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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魁自述：从澳洲起步的日子
“后来我想，我总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吧。”
十年前，我移民澳洲，一切重新开始。初到澳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首先找到一份能迅速融入环境的工作，而体力工、技术工是最现实且能很快融入社会的。我选择电工，在澳洲像电工、花匠都是薪金很高且很被尊重的职业。学习一段时间电工后，我始终放不下，因为我还是喜欢电影和电视。后来我一边上电影电视、电工两个专业的课，一边在外头打工。每天早上7点从家出门，晚上9点到家，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过得特别充实，一种很自然轻松的状态，因为我不用想太多，只要上学、打工、做想做的事情就好，摆脱了国内那种沉重的环境。从学校毕业后，我发现澳洲的电影市场很小，于是我先做了其它一些还算感兴趣的工作，例如华人记者、企业或婚礼视频制作等。在澳洲不像在中国有钱和没钱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那里大家都很平等，生活很简单，只要你努力工作，整体的社会秩序和福利都能享受到。虽然生活很充实，但后来我想，我总该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吧……
创办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
在澳洲，大大小小的电影节有上百个，其中国别类的电影节有德国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希腊电影节、挪威电影节、瑞典电影节、韩国电影节、日本电影节等等，但是唯独没有中国电影节，甚至没有个类似台湾电影节、香港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这样的华语类电影节。
为什么澳洲不能有华语电影节？
2008年，在澳洲创立华语电影节的念头从占魁的脑子中跳出来，2009年悉尼中国电影节成立。从筹备、尝试、展开共两三年时间的打磨，2011年悉尼电影节正式更名为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以下简称金考拉），这是澳洲第一个华语电影电影节。2015年，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金考拉刚刚成功举办了它的第五届，13部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作品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四个主要城市完成展映。
金考拉的“特立独行”
从免费放映到品牌效应
“如果电影都没人看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2011年金考拉举办第一届时，虽然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但买票去看电影的观众微乎其微。首先，在国外，中国观众不愿意去看中国电影；其次，澳洲大部分观众对民族性电影的兴趣本身就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从第二届金考拉开始，电影节上的所有影片展映均为免费放映。“我们创办电影节的最大意义就是让这里的人看到我们的华语电影，如果电影都没人看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决定免费放映。”
作为一个年轻的电影节，经费是占魁团队遇到的最大难题，而免费的展映方式无疑让电影节的运转多了一个资金压力。“电影是大众艺术，更多的赞助支持来自于民用企业。华语电影节和国外电影节不太样，因为它们赞助方的构成不太一样，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大都是运输、煤矿、资源等大型资源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客户群不是民间消费群体，他们赞助的更多是国家级项目。所以，华语电影节的赞助商挺难找到，而像德国、日本在国外的企业多属于社会型企业，针对的是消费群体，赞助他们的电影节比较适合。我们国家的民用企业也确实需要努力啊。”
金考拉目前的放映资金主要来源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帕斯四个市政府的资金支持，每个市政府所给予的资金仅够支持他们在当地进行的影片展映。“即使我们的经费很紧张，但是我们宁愿把钱花在电影的展映上，也不希望用在电影之外的东西上。对于未来的更为市场化的运作必须考虑，但有一条红线，就是在不影响选片、评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化运作。”
免费放映虽是压力但同时也成为金考拉长远发展的一种品牌战略。经过五年的发展和四年的免费播放，金考拉的知名度开始在圈内慢慢打开，吸引了大批澳洲观众前来观看电影。这也促成金考拉发展策略的进一步形成，即与澳洲的专业团体进行合作。在墨尔本，金考拉与当地最有名的地标性文化场馆ACMI（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合作，积累很多会员，这些人群是社会的精英，是意见表达的领袖，他们的视角直接影响到周围的很多人。“将来我们会找更多的专业人士来看我们的电影，比如现在我们和维州、悉尼的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与这些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聚集性团队进行更多交流互动。这种方法让金考拉可以发展地更快、吸引更多观众。”
评委会成员：非中文背景
“如果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能够欣赏这个电影，这一定是部能打动人的好电影。”
作为世界电影节中第一个在非华语国家（澳洲）举办的华语电影节，自2013年始，金考拉奖评委会的所有成员均限定为非中文背景的外国导演，完全以电影的元素来评审一部作品。
“我小的时候看过电影《教父》，那时候对电影没太多概念，很多地方不懂，但就看着画面都觉得好，后来还看了《克莱姆夫妇》、《金色池塘》、《辛德勒名单》、《肖申克的救赎》等等外语电影。虽然语言不通，但当时就觉得这些片子太打动人了。我想，如果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能够欣赏这个电影，这一定是部能打动人的好电影。所以，在给金考拉电影节设立奖项的时候，我希望评判这个奖的评委是不懂中文的电影导演，不掺杂任何偏颇，从纯电影角度来评审一部影片，如果他们能被打动，这部电影真的就成功了。这是我的初衷，也是创立这个电影节的意义和特色。我很钦佩这些澳洲导演的态度，他们跟我们合作多年，分文没有，但是他们能为～个片子争执一个多月，他们真的在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金考拉举办五届以来，入围和获奖的影片基本上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可能默默无闻，但是在很多国外的电影节上进行过展映，也拿过很多奖项。金考拉奖项究竟有什么样的评选标准，占魁这样答复，“其实一部电影觉得它好的部分大都是共通的，如果非要说标准，真实、有内在力量应该就是评选的标准。”
目标锁定：新锐导演
“十月对来说，年轻的新锐导演，他们的视角更开阔，想法更开放，看待问题更多方位。” 2012年，导演谢飞加入了金考拉国际电影节，并担任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渊源自此建立。这一年是金考拉国际电影节创立以来的第二届，入围的电影中有知名导演的作品，也有其它新锐导演的新片入围。例如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个成名的导演，优秀的团队，多年的沉淀、耗资上千万人民币拍摄的影片，这和新导演有着天南地北的差距。看上去影，片这样很丰富多元，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占魁形容，这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和一个短跑选手在比赛’。
“我特别幸运在2012年认识了谢飞老师，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电影界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有国际视角的导演。他给了我很多建议，推荐了很多好电影。对他我一直心存感激。对于作品水平不一的问题，谢飞老师建议我把定位更加明确，让评选的作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从第二届开始，金考拉只招收新锐导演的华语电影作品，只需符合两个要求——三部作品之内的导演和华语电影。除此之外，对电影的地域、类型没有限制。”
将目标仅仅锁定在“新锐导演”上，这是否也正意味着限定了电影节的内容选择。对此占魁有他自己深远考虑：“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没有良好的环境去做一件事情，专注且深入地去着手某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另外，目前中国一些导演一旦成名后作品基本上都停滞不前，这是他们的局限性。相对来说，年轻导演的视角更开阔，想法更开放，看待问题更多方位。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帮助到中国有想法的年轻人，起码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我们和澳洲的电影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可以帮助电影人做一些中澳合作项目，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五年来，澳洲导演协会一直连续与金考拉合作，这也正说明了新锐导演确实带给他们想要看到的作品，他们通过这些年轻人的视角看到了中国电影人的思想、中国电影的变化，还有中国电影的状态。”
从金考拉看中国近年电影市场
“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
金考拉电影节收到的电影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入围作品的数量一直没变。占魁坦言每年看到的好华语影片确实不多，“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太浮躁和商业化了，不仅仅是电影，各行各业都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电影界形成一种‘忽悠’的风气，动嘴的比动腿的还赚钱。电影和制造业一样，没有一个好的团队，不把前用在产品本身的研发上，你做出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家精准。现在很多电影人不把钱花在电影本身，而是电影之外的东西上，这是很需要扭转的观念。
我们的电影节并不标榜艺术，不限定每个导演的作品都必须有很深的思想性，但至少电影在风格、结构、摄影、剪辑、音乐等某个方面非常突出。以入围第五届金考拉的几部作品为例，电影《僵尸》虽然没什么很深邃的思想，但整体风格把握得很好，独特但不突兀；《老男孩猛虎过江》作为肖央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故事流畅，结构完整；《蓝色骨头》、《胜利》都是艺术性很强的电影。今年我们特别推荐《翩翩起舞的姑娘》，这部电影让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做电影的。”
电影是一个文化现象，特别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法国、英国会有专门的支持政策，澳洲本土的电影导演拍摄一部电影，政府会给40%的反税。很多国家为什么愿意支持电影，而且支持力度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很清楚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宣扬国家主义的窗口。占魁说，“希望中国电影市场逐步开放，给电影创作空间的同时，国家对艺术电影也能开始有一定资助，让电影真正地百花齐放，这样一定会有好电影诞生。”
让金考拉成为澳洲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金考拉能和澳洲人的生活紧紧绑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是真正的成功。”
澳洲一共有五个主要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前四个城市是五届金考拉的主要展映城市，而阿德莱德将成为第五个举办城市。这意味着从受众人数和分布区域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将覆盖整个澳洲。金考拉每年的举办时间恰好是春节，占魁的目标是让金考拉成为每年春节一个标志性的活动，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金考拉能和澳洲人的生活紧紧绑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会真正的成功。”
一届届下来，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的体系越来越完整，选片质量越来越精准，知名度也在圈内慢慢打开。占魁说，他没有促进两国文化交流那种宏大的理想，他所期望金考拉最好的状态就是，澳洲观众看到优秀的华语电影之余，能让所有入围的影片主创都来到澳大利亚，和这里的观众、电影人跨越语言的鸿沟面对面交流。对于电影本身而言，占魁的这个所谓的“小”理想就是中国电影的大所为。
“后来我想，我总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吧。”
十年前，我移民澳洲，一切重新开始。初到澳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首先找到一份能迅速融入环境的工作，而体力工、技术工是最现实且能很快融入社会的。我选择电工，在澳洲像电工、花匠都是薪金很高且很被尊重的职业。学习一段时间电工后，我始终放不下，因为我还是喜欢电影和电视。后来我一边上电影电视、电工两个专业的课，一边在外头打工。每天早上7点从家出门，晚上9点到家，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过得特别充实，一种很自然轻松的状态，因为我不用想太多，只要上学、打工、做想做的事情就好，摆脱了国内那种沉重的环境。从学校毕业后，我发现澳洲的电影市场很小，于是我先做了其它一些还算感兴趣的工作，例如华人记者、企业或婚礼视频制作等。在澳洲不像在中国有钱和没钱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那里大家都很平等，生活很简单，只要你努力工作，整体的社会秩序和福利都能享受到。虽然生活很充实，但后来我想，我总该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吧……
创办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
在澳洲，大大小小的电影节有上百个，其中国别类的电影节有德国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希腊电影节、挪威电影节、瑞典电影节、韩国电影节、日本电影节等等，但是唯独没有中国电影节，甚至没有个类似台湾电影节、香港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这样的华语类电影节。
为什么澳洲不能有华语电影节？
2008年，在澳洲创立华语电影节的念头从占魁的脑子中跳出来，2009年悉尼中国电影节成立。从筹备、尝试、展开共两三年时间的打磨，2011年悉尼电影节正式更名为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以下简称金考拉），这是澳洲第一个华语电影电影节。2015年，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金考拉刚刚成功举办了它的第五届，13部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作品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四个主要城市完成展映。
金考拉的“特立独行”
从免费放映到品牌效应
“如果电影都没人看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2011年金考拉举办第一届时，虽然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但买票去看电影的观众微乎其微。首先，在国外，中国观众不愿意去看中国电影；其次，澳洲大部分观众对民族性电影的兴趣本身就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从第二届金考拉开始，电影节上的所有影片展映均为免费放映。“我们创办电影节的最大意义就是让这里的人看到我们的华语电影，如果电影都没人看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决定免费放映。”
作为一个年轻的电影节，经费是占魁团队遇到的最大难题，而免费的展映方式无疑让电影节的运转多了一个资金压力。“电影是大众艺术，更多的赞助支持来自于民用企业。华语电影节和国外电影节不太样，因为它们赞助方的构成不太一样，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大都是运输、煤矿、资源等大型资源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客户群不是民间消费群体，他们赞助的更多是国家级项目。所以，华语电影节的赞助商挺难找到，而像德国、日本在国外的企业多属于社会型企业，针对的是消费群体，赞助他们的电影节比较适合。我们国家的民用企业也确实需要努力啊。”
金考拉目前的放映资金主要来源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帕斯四个市政府的资金支持，每个市政府所给予的资金仅够支持他们在当地进行的影片展映。“即使我们的经费很紧张，但是我们宁愿把钱花在电影的展映上，也不希望用在电影之外的东西上。对于未来的更为市场化的运作必须考虑，但有一条红线，就是在不影响选片、评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化运作。”
免费放映虽是压力但同时也成为金考拉长远发展的一种品牌战略。经过五年的发展和四年的免费播放，金考拉的知名度开始在圈内慢慢打开，吸引了大批澳洲观众前来观看电影。这也促成金考拉发展策略的进一步形成，即与澳洲的专业团体进行合作。在墨尔本，金考拉与当地最有名的地标性文化场馆ACMI（澳大利亚活动影像中心）合作，积累很多会员，这些人群是社会的精英，是意见表达的领袖，他们的视角直接影响到周围的很多人。“将来我们会找更多的专业人士来看我们的电影，比如现在我们和维州、悉尼的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与这些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聚集性团队进行更多交流互动。这种方法让金考拉可以发展地更快、吸引更多观众。”
评委会成员：非中文背景
“如果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能够欣赏这个电影，这一定是部能打动人的好电影。”
作为世界电影节中第一个在非华语国家（澳洲）举办的华语电影节，自2013年始，金考拉奖评委会的所有成员均限定为非中文背景的外国导演，完全以电影的元素来评审一部作品。
“我小的时候看过电影《教父》，那时候对电影没太多概念，很多地方不懂，但就看着画面都觉得好，后来还看了《克莱姆夫妇》、《金色池塘》、《辛德勒名单》、《肖申克的救赎》等等外语电影。虽然语言不通，但当时就觉得这些片子太打动人了。我想，如果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能够欣赏这个电影，这一定是部能打动人的好电影。所以，在给金考拉电影节设立奖项的时候，我希望评判这个奖的评委是不懂中文的电影导演，不掺杂任何偏颇，从纯电影角度来评审一部影片，如果他们能被打动，这部电影真的就成功了。这是我的初衷，也是创立这个电影节的意义和特色。我很钦佩这些澳洲导演的态度，他们跟我们合作多年，分文没有，但是他们能为～个片子争执一个多月，他们真的在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金考拉举办五届以来，入围和获奖的影片基本上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可能默默无闻，但是在很多国外的电影节上进行过展映，也拿过很多奖项。金考拉奖项究竟有什么样的评选标准，占魁这样答复，“其实一部电影觉得它好的部分大都是共通的，如果非要说标准，真实、有内在力量应该就是评选的标准。”
目标锁定：新锐导演
“十月对来说，年轻的新锐导演，他们的视角更开阔，想法更开放，看待问题更多方位。” 2012年，导演谢飞加入了金考拉国际电影节，并担任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渊源自此建立。这一年是金考拉国际电影节创立以来的第二届，入围的电影中有知名导演的作品，也有其它新锐导演的新片入围。例如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个成名的导演，优秀的团队，多年的沉淀、耗资上千万人民币拍摄的影片，这和新导演有着天南地北的差距。看上去影，片这样很丰富多元，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占魁形容，这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和一个短跑选手在比赛’。
“我特别幸运在2012年认识了谢飞老师，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电影界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有国际视角的导演。他给了我很多建议，推荐了很多好电影。对他我一直心存感激。对于作品水平不一的问题，谢飞老师建议我把定位更加明确，让评选的作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从第二届开始，金考拉只招收新锐导演的华语电影作品，只需符合两个要求——三部作品之内的导演和华语电影。除此之外，对电影的地域、类型没有限制。”
将目标仅仅锁定在“新锐导演”上，这是否也正意味着限定了电影节的内容选择。对此占魁有他自己深远考虑：“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没有良好的环境去做一件事情，专注且深入地去着手某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另外，目前中国一些导演一旦成名后作品基本上都停滞不前，这是他们的局限性。相对来说，年轻导演的视角更开阔，想法更开放，看待问题更多方位。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帮助到中国有想法的年轻人，起码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我们和澳洲的电影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可以帮助电影人做一些中澳合作项目，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五年来，澳洲导演协会一直连续与金考拉合作，这也正说明了新锐导演确实带给他们想要看到的作品，他们通过这些年轻人的视角看到了中国电影人的思想、中国电影的变化，还有中国电影的状态。”
从金考拉看中国近年电影市场
“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
金考拉电影节收到的电影数量在逐年增加，但入围作品的数量一直没变。占魁坦言每年看到的好华语影片确实不多，“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太浮躁和商业化了，不仅仅是电影，各行各业都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电影界形成一种‘忽悠’的风气，动嘴的比动腿的还赚钱。电影和制造业一样，没有一个好的团队，不把前用在产品本身的研发上，你做出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家精准。现在很多电影人不把钱花在电影本身，而是电影之外的东西上，这是很需要扭转的观念。
我们的电影节并不标榜艺术，不限定每个导演的作品都必须有很深的思想性，但至少电影在风格、结构、摄影、剪辑、音乐等某个方面非常突出。以入围第五届金考拉的几部作品为例，电影《僵尸》虽然没什么很深邃的思想，但整体风格把握得很好，独特但不突兀；《老男孩猛虎过江》作为肖央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故事流畅，结构完整；《蓝色骨头》、《胜利》都是艺术性很强的电影。今年我们特别推荐《翩翩起舞的姑娘》，这部电影让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做电影的。”
电影是一个文化现象，特别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法国、英国会有专门的支持政策，澳洲本土的电影导演拍摄一部电影，政府会给40%的反税。很多国家为什么愿意支持电影，而且支持力度很大，原因就是他们很清楚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宣扬国家主义的窗口。占魁说，“希望中国电影市场逐步开放，给电影创作空间的同时，国家对艺术电影也能开始有一定资助，让电影真正地百花齐放，这样一定会有好电影诞生。”
让金考拉成为澳洲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金考拉能和澳洲人的生活紧紧绑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就是真正的成功。”
澳洲一共有五个主要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前四个城市是五届金考拉的主要展映城市，而阿德莱德将成为第五个举办城市。这意味着从受众人数和分布区域上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将覆盖整个澳洲。金考拉每年的举办时间恰好是春节，占魁的目标是让金考拉成为每年春节一个标志性的活动，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金考拉能和澳洲人的生活紧紧绑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会真正的成功。”
一届届下来，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的体系越来越完整，选片质量越来越精准，知名度也在圈内慢慢打开。占魁说，他没有促进两国文化交流那种宏大的理想，他所期望金考拉最好的状态就是，澳洲观众看到优秀的华语电影之余，能让所有入围的影片主创都来到澳大利亚，和这里的观众、电影人跨越语言的鸿沟面对面交流。对于电影本身而言，占魁的这个所谓的“小”理想就是中国电影的大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