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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
姚玳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从《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到《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以下简为《文化演绎中的图像》），学者姚玳玫一直在努力探索与实践的是，如何对文学作品与包括了摄影、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作品这两者，通过精细解读的方式来建立起某种有关近现代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无论是讨论女性有关自身的表征实践，还是讨论文学与图像之间的互涉关系，姚玳玫始终把她对于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的仔细梳理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脉络中。所谓“文化演绎”，在她看来，那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文化’面临着被重新组织、编码、解释、赋予意义这样一种现实”。而在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改革实践中，她认为“图像作为一种符码”，参与了“新的文化意义生产与交流的实践”。图像叙事因此“被纳入到近现代文化叙事的主渠道中，成为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循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结合对于文学文本的细读，来审察近现代图像叙事的流变生成，于考察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和循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一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美术个案的解读，姚玳玫要处理的是语言与形象的关系。但她在此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兴趣，其实更多地在于探讨形象作为一种符码，它能够说什么或者说它不能够说什么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与语言相异的形象这个媒介所产生的表征与表现以及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交流的问题。当然，对于文化本身的讨论，更吸引人的是把对于语言与形象这两者关系的讨论统合于某种更为整一性的阐释实践中，由此更鲜明地揭示或者生产出某种新的意义与认识来。《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也是这种努力与具体实践的一个具体成果。
《文化演绎中的图像》的第一章讨论图像中的女性形象的型构，包括了为时事新闻和文学作品做图示说明的插图、肖像摄影、女性自画像、出自男性画家之手的女性绘画形象等多方面的特质各异的表征手段与实践。如果说插图这一形式决定了它要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文学与新闻叙事的话，那么本书中讨论的肖像摄影，则包括了从确认深宫中的女性身份地位的肖像照片到经过男性之手流入消费过程的女性肖像，以及成为国族话语中的象征符码的名人肖像照片等多种形态。她对这些照片的讨论，既顾及到肖像摄影的多种形式，也同时呈现了一种肖像摄影作品形态的丰富的演变过程。而自画像这一样式则更具有一种相对独立于文学的表征自主性，因此也可能更有利于作为创造者的女性用之于探索与建构自我。因此，被姚玳玫所聚合在本章中的各类视觉艺术样式及作品，其实服务于她的一个根本目标，那就是考察时代变迁中的同时作为创造者与被观看者的女性所承载的社会角色与作用。由于焦点锁定在现代女性形象的构型与变化这个问题上，因此她在这里所讨论的，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社会性别（gende）与样式（genre）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即gender与genre之关系也。我们看过她的细致的讨论，不得不发出这样的问题：在无论是女性表征自我还是被表征的实践中，样式是可能中立、超然于女性形象建构这个问题之上吗？因为社会性别而被派定了角色之后，是不是还存在着根据被派定的角色再来派定样式而表征之的可能？当然，这样的讨论，最终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个问题。
而本书第二章则专注于讨论中外现代美术在中国的传播/变形以及伴随发生的各种问题。比如，姚玳玫从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等四个中国文学家对于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集所写的四篇序言着手，从译介这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理解展开读解，来讨论她所说的“图像背后的文化制衡”的问题。通过对这四个中国作家的不同序文的细读，她发现，对于麦绥莱勒的四个不同作品，四个中国作家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再叙述。在她看来，鲁迅是左翼叙事，郁达夫属于城市叙事，叶灵凤当然是个人欲望叙事，而赵家璧却无法摆脱通俗言情叙事的束缚。这四个中国作家同时阐释一个外国画家的不同作品，在当时罕见，而且因为这种分属不同文学取向的阅读分配而使得我们对于麦绥莱勒的作品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可能。她同时也发现，这种通过译介来突出自己的文学观，以一种主动为之的解释（也是某种扭曲）来使被译介的作品就范、服务于自己的现实观与文学观，使得译介这个过程成为了姚玳玫所说的“自我与他者不断在消除对立性、互为吸纳、改造并获得整合、统一的过程”。而这也许就是图像在文化演绎中所面临的命运之一。图像既在进行具有自主性的叙述，也同时被其他形式所叙述，而且在这种被叙述中，“图像叙事的能指不断扩大”。
对于这样的跨越了文学与美术这两个不同学科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其困难自不待言。姚玳玫在充分意识到了不同文本的属性有明显差异而且研究方法也较难统合的前提之下，尝试在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过程中考察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显然是一个艰难但同时又是充满了诱惑与可能性的任务。
（责任编辑 王倩）
姚玳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从《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到《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以下简为《文化演绎中的图像》），学者姚玳玫一直在努力探索与实践的是，如何对文学作品与包括了摄影、绘画在内的视觉艺术作品这两者，通过精细解读的方式来建立起某种有关近现代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无论是讨论女性有关自身的表征实践，还是讨论文学与图像之间的互涉关系，姚玳玫始终把她对于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的仔细梳理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脉络中。所谓“文化演绎”，在她看来，那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文化’面临着被重新组织、编码、解释、赋予意义这样一种现实”。而在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改革实践中，她认为“图像作为一种符码”，参与了“新的文化意义生产与交流的实践”。图像叙事因此“被纳入到近现代文化叙事的主渠道中，成为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循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结合对于文学文本的细读，来审察近现代图像叙事的流变生成，于考察近现代文化意义的生产、交流和循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一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学与美术个案的解读，姚玳玫要处理的是语言与形象的关系。但她在此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学术兴趣，其实更多地在于探讨形象作为一种符码，它能够说什么或者说它不能够说什么这个问题上。这也是与语言相异的形象这个媒介所产生的表征与表现以及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交流的问题。当然，对于文化本身的讨论，更吸引人的是把对于语言与形象这两者关系的讨论统合于某种更为整一性的阐释实践中，由此更鲜明地揭示或者生产出某种新的意义与认识来。《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也是这种努力与具体实践的一个具体成果。
《文化演绎中的图像》的第一章讨论图像中的女性形象的型构，包括了为时事新闻和文学作品做图示说明的插图、肖像摄影、女性自画像、出自男性画家之手的女性绘画形象等多方面的特质各异的表征手段与实践。如果说插图这一形式决定了它要在相当程度上服务于文学与新闻叙事的话，那么本书中讨论的肖像摄影，则包括了从确认深宫中的女性身份地位的肖像照片到经过男性之手流入消费过程的女性肖像，以及成为国族话语中的象征符码的名人肖像照片等多种形态。她对这些照片的讨论，既顾及到肖像摄影的多种形式，也同时呈现了一种肖像摄影作品形态的丰富的演变过程。而自画像这一样式则更具有一种相对独立于文学的表征自主性，因此也可能更有利于作为创造者的女性用之于探索与建构自我。因此，被姚玳玫所聚合在本章中的各类视觉艺术样式及作品，其实服务于她的一个根本目标，那就是考察时代变迁中的同时作为创造者与被观看者的女性所承载的社会角色与作用。由于焦点锁定在现代女性形象的构型与变化这个问题上，因此她在这里所讨论的，同时也是一个有关社会性别（gende）与样式（genre）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问题，即gender与genre之关系也。我们看过她的细致的讨论，不得不发出这样的问题：在无论是女性表征自我还是被表征的实践中，样式是可能中立、超然于女性形象建构这个问题之上吗？因为社会性别而被派定了角色之后，是不是还存在着根据被派定的角色再来派定样式而表征之的可能？当然，这样的讨论，最终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个问题。
而本书第二章则专注于讨论中外现代美术在中国的传播/变形以及伴随发生的各种问题。比如，姚玳玫从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等四个中国文学家对于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集所写的四篇序言着手，从译介这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理解展开读解，来讨论她所说的“图像背后的文化制衡”的问题。通过对这四个中国作家的不同序文的细读，她发现，对于麦绥莱勒的四个不同作品，四个中国作家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再叙述。在她看来，鲁迅是左翼叙事，郁达夫属于城市叙事，叶灵凤当然是个人欲望叙事，而赵家璧却无法摆脱通俗言情叙事的束缚。这四个中国作家同时阐释一个外国画家的不同作品，在当时罕见，而且因为这种分属不同文学取向的阅读分配而使得我们对于麦绥莱勒的作品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可能。她同时也发现，这种通过译介来突出自己的文学观，以一种主动为之的解释（也是某种扭曲）来使被译介的作品就范、服务于自己的现实观与文学观，使得译介这个过程成为了姚玳玫所说的“自我与他者不断在消除对立性、互为吸纳、改造并获得整合、统一的过程”。而这也许就是图像在文化演绎中所面临的命运之一。图像既在进行具有自主性的叙述，也同时被其他形式所叙述，而且在这种被叙述中，“图像叙事的能指不断扩大”。
对于这样的跨越了文学与美术这两个不同学科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其困难自不待言。姚玳玫在充分意识到了不同文本的属性有明显差异而且研究方法也较难统合的前提之下，尝试在近现代文化演绎的过程中考察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显然是一个艰难但同时又是充满了诱惑与可能性的任务。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