外，这其中有被动的原因，也有主动的因素。在国家宏大叙事中那群“模糊的面孔”与叫做“人民”的称谓被独立纪录片作者以“质感的面孔”与指名道姓的个人所代替。在过去，是历史的滚滚车轮裹挟着模糊的面孔一带而过，而今天，更多清晰的脸庞在他们的时代留下属于他们自己存在的证据，他们是那么鲜活，是那么具有温度。个人的存在在独立纪录片的叙述中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能够被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熟知，官方对于独立纪录片的表达，始终处于高度的敏感与紧张当中，禁映已经是一种常态，传播更无从谈起，但是还是有这样一批优秀的纪录片作者，他们甚至就没有设想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国内上映，在选择不被“招安”的作者中，徐童和他的纪录片绝对值得关注。
徐童也是一位从体制内流转到体制外的媒体人，他和他的游民三部曲对这个时代光鲜亮丽的中国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描述。底层还是底层，徐童关注的中国是城乡结合部的性工作者，是乡野间的算命先生，他们是年轻的女人，是残疾的老头，是在我们日常视野外的另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媒体专业的学生，我被徐童的影像所打动，我们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所讲述的构图、精美的摄影，在徐童冗长的画面里被朴实的情感所打动，没有虚假，也没有忽悠，只是看到那一个个鲜活的人与他们世界的碰撞。
如果使用拉斯韦尔的5W理论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说（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从谁的角度上来说，徐童所代表的是底层，即那些不会被登上报纸，更不可能登上电视，在日常的主流媒体中几近消失的人们，他们在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属于被遗忘的那群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基本是这个社会最为污秽的场所，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基本处于国家法律的灰色地带。
从说了什么的角度上说，如果以徐童游民三部曲创作于2008年的《算命》来说，这个影片以中国古典小说常采用的章回体形式真实地讲述了一个残疾算命老头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与其他所处底层的人们发生的碰撞。把一个小人物与环境碰撞的命运、与其他底层人物碰撞的命运、与自己命运的前途未卜，作了诚实的叙述。从宏观上来说，徐童所诉说的是当代中国一个并不光彩的故事，他们所处的中国仅仅是时代的垃圾场，动态地承受这个时代愈发文明之后也愈发不为人熟悉的阴暗，他们的存在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每一个人都又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困惑。
就对谁说而言，徐童纪录片所面对的受众更多的是专业人士，他们大多有着一定的专业背景或者是资深的影迷，他们通过特定的渠道获取电影的展映消息，一同聚集观看，比较有意思的是徐童的独立纪录片面对的受众更多的是同样是作为独立纪录片作者的群体，这个群体组织半地下的展映与评介，相互之间提供帮助。由于受众面受到传播渠道的限制，独立纪录片的生存状态十分堪忧，部分导演在国外电影节获得荣誉之后，多数还是会回归主流视野。而徐童的纪录片，只能是专业人士与专业影迷影展看不过瘾的电驴拖拽，除此之外，即便想给予作者经济上的支持，也丝毫没有机会。
从取得了什么效果来说，徐童的电影基本不能够产生什么传播效果，拉斯韦尔理论的每一个W都是传播时间顺序按照顺时针的定位，基于之前所得出的结论，徐童的作品至多让外国人看到了一个中国底层的景致，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也一样可以拍摄非常优质的纪录片，让国内的专业人士与专业影迷认识了徐童，认识了独立纪录片，认识了他们可能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中国，认识了一系列优质的独立纪录片，说得再浮夸一点，认识了中国人还能拍出这么不可思议的纪录片。但是，也止与此，主语上的缺失，实在让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国独立纪录片在中国的影史中，始终是一个缺席的人，然而我们日常观影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人”，还是以一种倔犟的姿态“活”了下来，这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最具价值的表达。我们始终是个体，当任何生活流淌中的幸运与不幸被忽视与屏蔽，我们还是希望在一个时代中有属于自己的影子，属于对一个时代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而不再仅仅是止于海外与国内独立影展的尴尬，这个世界本来就五彩斑斓，影像也一样。
参考文献：
[1]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美]希拉·科伦·伯纳德著，孙红云译.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作者简介：
倪崑皓，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任重殊，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