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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的学生来说，高考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能够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心仪的大学，可以说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自然值得亲朋好友汇聚一堂，分享喜悦。面对商机，各大酒楼饭店纷纷打出“升学宴”的旗号，引领了一波消费潮流，“升学宴”也成为社会热议的“后高考现象”。其实“升学宴”古已有之，而且名目之多、排场之大、气氛之热烈，远非今日“升学宴”可比。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便成为后世王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考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考生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一次盛典与狂欢。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向来被视为“公卿之选”，及第之后自然是官场得意，平步青云，因此，新科进士们总要大肆庆祝一番。唐代著名诗人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反映的就是进士们登龙门之后一系列的游宴活动。
琼林宴
在这一场场的宴会之中，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名目，如杏园宴、牡丹宴、相识宴、打毬宴、看佛牙宴、月灯宴、樱桃宴、闻喜宴、烧尾宴，等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曲江宴。《唐摭言》记述说，在举行曲江宴时，“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整个长安城都处于沸腾的状态。
时至宋代，进士的地位更高。诗人杨万里诗曰：“殿上传胪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名列金榜简直如位列仙班一样。在宴会组织上，也一改唐代进士自行组织的情况，改由皇家赐宴。为人熟知的琼林宴，因在宋代皇帝的私家园林—琼林苑中举行而得名。虽然宋代宴会名目相对唐代减少，但是宴会规格更高。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趋于稳定与成熟，形成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考试模式。各省组织乡试之后，要为中举的举子举行鹿鸣宴，一是取“鹿”“禄”谐音，祝愿新晋举子来年殿试高中，将来高官厚禄；二是借群鹿分享食物的美德，委婉劝诫举子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不忘桑梓，造福乡里。殿试发榜之后，新科进士还能享受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等高级待遇。
与如今的“升学宴”气氛略显随意不同，古代的“升学宴”虽然热闹，却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
在唐代，期集（特指唐宋时进士及第后按惯例聚集游宴）还只是進士同年之间的私人社交活动，但繁文缛节已是不少，进士们记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唐代的民间经济组织—进士团就应运而生。进士团专门负责组织进士的宴饮活动，引导进士们按照固定的礼仪规范拜见座主，交谊同年。如此一来，唐代进士期集期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承载着不同的礼仪功能。
如上文所言，时至宋代，“天子门生”的观念大盛，进士期集也不再是及第进士们私下的活动，而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庆典。皇帝不仅要举行琼林宴，宴请新科进士，还要参与进士期集的管理，因而相对于唐代，宋代的进士宴会礼仪性更加突出。宋人吴泳说：“宴序古来元有礼，鹿鸣废后更无诗。”据祝尚书教授研究，北宋时期，朝廷尚用唐制，各地在发解举子到省之前， 州郡长官或转运司照例要为他们饯行。
“靖康之难”以后，随着学校的重建，鹿鸣宴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礼部还下发了《乡饮酒矩范仪制》，在仪制上对全国各地举行的鹿鸣宴进行统一。李心传的《朝野杂记》记载了鹿鸣宴的仪制流程，其仪有“肃宾、祭酒、宾酬、主献……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同时，“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由此可知，仅鹿鸣宴一场宴会就包含了12个流程，且因为规定行礼时的主人“州以郡守，县以县令”，都是以当地主政的父母官为主，所以这些流程更不能随意简化，必须照章执行。
鹿鸣宴
无故缺席鹿鸣宴的人，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行礼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者，前期具状免，擅自不赴者，除其籍”。南宋著名文学家周必大曾因故不能参加鹿鸣宴，也要向当地父母官告假。这一言辞恳切的“请假条”保存在周必大的文集之中，我们得以一领古代文豪的风采，其文曰：“伏蒙台慈，特枉华翰，俾预兴宾之礼，且观劝驾之光。属此抱疴，阴于缀席，其为愧感，罔极敷陈。”
当然，由于礼仪规制太过繁琐，鹿鸣宴已遭到时人批评。南宋大儒朱熹说：“如乡饮酒礼（鹿鸣宴），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恰。”朱熹认为鹿鸣宴繁文缛节过多，简直是强人所难，不如简化仪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方举办的鹿鸣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更何况是由皇帝主导的全国性的琼林宴！南宋文天祥状元及第时，留下《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诗中写道：“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短短五十余字，琼林宴的恢弘场面跃然纸上。
与今日“升学宴”多在饭店酒楼中举行不同，古人的宴会地点多选在花繁水秀的名苑之中。
唐代最为人重视的曲江宴，即因举办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而得名。曲江池原名芙蓉池，烟水明媚，水道曲折，两岸花卉繁茂，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名胜。除此之外，唐代还有杏园宴。杏园宴的地点选在曲江池附近的杏园内。其他诸如牡丹宴、月灯宴等，从名称即可看出是以观赏牡丹、月灯为由头的宴会。
名目繁多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便成为后世王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考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考生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一次盛典与狂欢。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向来被视为“公卿之选”，及第之后自然是官场得意，平步青云，因此，新科进士们总要大肆庆祝一番。唐代著名诗人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反映的就是进士们登龙门之后一系列的游宴活动。
在这一场场的宴会之中，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名目，如杏园宴、牡丹宴、相识宴、打毬宴、看佛牙宴、月灯宴、樱桃宴、闻喜宴、烧尾宴，等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曲江宴。《唐摭言》记述说，在举行曲江宴时，“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整个长安城都处于沸腾的状态。
时至宋代，进士的地位更高。诗人杨万里诗曰：“殿上传胪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名列金榜简直如位列仙班一样。在宴会组织上，也一改唐代进士自行组织的情况，改由皇家赐宴。为人熟知的琼林宴，因在宋代皇帝的私家园林—琼林苑中举行而得名。虽然宋代宴会名目相对唐代减少，但是宴会规格更高。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趋于稳定与成熟，形成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考试模式。各省组织乡试之后，要为中举的举子举行鹿鸣宴，一是取“鹿”“禄”谐音，祝愿新晋举子来年殿试高中，将来高官厚禄；二是借群鹿分享食物的美德，委婉劝诫举子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不忘桑梓，造福乡里。殿试发榜之后，新科进士还能享受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等高级待遇。
仪制繁芜
与如今的“升学宴”气氛略显随意不同，古代的“升学宴”虽然热闹，却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
在唐代，期集（特指唐宋时进士及第后按惯例聚集游宴）还只是進士同年之间的私人社交活动，但繁文缛节已是不少，进士们记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唐代的民间经济组织—进士团就应运而生。进士团专门负责组织进士的宴饮活动，引导进士们按照固定的礼仪规范拜见座主，交谊同年。如此一来，唐代进士期集期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承载着不同的礼仪功能。
如上文所言，时至宋代，“天子门生”的观念大盛，进士期集也不再是及第进士们私下的活动，而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庆典。皇帝不仅要举行琼林宴，宴请新科进士，还要参与进士期集的管理，因而相对于唐代，宋代的进士宴会礼仪性更加突出。宋人吴泳说：“宴序古来元有礼，鹿鸣废后更无诗。”据祝尚书教授研究，北宋时期，朝廷尚用唐制，各地在发解举子到省之前， 州郡长官或转运司照例要为他们饯行。
“靖康之难”以后，随着学校的重建，鹿鸣宴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礼部还下发了《乡饮酒矩范仪制》，在仪制上对全国各地举行的鹿鸣宴进行统一。李心传的《朝野杂记》记载了鹿鸣宴的仪制流程，其仪有“肃宾、祭酒、宾酬、主献……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同时，“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由此可知，仅鹿鸣宴一场宴会就包含了12个流程，且因为规定行礼时的主人“州以郡守，县以县令”，都是以当地主政的父母官为主，所以这些流程更不能随意简化，必须照章执行。
无故缺席鹿鸣宴的人，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行礼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者，前期具状免，擅自不赴者，除其籍”。南宋著名文学家周必大曾因故不能参加鹿鸣宴，也要向当地父母官告假。这一言辞恳切的“请假条”保存在周必大的文集之中，我们得以一领古代文豪的风采，其文曰：“伏蒙台慈，特枉华翰，俾预兴宾之礼，且观劝驾之光。属此抱疴，阴于缀席，其为愧感，罔极敷陈。”
当然，由于礼仪规制太过繁琐，鹿鸣宴已遭到时人批评。南宋大儒朱熹说：“如乡饮酒礼（鹿鸣宴），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恰。”朱熹认为鹿鸣宴繁文缛节过多，简直是强人所难，不如简化仪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方举办的鹿鸣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更何况是由皇帝主导的全国性的琼林宴！南宋文天祥状元及第时，留下《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诗中写道：“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短短五十余字，琼林宴的恢弘场面跃然纸上。
地点选取
与今日“升学宴”多在饭店酒楼中举行不同，古人的宴会地点多选在花繁水秀的名苑之中。
唐代最为人重视的曲江宴，即因举办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而得名。曲江池原名芙蓉池，烟水明媚，水道曲折，两岸花卉繁茂，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名胜。除此之外，唐代还有杏园宴。杏园宴的地点选在曲江池附近的杏园内。其他诸如牡丹宴、月灯宴等，从名称即可看出是以观赏牡丹、月灯为由头的宴会。